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我的表——一个有启发性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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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只漂亮的新表走了十八个月，既不慢，又不快，也没有坏过哪一个机器零件，也没有停过摆。我后来渐渐相信它报时的准确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认为它的构造和组织可以永垂千古。可是终于有一天夜里，我让它停了。这使我很发愁，好像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预报灾祸的使者和先驱一般。可是随后我就自宽自解，猜着时间把表拨了一下，命令我的不祥之念和迷信赶快滚开。第二天我到最大的一家珠宝店里去给我的表对一对时间，店里的老板就从我手里把它拿过去，着手替我对准时刻。然后他说：“慢了四分钟——调准器需要拨快一点。”我极力阻止他——想要叫他知道这只表走得非常之准。可是不行，这个固执的家伙所能见到的唯有一点，就是这只表慢了四分钟，调准器非拨快一点不可。于是我一面很焦急地在他身边跳来跳去，哀求他不要动我的表，他却若无其事地、惨无人道地干那可耻的勾当。从此我的表就走得太快了。它走得一天比一天快。一星期之内，它就病得发了剧烈的高烧，脉搏在阴凉地方都有一百五十下。到了两个月完结的时候，它把全城所有的钟表都丢在后面了，跑到日历的前面十三天还多一点。十月里的树叶子还在空中飘落的时候，它已经走到了十一月，欣赏雪景去了。它把房租和到期的账单以及诸如此类的债务都提前了，简直把人逼得要命，叫我吃不消。于是我把它拿到钟表匠那儿去，叫他给我对准一下。他问我这只表是否曾经修理过，我说没有，它一向根本就不需要修理。他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气，急切地把表撬开，然后拿一只骰子筒夹在眼睛上，窥探表里的机器。他说除了要对准快慢而外，还需要擦擦油泥、上点油——过一个星期来吧。擦过油泥、上过油、对过快慢之后，我的表就慢起来，简直慢得不成话，它的摆就像报丧的钟那样慢吞吞地响。我开始误车，所有的约会都迟到，饭也吃不着了；我的表把三天的期限拖成了四天，以致我拿着支票兑不到款；我渐渐地退回到昨天，又退回到前天，然后又退回到上星期，不久我就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在再上个星期里徘徊，整个世界已经无影无踪了。我似乎是察觉到自己对博物馆里的木乃伊暗自有了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并且有了和他交换消息的愿望。于是我又去请教一个钟表匠。我在一边等待着，他就把表完全拆散，然后他说发条匣子“膨胀”了。他说三天之内他可以叫它还原。经过这次修理之后，那只表的平均速度的确没有错了，可是也就不过如是而已。在半天之中，它简直就像个顽皮鬼，老是不停地一会儿汪汪地叫，一会儿呼哧呼哧地叫，一会儿咳嗽，一会儿打喷嚏，一会儿喷着鼻子响，闹得我简直听不见自己想心事；只要它有精神的时候，全国的表都没有一个能够跑得它那么快。其余的时间，它就越走越慢，吊儿郎当地溜达，一直到被它丢在后面的钟表又把它赶上。所以每到二十四小时完结的时候，它终于规规矩矩地跑到裁判员的台前，准时不误。它老是光明正大地保持着准确的平均速度，谁也不能说它不够尽职，或是做得过分。可是准确的平均速度对于一只表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勉强过得去的长处，于是我又拿着这个玩意儿去找另外一个钟表匠。他说大螺丝轴断了。我说幸亏还没有更严重的毛病。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大螺丝轴，不过我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显得那么外行。他把大螺丝轴修理好了，可是这只表在一方面有了进步，另一方面却更坏了。