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一章 东亚新秩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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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之下，中华帝国的军人们并没有进行残民和虐民，而是一切公平买卖。从中国运来的大批粮食物资敞开供应，价格……自然是随行就市。
物资被征用，又被物资匮乏搞得饥饿难忍的日本国民，纷纷到中国开设的典当铺面和收购站用大白菜价抛售各种家传宝物。在日本人当中，一批文物贩子应运而生。这些人眼睛毒，心思活，用各种手段低价收购本国人的“真家伙”，然后加倍卖给中国官商和军人，又从这些人手里换来紧俏的生活必需品，然后高价卖给出售文物的日本饥民，算是皆大欢喜。
镰仓时代的古董茶具，古佛经，唐朝时遣唐使带的中国宝物，唐朝宫廷御赐下来的物件，日本大名和公卿家祖传的名画，纷纷以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落入中国官商和军人们的手里。
郑宇早就盘算好了，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等日本有勤劳致富的那一日，这些，每年抛出个几百件，差不多就可以把日本人兜里的钱掏出一大块。
按照中华帝国大本营的策略，中国在日本采取了占领区货币政策，即以中华帝国印刷的“日本占领区银行票”，简称“日票”，作为有效支付凭证，强制流通。
至于日本国库价值三千万英镑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早在中国禁卫军进驻东京的时候，就以“确保战争赔偿支付”的名义被中华帝国征用，装船运输到了中国，随后名正言顺成为了日本支付的第一批战争赔偿。
这一下，日元汇率更是惨跌，日本物价飞涨，倒是中华帝国占领当局的“日票”显得坚挺了许多。一时之间，市集之内日元形同废纸，倒是“日票”极为抢手。对此，日本政府也是无可奈何，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和井上馨等人只好拜访日本派遣军方面，请许凡给与解决。
许凡的对策也很简单既然日元不顶事，大家都认帝国信贷银行的日票，那干脆就用日票好了。等以后形势稳定下来，贵国再印刷新版日元，把日票替换即可。”
日本诸位元老面面相觑，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支应战费，日本政府滥印日元纸币，日元原本就已经贬值了数倍。现在日票出现，日本硬通货被中国运回，更让日元信用瓦解。与其徒劳地挽救信用破产的日元，倒不如暂时依靠中国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这样，“帝国信贷银行东京分行“悄然开业，中华帝国特别印刷所印制的“日票”源源不断供应给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军当局，用以支付雇员工资和采购物资，一切的税收，也全部以日票支应。奄奄一息的日元经此打击，更是惨跌，日本富裕阶层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很多靠养利息度日的食利阶层，包括很多资产来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寻找工作。
最终，日本政府干脆宣布，以一万比一的汇率回收日元，发行日票。日本也从此成为当时的世界上采用纯信用纸币的第一个国家。不过，当时已经被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兴的中国人，也都没想到，日本却是因祸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谓“日本经济奇迹”的货币基础。
这个开创之举，后来被日本人津津乐道了很多年。不但没人感觉被中国方面用纸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许凡，以及那位大中华皇帝陛下的恩德。
---------------------
平叛之后，对日本军队的整肃随之展开。
按照约定，日本政府想中国方面移交了政府和军部的档案资料，并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议的“战犯名单”，基本上都是萨长藩阀，旧藩武士，财阀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团骨干，皇族和公卿人物几乎绝迹，而反战派的元老及其党羽也推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在东京召开了公审，日本本土的两万六千八百多名战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将与中国方面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一同在中国服刑。
未来的日本军队规模将大大收缩，陆军规模限定在四个师团，每师团编制为三联队，编制仿照华军国防军乙种师。此外，还会保留四个简编旅团的架子，实际上就是联队规模的部队，在战时可扩编为师团。
海军陆战队规模限定在两个旅团，而海军舰队现有五千吨以上的舰只作为战利品全部转交中国海军当局。未来五年之内，日本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的战舰，海军总吨位被限定在中国海军总吨位的一成。
