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沧海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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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李杜”天雷勾动地火式的邂逅相比，“小李杜”的相逢显得有些草率。
李商隐怀着忐忑心情向杜牧发去一首打招呼的诗，良久，杜牧没有反应。
难道“杜司勋”没有感受到我的诚意？李商隐并不气馁，重又写了一首，再次发给杜牧。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没错，在我眼里，你就是跟我一样忧郁的美男子。
李商隐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能给杜牧发消息了。
在唐诗的朋友圈中，杜牧是个很“高冷”的人。论出身，他可以秒杀其他一众人等。京兆杜氏从晋到唐都是名门望族，当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他的爷爷杜佑还是宰相。杜牧小时候住什么样的房子，“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京城内环豪宅，在市郊还有樊川别墅，顶级奢华装修，杜牧就在那里玩大的。
不单是李商隐，任何人跟杜牧比，已经输死在起跑线上了。杜牧如果能保持这个高富帅的水准到工作年纪，估计看谁都是拿鼻孔看的。
可惜有高富帅的身子，没有高富帅的命。杜佑在他十岁时去世了，接着他的父亲也过世了。没了靠山，杜牧只得搬出别墅，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差一点去街头要饭了。
后来杜牧二十几岁中了进士，一方面他的确有才且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得益于出身优势。那时候考试流行名人推荐，谁能上榜往往是内定好的。别人都是想尽办法求推荐求转发，杜牧一出来，二十几个朝中“大v”争着给他当推手，最后给杜牧内定了一个第五名。有人跟主考官打小报告说杜牧这个人性格有点难搞，别录他比较好，主考官却说，杜牧就是杀猪的我也要了。人家可是某某人的孙子，即便某某人不在了，家族影响力还在那摆着。
杜牧有背景，但不喜欢经营算计，做官爬不上去，但是他情商不低，难得一辈子没坐过牢，没吃过大苦头，这在于他知道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两大社会弊病，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专权。杜牧一直致力于反对藩镇割据，写了很多著名“社论”，但是从来不去碰宦官的事情。毕竟藩镇问题再怎么批评，是为朝廷分忧，触怒宦官是要掉脑袋的。
跟他同科进士有个叫刘蕡的，就没有杜牧这种情商。刘蕡在当时是一个著名“公知”，直言时弊，脑残粉很多，他应考时，一上来就对准宦官专权猛喷，虽然说得很切中要害，但是惹到了某些人，被“封号”了。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很多人出来为他说情，甚至有人表示，我功名不要了，愿意自毁前程，求皇上给刘蕡“解禁”。
这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刘蕡，恰恰就是李商隐的恩师。
刘蕡后来成了“敏感词”，只能在节度使府中做幕僚，委屈了一辈子，李商隐很为他抱不平，在悼念他的诗里写道“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本来杜牧作为同科完全应该站出来为刘蕡说句话的，但他自始至终一个字也没提过。李商隐*丝青年，很容易受到这种公知的煽动，不过因为这个事情忌恨杜牧应该也不太可能，毕竟明哲保身是人之常情，你不想要功名，别人还想要。只是杜牧如果知道李商隐是“敏感词”的学生，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回避的想法。
不像李白和王维那样总是缘悭一面，李商隐跟杜牧终于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节遇到了。那时，杜牧四十七岁，李商隐三十七岁，两人都在长安为官，杜牧是从六品上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尉，至少八品以下了。杜甫当年见李白是什么样的小辈礼节和粉丝姿态，李商隐对杜牧就在此基础上再加一倍。
当时杜牧正好写了一篇碑文，叫《韦丹遗爱碑》。这个韦丹是那时公务员讲新风树典型推出来的一个“先进人物”，韦丹的事迹报上来后，皇上点名杜牧据此去撰写文章，在全国广泛宣传。这件事情不大，但是李商隐对此眼红的要命。虽然都是进士出身，但杜牧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李商隐是纯“中文系”的，除了写文章，没什么别的才能。《韦丹遗爱碑》一出来，李商隐立马上去点了32个“zhan”，还借此为由头给杜牧写诗，并且写了不止一首，很明显诚心想要结交这位老前辈，希望以后能够提携提携他，给他一些发文章的机会。
杜牧完全没理李商隐，不仅没理，有可能还把他默默“拉黑”了，在此之后，两个人再没来往。
杜牧高冷，但还不至于高冷到没朋友，他跟当时的一些小诗人，像张祜、许浑、赵嘏关系都不错，包括温庭筠的东西他也给点过赞。至于为什么要“拉黑”李商隐，说到底，其实还是李商隐的情商问题。
情诗写得好不代表情商就能高，李商隐写了那么多令现代剩女读了都恨不得嫁给他的情诗，偏偏这两首赠给杜牧的诗就写砸了。