它老是走一会儿又停一会儿，然后又走一会儿，老是这样，爱走就走，爱停就停，完全随它的意思。每次它开始走的时候，就要像毛瑟枪似的反冲一下。我在胸前垫上棉花，对付了几天，可是后来还是把那只表拿去另找一个钟表匠。他把它完全拆散，戴着眼镜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然后他说似乎是油丝有点毛病。他把它修理了一下，又叫它走起来。现在它走得很好，只是每到十点差十分的时候，长短针就并到一起，好像一把剪刀似的，从此以后，它们就结伴同行。即令是世界上最年老的人，要想从这么个表上看出时刻来，也会莫名其妙，所以我又把它拿去找人修理。这个人说是表蒙子凹下去了，大发条也不大直，同时他还说有一部分机件需要垫平一下。他把这些地方都收拾好了，于是我的表就走得不能再好，只是有时候要出点毛病：它规规矩矩走到将近八个钟头的时候，里面的一切机器就突然一下子松开，像只蜜蜂似的嗡嗡地叫起来，长短针马上就飞快地转个不停，以致两根针的本来面目完全分不清了，看起来就像是在表面上织成了一个细致的蜘蛛网。在六七分钟之中，这只表就把以后的二十四小时转完，然后当一声停住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又去请教一个钟表匠，他把它拆散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回我准备严格地盘问他，因为这桩事情越来越严重了。这只表原来花了我两百块钱，而我付出的修理费似乎是有两三千了。当我等待着和在旁边看着的时候，我不久就认出这个钟表匠原来是个老相识——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火轮上的机匠，而且还是手艺并不高明的。他仔细地检查了各部分，正如其他的钟表匠的举动一样，然后他也以同样有把握的神气宣布他的诊断。
他说：“它烧出的蒸气太多——你得把活扳手挂在安全阀上才行！”
我马上就把他的脑袋敲碎，由我自己出钱把他埋了。
我的叔父威廉（现已去世，哀哉！）当年常说，一匹好马总是一匹好马，让它出去野跑一次之后就不行了；他说一只好表总是一只好表，让钟表匠得到机会修理一下就糟了。他总想知道所有的那些没有学好手艺的补锅匠、枪炮匠、鞋匠、机匠和铁匠的下场，可是谁也不能给他说个究竟。
我那只漂亮的新表走了十八个月，既不慢，又不快，也没有坏过哪一个机器零件，也没有停过摆。我后来渐渐相信它报时的准确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认为它的构造和组织可以永垂千古。可是终于有一天夜里，我让它停了。这使我很发愁，好像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预报灾祸的使者和先驱一般。可是随后我就自宽自解，猜着时间把表拨了一下，命令我的不祥之念和迷信赶快滚开。第二天我到最大的一家珠宝店里去给我的表对一对时间，店里的老板就从我手里把它拿过去，着手替我对准时刻。然后他说：“慢了四分钟——调准器需要拨快一点。”我极力阻止他——想要叫他知道这只表走得非常之准。可是不行，这个固执的家伙所能见到的唯有一点，就是这只表慢了四分钟，调准器非拨快一点不可。于是我一面很焦急地在他身边跳来跳去，哀求他不要动我的表，他却若无其事地、惨无人道地干那可耻的勾当。从此我的表就走得太快了。它走得一天比一天快。一星期之内，它就病得发了剧烈的高烧，脉搏在阴凉地方都有一百五十下。到了两个月完结的时候，它把全城所有的钟表都丢在后面了，跑到日历的前面十三天还多一点。十月里的树叶子还在空中飘落的时候，它已经走到了十一月，欣赏雪景去了。它把房租和到期的账单以及诸如此类的债务都提前了，简直把人逼得要命，叫我吃不消。于是我把它拿到钟表匠那儿去，叫他给我对准一下。他问我这只表是否曾经修理过，我说没有，它一向根本就不需要修理。他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气，急切地把表撬开，然后拿一只骰子筒夹在眼睛上，窥探表里的机器。他说除了要对准快慢而外，还需要擦擦油泥、上点油——过一个星期来吧。擦过油泥、上过油、对过快慢之后，我的表就慢起来，简直慢得不成话，它的摆就像报丧的钟那样慢吞吞地响。