在辽东和朝鲜投降和被俘的日军，已经被发送到战俘营组织起来。进行一个月的洗脑教育和再组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未来将在统一的北京公审上获得应有的惩罚。服刑的，自然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发往朝鲜从事“劳动改造”和“再就业培训”，主要是从事路桥建设以及开矿。在这方面，赵秉钧的“警政部”有组织旗人“劳动营”的丰富经验: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广泛开战劳动竞赛，以成果决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虏内部展开全方位的洗脑教育，发动俘虏开战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并组织俘虏中的先进分子担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劳役，表现特别优异的，可以酌情减免，表现顽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郑宇的计算，这些壮劳力能够给帝国创造的财富，有旗人爷们珠玉在前，郑宇还是很期待的。跑？朝鲜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里，任何一个明智的日本人，都不会愚蠢到在这里逃跑。老老实实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日本政府，鉴于财政困窘，最后也开始在劳力输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军俘虏，以及被抓起来的罪犯，干脆被日本政府判处罪行，并“移交”给了中国方面，中国方面按标准（当然是极低的标准）核定劳务报酬交给日本政府，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中国合法使用的劳工。
这部分劳工，被中国政府交给警政部送到内地，投入到了火热的建设之中。手头骤然宽裕起来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两头整肃一遍“国贼”，把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国“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战后的长一段里成了日本“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应该说，日本由于民间家门传承的缘故，民间其实隐藏了很多的财富。这场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连根拔起，连带着收缴了大批隐藏起来的财富。因祸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财政窘境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根据中日两国之前的共识，对日本经济体系的改造全面展开。
日本的安田，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大仓组等官商，这一次，终于开始遭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无情控制。作为对战争具有责任的团体，这些组织的部分激进领导者被清算。由于早就由统治经济管制进行管辖，资产和业务都被政府完全掌握，政府直接就对这些财阀的股权情况进行了清理，并强行占有其三成股份。另外三成，由“日本公平社”这个半官方半民办的组织持有，其主要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由日本和中国方面联合组成，其投资收益用于组建和维持日本的底层民生维持系统。
由于战争和海贸断绝而陷入困境的很多日本企业，如生丝，纺织，化工等，都被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系，通过与中国方面对口企业缔结贸易合作，很快就获得了新的订单和原材料，恢复了生产，甚至还从中国银行界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融资，从中国订购机器，改造设施，扩大产能。
日本的三菱，川崎等军工企业，以及日本陆海军的各个官办兵工厂，包括小石川枪械所，大阪炮兵工厂，室兰制钢所，东京炮兵工厂，八幡制铁所，明治炼钢所等，统统由中华帝国大本营经济组派出的接收团队接管，在日本方面的配合之下，对主要人员进行了严格甄别，随即迅速开始有选择地恢复生产，尤其是重点针对华军消耗量最大，口径标准也一致的七十五毫米炮弹，手榴弹，掷弹筒，掷弹筒榴弹，炸药，十二寸高爆弹，各种钢材等。
在三菱，川崎的造船厂，以及横须贺，佐世保，长崎，横滨等海军工厂，中华帝国海军军工系统和几大造船业民营巨头组成的接收团开始整顿船厂，甄别人员，补充和替换机器设备，派遣技师，并迅速恢复了修船，民船建造等业务。
在未来的规划中，日本海军在五年内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排水量的战舰，但日本的造船业，作为一个已经高度发达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却不能被白白浪费掉。这些厂区，机器，工人，技师，图纸，船台，各种技术学校都是非常宝贵的生产力。而他们，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巩固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与掌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的日本，将作为轻型舰船和民船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整体造船体系之中，缩小中国与欧美方面在船舶建造规模上的差距，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就这样，借助中日两国强有力的战时统合经济体制，迅速恢复了生产力的日本企业，不但满足了国内消费的需求，也开始填补上中国方面由于战争规模快速扩大带来的生产力缺口。在后来的朝鲜开发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经济也受益不少，当然这是后话。
