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严酷的筛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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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张国焘相对毛泽东的“巨大优势”
我们前面讲到了大叛徒龚楚，这里再讲党内的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张国焘在党内的任职、资历比龚楚还要高很多。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两个人领导的苏区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苏区在毛泽东领导下，鼎盛时期红军兵力超过10万，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苏区时达到了8万多人。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话都极富鼓动力，毛泽东的讲话，语言直入普通将士、普通民众的心里，张国焘也是这样。
张国焘刚开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据他回忆，他演讲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开始有100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只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你们只讲了主义，只讲了信仰，只讲了你们心中的东西，没有和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民众不听你们的。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这对张国焘影响至深。
张国焘和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两人都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们党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说都是在共产国际笼罩下进行工作，始终没有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文。毛泽东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道路，张国焘也是如此。
两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较起来，张国焘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泽东要高得多。
毛泽东1919年进入北大，当时还是他的老丈人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毛泽东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同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资格。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还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①。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左翼”同学聚集的中心。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之一。1918年10月20日，由当时的全国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创建于北京大学。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1919年1月，该社组织出版《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张国焘是杂志社的活跃分子，担任首届总务股干事，负责募集经费、编辑出版、组织发行等事务。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图书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的最早记忆不是来自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毛泽东从北大返回长沙后创办的《湘江评论》②，当时这份刊物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感觉到了几千里之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思想能量，却错过了在安静的北大图书馆与毛泽东会面与交谈。
②
五四时期时事政治性周报，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毛泽东主编。在长沙出版。1919年7月14日创刊，8月上旬被军阀政府查封。共出五期，第二期附有《临时增刊》，第五期未发行。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
这一次张国焘同样优势很大。“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个人的发言。
“一大”当时选举出来三个核心人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会议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层，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而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与列宁谈过话，当面聆听过列宁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长期没有进入中央的核心层。而张国焘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40.中共缔造者与叛变者张国焘的人生丑剧
前面我们讲到张国焘早期在党内的任职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优势，但他到最后为什么会叛党而去呢？
张国焘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养老院，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可以说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
一、四方面军会师发生在1935年6月，当时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后来很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这一幕时说，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当时一方面军不叫一方面军，叫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前，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对中央红军怀抱神秘的感觉，认为中央红军很神秘、很伟岸、很高大。
但是两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很多同志感慨，走过来的是中央红军吗？他们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
中央红军长期征战，经过非常艰苦的战斗，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连一门山炮都没有了，最后一门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时候被扔到赤水河里去了。
一渡赤水完成之后，中央红军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装炮弹的60炮，后膛炮一门都没有了。整个装备比四方面军相去甚远，人数比四方面军也相去甚远。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看似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实际上，当时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周恩来说得很委婉，没有告诉张国焘真实的数字。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10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那一刻，张国焘开始了自己的打算。
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其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旧中国的军阀，谁人多枪多，他的势力就大。但是，红军不应该把实力带进争论中，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争论。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摊牌的表示，不解决组织问题，一、四方面军便很难联合行动。张国焘利用其在四方面军中举足轻重的权威，要求进行组织调整，要求在领导集体中处于主导地位。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王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并再次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陈昌浩是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准备作些组织调整。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他面对的不是红军长征前博古、李德这样对中国革命规律毫不知晓、对中国社会基本不太了解的人物。毛泽东与他们斗争，游刃有余。但张国焘通晓中国社会的情况，而且对根据地建设作出很大贡献，还领导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与毛泽东当时在担架上与王稼祥、张闻天商量怎么开一个会议，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而积极进行活动的形势完全相反。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986年回忆说：“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既要尽量考虑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所以考虑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时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时，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总政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权力很大。在红军领导体制中，总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方面军的总指挥拟订了作战方案，总政委最后予以核准，也可以推翻，重新拟订方案。毛泽东曾长期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其权威非常大。
周恩来再一次为大局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认为不做人事调整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这个让步是很大的。
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芦花会议是一个新的分歧点。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张国焘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会继续产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10余万，士气高昂。《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两军会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当红军走到毛儿盖的时候，张国焘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红军长征经过那么多艰难险阻才与四方面军会合，谁也没有想到新的危机产生了——一、四方面军分裂。
在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中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张国焘后来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从实力开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政治局委员的比例、中央委员的比例、中革军事委员会的比例都要体现在实力上，这是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张国焘一开始就想让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裂，一开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觉得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观的。