我开始误车，所有的约会都迟到，饭也吃不着了；我的表把三天的期限拖成了四天，以致我拿着支票兑不到款；我渐渐地退回到昨天，又退回到前天，然后又退回到上星期，不久我就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在再上个星期里徘徊，整个世界已经无影无踪了。我似乎是察觉到自己对博物馆里的木乃伊暗自有了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并且有了和他交换消息的愿望。于是我又去请教一个钟表匠。我在一边等待着，他就把表完全拆散，然后他说发条匣子“膨胀”了。他说三天之内他可以叫它还原。经过这次修理之后，那只表的平均速度的确没有错了，可是也就不过如是而已。在半天之中，它简直就像个顽皮鬼，老是不停地一会儿汪汪地叫，一会儿呼哧呼哧地叫，一会儿咳嗽，一会儿打喷嚏，一会儿喷着鼻子响，闹得我简直听不见自己想心事；只要它有精神的时候，全国的表都没有一个能够跑得它那么快。其余的时间，它就越走越慢，吊儿郎当地溜达，一直到被它丢在后面的钟表又把它赶上。所以每到二十四小时完结的时候，它终于规规矩矩地跑到裁判员的台前，准时不误。它老是光明正大地保持着准确的平均速度，谁也不能说它不够尽职，或是做得过分。可是准确的平均速度对于一只表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勉强过得去的长处，于是我又拿着这个玩意儿去找另外一个钟表匠。他说大螺丝轴断了。我说幸亏还没有更严重的毛病。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大螺丝轴，不过我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显得那么外行。他把大螺丝轴修理好了，可是这只表在一方面有了进步，另一方面却更坏了。它老是走一会儿又停一会儿，然后又走一会儿，老是这样，爱走就走，爱停就停，完全随它的意思。每次它开始走的时候，就要像毛瑟枪似的反冲一下。我在胸前垫上棉花，对付了几天，可是后来还是把那只表拿去另找一个钟表匠。他把它完全拆散，戴着眼镜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然后他说似乎是油丝有点毛病。他把它修理了一下，又叫它走起来。现在它走得很好，只是每到十点差十分的时候，长短针就并到一起，好像一把剪刀似的，从此以后，它们就结伴同行。即令是世界上最年老的人，要想从这么个表上看出时刻来，也会莫名其妙，所以我又把它拿去找人修理。这个人说是表蒙子凹下去了，大发条也不大直，同时他还说有一部分机件需要垫平一下。他把这些地方都收拾好了，于是我的表就走得不能再好，只是有时候要出点毛病：它规规矩矩走到将近八个钟头的时候，里面的一切机器就突然一下子松开，像只蜜蜂似的嗡嗡地叫起来，长短针马上就飞快地转个不停，以致两根针的本来面目完全分不清了，看起来就像是在表面上织成了一个细致的蜘蛛网。在六七分钟之中，这只表就把以后的二十四小时转完，然后当一声停住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又去请教一个钟表匠，他把它拆散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回我准备严格地盘问他，因为这桩事情越来越严重了。这只表原来花了我两百块钱，而我付出的修理费似乎是有两三千了。当我等待着和在旁边看着的时候，我不久就认出这个钟表匠原来是个老相识——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火轮上的机匠，而且还是手艺并不高明的。他仔细地检查了各部分，正如其他的钟表匠的举动一样，然后他也以同样有把握的神气宣布他的诊断。
他说：“它烧出的蒸气太多——你得把活扳手挂在安全阀上才行！”
我马上就把他的脑袋敲碎，由我自己出钱把他埋了。
我的叔父威廉（现已去世，哀哉！）当年常说，一匹好马总是一匹好马，让它出去野跑一次之后就不行了；他说一只好表总是一只好表，让钟表匠得到机会修理一下就糟了。他总想知道所有的那些没有学好手艺的补锅匠、枪炮匠、鞋匠、机匠和铁匠的下场，可是谁也不能给他说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