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五章 一个国家,四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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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亚洲各参战国,盯着欧洲战局的时候。
西北**中央驻地,窑洞中依然昏暗,但随着一群外国记者的市场光顾,摇动的主人越来越忙碌起来。
白天,刚刚和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持久战》和中国淮河以北战区,对日已经具备反攻能力。主席的健谈,说的斯诺一愣一愣的,作为《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中国战地记者,斯诺每天都要着手准备大量的新闻素材,发往美国。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像斯诺这样的记者,是不被重视的。
但也有例外,**大胜的时候,往往能够收到军政部,或者侍从室的邀请函,参加酒会。当然在酒会上,主持酒会的高官会在尽心之余,宣布他们的好消息。这种传统,据传是源于封建王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与民同乐,万邦来朝’。
斯诺毫无政府背景,不过是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驻地记者,参加这样的就酒会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更喜欢在各个战区奔走,而最后,他决心在北方,这个红色政府的中心地带,用他的话来说‘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给美国带去最真实的中国资料。
主席是忙碌的,和斯诺等外国记者大谈抗战形势之后,傍晚还要迎着寒风,骑马半个小时,赶到五里外的一处小教堂内开会。
日军占领北部湾之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已经成为事实,这个消息,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看到了日军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来,日本被美英卡着脖子,连荷兰这样的欧洲小国,都想在战争中分一杯羹,用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换取日本的黄金储备。
这让日本海军恼怒之余,有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进入越南北部,和老挝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美国人被欧洲的战局吸引住了,已经无法估计他们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远东,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南亚。
汪精卫的叛变,让日本内阁看到了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身的希望。
他们幻想着,凭借汪精卫的政治人气,组建一支足以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伪军,来防御日军在全面侵华两年内占领的土地和人口。
对此,中G中央也调整战略,准备进一步加强日军南下后,对北方各战区的控制权。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在中国,和平的困难程度,不亚于中**民,将日军赶出国土。
从27年的那场政变开始,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破裂。
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曾一阳在东北建立的根据地,幅员辽阔,足够养兵之用。只要坚持到日军拿下的那一天,就永远不担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政府时候还有存在的可能。
至于,抗战为什么会胜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就会缩短几年。一旦日本进入南亚,那么他们的对手就再也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工业上强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级国家,世界海军第二强国。
通过十多天的讨论,中央终于决定,在原来40军的基础上,建立第四野战军,成为战略反攻的信号。
准备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将现在山东战区,河南战区的40军主力逐步抽调至东北,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商,加大对东北战场的援助,在未来的几年内,对东北战场扩军等等计划,彻底压垮日军在中国的统治。
在东北的1纵队,接到了一份组建野战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联名下达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阳为第一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罗荣桓,参谋长谢维俊……
一系列的命令,让曾一阳看到了中央已经决心在抗战结束之前,和日军在北方争夺控制权。
重庆政府完全依赖华侨支援的战时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指责重庆政府的不作为。除了一年前的万家岭战役,74军强吃106师团之外,一年之内,各地的**都相继和日军保持了一种相对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进攻,**绝对不会发动进攻。
这种默契,直接导致了**中不少杂牌军的将领,失去了以用开战来获取军饷和军需机会。国民政府一再拖欠杂牌军的补给之后,单单靠着山区和边缘区域的粮饷,已经无法维持军队的开销。
导致大量的杂牌军将领在部队溃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武汉保卫战之后,汪精卫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已经形同虚设,加上对抗战的信心不足,看到蒋介石在抗战中,不断的收拢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权,在抗战一年之后,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据军阀,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蒋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经到了巅峰,要知道,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级行政区只有5个。
从38年的叛逃,到39年进入上海,汪精卫的精神一直在一种亢奋之中,他以为只有自己开始拯救中国免于战火毁灭的英雄,不断的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献媚,期望能够尽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卫满心欢喜,准备荣登大宝,成为第二个‘溥仪’的时候,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
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一直担任汪精卫和日本内阁往来协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联合汪精卫手下另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将汪精卫卖国的最后一条遮羞布扯掉,将‘汪日密约’付诸于公,开始了他戏剧化的反角一色。
原来,高宗武当年是蒋介石和日本谈判的代表,往来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后来蒋介石的薄幸,让高宗武心生反感,决心跟着汪精卫干。
汪精卫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受汪精卫委派,先期赶赴上海,和日军中国派遣军磋商事宜。但当时的日本内阁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沦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并不重要。
抛出了一份比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更为严酷的条约,《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而担任副手的高宗武一直对此不满。
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梅思平想都没想,就在协议上签字,此举,让日本内阁大为赞赏,认为汪精卫是真心投靠他们的,在协议签署当天,就下令上海派遣军护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赶赴日本,签订最后的协议。毕竟,在上海签订的不过是一份草案,约束力不够。
时任国民党外交部对亚洲司对日科科长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一起,抵达上海的当天,就已经注定了他叛国的性质。
可是,在日本转了一圈后,他要变卦。
变卦的原因更是匪夷所思,背上了叛国罪,已经被国民政府通缉的高宗武,在日本受到的待遇,热情之中带着冰冷的蔑视。这让心中书生意气颇重的高宗武很是不满。
当初,投靠汪精卫,是因为蒋介石独断专横,而汪先生‘面善’。
等到了日本,高宗武才发现,汪精卫投靠的背后大老板,比蒋介石更不好相与,每天腆着一张臭脸,迈着罗圈腿,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说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高宗武越想越不是味,真要成了汪精卫组建的新政府的核心人员,自己不就成立日本人的‘狗’了吗?
