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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第23夜 长寿公园的凡·高与卡门一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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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1
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几天前,公园附近发生了一桩杀人案。被害人是女性,二十五岁,在对面大楼上班。警方给我看了照片,我还记得这张脸。去年,夏日黄昏。我没开车,在长寿公园门口的车站。相隔一步之遥,她穿着白裙子,风吹起裙裾,小腿光滑而耀眼。我稍微侧身,瞥见一双乌黑眼珠,眉毛浓密黛黑,连眼睑也是黑的,应是化妆的效果。胳膊裸露在袖子外,纤细手指拎着包带。她的头发漆黑粗亮,被风吹得不是一根根而是一蓬蓬扬起,如同母乌鸦的翅膀。当她蓦然回头,看我的讶异眼神,像要对我说话。不知是有自行车穿过,还是其他什么见了鬼的缘故,她突然背过身去。公交车来了,我随着人群上车,回头已不见人影。
第二次见到她是三个月前,我在阳台俯瞰长寿公园,看到有个年轻男人,手捧画架,像是在素描。他对着一个红裙女子,雕塑似的,坐在榆树下的小板凳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长寿公园画人像,我抽出望远镜,在取景框里找到他们。
没错,我还记得她的面孔,乌黑的眼睛,乌鸦翅膀般的头发。
端着望远镜看了五分钟,她几乎保持同一姿势,嘴里说着些什么。画画的男人没停过,一会儿观察他的模特儿,一会儿用笔勾勒出她的轮廓。
从此以后,我都会拿出望远镜,注意长寿公园那个角落。每逢午后或黄昏,就会看到画画的男人。你在旅游景点一定看到过那种人,摆着刘德华或王菲或谢霆锋的素描肖像招揽生意,你要是扔一百块钱坐在他面前,画出来的往往连你自己都不认识。
大多数时候,他无人问津,要么自己在画架上涂抹颜料,要么仰天发呆——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长寿公园眺望的天空,被四周高楼切成碎片,像困在井底的青蛙抬头所见。
昨天,警察告诉我,就是他杀了她。
2
凶手叫高凡。他今年二十五岁,南方人,出生在福建的一座小城市。那地方离海不远,也就十来公里,但隔着两座山。高凡长到十八岁,除了在电视和电影中,连大海的影子都没见着过。小城是阴冷的,常年飘着乌云,全年晒太阳的日子屈指可数。雨季潮湿得让人心里发霉长毛,被子、衣服许多天也晾不干,就算不尿床,晚上缩在被窝里都能挤出一床水来。小城也是混乱的,飘满燕饺鱼蛋和云吞气味的街上,荷尔蒙过剩的少年们,除了打《魔兽世界》和谈恋爱,还会拿着板砖或小刀追来逐去。县城一中每学期都会闹出人命,再开启下一学期复仇模式。
死者是凶手的中学同学,她叫阚萌,但高凡只管她叫卡门。
卡门外表早熟,十四岁就被人误以为大姑娘,穿着高跟鞋走在街上了。她妈是开发廊的,门口亮着暧昧的灯。卡门最后一次见到爸爸,还是七岁那年。他们那个地方,是全国有名的偷渡之乡。她爸被蛇头带去欧洲,每个月寄些钱回来,仅此而已。有种说法是他爸在维也纳,欠了地下赌场的钱,打了很多年黑工。也有人说他跟一个吉卜赛女人同居,生了一堆混血孩子,改行占星算命,再也不会回来了。
初中入学的那天,只一眼,高凡就迷上了卡门。卡门是那样一种女孩子,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无论晚礼服、睡衣、情趣内衣,哪怕土得掉渣的中学校服,都不会改变身上独有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她总是独自坐在某个高处的风口,让头发翅膀般扬起,似乎随时会带着自己乘风而去直上云霄。她的眼神让人无法接近,黑得像一汪幽暗的潭水,隐藏于岩石缝隙,只有最不要命的“小野兽”才敢下去饮水,而后被淹死在深不见底的漩涡里。
但高凡不在乎。卡门虽然不爱跟同学们交流,却是班里的神婆,最早暗地里传播星座与塔罗牌。也是从她的口中,高凡才知道自己太阳星座是白羊,月亮星座在射手。她经常拿张纸算来算去,根据黄道十二宫,说谁谁谁要撞桃花运,谁谁谁是双鱼座又要犯不靠谱的毛病了。
有天晚自习,人们问她能不能算未来的命运,包括每个人的寿命。她说不但能算出你们哪年哪月挂掉,还能算出何时结婚生子,命中几次婚姻,命中又有几子。
忽然,高凡挤到她面前,说:“能算一算我会活多久吗?”教室里一片沉默,卡门皱起眉头,凛冽的眼神迎着高凡的目光,乌黑的眼睛透着不可捉摸的光芒。她把别人都赶走了,夜晚的自习教室里,只剩下高凡和卡门两个人。
卡门根据高凡的生日,还有他的面相加手相,算了足足半个钟头,额头上沁出一串汗珠,脸色更加苍白,摇头说:“你走吧,我不想告诉你结果。”
“没关系,说吧,反正我也不信的。”“不后悔?”
