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暴风雪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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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九八一年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打击“投机倒把”。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存活生命力，政府方面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政令上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制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设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另一方面，则是从生产资料方面设置门槛，提高中小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其竞争力。
年初的时候，钢材提价百分之一百三十，煤炭提价百分之五百，各种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的提升。
生产成本的急剧拉升，顿时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数倍，这对于大多数刚刚发展不到两年时光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另外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对暴利行业征收高额税收，不仅是新增，而且还要追加。
这时候开始创业的许多后来成为福布斯中国排行榜上的富豪们，都遇到了一生当中最为困难的时期，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同时还有许多原先签订的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就是根据上级的规定，国营企业不能再购买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的产品。
最直接的一条，就是限制乡镇企业在本地一定范围内发展，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控制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以避免本来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业压力很大的城市受到农村人口的“骚扰”。
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很多在近两年内开办的小企业的发展陷入了泥潭，停滞或者直接倒闭完事。
果然，没过多久，经济调查小组的人就再次来到了*光灿烂养猪场。
“你们要老实交代你们的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调查组的负责人很严肃地对三兄弟说道。
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恐怕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吧！兄弟三个早有定计，对于调查小组的人嗯啊应付，就是不说一句肯定的话，弄的对方大为光火。
“你们这么做是没用的，好好配合政府工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既然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调查组的人员看到三兄弟油盐不进，便如此说道。
王老三却是有点儿语言艺术，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调查组的人听了，一肚子话立刻被噎了回去。
这还不算完，调查组的人在村子里面还没有呆上半个小时，就有大批的村民把养猪场给围堵起来了。
养猪场用的是农民工，而且数量不少，直接给村子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问题，因此村子里面的很多人都是靠着养猪场富裕起来的，此时听说调查组想要动养猪场，大家立刻不干了。
村子里面的老头子们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
还有些在养猪场工作的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清查组顿时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养猪场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收兵了事，由于没有拿到任何关于养猪场的负面材料，此事只得作罢。
就这么扯着，转眼春节就过去了。
可是这次清查运动的风头反而是愈演愈烈了，磐石市里的空气还是非常凝重，到处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叫了起来，每天都有口吻很强硬的社论之类的在播出。
市里面经营五金交电的小门市部都接到了税务部门的通知，今后的营业税要上调，从前些年的0.35%连补带罚增加到6%，如果有问题不上报，被查出后再追罚两倍。
这一招可是够狠的，很多人都懵了，两年来日夜操劳赚的一点儿辛苦钱，可能连税款都不够补缴的，这生意看来是做不下去了。
至于那些被认定为“投机倒把，干扰经济领域正常秩序”的倒霉鬼们，则更是苦不堪言，有些人直接就被关了起来，判了五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非法收入没收一空。
有一个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店主，被税务部门限定不得外出，结果他卷了五百斤粮票、两千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别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磐石市，可惜全国的公安系统都已经行动起来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就在邻省落网，被押送回来，磐石市还专门为他们这些“投机倒把分子”们开了一个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群众的批斗和唾骂，然后被宣布判刑四年。
无独有偶，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经济领域斗争中，作为个体工商户最集中的温州市，更是出现了所谓的“八大王事件”，一九八二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
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事实上，“八大王事件”仅仅是这次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八大王事件”并非偶然，国家动用政府机器，对民间力量突破旧体制的“急先锋”们做出遏制，明显有着超出经济以外的意味。
直到三年之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只是此时早已经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整整一年当中，范无病都保持着非常低调的生活方式，或者养养猪，或者种种花儿，或者去服装厂指点一下，给武陟小机提供一两个天才的想法，获取相应的回报，总而言之，这一年过得实在是郁闷。
好在，改革开放实在是大势所趋，这种郁闷也不会太久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九八一年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打击“投机倒把”。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存活生命力，政府方面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政令上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制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设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另一方面，则是从生产资料方面设置门槛，提高中小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其竞争力。
年初的时候，钢材提价百分之一百三十，煤炭提价百分之五百，各种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的提升。
生产成本的急剧拉升，顿时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数倍，这对于大多数刚刚发展不到两年时光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另外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对暴利行业征收高额税收，不仅是新增，而且还要追加。
这时候开始创业的许多后来成为福布斯中国排行榜上的富豪们，都遇到了一生当中最为困难的时期，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同时还有许多原先签订的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就是根据上级的规定，国营企业不能再购买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的产品。
最直接的一条，就是限制乡镇企业在本地一定范围内发展，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控制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以避免本来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业压力很大的城市受到农村人口的“骚扰”。
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很多在近两年内开办的小企业的发展陷入了泥潭，停滞或者直接倒闭完事。
果然，没过多久，经济调查小组的人就再次来到了*光灿烂养猪场。
“你们要老实交代你们的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调查组的负责人很严肃地对三兄弟说道。
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恐怕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吧！兄弟三个早有定计，对于调查小组的人嗯啊应付，就是不说一句肯定的话，弄的对方大为光火。
“你们这么做是没用的，好好配合政府工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既然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调查组的人员看到三兄弟油盐不进，便如此说道。
王老三却是有点儿语言艺术，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调查组的人听了，一肚子话立刻被噎了回去。
这还不算完，调查组的人在村子里面还没有呆上半个小时，就有大批的村民把养猪场给围堵起来了。
养猪场用的是农民工，而且数量不少，直接给村子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问题，因此村子里面的很多人都是靠着养猪场富裕起来的，此时听说调查组想要动养猪场，大家立刻不干了。
村子里面的老头子们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
还有些在养猪场工作的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清查组顿时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养猪场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收兵了事，由于没有拿到任何关于养猪场的负面材料，此事只得作罢。
就这么扯着，转眼春节就过去了。
可是这次清查运动的风头反而是愈演愈烈了，磐石市里的空气还是非常凝重，到处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叫了起来，每天都有口吻很强硬的社论之类的在播出。
市里面经营五金交电的小门市部都接到了税务部门的通知，今后的营业税要上调，从前些年的0.35%连补带罚增加到6%，如果有问题不上报，被查出后再追罚两倍。
这一招可是够狠的，很多人都懵了，两年来日夜操劳赚的一点儿辛苦钱，可能连税款都不够补缴的，这生意看来是做不下去了。
至于那些被认定为“投机倒把，干扰经济领域正常秩序”的倒霉鬼们，则更是苦不堪言，有些人直接就被关了起来，判了五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非法收入没收一空。
有一个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店主，被税务部门限定不得外出，结果他卷了五百斤粮票、两千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别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磐石市，可惜全国的公安系统都已经行动起来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就在邻省落网，被押送回来，磐石市还专门为他们这些“投机倒把分子”们开了一个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群众的批斗和唾骂，然后被宣布判刑四年。
无独有偶，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经济领域斗争中，作为个体工商户最集中的温州市，更是出现了所谓的“八大王事件”，一九八二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
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事实上，“八大王事件”仅仅是这次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八大王事件”并非偶然，国家动用政府机器，对民间力量突破旧体制的“急先锋”们做出遏制，明显有着超出经济以外的意味。
直到三年之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只是此时早已经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整整一年当中，范无病都保持着非常低调的生活方式，或者养养猪，或者种种花儿，或者去服装厂指点一下，给武陟小机提供一两个天才的想法，获取相应的回报，总而言之，这一年过得实在是郁闷。
好在，改革开放实在是大势所趋，这种郁闷也不会太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