39.张国焘相对毛泽东的“巨大优势”
我们前面讲到了大叛徒龚楚，这里再讲党内的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张国焘在党内的任职、资历比龚楚还要高很多。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两个人领导的苏区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苏区在毛泽东领导下，鼎盛时期红军兵力超过10万，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苏区时达到了8万多人。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话都极富鼓动力，毛泽东的讲话，语言直入普通将士、普通民众的心里，张国焘也是这样。
张国焘刚开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据他回忆，他演讲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开始有100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只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你们只讲了主义，只讲了信仰，只讲了你们心中的东西，没有和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民众不听你们的。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这对张国焘影响至深。
张国焘和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两人都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们党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说都是在共产国际笼罩下进行工作，始终没有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文。毛泽东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道路，张国焘也是如此。
两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较起来，张国焘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泽东要高得多。
毛泽东1919年进入北大，当时还是他的老丈人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毛泽东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同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资格。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还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①。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左翼”同学聚集的中心。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之一。1918年10月20日，由当时的全国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创建于北京大学。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1919年1月，该社组织出版《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张国焘是杂志社的活跃分子，担任首届总务股干事，负责募集经费、编辑出版、组织发行等事务。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图书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的最早记忆不是来自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毛泽东从北大返回长沙后创办的《湘江评论》②，当时这份刊物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感觉到了几千里之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思想能量，却错过了在安静的北大图书馆与毛泽东会面与交谈。
②
五四时期时事政治性周报，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毛泽东主编。在长沙出版。1919年7月14日创刊，8月上旬被军阀政府查封。共出五期，第二期附有《临时增刊》，第五期未发行。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
这一次张国焘同样优势很大。“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个人的发言。
“一大”当时选举出来三个核心人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会议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层，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而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与列宁谈过话，当面聆听过列宁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长期没有进入中央的核心层。而张国焘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40.中共缔造者与叛变者张国焘的人生丑剧
前面我们讲到张国焘早期在党内的任职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优势，但他到最后为什么会叛党而去呢？
张国焘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养老院，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可以说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
一、四方面军会师发生在1935年6月，当时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后来很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这一幕时说，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当时一方面军不叫一方面军，叫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前，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对中央红军怀抱神秘的感觉，认为中央红军很神秘、很伟岸、很高大。
但是两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很多同志感慨，走过来的是中央红军吗？他们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
中央红军长期征战，经过非常艰苦的战斗，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连一门山炮都没有了，最后一门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时候被扔到赤水河里去了。
一渡赤水完成之后，中央红军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装炮弹的60炮，后膛炮一门都没有了。整个装备比四方面军相去甚远，人数比四方面军也相去甚远。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看似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实际上，当时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周恩来说得很委婉，没有告诉张国焘真实的数字。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10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那一刻，张国焘开始了自己的打算。
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其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旧中国的军阀，谁人多枪多，他的势力就大。但是，红军不应该把实力带进争论中，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争论。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摊牌的表示，不解决组织问题，一、四方面军便很难联合行动。张国焘利用其在四方面军中举足轻重的权威，要求进行组织调整，要求在领导集体中处于主导地位。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王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并再次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陈昌浩是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准备作些组织调整。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他面对的不是红军长征前博古、李德这样对中国革命规律毫不知晓、对中国社会基本不太了解的人物。毛泽东与他们斗争，游刃有余。但张国焘通晓中国社会的情况，而且对根据地建设作出很大贡献，还领导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与毛泽东当时在担架上与王稼祥、张闻天商量怎么开一个会议，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而积极进行活动的形势完全相反。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986年回忆说：“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既要尽量考虑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所以考虑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时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时，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总政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权力很大。在红军领导体制中，总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方面军的总指挥拟订了作战方案，总政委最后予以核准，也可以推翻，重新拟订方案。毛泽东曾长期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其权威非常大。
周恩来再一次为大局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认为不做人事调整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这个让步是很大的。
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芦花会议是一个新的分歧点。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张国焘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会继续产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10余万，士气高昂。《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两军会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当红军走到毛儿盖的时候，张国焘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红军长征经过那么多艰难险阻才与四方面军会合，谁也没有想到新的危机产生了——一、四方面军分裂。
在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中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张国焘后来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从实力开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政治局委员的比例、中央委员的比例、中革军事委员会的比例都要体现在实力上，这是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张国焘一开始就想让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裂，一开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觉得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