“不后悔。”卡门摊开一张纸条,只有两个阿拉伯数字:2和6。“我活不过二十六岁吗?”十六岁的卡门不再回答。“那你算过自己的命吗?”“没有,自己的命运是不可以自己算的。”
那一年,卡门和高凡都考进了县城的高中。人们都说高凡有希望考上一本院校。至于卡门嘛,虽然星座塔罗牌算得很溜,但数学从没及格过,高中能毕业就不错了。
高三,上半学期,秋天。犹豫和酝酿了两个月后,高凡第一次邀请卡门出去玩。当他结结巴巴说出口,等待冷言拒绝或是一个耳光,卡门却大大方方地回答“:好啊,去哪里玩?星期天吗?”
星期天,清晨七点,他骑着一辆黑色捷安特自行车,来到卡门家开的发廊门口。
洗头的四川小妹招呼他进去,他腼腆地躲进旁边的巷子。等了三个钟头,卡门才起床,洗完脸,梳好头,换上一身运动装,长发束在脑后,坐上自行车后座。
高凡用力蹬着自行车,并不觉得卡门有多少分量。她双手揽住高凡的腰,侧脸贴着他的后背。幸福来得太突然,毫无防备,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此之前,他们连小纸条都没传过,更别说逛大街看电影吃消夜还有开房之类的了。他后悔以前要是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早就成真了呢。
骑车出了县城,到了田野间的公路上,他才回头大声说:“卡门,我带你去看麦田。”
“好啊!”卡门抬头对着秋日的天空回答。他努力地蹬着脚踏板,继续吼道:“我还要带你去看向日葵!”“太好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向日葵呢。”整整一天,高凡骑遍了全县的七个镇五个乡,包括隔壁县的两个乡,翻过了十几座桥,转了好多次盘山路,除了还没收割的水稻田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没看到过一片麦田,更不用提向日葵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麦田和向日葵呢?”“嗯,我想要画麦田或者向日葵。”“真的想要考美术学院?”
“是啊。”“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种麦子吗?”“我……不知道……对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傻瓜!”
直到高中毕业,高凡才明白自己太蠢了,卡门不过是想有一个出去玩的理由罢了,就算提议去看火葬场,她也会答应的。
那天下午,当他骑着自行车直到山的那边,第一次看到乱石堆积的黑色滩涂,两条腿就抽筋了。卡门让他下来坐到后座上,换她到前面骑。这女孩的双腿真有劲儿啊,骑得比男生快多了,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高凡当然不能搂着她的腰,只能抓紧自行车后座的铁杆,鼻子与她的后颈项保持五厘米,使劲闻着她发间的气息,难免有几根发丝沾上嘴唇。古人说的香汗是真的啊,高凡心想。晚上七点,他俩到了发廊门口,卡门告别时说:“以后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看看麦田和向日葵。”虽然高凡已筋疲力尽,后来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但他记住了卡门的这句话。
这是整个中学时代,高凡与卡门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仅此而已。高三下半学期,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三桩大事:第一件事,卡门家的发廊发生了火灾,她妈连同三个发廊小妹和两个客人,全部葬身火海,卡门是唯一的幸存者。第二件事,高凡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第三件事,卡门与高中美术老师私奔了。
3
我是在两个月前认识高凡的。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梧桐树叶肆意生长,像发情期的野猫。
长寿路与陕西北路的拐角,有人抱着吉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最爱的张雨生哎,听了心情大佳,我往流浪歌手的托盘里扔了二十块钱。公园门口有许多地摊,有个旧书摊似乎还顺便卖黄碟。我随便扫了一眼,有本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封面上有“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会图书馆”的公章。真亲切啊,我爸在这家厂干了三十年,就在背后的澳门路,早被拆掉造起了楼盘。
独自走进长寿公园,在一组城市雕塑底下,我看到了那个画画的男人。
他长得有些异相。首先是很瘦,皮包骨头似的。肤色发红发紫,头发乱乱的,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很明显地围着下巴爬了一圈,有些络腮胡的味道。我没想到他才二十五岁。