中国提供的“日票”，本身是一种无贵金属抵押的信用纸币。
日本政府要获得日票，除了之前以存量日元进行的置换以外，就是要依靠对华出口实物资产，或者干脆对中国方面发行国债。
另一方面，中国驻日的管理当局，派员，驻军，之前就已经以日票发放了一半数额的战胜奖金（一般是十二个月到三十六个月的工资）。这些腰包鼓鼓的大金主到了日本，面对着热情而友善的战败国国民，也开始动起了脑筋。
从国内捎带些紧俏物事，从日本买些便宜货，甚至尝尝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的日本ji女，艺伎，逛逛各色餐馆，茶楼，酒肆，尝尝日本料理，买几套唐服，折扇之类的工艺品，居然把日本日渐萧条的消费市场逐渐带动了起来。
就这样，日票以其数量充足，倒是很快营造出了旺盛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经济快速地恢复和扩张。
当然，在这样的信用扩张，经济迅速膨胀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是免不了的。不过，这样缓和而隐蔽的通胀，比起之前日元一年几倍的恶性贬值，已经实在是好上太多。再加上中国方面华元贷款保障的物资供应，日本政府也严格控制着公共开支，没有采取滥印纸币，通胀也的确并不明显。
针对日本经济的对外贸易结算，中国方面提供了总计两亿华元的信贷资金。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巨大，加上大中华经济圈的庞大体量，华元已经具备了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这笔贷款，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几乎全部以华元结算，倒是帮助华元又扩充了国际流通市场的份额。
为了改善财政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方面甚至开始大规模出口优质木材，铜矿和硫磺来抵偿中国的贷款利息，并换取中国生产的各种机器设备，其他紧缺原材料，恢复和扩大工业生产。
日本国会很快通过了新的税法，重新清理了日本的财税体系，去除了一些损害工商业长期利益的苛捐杂税，而对中产和富裕阶层增加了高额的累进所得税。原来给与外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被国会以“违宪”的理由取消，倒是让日本上下出了一口恶气，民气得以一振。
能够违抗欧美列强的意志，限制对于日本的盘剥，也算是被中国“督导”带来的好处？
对此，欧美工商界自然发出了抗议，但抗议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超国民待遇，说到底也并不符合公平原则，既然违宪，那……
最关键的，还是中华帝国用沉入海底的四十万吨钢铁，俘获日俄两支舰队司令部人员奠定的赫赫军威；是中华帝国陆军全歼俄罗斯帝国后贝加尔方面军，俘虏克罗帕特金树立的不败威名；是中国军人追亡逐北，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豪情。
对这一切，即使是列强，也不得不给与足够的尊重。
要说对中国军队进驻最感到高兴的，却是日本的女孩子们。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子一直是作为某种“货物”而存在的。对父母来说，为了家门，把女孩子以一个好价钱卖出去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战后大量壮劳力的丧失，让很多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陷入了困境，这些女孩子就更成了改变家境的最好工具。
随着战争的进行，大批日本青年丧身战场，幸存的也不要在中国的战俘营，劳动营呆到时候。青年男子的紧俏，让日本的整整一代女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
在城市，帅气英武，手里又有“日票”的中国大兵，尤其是军官和士官，成为了日本年轻女孩子争相攀附的对象。别说是未婚军人，哪怕是已婚的—中国不是允许一夫多妻吗？做小不是问题，听说中国那边妇女解放之后，即使是小，也要享有充分的权利不是？妾生子，虽然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不也要确保受教育的权利吗？
在日本各大城市，一到节假日，经常可以见到全身戎装的中国军人，身边小鸟依人一般偎依着一名日本女孩子，穿着日式传统服装，一脸的羞涩与甜蜜，而沿途的日本女孩子，看向这两人的目光更带着嫉妒和羡慕。
为了争得中国军人的欢心，很多未经人事的日本女孩子自荐枕席。
中国人不是传统的吗？上了就得负责任吧？无小说网不少字既然如此……
在乡间，中华帝国急日本人民之所急，发布了“招工广告”，以比日本高出一倍的价格招收女工，而且先支付一年的工钱。
由于是信誉卓著的中国政府发布，而且是去中国“淘金”，贫困的日本农村家庭立刻就动了心，在父兄的动员下，再加上去“大地方”看一看，赚钱，甚至“有机会嫁个中国人”，女孩子们趋之若鹜。
很快，十万名日本女孩子已经抵达中国，被安置在了新建的一大批服装厂里接受培训。未来，这些吃苦耐劳，服从管理的日本女工，将在中国从事十年的劳务。
是 由】.
