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不许“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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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不许“革命 ”
民国元年的秋季，对于此时的国人，是一个虽有着疑虑但仍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没有了“张振武案”，没有了武汉与北京的合流，反而是武汉与南京的合流，立宪派也没有全面地倒向袁世凯，甚至不少立宪派的的头面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张澜等人，也都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乎，国内的政治势力，在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之间，大抵呈现出一种互相平衡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由于此次革命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党与北洋系之间也就并没有酿成什么血仇。共和的迅速达成，使得许多人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自信而乐观的心态。
1912年9月份孙、黄抵京与袁世凯的会谈，高调地向国内国外，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民国确确实实“实现了统一”，南北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弭，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也因为孙、黄相约不参与来年的总统选举，而得到了加强。
9月底，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用“孙、黄、袁、黎”的名义，向全国宣布了八大政策：（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jiā、财政、司法、jiā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高调地向全国宣布，请孙文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请黄兴先生担任全国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期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孙、黄在京，也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期间还与前清摄政王载沣相互拜会，并接受了隆裕太后的邀请，前往颐和园参观。孙、黄表示：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
孙、黄的这一态度大大地安了退位的清朝皇族的心，向他们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民国五族共和的政策。
此后，孙、黄相继离开京城。就在孙、黄离开之后不久，言论界的巨子梁启超，也回到了国内，抵达京城。梁启超在京城所受的欢迎，丝毫也不在孙、黄之下。很快，以梁启超为领袖，由北方各省立宪派为主的一个政党——进步党，也宣告成立了。进步党一成立，即拥有参议会120席中的30余席，成为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党。这个政党的背后，从资金到人员，自然受到了袁大总统的鼎力支持。
国内的政局，似乎是在一步步走上良的轨道，边疆危机，则依然有些悬而未决。
四川派出的入藏平叛军，已经快要推进到了拉萨，但达赖活佛的叛军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藏区，并随时企图拥兵进入拉萨。
相比之下，外蒙古的局势就更为严峻。张绍曾的部队在击退了进入内蒙古的叛军，并准备乘胜收复外蒙古的时候，却接到了陆军部就地驻防的命令。
原来，沙俄的军队已经进入库伦，张家口至恰克图之间2400里电线，俄库双方已占有四分之三，沙俄并宣布了《俄库条约》，差不多就是要把外蒙古变为其保护国。
在接到俄国的通牒时，袁世凯虽然内心愤懑却又无可奈何，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此时并非老子的对手，军事解决外蒙古的希望落空，只有外jiā解决一个途径。然而，此时中国方面缺少国际支持，与沙俄谈判也难免是凶多吉少。袁世凯权衡局势，只好着令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稳守内蒙勿失。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只有留待日后了。
当国内的大部分舆论报纸，都把目光严密地关切着京城发生的大事的时候，王麟计划中来年才开展的土地改革，因为连续发生的几个意外事件，不得已提前发动了。
常熟县王庄，这本来只是江苏省的一个普通农村，事先谁也想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情即将深远地影响到整个长江沿岸。
每年的秋季，是江南乡村传统的收租季节。收租的时候，难免就要伴随着抗租事件的出现，以前是如此，如今共和告成，革命观念深入人心，抗租不jiā的ā动，就更容易爆发了。
1911年的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整个的乡村基本上是匕鬯不惊，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对于动员乡村底层，都没有丝毫兴趣，庚子义和团的悲剧，使得举国的“jīng英”们，对于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都深怀戒心。
再说，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历史上史不绝书，太平天国更是殷鉴不远，再“革命”的革命党，为着国家的前途考虑，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显得十分“保守”，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屡次对外国人讲，民国不需要群众的“主动”jīng神。
当然，与革命党不同，立宪派的乡绅们不愿改变乡村的秩序，还有着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然而，革命既已发生，革命观念就必然会逐渐传布开去，渗透到乡民之中，乡民们难免有人会想，革命党可以闹革命，为什么咱们就不可以？