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我仰起头,眺望长寿公园东侧,公寓楼顶层二十一楼的阳台。当我举着望远镜偷看他画画的时候,他抬头一定也能看到我。当我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好像在摄影师面前拍新书宣传照,他说自然一些就行了,随便怎么坐,只要别乱动。
他的音色倒是不错,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有南方口音。坐下一分钟就后悔了——我像个白痴!四周有人围观了,在民工与大妈们异样的目光下,我的额头冒出冷汗,仿佛一条被主人展示的宠物。该死的!但我不好意思拂袖而去,咬着牙关硬撑下来。屁股底下的小塑料板凳,让我浑身发痒如坐针毡。
“抱歉,我不是个好模特儿。”五分钟过去,周围的人们看着没劲,渐渐散去。而他只是看着我,用画笔量了量我的脸部轮廓,却始终没在画架上动笔。为了掩饰慌张,我必须跟他说话,否则我真会逃跑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着他在画架背后的眼睛说:“其实,我也学过画画。”“真的吗?”“当我读小学时就开始学画了,但是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当中停过几年。初一,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希特勒秘史》和《第三帝国的兴亡》——青年希特勒漂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基本就是个农民工,梦想是当画家,考过维也纳美术学院,学院说他的画虽然准确,但缺乏艺术性,更适合报考建筑学院。如果维也纳美术学院招收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年轻人,还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而我向往的是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往这个。我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背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一八三六年完成的作品,原作是在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就是你们看到过的那种素描,乍看还以为是黑白照片。我去美术学院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当我感慨到要落泪时,他已经趁我说话间在纸上画出了我的轮廓。“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切实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刷掉的。但至少,这样能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就像你,也有过后悔一辈子的经历吧?”“当然,有过。”画画的人回答。
我仰头看着天空,尽力让眼眶再干涩些,“所以啊,梦想这东西,总是要有的,即便注定不能实现。”
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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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几天前,公园附近发生了一桩杀人案。被害人是女性,二十五岁,在对面大楼上班。警方给我看了照片,我还记得这张脸。去年,夏日黄昏。我没开车,在长寿公园门口的车站。相隔一步之遥,她穿着白裙子,风吹起裙裾,小腿光滑而耀眼。我稍微侧身,瞥见一双乌黑眼珠,眉毛浓密黛黑,连眼睑也是黑的,应是化妆的效果。胳膊裸露在袖子外,纤细手指拎着包带。她的头发漆黑粗亮,被风吹得不是一根根而是一蓬蓬扬起,如同母乌鸦的翅膀。当她蓦然回头,看我的讶异眼神,像要对我说话。不知是有自行车穿过,还是其他什么见了鬼的缘故,她突然背过身去。公交车来了,我随着人群上车,回头已不见人影。
第二次见到她是三个月前,我在阳台俯瞰长寿公园,看到有个年轻男人,手捧画架,像是在素描。他对着一个红裙女子,雕塑似的,坐在榆树下的小板凳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长寿公园画人像,我抽出望远镜,在取景框里找到他们。
没错,我还记得她的面孔,乌黑的眼睛,乌鸦翅膀般的头发。
端着望远镜看了五分钟,她几乎保持同一姿势,嘴里说着些什么。画画的男人没停过,一会儿观察他的模特儿,一会儿用笔勾勒出她的轮廓。