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之下，中华帝国的军人们并没有进行残民和虐民，而是一切公平买卖。从中国运来的大批粮食物资敞开供应，价格……自然是随行就市。
物资被征用，又被物资匮乏搞得饥饿难忍的日本国民，纷纷到中国开设的典当铺面和收购站用大白菜价抛售各种家传宝物。在日本人当中，一批文物贩子应运而生。这些人眼睛毒，心思活，用各种手段低价收购本国人的“真家伙”，然后加倍卖给中国官商和军人，又从这些人手里换来紧俏的生活必需品，然后高价卖给出售文物的日本饥民，算是皆大欢喜。
镰仓时代的古董茶具，古佛经，唐朝时遣唐使带的中国宝物，唐朝宫廷御赐下来的物件，日本大名和公卿家祖传的名画，纷纷以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落入中国官商和军人们的手里。
郑宇早就盘算好了，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等日本有勤劳致富的那一日，这些，每年抛出个几百件，差不多就可以把日本人兜里的钱掏出一大块。
按照中华帝国大本营的策略，中国在日本采取了占领区货币政策，即以中华帝国印刷的“日本占领区银行票”，简称“日票”，作为有效支付凭证，强制流通。
至于日本国库价值三千万英镑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早在中国禁卫军进驻东京的时候，就以“确保战争赔偿支付”的名义被中华帝国征用，装船运输到了中国，随后名正言顺成为了日本支付的第一批战争赔偿。
这一下，日元汇率更是惨跌，日本物价飞涨，倒是中华帝国占领当局的“日票”显得坚挺了许多。一时之间，市集之内日元形同废纸，倒是“日票”极为抢手。对此，日本政府也是无可奈何，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和井上馨等人只好拜访日本派遣军方面，请许凡给与解决。
许凡的对策也很简单既然日元不顶事，大家都认帝国信贷银行的日票，那干脆就用日票好了。等以后形势稳定下来，贵国再印刷新版日元，把日票替换即可。”
日本诸位元老面面相觑，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支应战费，日本政府滥印日元纸币，日元原本就已经贬值了数倍。现在日票出现，日本硬通货被中国运回，更让日元信用瓦解。与其徒劳地挽救信用破产的日元，倒不如暂时依靠中国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这样，“帝国信贷银行东京分行“悄然开业，中华帝国特别印刷所印制的“日票”源源不断供应给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军当局，用以支付雇员工资和采购物资，一切的税收，也全部以日票支应。奄奄一息的日元经此打击，更是惨跌，日本富裕阶层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很多靠养利息度日的食利阶层，包括很多资产来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寻找工作。
最终，日本政府干脆宣布，以一万比一的汇率回收日元，发行日票。日本也从此成为当时的世界上采用纯信用纸币的第一个国家。不过，当时已经被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兴的中国人，也都没想到，日本却是因祸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谓“日本经济奇迹”的货币基础。
这个开创之举，后来被日本人津津乐道了很多年。不但没人感觉被中国方面用纸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许凡，以及那位大中华皇帝陛下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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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之后，对日本军队的整肃随之展开。
按照约定，日本政府想中国方面移交了政府和军部的档案资料，并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议的“战犯名单”，基本上都是萨长藩阀，旧藩武士，财阀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团骨干，皇族和公卿人物几乎绝迹，而反战派的元老及其党羽也推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在东京召开了公审，日本本土的两万六千八百多名战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将与中国方面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一同在中国服刑。
未来的日本军队规模将大大收缩，陆军规模限定在四个师团，每师团编制为三联队，编制仿照华军国防军乙种师。此外，还会保留四个简编旅团的架子，实际上就是联队规模的部队，在战时可扩编为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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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东和朝鲜投降和被俘的日军，已经被发送到战俘营组织起来。进行一个月的洗脑教育和再组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未来将在统一的北京公审上获得应有的惩罚。服刑的，自然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发往朝鲜从事“劳动改造”和“再就业培训”，主要是从事路桥建设以及开矿。