革命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这一点乡民们自然不理解，他们听说了革命，听说了革命的口号，却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革命党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乡民们对于革命的理解自有自己的一套。革命就是劫富济贫，大碗喝酒，大碗吃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不少人以为，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fǔ，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jiā了。
这种思想，在江南一带的乡村相当普遍，常熟县王庄的村民们，就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武装”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江南一带的乡村，革命前就广泛的存在着“千人会”一类的组织，这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本来十分松散，但在今年的夏秋之际，在有心人的捏合之下，“千人会”渐渐成为了有组织的“武装”。虽然这种武装也太寒碜了点，无外乎是锄头、鱼叉、红缨枪。
王庄的几间稍微宽敞一点的大房子，也就是原来的城隍庙，此刻挂上了“仁义农局”的招牌口，站着十几个短衣打扮，手持长长的红缨枪，一身jīng壮的汉子，这些汉子头上，许多人头上还盘着一根大辫子。
屋子里面，几个人正围着一张四方桌坐着。上首的位置，是一个矮小jīng壮的中年汉子，人称孙二，是如今“仁义农局”的“都督”。他的旁边，左手是一魁梧的汉子，人称孙三，是孙二的副手，如今“仁义农局”的副“都督”。
他的右手边，是一个书生打扮的瘦弱的中年人，乃如今“仁义农局”的“军师”樊文涛。
军师樊文涛开口了：“都督，现在咱们‘仁义农局’的名声算是打出去了，无锡、常熟一带‘千人会’的弟兄，天天都有人来投奔咱们，如今咱们手下，少说也有数千人，该是做一件大事，让大伙瞧瞧的时候了。”
孙二挠了挠头：“樊军师，咱们人虽多，却人心不齐，王大宝、阮小七、周立波那几个家伙，都聚集了不少人，不服我这个都督管束。要做大事，怕聚拢不了足够的人手啊。”
樊文涛撸了撸袖子，拱手道：“都督，正因为如今人心不齐，所以才急需做一件大事，好收拾人心，整顿队伍。”
“哦，怎么说？” 孙二不解。
“都督，各地‘千人会’的弟兄为什么投靠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能够迫使田主答应和村民开展减租的谈判！上个月，咱们县‘千人会’的首领周天宝兄弟，因为领着人抗租，被县政fǔ派人抓了起来。若咱们能够迫使王庄的田主减租甚至免租，岂不是能令所有的弟兄都大大地心服口服？” 樊文涛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一掌重重地拍在了桌面上。
孙二沉了一下，转向左手边问道：“三弟，你怎么看？”
孙三面è有些跃跃yù试：“樊军师说得有道理，咱们‘仁义农局’虽然能介入田主与村民的减租谈判，但名头还不够响亮，大一点的田主，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前几天，咱们派去周家义庄要求减租的兄弟，就被棍bāng伺候，赶了回来。套用读书人的一个说法，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领弟兄们，把义庄给占了，把田主的亲戚抓起来做人质，迫使他们免租！”
樊文涛赞道：“副都督好胆樊某也是这个想法，都督敢不敢干这一票？”
孙二受这一激，拍案而起：“有什么不敢的？咱们‘仁义农局’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弟兄们能够不再jiā租子，既然义庄一点也不愿减租，咱们就把它打个稀巴烂，看以后还有哪个田主敢逞强！”A
第217章 不许“革命 ”
民国元年的秋季，对于此时的国人，是一个虽有着疑虑但仍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没有了“张振武案”，没有了武汉与北京的合流，反而是武汉与南京的合流，立宪派也没有全面地倒向袁世凯，甚至不少立宪派的的头面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张澜等人，也都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乎，国内的政治势力，在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之间，大抵呈现出一种互相平衡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由于此次革命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党与北洋系之间也就并没有酿成什么血仇。共和的迅速达成，使得许多人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自信而乐观的心态。
1912年9月份孙、黄抵京与袁世凯的会谈，高调地向国内国外，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民国确确实实“实现了统一”，南北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弭，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也因为孙、黄相约不参与来年的总统选举，而得到了加强。
9月底，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用“孙、黄、袁、黎”的名义，向全国宣布了八大政策：（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jiā、财政、司法、jiā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高调地向全国宣布，请孙文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请黄兴先生担任全国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期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孙、黄在京，也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期间还与前清摄政王载沣相互拜会，并接受了隆裕太后的邀请，前往颐和园参观。孙、黄表示：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
孙、黄的这一态度大大地安了退位的清朝皇族的心，向他们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民国五族共和的政策。
此后，孙、黄相继离开京城。就在孙、黄离开之后不久，言论界的巨子梁启超，也回到了国内，抵达京城。梁启超在京城所受的欢迎，丝毫也不在孙、黄之下。很快，以梁启超为领袖，由北方各省立宪派为主的一个政党——进步党，也宣告成立了。进步党一成立，即拥有参议会120席中的30余席，成为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党。这个政党的背后，从资金到人员，自然受到了袁大总统的鼎力支持。