从此以后,我都会拿出望远镜,注意长寿公园那个角落。每逢午后或黄昏,就会看到画画的男人。你在旅游景点一定看到过那种人,摆着刘德华或王菲或谢霆锋的素描肖像招揽生意,你要是扔一百块钱坐在他面前,画出来的往往连你自己都不认识。
大多数时候,他无人问津,要么自己在画架上涂抹颜料,要么仰天发呆——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长寿公园眺望的天空,被四周高楼切成碎片,像困在井底的青蛙抬头所见。
昨天,警察告诉我,就是他杀了她。
2
凶手叫高凡。他今年二十五岁,南方人,出生在福建的一座小城市。那地方离海不远,也就十来公里,但隔着两座山。高凡长到十八岁,除了在电视和电影中,连大海的影子都没见着过。小城是阴冷的,常年飘着乌云,全年晒太阳的日子屈指可数。雨季潮湿得让人心里发霉长毛,被子、衣服许多天也晾不干,就算不尿床,晚上缩在被窝里都能挤出一床水来。小城也是混乱的,飘满燕饺鱼蛋和云吞气味的街上,荷尔蒙过剩的少年们,除了打《魔兽世界》和谈恋爱,还会拿着板砖或小刀追来逐去。县城一中每学期都会闹出人命,再开启下一学期复仇模式。
死者是凶手的中学同学,她叫阚萌,但高凡只管她叫卡门。
卡门外表早熟,十四岁就被人误以为大姑娘,穿着高跟鞋走在街上了。她妈是开发廊的,门口亮着暧昧的灯。卡门最后一次见到爸爸,还是七岁那年。他们那个地方,是全国有名的偷渡之乡。她爸被蛇头带去欧洲,每个月寄些钱回来,仅此而已。有种说法是他爸在维也纳,欠了地下赌场的钱,打了很多年黑工。也有人说他跟一个吉卜赛女人同居,生了一堆混血孩子,改行占星算命,再也不会回来了。
初中入学的那天,只一眼,高凡就迷上了卡门。卡门是那样一种女孩子,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无论晚礼服、睡衣、情趣内衣,哪怕土得掉渣的中学校服,都不会改变身上独有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她总是独自坐在某个高处的风口,让头发翅膀般扬起,似乎随时会带着自己乘风而去直上云霄。她的眼神让人无法接近,黑得像一汪幽暗的潭水,隐藏于岩石缝隙,只有最不要命的“小野兽”才敢下去饮水,而后被淹死在深不见底的漩涡里。
但高凡不在乎。卡门虽然不爱跟同学们交流,却是班里的神婆,最早暗地里传播星座与塔罗牌。也是从她的口中,高凡才知道自己太阳星座是白羊,月亮星座在射手。她经常拿张纸算来算去,根据黄道十二宫,说谁谁谁要撞桃花运,谁谁谁是双鱼座又要犯不靠谱的毛病了。
有天晚自习,人们问她能不能算未来的命运,包括每个人的寿命。她说不但能算出你们哪年哪月挂掉,还能算出何时结婚生子,命中几次婚姻,命中又有几子。
忽然,高凡挤到她面前,说:“能算一算我会活多久吗?”教室里一片沉默,卡门皱起眉头,凛冽的眼神迎着高凡的目光,乌黑的眼睛透着不可捉摸的光芒。她把别人都赶走了,夜晚的自习教室里,只剩下高凡和卡门两个人。
卡门根据高凡的生日,还有他的面相加手相,算了足足半个钟头,额头上沁出一串汗珠,脸色更加苍白,摇头说:“你走吧,我不想告诉你结果。”
“没关系,说吧,反正我也不信的。”“不后悔?”
“不后悔。”卡门摊开一张纸条,只有两个阿拉伯数字:2和6。“我活不过二十六岁吗?”十六岁的卡门不再回答。“那你算过自己的命吗?”“没有,自己的命运是不可以自己算的。”
那一年,卡门和高凡都考进了县城的高中。人们都说高凡有希望考上一本院校。至于卡门嘛,虽然星座塔罗牌算得很溜,但数学从没及格过,高中能毕业就不错了。
高三,上半学期,秋天。犹豫和酝酿了两个月后,高凡第一次邀请卡门出去玩。当他结结巴巴说出口,等待冷言拒绝或是一个耳光,卡门却大大方方地回答“:好啊,去哪里玩?星期天吗?”
星期天,清晨七点,他骑着一辆黑色捷安特自行车,来到卡门家开的发廊门口。
洗头的四川小妹招呼他进去,他腼腆地躲进旁边的巷子。等了三个钟头,卡门才起床,洗完脸,梳好头,换上一身运动装,长发束在脑后,坐上自行车后座。
高凡用力蹬着自行车,并不觉得卡门有多少分量。她双手揽住高凡的腰,侧脸贴着他的后背。幸福来得太突然,毫无防备,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此之前,他们连小纸条都没传过,更别说逛大街看电影吃消夜还有开房之类的了。他后悔以前要是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早就成真了呢。
骑车出了县城,到了田野间的公路上,他才回头大声说:“卡门,我带你去看麦田。”
“好啊!”卡门抬头对着秋日的天空回答。他努力地蹬着脚踏板,继续吼道:“我还要带你去看向日葵!”“太好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向日葵呢。”整整一天,高凡骑遍了全县的七个镇五个乡,包括隔壁县的两个乡,翻过了十几座桥,转了好多次盘山路,除了还没收割的水稻田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没看到过一片麦田,更不用提向日葵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麦田和向日葵呢?”“嗯,我想要画麦田或者向日葵。”“真的想要考美术学院?”