在这方面，赵秉钧的“警政部”有组织旗人“劳动营”的丰富经验: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广泛开战劳动竞赛，以成果决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虏内部展开全方位的洗脑教育，发动俘虏开战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并组织俘虏中的先进分子担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劳役，表现特别优异的，可以酌情减免，表现顽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郑宇的计算，这些壮劳力能够给帝国创造的财富，有旗人爷们珠玉在前，郑宇还是很期待的。跑？朝鲜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里，任何一个明智的日本人，都不会愚蠢到在这里逃跑。老老实实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日本政府，鉴于财政困窘，最后也开始在劳力输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军俘虏，以及被抓起来的罪犯，干脆被日本政府判处罪行，并“移交”给了中国方面，中国方面按标准（当然是极低的标准）核定劳务报酬交给日本政府，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中国合法使用的劳工。
这部分劳工，被中国政府交给警政部送到内地，投入到了火热的建设之中。手头骤然宽裕起来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两头整肃一遍“国贼”，把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国“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战后的长一段里成了日本“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应该说，日本由于民间家门传承的缘故，民间其实隐藏了很多的财富。这场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连根拔起，连带着收缴了大批隐藏起来的财富。因祸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财政窘境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根据中日两国之前的共识，对日本经济体系的改造全面展开。
日本的安田，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大仓组等官商，这一次，终于开始遭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无情控制。作为对战争具有责任的团体，这些组织的部分激进领导者被清算。由于早就由统治经济管制进行管辖，资产和业务都被政府完全掌握，政府直接就对这些财阀的股权情况进行了清理，并强行占有其三成股份。另外三成，由“日本公平社”这个半官方半民办的组织持有，其主要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由日本和中国方面联合组成，其投资收益用于组建和维持日本的底层民生维持系统。
由于战争和海贸断绝而陷入困境的很多日本企业，如生丝，纺织，化工等，都被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系，通过与中国方面对口企业缔结贸易合作，很快就获得了新的订单和原材料，恢复了生产，甚至还从中国银行界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融资，从中国订购机器，改造设施，扩大产能。
日本的三菱，川崎等军工企业，以及日本陆海军的各个官办兵工厂，包括小石川枪械所，大阪炮兵工厂，室兰制钢所，东京炮兵工厂，八幡制铁所，明治炼钢所等，统统由中华帝国大本营经济组派出的接收团队接管，在日本方面的配合之下，对主要人员进行了严格甄别，随即迅速开始有选择地恢复生产，尤其是重点针对华军消耗量最大，口径标准也一致的七十五毫米炮弹，手榴弹，掷弹筒，掷弹筒榴弹，炸药，十二寸高爆弹，各种钢材等。
在三菱，川崎的造船厂，以及横须贺，佐世保，长崎，横滨等海军工厂，中华帝国海军军工系统和几大造船业民营巨头组成的接收团开始整顿船厂，甄别人员，补充和替换机器设备，派遣技师，并迅速恢复了修船，民船建造等业务。
在未来的规划中，日本海军在五年内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排水量的战舰，但日本的造船业，作为一个已经高度发达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却不能被白白浪费掉。这些厂区，机器，工人，技师，图纸，船台，各种技术学校都是非常宝贵的生产力。而他们，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巩固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与掌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的日本，将作为轻型舰船和民船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整体造船体系之中，缩小中国与欧美方面在船舶建造规模上的差距，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就这样，借助中日两国强有力的战时统合经济体制，迅速恢复了生产力的日本企业，不但满足了国内消费的需求，也开始填补上中国方面由于战争规模快速扩大带来的生产力缺口。在后来的朝鲜开发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经济也受益不少，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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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要获得日票，除了之前以存量日元进行的置换以外，就是要依靠对华出口实物资产，或者干脆对中国方面发行国债。
