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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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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怕我会流泪。”
我有些吃惊，真没想到这个平时里稳重成熟的男人，原来是这样的善良与脆弱。而我，对这些事情却早己经麻木了，没有感触，更不会流泪。一瞬间，有一种痛楚穿透我的心脏。我忽然意识到，岁月侵蚀的不仅是我的容颜，还有我曾经敏感善良的心！
为了掩饰我的麻木，我故意转移话题：“你这么好，以后就不会甩我了吧？”
他抚摸着我的头：“佛说，前世的５００次回眸才换回今世的一次相遇，而
你我的两次相遇，是前世１０００次回眸才换来的，我怎会舍弃？”
虽然说这话时，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忧郁，但我还是放下心来。这次恋爱，我是直奔婚姻而去的，当然希望是最后一次。再说，过了年，他３０岁，我２５岁，早己过了国家法定的结婚年龄。
但他不提结婚，我也不好意思说，毕竟确定关系的时间太短了。虽然他没有明说，我也在心里暗暗计算着结婚的日子，我们是２００６年元旦前后关系微妙起来的，所以我很希望在２００７年的元旦和他走进结婚礼堂。
无论什么时候结婚，我现在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所以初一那天，刚吃过早饭，我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妈。
接通电话，我刚喊了一声“妈”，我妈就兴奋地说：“海燕，你知道吗？来接你电话的路上，我碰到组长侯老皮，他给了我三元钱呢。”
侯老皮比我爸还大，在我记事时他就做组长了，不过以前不叫组长，叫生产队长。那时候我们是槐树坪大队槐北生产队，自从大队变成村，槐北队也变成槐北组了。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做这个组长。他为人很老实，又不会偷奸耍滑，深得历届村长的欢心。说是历届，其实有些夸张，我印象中的槐树坪，好象一直是邱旺才做村长。
理所当然地，象侯老皮这样老实的人，注定做不成大官。好在他是高小毕业，在他那个年代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并且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特别是春节前，很多人家都找他写对联，他来者不拒，从不收钱，所以在组里人缘特别好。但人缘再好，他家和我家也没什么深厚交情，平白无缘送三元钱给我妈做什么？
于是就想起以前淑芬说过话：“常言道，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还要浪打浪，六十还在浪头上。”
我脑中灵光一闪，莫非我妈和侯老皮那个啥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想下去，只是没好气地说：“侯老皮有病啊，给你钱做什么？”
我妈赶紧“呸呸呸”了三声，责备道：“大过年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这三块钱是选举的钱，我们家三口人，一人一张选票。选票按人头算，一个人一块钱，可不就是三块钱了吗？”
我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明白过来：“选票，什么选票？”
我妈还沉浸在平白无故得到三块钱的喜悦中，底气十足地说：“前两天村里选什么乡代表、县代表，我们虽然人没去，但上面己经给我们安排好了。这钱就是选票的钱。哈哈，连侯老皮都说，上面发的，不要白不要。他自己家八口人，都拿到八块钱呢。要是你爸还在，其实我家也可以拿到四块钱的。”
提起爸爸，我不免有些伤感，正想安慰她几句，电话里忽然传来好几个人的说笑声。我妈也加入了说话的行列，好一会儿才又兴奋地对着话筒说：“海燕，你舅妈刚才也拿到两块钱，连你姥姥姥爷都拿到两块钱呢。可惜小建和计生还小，要不，你舅妈家还能多拿两块钱呢。”
我真的有点傻了，狠狠掐了掐自己的胳膊，才知道这是真的。选乡代表、县代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在我不知道选举这回事时，我的选票就被一块钱打发了？
我的选举权在哪里？难道我没满１８岁？难道我是傻瓜？或者我什么也不懂，所以就什么也不用告诉我？就算我什么都不懂，那些拿到选票的父老乡亲也什么都不懂吗？想到这里，我不由恼怒道：“那些所谓的‘代表’们，我连名字都不知道，更是见都没见过，我凭什么要选他们？”