“是啊。”“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种麦子吗?”“我……不知道……对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傻瓜!”
直到高中毕业,高凡才明白自己太蠢了,卡门不过是想有一个出去玩的理由罢了,就算提议去看火葬场,她也会答应的。
那天下午,当他骑着自行车直到山的那边,第一次看到乱石堆积的黑色滩涂,两条腿就抽筋了。卡门让他下来坐到后座上,换她到前面骑。这女孩的双腿真有劲儿啊,骑得比男生快多了,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高凡当然不能搂着她的腰,只能抓紧自行车后座的铁杆,鼻子与她的后颈项保持五厘米,使劲闻着她发间的气息,难免有几根发丝沾上嘴唇。古人说的香汗是真的啊,高凡心想。晚上七点,他俩到了发廊门口,卡门告别时说:“以后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看看麦田和向日葵。”虽然高凡已筋疲力尽,后来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但他记住了卡门的这句话。
这是整个中学时代,高凡与卡门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仅此而已。高三下半学期,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三桩大事:第一件事,卡门家的发廊发生了火灾,她妈连同三个发廊小妹和两个客人,全部葬身火海,卡门是唯一的幸存者。第二件事,高凡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第三件事,卡门与高中美术老师私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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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两个月前认识高凡的。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梧桐树叶肆意生长,像发情期的野猫。
长寿路与陕西北路的拐角,有人抱着吉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最爱的张雨生哎,听了心情大佳,我往流浪歌手的托盘里扔了二十块钱。公园门口有许多地摊,有个旧书摊似乎还顺便卖黄碟。我随便扫了一眼,有本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封面上有“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会图书馆”的公章。真亲切啊,我爸在这家厂干了三十年,就在背后的澳门路,早被拆掉造起了楼盘。
独自走进长寿公园,在一组城市雕塑底下,我看到了那个画画的男人。
他长得有些异相。首先是很瘦,皮包骨头似的。肤色发红发紫,头发乱乱的,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很明显地围着下巴爬了一圈,有些络腮胡的味道。我没想到他才二十五岁。
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我仰起头,眺望长寿公园东侧,公寓楼顶层二十一楼的阳台。当我举着望远镜偷看他画画的时候,他抬头一定也能看到我。当我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好像在摄影师面前拍新书宣传照,他说自然一些就行了,随便怎么坐,只要别乱动。
他的音色倒是不错,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有南方口音。坐下一分钟就后悔了——我像个白痴!四周有人围观了,在民工与大妈们异样的目光下,我的额头冒出冷汗,仿佛一条被主人展示的宠物。该死的!但我不好意思拂袖而去,咬着牙关硬撑下来。屁股底下的小塑料板凳,让我浑身发痒如坐针毡。
“抱歉,我不是个好模特儿。”五分钟过去,周围的人们看着没劲,渐渐散去。而他只是看着我,用画笔量了量我的脸部轮廓,却始终没在画架上动笔。为了掩饰慌张,我必须跟他说话,否则我真会逃跑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着他在画架背后的眼睛说:“其实,我也学过画画。”“真的吗?”“当我读小学时就开始学画了,但是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当中停过几年。初一,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希特勒秘史》和《第三帝国的兴亡》——青年希特勒漂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基本就是个农民工,梦想是当画家,考过维也纳美术学院,学院说他的画虽然准确,但缺乏艺术性,更适合报考建筑学院。如果维也纳美术学院招收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年轻人,还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而我向往的是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往这个。我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背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一八三六年完成的作品,原作是在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就是你们看到过的那种素描,乍看还以为是黑白照片。我去美术学院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当我感慨到要落泪时,他已经趁我说话间在纸上画出了我的轮廓。“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切实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刷掉的。但至少,这样能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就像你,也有过后悔一辈子的经历吧?”“当然,有过。”画画的人回答。
我仰头看着天空,尽力让眼眶再干涩些,“所以啊,梦想这东西,总是要有的,即便注定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