东洋狗?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生物。高宗武在一气之下,决心不做‘东洋狗’,立志成为一条忠于国家的‘中华田园犬’。
被国民政府打上了叛徒记号的高宗武为难了,他似乎没有回头路了,要想重新回到重庆,进入国民政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功抵罪,至于立什么功劳,高宗武手上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全程陪同梅思平和日方谈判的他,汪精卫的所以秘密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只要他想,连汪精卫对日本天皇诞辰的贺电,他都能一字不落的全部公布于众。
有了这把利器,高宗武心中立刻扬起了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决心将汪精卫和日本最后谈判的底码都露出来。
这就有了,在汪精卫政府还未组建,手下高层就叛逃的‘高陶叛逃’事件。让刚刚投靠日本政府不久的汪精卫,脸面尽失。蒋介石无疑是最开心的一位,自从汪精卫叛逃出重庆,抵达河内后,发出‘艳电’,蒋介石就无名的紧张。
别人不知道,蒋介石可深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中力量到底有多大。
只要是和蒋介石不对路的,都是汪精卫的盟友,而汪精卫把持政府机构多年,在行政院中任职的国民党元老,大部分都对蒋介石不满。汪精卫与日媾和,气节上确实让人鄙夷,但也不失为一个将中国脱离战火的好办法。只要不卖国,出让部分利益,换取和平也不见得是坏事。
可‘汪日密约’一出,国人哗然,汪精卫是将中国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送给了鬼子。
不少在国民政府中,犹豫着是否要跟汪精卫试着走‘中日和平’道路的国民党中间派,立刻一个急停。
停在了卖国贼的红线之后,这让汪精卫大为沮丧的同时,也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笑意灿烂,自从日军步步紧逼,进入越南,控制北部湾之后,他就很少有不皱眉的时候。今天不同,从蒋介石的脸上,可以看出有喜事。
“雨农,一定要确保高宗武和陶希圣安全的抵达重庆。”蒋介石心情大好之余,开始了他每天一行的散步。跟在他身后的除了戴笠,侍从室的蒋孝先,还有就是民国第一夫人。
戴笠频频点头道:“校长放心,我已经派出军统最精干人员,绝对万无一失。”
“你办事,我放心。”蒋介石颔首微笑。
这是最高的奖励,戴笠闻言,脸都笑成了一朵盛开的秋菊般,连话都说不利落了。
“达令,是否在重庆举行一场就会,来庆祝此事?”宋美龄浓浓的吴音,听在蒋介石耳中,宛如琼浆玉液一般心旷神怡。
“就按照夫人的意思,让重庆各界,尤其是中G驻重庆的代表们出席,让他们也看看,国名政府麾下,不管是有蛇鼠两头的投降派,也有深入敌营,火中取栗的义士。”蒋介石开怀大笑。
蒋孝先立刻就转身去安排会场,又是一场毫无头绪的酒会。对于军人来说,对于酒会他们并不陌生,黄埔出身的将领,多少都知道些当年在广州的酒会,动则就有上百人参加,热闹非凡。
但他们从骨子里,都不喜欢这种应酬。
可惜,这是一场风尚,一场由一个女人,一群商人,还有一群失意者推崇的盛宴。
一个月后,汪精卫的新民国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
这个由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履行了他第一份政府决议,向远在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宣战。
这是一个滑稽的举动,对于汪精卫来说,宣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英国人在中国的势力赶出国门。有一个最近的对手,就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个由英美共同控制的租借内,其实最终的控制权力还是在英国组建董事局。
包括巡捕房的警察,上千英国人和印度人组成的租借军队,就驻扎在这里。
汪精卫有心的话,可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能拿下这片包围在战争密云中的孤岛。不过他压根就不敢这么做,因为日本人虽然向英国宣战,但他们还不敢触动美国的利益。
在日本国内,想要维持战争,就必须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资。
石油,钢铁,还有其他金属,都是日本国内无法生产,或者其控制区域没有产出的资源。一旦让美国人不高兴了,除非在第一时间打下南亚,将英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物资抢劫一空,不然日本也只有等死这一条路了。
远在东北长春的伪满政府,早就在汪精卫政府之前,宣布对英法宣战。
而重庆政府,和中G西北政府,都和英法一样,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宣战。
一场2V2的四国大战,在中国打响。
汪精卫在其政府组建之初,尴尬的发现,他的民国新政府,竟然连一支部队都没有。而三战区的三十万大军,正好在南方山区,一旦蒋介石下令进攻,他除了依靠日本人之外,只能祈祷。
看到了蒋介石控制军队,从而操纵政府的手腕后,汪精卫也不由的动起了心思。
有心准备属于他自己的军队,一边还收编早就投靠日本人的伪军。~~~~
就在亚洲各参战国,盯着欧洲战局的时候。
西北**中央驻地,窑洞中依然昏暗,但随着一群外国记者的市场光顾,摇动的主人越来越忙碌起来。
白天,刚刚和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持久战》和中国淮河以北战区,对日已经具备反攻能力。主席的健谈,说的斯诺一愣一愣的,作为《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中国战地记者,斯诺每天都要着手准备大量的新闻素材,发往美国。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像斯诺这样的记者,是不被重视的。
但也有例外,**大胜的时候,往往能够收到军政部,或者侍从室的邀请函,参加酒会。当然在酒会上,主持酒会的高官会在尽心之余,宣布他们的好消息。这种传统,据传是源于封建王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与民同乐,万邦来朝’。
斯诺毫无政府背景,不过是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驻地记者,参加这样的就酒会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更喜欢在各个战区奔走,而最后,他决心在北方,这个红色政府的中心地带,用他的话来说‘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给美国带去最真实的中国资料。
