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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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像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像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像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像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有几绺头发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就这两天走，但隔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待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个人有篮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像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待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江边去。”她肯定又在和德华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两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许带走。两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两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70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2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结婚没几天，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酗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个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
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缥缈，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详，就像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江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泸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家乡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旋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泸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颈的皱纹垂叠在衣领上，像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只能把父亲留在泸州的医院里，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临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河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一百公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两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河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崴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九十八公斤。
王眼镜说母亲不能做这份工作，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箩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箩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账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庇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他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两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职员之间。他安排临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临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棉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两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两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病。
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个星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所有的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做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这个弟弟就像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许久走船未归，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做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地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像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现在，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她还是那个我看惯了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说，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个非婚孩子——应该早猜到，比如“烂货养的”、“野种”，类似的话，街上人互相也骂，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好像换了一个人，很陌生，平常一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声，“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丢脸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诉你。1961年，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是他支撑了我，他就像老天爷派来的，你不晓得，他救了我们全家，你不晓得他有多好。”
母亲说怀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仅这个家不容，这个家还这么穷，又在饥饿年代，添一张嘴，日子更难，这孩子不能生下来。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就像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于是，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母亲与小孙商量，他不同意。母亲非要打掉不可，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纯属误会，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中，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下签就不要。
“那中签呢？”母亲说。
“也生下。”他说。
“送人。”母亲说。
下签，他俩谁也未想到。拿到签，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下签也生，孩子是一条命，”他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是呀，抽签怎个算呢？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
我倒觉得那个下签，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来。
随着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到底是否要这孩子一事始终没有决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开水，就下了阁楼轻悄悄用手指拨弄开门闩。
她懵懂中看见母亲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喊爸爸。结果把小孙惊醒，吓了一大跳，赶忙起来穿上衣裤跑出院门。隔壁邻居都拉亮灯起床，闹哄哄一片。十六岁的大姐当时在跟一个男孩交朋友，学校在惩罚她，母亲也不许，两人正在闹别扭。加上她恨母亲从未带她去见她的生父，她刚知道生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对此，大姐不肯轻饶母亲。她生活中一切不顺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她骂母亲是破鞋。
母亲气极了，叫大姐滚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橱边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杀母亲，也不是自杀，而是吓唬母亲。母亲夺过刀来，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划了一道口，鲜血溅了出来。家里其他四个孩子全吓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厉害。那夜，邻居们没了睡意，他们叫来户籍，要“教育”母亲。大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没再吭声。二姐说，这是我家里的事，她说她要睡觉，就把房门关了。
此后，小孙来，大姐只要在家，背过脸就含沙射影地骂他，小孙只当没听见一样。再以后看见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亲处在小孙与大女儿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亲挺着的大肚子，怨气越来越深，等到听说父亲船要回来了，就赶到江边，抢着第一个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打了母亲，两人吵得很厉害，两人都哭了。
于是，母亲第二次决定去医院引产，了结这件事。
出乎母亲意料，父亲没同意。父亲说大人作孽，别杀死孩子，已经这么大了，有知有觉了，就是一条性命。母亲觉得父亲是想留着这个孩子，作为今后在家里降服妻子的依据。这么一想，倔强劲也上来了：她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看今后会怎么理亏受气。她又一次打消了去医院引产的念头。
父亲的回家，没能止得住母女俩关系恶化，她们越吵越厉害。大姐又去告诉左邻右舍，还说要去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们眼里，母亲成了一个坏女人：不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还敢生孽种。