我妈有些生气：“你这孩子，怎么就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人家给钱你还不高兴？村里哪个人象你这样的？当年真不该让你读书，真是把脑子都读迂了。”
我很委曲，还想辩解一下，我妈就不耐烦了：“电话费好贵的，你在那边没事就好，我挂电话了。”
随着“啪”地一声，电话里立刻传来“嘟嘟”的忙音。我这才想起，本来是要告诉妈妈我有男朋友了，结果被选票一搅和，什么事都没说。
王磊看我对着电话发呆，关切地问：“怎么，家里还好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还好，只是我感觉被人卖了，家里在选什么乡代表、县代表，村里没人任何人参加选举，但每人都得到一元选票钱。”
王磊却笑笑：“你要这样想，我们民主化的进程还是蛮快的嘛，公元纪年２００６初，我们竟然真的有选票了！并且，这选票还值一块钱。”
我立刻被他逗笑了，作势用拳头捶他。他怜爱握住我的小拳头，轻尔易举地把我拉进怀里。伏在他胸前，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半个月假期如弹指一挥间，繁忙而紧张的２００６年又开始了。
虽然樱之对普通员工非常苛刻，不过对科长级以上人员还是比较大方的。当然，这也是日本人的精明之处，他们认为，“用中国人管理中国人”，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存之道。所以，他们只对极少的一部分中国人好，然后再用这极少的一部分中国人来管理极多的一部分中国人。
公司有明文规定，科长级以上人员可申请在外食宿，并分级别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经理级每月有住房补助８００元、伙食补助６００元。虽然我的工资没有到经理级别，但我的其他待遇与经理毫无二致。也就是说，如果我和王磊都申请在外食宿，每月可得食宿补助２８００元。在ＦＹ镇，３５０元左右就可以租到不错的一房一厅。要是自己做饭，６００元绝对可以吃得很好。如此一来，每月就可以有１８００元左右的剩余。
所以，春节过后，我们就象很多确定关系的未婚男女一样，决定到外面租房子。于慧听说我要租房子，建议道：“为什么不买房子呢？租房子一年要花好多冤枉钱，房子住得再久也不是你自己的。买房子就不同了，分期付款，每月只要还两、三千元的房贷，以后房子就是你的了。我和徐峰工资还没你们高，都准备买房子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怕我会流泪。”
我有些吃惊，真没想到这个平时里稳重成熟的男人，原来是这样的善良与脆弱。而我，对这些事情却早己经麻木了，没有感触，更不会流泪。一瞬间，有一种痛楚穿透我的心脏。我忽然意识到，岁月侵蚀的不仅是我的容颜，还有我曾经敏感善良的心！
为了掩饰我的麻木，我故意转移话题：“你这么好，以后就不会甩我了吧？”
他抚摸着我的头：“佛说，前世的５００次回眸才换回今世的一次相遇，而
你我的两次相遇，是前世１０００次回眸才换来的，我怎会舍弃？”
虽然说这话时，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忧郁，但我还是放下心来。这次恋爱，我是直奔婚姻而去的，当然希望是最后一次。再说，过了年，他３０岁，我２５岁，早己过了国家法定的结婚年龄。
但他不提结婚，我也不好意思说，毕竟确定关系的时间太短了。虽然他没有明说，我也在心里暗暗计算着结婚的日子，我们是２００６年元旦前后关系微妙起来的，所以我很希望在２００７年的元旦和他走进结婚礼堂。
无论什么时候结婚，我现在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所以初一那天，刚吃过早饭，我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妈。
接通电话，我刚喊了一声“妈”，我妈就兴奋地说：“海燕，你知道吗？来接你电话的路上，我碰到组长侯老皮，他给了我三元钱呢。”
侯老皮比我爸还大，在我记事时他就做组长了，不过以前不叫组长，叫生产队长。那时候我们是槐树坪大队槐北生产队，自从大队变成村，槐北队也变成槐北组了。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做这个组长。他为人很老实，又不会偷奸耍滑，深得历届村长的欢心。说是历届，其实有些夸张，我印象中的槐树坪，好象一直是邱旺才做村长。
理所当然地，象侯老皮这样老实的人，注定做不成大官。好在他是高小毕业，在他那个年代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并且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特别是春节前，很多人家都找他写对联，他来者不拒，从不收钱，所以在组里人缘特别好。但人缘再好，他家和我家也没什么深厚交情，平白无缘送三元钱给我妈做什么？