主席是忙碌的,和斯诺等外国记者大谈抗战形势之后,傍晚还要迎着寒风,骑马半个小时,赶到五里外的一处小教堂内开会。
日军占领北部湾之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已经成为事实,这个消息,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看到了日军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来,日本被美英卡着脖子,连荷兰这样的欧洲小国,都想在战争中分一杯羹,用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换取日本的黄金储备。
这让日本海军恼怒之余,有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进入越南北部,和老挝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美国人被欧洲的战局吸引住了,已经无法估计他们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远东,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南亚。
汪精卫的叛变,让日本内阁看到了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身的希望。
他们幻想着,凭借汪精卫的政治人气,组建一支足以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伪军,来防御日军在全面侵华两年内占领的土地和人口。
对此,中G中央也调整战略,准备进一步加强日军南下后,对北方各战区的控制权。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在中国,和平的困难程度,不亚于中**民,将日军赶出国土。
从27年的那场政变开始,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破裂。
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曾一阳在东北建立的根据地,幅员辽阔,足够养兵之用。只要坚持到日军拿下的那一天,就永远不担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政府时候还有存在的可能。
至于,抗战为什么会胜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就会缩短几年。一旦日本进入南亚,那么他们的对手就再也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工业上强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级国家,世界海军第二强国。
通过十多天的讨论,中央终于决定,在原来40军的基础上,建立第四野战军,成为战略反攻的信号。
准备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将现在山东战区,河南战区的40军主力逐步抽调至东北,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商,加大对东北战场的援助,在未来的几年内,对东北战场扩军等等计划,彻底压垮日军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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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命令,让曾一阳看到了中央已经决心在抗战结束之前,和日军在北方争夺控制权。
重庆政府完全依赖华侨支援的战时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指责重庆政府的不作为。除了一年前的万家岭战役,74军强吃106师团之外,一年之内,各地的**都相继和日军保持了一种相对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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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默契,直接导致了**中不少杂牌军的将领,失去了以用开战来获取军饷和军需机会。国民政府一再拖欠杂牌军的补给之后,单单靠着山区和边缘区域的粮饷,已经无法维持军队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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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保卫战之后,汪精卫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已经形同虚设,加上对抗战的信心不足,看到蒋介石在抗战中,不断的收拢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权,在抗战一年之后,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据军阀,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蒋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经到了巅峰,要知道,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级行政区只有5个。
从38年的叛逃,到39年进入上海,汪精卫的精神一直在一种亢奋之中,他以为只有自己开始拯救中国免于战火毁灭的英雄,不断的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献媚,期望能够尽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卫满心欢喜,准备荣登大宝,成为第二个‘溥仪’的时候,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
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一直担任汪精卫和日本内阁往来协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联合汪精卫手下另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将汪精卫卖国的最后一条遮羞布扯掉,将‘汪日密约’付诸于公,开始了他戏剧化的反角一色。