李商隐砸在哪里？第一，他拿杜牧的名字讲冷笑话。《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开头，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拿人名字玩冷笑话，首先你得跟人家熟，否则会被觉得你丫有病啊。更要命的是，李商隐拿来作比的这个“江总”是梁朝一个没节操的御用文人，好比你夸皇帝有文采说“陛下真有陈后主遗风”，谁会高兴。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另外，李商隐打错了小算盘。他赞杜牧“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杜牧其实不想当诗人，临死前他把自己作品的十之七八都烧了。杜牧最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研究军事，他在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各种技术流战争分析，还注释了《孙子》，恐怕心里面住着一个诸葛亮。夸一个资深“军事控”文艺小清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李商隐情商捉急远不止于此，往外一层说，在朋友圈里面，他没搞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阵营的。“小李杜”跻身一线之前，唐诗朋友圈里最“大咖”的两个人是白居易和元稹，当时并称“元白”。杜牧跟元白都不对路，还公开写文章骂过他俩。一方面元白文人相轻，给杜牧的朋友下绊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元白体”杜牧很看不惯，觉得“三俗”。
但是李商隐跟白居易很要好。元稹死的比较早，白居易没了好基友，精神空虚，就跟李商隐走到一起，还说，我以后死了，要投胎做你儿子。结果李商隐生了一个儿子，真的取名叫“白老”。杜牧这么讨厌白居易、元稹的人，怎么会喜欢李商隐。不知道李商隐是不是很傻很天真，完全不知道“骂战门”的事，还是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再往外一层，涉及到政治立场方面，李商隐的情商简直让周围所有人都为他捉急了。在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牛李党争。两党虽然不是竞选执政，但也由于各种因素交替上位，当时的文人难免受党争影响，要么认领其中一党死忠到底，要么就全身事外。李商隐倒好像没有站队意识似的，受了“牛党”令狐楚的恩，又去做“李党”王茂元的女婿，两边都有沾染，搞得两面都不是人。
杜牧虽然无意于党争，但他跟牛党党魁牛僧孺私交甚好，明显是近于牛党的，至少没跟李党中人有什么瓜葛。而李商隐结婚后就顶着牛党“叛徒”的帽子，即便他不想给自己贴标签，但估计也在不少人的黑名单上了，杜牧会怎么看他，李商隐居然一点自觉都没有。
这事，恐怕是李商隐这辈子办的最尴尬的事了。原本这两人完全可以私下有来往的，可惜一来，他们生不逢时。二来，他们身份相差悬殊。再者，就是白居易这座无形的大山。一个是白居易的脑残粉，一个是白居易的高端黑，小李杜要想跟大李杜一样做知己好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饮食文化中也具有了浓厚的道教色彩。虽然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2，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3。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跟大“李杜”天雷勾动地火式的邂逅相比，“小李杜”的相逢显得有些草率。
李商隐怀着忐忑心情向杜牧发去一首打招呼的诗，良久，杜牧没有反应。
难道“杜司勋”没有感受到我的诚意？李商隐并不气馁，重又写了一首，再次发给杜牧。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没错，在我眼里，你就是跟我一样忧郁的美男子。
李商隐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能给杜牧发消息了。
在唐诗的朋友圈中，杜牧是个很“高冷”的人。论出身，他可以秒杀其他一众人等。京兆杜氏从晋到唐都是名门望族，当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他的爷爷杜佑还是宰相。杜牧小时候住什么样的房子，“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京城内环豪宅，在市郊还有樊川别墅，顶级奢华装修，杜牧就在那里玩大的。
不单是李商隐，任何人跟杜牧比，已经输死在起跑线上了。杜牧如果能保持这个高富帅的水准到工作年纪，估计看谁都是拿鼻孔看的。
可惜有高富帅的身子，没有高富帅的命。杜佑在他十岁时去世了，接着他的父亲也过世了。没了靠山，杜牧只得搬出别墅，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差一点去街头要饭了。
后来杜牧二十几岁中了进士，一方面他的确有才且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得益于出身优势。那时候考试流行名人推荐，谁能上榜往往是内定好的。别人都是想尽办法求推荐求转发，杜牧一出来，二十几个朝中“大v”争着给他当推手，最后给杜牧内定了一个第五名。有人跟主考官打小报告说杜牧这个人性格有点难搞，别录他比较好，主考官却说，杜牧就是杀猪的我也要了。人家可是某某人的孙子，即便某某人不在了，家族影响力还在那摆着。
杜牧有背景，但不喜欢经营算计，做官爬不上去，但是他情商不低，难得一辈子没坐过牢，没吃过大苦头，这在于他知道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两大社会弊病，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专权。杜牧一直致力于反对藩镇割据，写了很多著名“社论”，但是从来不去碰宦官的事情。毕竟藩镇问题再怎么批评，是为朝廷分忧，触怒宦官是要掉脑袋的。
跟他同科进士有个叫刘蕡的，就没有杜牧这种情商。刘蕡在当时是一个著名“公知”，直言时弊，脑残粉很多，他应考时，一上来就对准宦官专权猛喷，虽然说得很切中要害，但是惹到了某些人，被“封号”了。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很多人出来为他说情，甚至有人表示，我功名不要了，愿意自毁前程，求皇上给刘蕡“解禁”。