于是就想起以前淑芬说过话：“常言道，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还要浪打浪，六十还在浪头上。”
我脑中灵光一闪，莫非我妈和侯老皮那个啥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想下去，只是没好气地说：“侯老皮有病啊，给你钱做什么？”
我妈赶紧“呸呸呸”了三声，责备道：“大过年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这三块钱是选举的钱，我们家三口人，一人一张选票。选票按人头算，一个人一块钱，可不就是三块钱了吗？”
我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明白过来：“选票，什么选票？”
我妈还沉浸在平白无故得到三块钱的喜悦中，底气十足地说：“前两天村里选什么乡代表、县代表，我们虽然人没去，但上面己经给我们安排好了。这钱就是选票的钱。哈哈，连侯老皮都说，上面发的，不要白不要。他自己家八口人，都拿到八块钱呢。要是你爸还在，其实我家也可以拿到四块钱的。”
提起爸爸，我不免有些伤感，正想安慰她几句，电话里忽然传来好几个人的说笑声。我妈也加入了说话的行列，好一会儿才又兴奋地对着话筒说：“海燕，你舅妈刚才也拿到两块钱，连你姥姥姥爷都拿到两块钱呢。可惜小建和计生还小，要不，你舅妈家还能多拿两块钱呢。”
我真的有点傻了，狠狠掐了掐自己的胳膊，才知道这是真的。选乡代表、县代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在我不知道选举这回事时，我的选票就被一块钱打发了？
我的选举权在哪里？难道我没满１８岁？难道我是傻瓜？或者我什么也不懂，所以就什么也不用告诉我？就算我什么都不懂，那些拿到选票的父老乡亲也什么都不懂吗？想到这里，我不由恼怒道：“那些所谓的‘代表’们，我连名字都不知道，更是见都没见过，我凭什么要选他们？”
我妈有些生气：“你这孩子，怎么就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人家给钱你还不高兴？村里哪个人象你这样的？当年真不该让你读书，真是把脑子都读迂了。”
我很委曲，还想辩解一下，我妈就不耐烦了：“电话费好贵的，你在那边没事就好，我挂电话了。”
随着“啪”地一声，电话里立刻传来“嘟嘟”的忙音。我这才想起，本来是要告诉妈妈我有男朋友了，结果被选票一搅和，什么事都没说。
王磊看我对着电话发呆，关切地问：“怎么，家里还好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还好，只是我感觉被人卖了，家里在选什么乡代表、县代表，村里没人任何人参加选举，但每人都得到一元选票钱。”
王磊却笑笑：“你要这样想，我们民主化的进程还是蛮快的嘛，公元纪年２００６初，我们竟然真的有选票了！并且，这选票还值一块钱。”
我立刻被他逗笑了，作势用拳头捶他。他怜爱握住我的小拳头，轻尔易举地把我拉进怀里。伏在他胸前，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半个月假期如弹指一挥间，繁忙而紧张的２００６年又开始了。
虽然樱之对普通员工非常苛刻，不过对科长级以上人员还是比较大方的。当然，这也是日本人的精明之处，他们认为，“用中国人管理中国人”，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存之道。所以，他们只对极少的一部分中国人好，然后再用这极少的一部分中国人来管理极多的一部分中国人。
公司有明文规定，科长级以上人员可申请在外食宿，并分级别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经理级每月有住房补助８００元、伙食补助６００元。虽然我的工资没有到经理级别，但我的其他待遇与经理毫无二致。也就是说，如果我和王磊都申请在外食宿，每月可得食宿补助２８００元。在ＦＹ镇，３５０元左右就可以租到不错的一房一厅。要是自己做饭，６００元绝对可以吃得很好。如此一来，每月就可以有１８００元左右的剩余。
所以，春节过后，我们就象很多确定关系的未婚男女一样，决定到外面租房子。于慧听说我要租房子，建议道：“为什么不买房子呢？租房子一年要花好多冤枉钱，房子住得再久也不是你自己的。买房子就不同了，分期付款，每月只要还两、三千元的房贷，以后房子就是你的了。我和徐峰工资还没你们高，都准备买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