另一方面，中国驻日的管理当局，派员，驻军，之前就已经以日票发放了一半数额的战胜奖金（一般是十二个月到三十六个月的工资）。这些腰包鼓鼓的大金主到了日本，面对着热情而友善的战败国国民，也开始动起了脑筋。
从国内捎带些紧俏物事，从日本买些便宜货，甚至尝尝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的日本ji女，艺伎，逛逛各色餐馆，茶楼，酒肆，尝尝日本料理，买几套唐服，折扇之类的工艺品，居然把日本日渐萧条的消费市场逐渐带动了起来。
就这样，日票以其数量充足，倒是很快营造出了旺盛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经济快速地恢复和扩张。
当然，在这样的信用扩张，经济迅速膨胀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是免不了的。不过，这样缓和而隐蔽的通胀，比起之前日元一年几倍的恶性贬值，已经实在是好上太多。再加上中国方面华元贷款保障的物资供应，日本政府也严格控制着公共开支，没有采取滥印纸币，通胀也的确并不明显。
针对日本经济的对外贸易结算，中国方面提供了总计两亿华元的信贷资金。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巨大，加上大中华经济圈的庞大体量，华元已经具备了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这笔贷款，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几乎全部以华元结算，倒是帮助华元又扩充了国际流通市场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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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会很快通过了新的税法，重新清理了日本的财税体系，去除了一些损害工商业长期利益的苛捐杂税，而对中产和富裕阶层增加了高额的累进所得税。原来给与外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被国会以“违宪”的理由取消，倒是让日本上下出了一口恶气，民气得以一振。
能够违抗欧美列强的意志，限制对于日本的盘剥，也算是被中国“督导”带来的好处？
对此，欧美工商界自然发出了抗议，但抗议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超国民待遇，说到底也并不符合公平原则，既然违宪，那……
最关键的，还是中华帝国用沉入海底的四十万吨钢铁，俘获日俄两支舰队司令部人员奠定的赫赫军威；是中华帝国陆军全歼俄罗斯帝国后贝加尔方面军，俘虏克罗帕特金树立的不败威名；是中国军人追亡逐北，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豪情。
对这一切，即使是列强，也不得不给与足够的尊重。
要说对中国军队进驻最感到高兴的，却是日本的女孩子们。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子一直是作为某种“货物”而存在的。对父母来说，为了家门，把女孩子以一个好价钱卖出去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战后大量壮劳力的丧失，让很多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陷入了困境，这些女孩子就更成了改变家境的最好工具。
随着战争的进行，大批日本青年丧身战场，幸存的也不要在中国的战俘营，劳动营呆到时候。青年男子的紧俏，让日本的整整一代女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
在城市，帅气英武，手里又有“日票”的中国大兵，尤其是军官和士官，成为了日本年轻女孩子争相攀附的对象。别说是未婚军人，哪怕是已婚的—中国不是允许一夫多妻吗？做小不是问题，听说中国那边妇女解放之后，即使是小，也要享有充分的权利不是？妾生子，虽然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不也要确保受教育的权利吗？
在日本各大城市，一到节假日，经常可以见到全身戎装的中国军人，身边小鸟依人一般偎依着一名日本女孩子，穿着日式传统服装，一脸的羞涩与甜蜜，而沿途的日本女孩子，看向这两人的目光更带着嫉妒和羡慕。
为了争得中国军人的欢心，很多未经人事的日本女孩子自荐枕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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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间，中华帝国急日本人民之所急，发布了“招工广告”，以比日本高出一倍的价格招收女工，而且先支付一年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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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十万名日本女孩子已经抵达中国，被安置在了新建的一大批服装厂里接受培训。未来，这些吃苦耐劳，服从管理的日本女工，将在中国从事十年的劳务。
是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