原来,高宗武当年是蒋介石和日本谈判的代表,往来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后来蒋介石的薄幸,让高宗武心生反感,决心跟着汪精卫干。
汪精卫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受汪精卫委派,先期赶赴上海,和日军中国派遣军磋商事宜。但当时的日本内阁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沦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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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梅思平想都没想,就在协议上签字,此举,让日本内阁大为赞赏,认为汪精卫是真心投靠他们的,在协议签署当天,就下令上海派遣军护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赶赴日本,签订最后的协议。毕竟,在上海签订的不过是一份草案,约束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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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日本转了一圈后,他要变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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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投靠汪精卫,是因为蒋介石独断专横,而汪先生‘面善’。
等到了日本,高宗武才发现,汪精卫投靠的背后大老板,比蒋介石更不好相与,每天腆着一张臭脸,迈着罗圈腿,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说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高宗武越想越不是味,真要成了汪精卫组建的新政府的核心人员,自己不就成立日本人的‘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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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陪同梅思平和日方谈判的他,汪精卫的所以秘密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只要他想,连汪精卫对日本天皇诞辰的贺电,他都能一字不落的全部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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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国民政府中,犹豫着是否要跟汪精卫试着走‘中日和平’道路的国民党中间派,立刻一个急停。
停在了卖国贼的红线之后,这让汪精卫大为沮丧的同时,也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笑意灿烂,自从日军步步紧逼,进入越南,控制北部湾之后,他就很少有不皱眉的时候。今天不同,从蒋介石的脸上,可以看出有喜事。
“雨农,一定要确保高宗武和陶希圣安全的抵达重庆。”蒋介石心情大好之余,开始了他每天一行的散步。跟在他身后的除了戴笠,侍从室的蒋孝先,还有就是民国第一夫人。
戴笠频频点头道:“校长放心,我已经派出军统最精干人员,绝对万无一失。”
“你办事,我放心。”蒋介石颔首微笑。
这是最高的奖励,戴笠闻言,脸都笑成了一朵盛开的秋菊般,连话都说不利落了。
“达令,是否在重庆举行一场就会,来庆祝此事?”宋美龄浓浓的吴音,听在蒋介石耳中,宛如琼浆玉液一般心旷神怡。
“就按照夫人的意思,让重庆各界,尤其是中G驻重庆的代表们出席,让他们也看看,国名政府麾下,不管是有蛇鼠两头的投降派,也有深入敌营,火中取栗的义士。”蒋介石开怀大笑。
蒋孝先立刻就转身去安排会场,又是一场毫无头绪的酒会。对于军人来说,对于酒会他们并不陌生,黄埔出身的将领,多少都知道些当年在广州的酒会,动则就有上百人参加,热闹非凡。
但他们从骨子里,都不喜欢这种应酬。
可惜,这是一场风尚,一场由一个女人,一群商人,还有一群失意者推崇的盛宴。
一个月后,汪精卫的新民国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
这个由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履行了他第一份政府决议,向远在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宣战。
这是一个滑稽的举动,对于汪精卫来说,宣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英国人在中国的势力赶出国门。有一个最近的对手,就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个由英美共同控制的租借内,其实最终的控制权力还是在英国组建董事局。
包括巡捕房的警察,上千英国人和印度人组成的租借军队,就驻扎在这里。
汪精卫有心的话,可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能拿下这片包围在战争密云中的孤岛。不过他压根就不敢这么做,因为日本人虽然向英国宣战,但他们还不敢触动美国的利益。
在日本国内,想要维持战争,就必须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资。
石油,钢铁,还有其他金属,都是日本国内无法生产,或者其控制区域没有产出的资源。一旦让美国人不高兴了,除非在第一时间打下南亚,将英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物资抢劫一空,不然日本也只有等死这一条路了。
远在东北长春的伪满政府,早就在汪精卫政府之前,宣布对英法宣战。
而重庆政府,和中G西北政府,都和英法一样,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宣战。
一场2V2的四国大战,在中国打响。
汪精卫在其政府组建之初,尴尬的发现,他的民国新政府,竟然连一支部队都没有。而三战区的三十万大军,正好在南方山区,一旦蒋介石下令进攻,他除了依靠日本人之外,只能祈祷。
看到了蒋介石控制军队,从而操纵政府的手腕后,汪精卫也不由的动起了心思。
有心准备属于他自己的军队,一边还收编早就投靠日本人的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