国内的政局，似乎是在一步步走上良的轨道，边疆危机，则依然有些悬而未决。
四川派出的入藏平叛军，已经快要推进到了拉萨，但达赖活佛的叛军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藏区，并随时企图拥兵进入拉萨。
相比之下，外蒙古的局势就更为严峻。张绍曾的部队在击退了进入内蒙古的叛军，并准备乘胜收复外蒙古的时候，却接到了陆军部就地驻防的命令。
原来，沙俄的军队已经进入库伦，张家口至恰克图之间2400里电线，俄库双方已占有四分之三，沙俄并宣布了《俄库条约》，差不多就是要把外蒙古变为其保护国。
在接到俄国的通牒时，袁世凯虽然内心愤懑却又无可奈何，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此时并非老子的对手，军事解决外蒙古的希望落空，只有外jiā解决一个途径。然而，此时中国方面缺少国际支持，与沙俄谈判也难免是凶多吉少。袁世凯权衡局势，只好着令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稳守内蒙勿失。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只有留待日后了。
当国内的大部分舆论报纸，都把目光严密地关切着京城发生的大事的时候，王麟计划中来年才开展的土地改革，因为连续发生的几个意外事件，不得已提前发动了。
常熟县王庄，这本来只是江苏省的一个普通农村，事先谁也想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情即将深远地影响到整个长江沿岸。
每年的秋季，是江南乡村传统的收租季节。收租的时候，难免就要伴随着抗租事件的出现，以前是如此，如今共和告成，革命观念深入人心，抗租不jiā的ā动，就更容易爆发了。
1911年的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整个的乡村基本上是匕鬯不惊，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对于动员乡村底层，都没有丝毫兴趣，庚子义和团的悲剧，使得举国的“jīng英”们，对于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都深怀戒心。
再说，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历史上史不绝书，太平天国更是殷鉴不远，再“革命”的革命党，为着国家的前途考虑，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显得十分“保守”，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屡次对外国人讲，民国不需要群众的“主动”jīng神。
当然，与革命党不同，立宪派的乡绅们不愿改变乡村的秩序，还有着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然而，革命既已发生，革命观念就必然会逐渐传布开去，渗透到乡民之中，乡民们难免有人会想，革命党可以闹革命，为什么咱们就不可以？
革命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这一点乡民们自然不理解，他们听说了革命，听说了革命的口号，却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革命党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乡民们对于革命的理解自有自己的一套。革命就是劫富济贫，大碗喝酒，大碗吃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不少人以为，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fǔ，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jiā了。
这种思想，在江南一带的乡村相当普遍，常熟县王庄的村民们，就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武装”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江南一带的乡村，革命前就广泛的存在着“千人会”一类的组织，这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本来十分松散，但在今年的夏秋之际，在有心人的捏合之下，“千人会”渐渐成为了有组织的“武装”。虽然这种武装也太寒碜了点，无外乎是锄头、鱼叉、红缨枪。
王庄的几间稍微宽敞一点的大房子，也就是原来的城隍庙，此刻挂上了“仁义农局”的招牌口，站着十几个短衣打扮，手持长长的红缨枪，一身jīng壮的汉子，这些汉子头上，许多人头上还盘着一根大辫子。
屋子里面，几个人正围着一张四方桌坐着。上首的位置，是一个矮小jīng壮的中年汉子，人称孙二，是如今“仁义农局”的“都督”。他的旁边，左手是一魁梧的汉子，人称孙三，是孙二的副手，如今“仁义农局”的副“都督”。
他的右手边，是一个书生打扮的瘦弱的中年人，乃如今“仁义农局”的“军师”樊文涛。
军师樊文涛开口了：“都督，现在咱们‘仁义农局’的名声算是打出去了，无锡、常熟一带‘千人会’的弟兄，天天都有人来投奔咱们，如今咱们手下，少说也有数千人，该是做一件大事，让大伙瞧瞧的时候了。”
孙二挠了挠头：“樊军师，咱们人虽多，却人心不齐，王大宝、阮小七、周立波那几个家伙，都聚集了不少人，不服我这个都督管束。要做大事，怕聚拢不了足够的人手啊。”
樊文涛撸了撸袖子，拱手道：“都督，正因为如今人心不齐，所以才急需做一件大事，好收拾人心，整顿队伍。”
“哦，怎么说？” 孙二不解。
“都督，各地‘千人会’的弟兄为什么投靠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能够迫使田主答应和村民开展减租的谈判！上个月，咱们县‘千人会’的首领周天宝兄弟，因为领着人抗租，被县政fǔ派人抓了起来。若咱们能够迫使王庄的田主减租甚至免租，岂不是能令所有的弟兄都大大地心服口服？” 樊文涛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一掌重重地拍在了桌面上。
孙二沉了一下，转向左手边问道：“三弟，你怎么看？”
孙三面è有些跃跃yù试：“樊军师说得有道理，咱们‘仁义农局’虽然能介入田主与村民的减租谈判，但名头还不够响亮，大一点的田主，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前几天，咱们派去周家义庄要求减租的兄弟，就被棍bāng伺候，赶了回来。套用读书人的一个说法，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领弟兄们，把义庄给占了，把田主的亲戚抓起来做人质，迫使他们免租！”
樊文涛赞道：“副都督好胆樊某也是这个想法，都督敢不敢干这一票？”
孙二受这一激，拍案而起：“有什么不敢的？咱们‘仁义农局’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弟兄们能够不再jiā租子，既然义庄一点也不愿减租，咱们就把它打个稀巴烂，看以后还有哪个田主敢逞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