市政府正在搞“共产主义新风尚”运动，这个贫民区风尚实在不够共产主义，是重点整治区。于是，居委会半怂恿半逼迫父亲到法院去告小孙，告他犯了诱奸妇女破坏家庭罪，犯了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亲说：“那时你已落地了，那帮人，那帮专门管人的人，要法庭将你罚给小孙，同时又要让他坐牢，让他的母亲代他抚养你，我和你那阵子真是到绝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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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像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像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像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像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有几绺头发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就这两天走，但隔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待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个人有篮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像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待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江边去。”她肯定又在和德华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两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许带走。两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两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70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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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结婚没几天，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酗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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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个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
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缥缈，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详，就像等着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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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江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泸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家乡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旋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泸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颈的皱纹垂叠在衣领上，像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只能把父亲留在泸州的医院里，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临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河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一百公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两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河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崴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九十八公斤。
王眼镜说母亲不能做这份工作，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箩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箩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账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庇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他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两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职员之间。他安排临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临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棉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两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两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病。
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个星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所有的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做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这个弟弟就像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许久走船未归，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做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地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像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现在，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她还是那个我看惯了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说，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个非婚孩子——应该早猜到，比如“烂货养的”、“野种”，类似的话，街上人互相也骂，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好像换了一个人，很陌生，平常一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声，“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丢脸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诉你。1961年，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是他支撑了我，他就像老天爷派来的，你不晓得，他救了我们全家，你不晓得他有多好。”
母亲说怀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仅这个家不容，这个家还这么穷，又在饥饿年代，添一张嘴，日子更难，这孩子不能生下来。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就像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于是，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母亲与小孙商量，他不同意。母亲非要打掉不可，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纯属误会，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中，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下签就不要。
“那中签呢？”母亲说。
“也生下。”他说。
“送人。”母亲说。
下签，他俩谁也未想到。拿到签，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下签也生，孩子是一条命，”他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是呀，抽签怎个算呢？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
我倒觉得那个下签，是我抽中的，我不想生下来。
随着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到底是否要这孩子一事始终没有决定，直到大姐有天半夜起床解小便。解完小便，口渴，想喝开水，就下了阁楼轻悄悄用手指拨弄开门闩。
她懵懂中看见母亲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喊爸爸。结果把小孙惊醒，吓了一大跳，赶忙起来穿上衣裤跑出院门。隔壁邻居都拉亮灯起床，闹哄哄一片。十六岁的大姐当时在跟一个男孩交朋友，学校在惩罚她，母亲也不许，两人正在闹别扭。加上她恨母亲从未带她去见她的生父，她刚知道生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对此，大姐不肯轻饶母亲。她生活中一切不顺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她骂母亲是破鞋。
母亲气极了，叫大姐滚出去。
大姐不理，拿起碗橱边上的切菜刀，她不是要杀母亲，也不是自杀，而是吓唬母亲。母亲夺过刀来，不小心，刀在大姐的手腕划了一道口，鲜血溅了出来。家里其他四个孩子全吓醒了，小小的五哥哭得最厉害。那夜，邻居们没了睡意，他们叫来户籍，要“教育”母亲。大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没再吭声。二姐说，这是我家里的事，她说她要睡觉，就把房门关了。
此后，小孙来，大姐只要在家，背过脸就含沙射影地骂他，小孙只当没听见一样。再以后看见大姐一回家，他就走，母亲处在小孙与大女儿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大姐看着母亲挺着的大肚子，怨气越来越深，等到听说父亲船要回来了，就赶到江边，抢着第一个告诉了父亲。那天，父亲打了母亲，两人吵得很厉害，两人都哭了。
于是，母亲第二次决定去医院引产，了结这件事。
出乎母亲意料，父亲没同意。父亲说大人作孽，别杀死孩子，已经这么大了，有知有觉了，就是一条性命。母亲觉得父亲是想留着这个孩子，作为今后在家里降服妻子的依据。这么一想，倔强劲也上来了：她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看今后会怎么理亏受气。她又一次打消了去医院引产的念头。
父亲的回家，没能止得住母女俩关系恶化，她们越吵越厉害。大姐又去告诉左邻右舍，还说要去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们眼里，母亲成了一个坏女人：不仅和人私通，竟然搞大了肚子，还敢生孽种。
市政府正在搞“共产主义新风尚”运动，这个贫民区风尚实在不够共产主义，是重点整治区。于是，居委会半怂恿半逼迫父亲到法院去告小孙，告他犯了诱奸妇女破坏家庭罪，犯了破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
母亲说：“那时你已落地了，那帮人，那帮专门管人的人，要法庭将你罚给小孙，同时又要让他坐牢，让他的母亲代他抚养你，我和你那阵子真是到绝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