这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刘蕡，恰恰就是李商隐的恩师。
刘蕡后来成了“敏感词”，只能在节度使府中做幕僚，委屈了一辈子，李商隐很为他抱不平，在悼念他的诗里写道“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本来杜牧作为同科完全应该站出来为刘蕡说句话的，但他自始至终一个字也没提过。李商隐*丝青年，很容易受到这种公知的煽动，不过因为这个事情忌恨杜牧应该也不太可能，毕竟明哲保身是人之常情，你不想要功名，别人还想要。只是杜牧如果知道李商隐是“敏感词”的学生，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回避的想法。
不像李白和王维那样总是缘悭一面，李商隐跟杜牧终于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节遇到了。那时，杜牧四十七岁，李商隐三十七岁，两人都在长安为官，杜牧是从六品上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尉，至少八品以下了。杜甫当年见李白是什么样的小辈礼节和粉丝姿态，李商隐对杜牧就在此基础上再加一倍。
当时杜牧正好写了一篇碑文，叫《韦丹遗爱碑》。这个韦丹是那时公务员讲新风树典型推出来的一个“先进人物”，韦丹的事迹报上来后，皇上点名杜牧据此去撰写文章，在全国广泛宣传。这件事情不大，但是李商隐对此眼红的要命。虽然都是进士出身，但杜牧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李商隐是纯“中文系”的，除了写文章，没什么别的才能。《韦丹遗爱碑》一出来，李商隐立马上去点了32个“zhan”，还借此为由头给杜牧写诗，并且写了不止一首，很明显诚心想要结交这位老前辈，希望以后能够提携提携他，给他一些发文章的机会。
杜牧完全没理李商隐，不仅没理，有可能还把他默默“拉黑”了，在此之后，两个人再没来往。
杜牧高冷，但还不至于高冷到没朋友，他跟当时的一些小诗人，像张祜、许浑、赵嘏关系都不错，包括温庭筠的东西他也给点过赞。至于为什么要“拉黑”李商隐，说到底，其实还是李商隐的情商问题。
情诗写得好不代表情商就能高，李商隐写了那么多令现代剩女读了都恨不得嫁给他的情诗，偏偏这两首赠给杜牧的诗就写砸了。
李商隐砸在哪里？第一，他拿杜牧的名字讲冷笑话。《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开头，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拿人名字玩冷笑话，首先你得跟人家熟，否则会被觉得你丫有病啊。更要命的是，李商隐拿来作比的这个“江总”是梁朝一个没节操的御用文人，好比你夸皇帝有文采说“陛下真有陈后主遗风”，谁会高兴。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另外，李商隐打错了小算盘。他赞杜牧“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杜牧其实不想当诗人，临死前他把自己作品的十之七八都烧了。杜牧最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研究军事，他在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各种技术流战争分析，还注释了《孙子》，恐怕心里面住着一个诸葛亮。夸一个资深“军事控”文艺小清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李商隐情商捉急远不止于此，往外一层说，在朋友圈里面，他没搞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阵营的。“小李杜”跻身一线之前，唐诗朋友圈里最“大咖”的两个人是白居易和元稹，当时并称“元白”。杜牧跟元白都不对路，还公开写文章骂过他俩。一方面元白文人相轻，给杜牧的朋友下绊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元白体”杜牧很看不惯，觉得“三俗”。
但是李商隐跟白居易很要好。元稹死的比较早，白居易没了好基友，精神空虚，就跟李商隐走到一起，还说，我以后死了，要投胎做你儿子。结果李商隐生了一个儿子，真的取名叫“白老”。杜牧这么讨厌白居易、元稹的人，怎么会喜欢李商隐。不知道李商隐是不是很傻很天真，完全不知道“骂战门”的事，还是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再往外一层，涉及到政治立场方面，李商隐的情商简直让周围所有人都为他捉急了。在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牛李党争。两党虽然不是竞选执政，但也由于各种因素交替上位，当时的文人难免受党争影响，要么认领其中一党死忠到底，要么就全身事外。李商隐倒好像没有站队意识似的，受了“牛党”令狐楚的恩，又去做“李党”王茂元的女婿，两边都有沾染，搞得两面都不是人。
杜牧虽然无意于党争，但他跟牛党党魁牛僧孺私交甚好，明显是近于牛党的，至少没跟李党中人有什么瓜葛。而李商隐结婚后就顶着牛党“叛徒”的帽子，即便他不想给自己贴标签，但估计也在不少人的黑名单上了，杜牧会怎么看他，李商隐居然一点自觉都没有。
这事，恐怕是李商隐这辈子办的最尴尬的事了。原本这两人完全可以私下有来往的，可惜一来，他们生不逢时。二来，他们身份相差悬殊。再者，就是白居易这座无形的大山。一个是白居易的脑残粉，一个是白居易的高端黑，小李杜要想跟大李杜一样做知己好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饮食文化中也具有了浓厚的道教色彩。虽然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2，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3。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