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舍“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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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他死后腹中无水？1979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 艾笛来中国，对萧乾夫妇说，“那一年，本来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但查明他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一年”是指哪一年？
舍的长子舒乙说，老舍后来是被通知来接他的胡絮青弄回家的，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胡絮青为他清理伤口，血块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纱进了肉里，掀不开，需用棉花沾上热水，一点一点浸软了，再轻轻揭撕。胡絮青不敢哭，尽力说着话，浑身在颤动。他们谈了许多，是生与死的长谈，但他未对亲人直言。在他临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须拿“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联报到。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决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头。
第二天，8月24日，他按时去“上班”，出门前，把3岁的小孙女唤到身前，俯下去，拉着她手，慢慢说：和爷爷说再——见——！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联，而是失踪了。
家人焦急万分，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国务院接待站。一位负责的人听完他陈述后，接了信，说会立即报告。几小时后来了电话，说上面正派人在设法寻找。
8月25日，市文联电话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张纸来，写着：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让他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老舍的尸体，是晨间来湖边锻炼的一个演员发现也有说是几个小学生发现的，去湖边玩，看见里面漂了个东西，用石头砍，后来才看清是个人，叫了起来，公园的人报了案。其中一个亲眼目睹的小学生后来说，老舍脚上是栓了重物的，可能是从后湖的桥上跳下自杀的。也可能是他杀，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85页。）在离岸十几步远的水面，有个人的后脑露出来。人们七手八脚，打捞上来（负责打捞的是北太平庄派出所副所长高长森。），见全身已冰凉，岸边有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钢笔，口袋里有工作证，写了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者哗然，给他盖上席子，以防日晒。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就传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选这里作为自己的归去之地，是找他母亲来了。
多年以后，舒乙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在旧城西北角，外面是太平湖，对应于城里，就是观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后，亲自给他母亲买的住地。
“当他丧失了一切（本书著者按：这种“丧失”，也包括他所熟悉、留恋的，那些没被战火摧毁，却被人为拆除、毁坏的北京旧城和不少文明古迹，以及随之荡然无存的老北束风习、文化、生活样式等。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筑学家、学者柒思成、林徽因等人，就曾上书，希望保留老北京古城墙和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但基本上都没有保住。几十年后，不少人为之惋惜不已。如果当时听取梁思成等专家们的建议，巧妙地把它们加以改造、利用，那将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啊！），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属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据公园看门人的介绍，24日这位老人就一直在这里坐，从早到晚，都没有动。手里拿了一卷纸。25日清晨，湖面还飘浮着那些纸，打捞上来看时，却是**诗词，很工整，是老舍亲手抄写的。
也有说他是绝望了，创作困惑而绝望，没有了自由空间，红卫兵打人、“破四旧”，行为的意义同历史上的“焚书”一样，他无路可走。或说是太脆弱了，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没有经历任何风浪，没有吃过任何亏，暴雨一来，就没扛住。这两种说法都比较牵强。冰心则说，他自杀很可能因为脾气硬，受不得委屈，一直听的全是称赞的话，夸他的人很多，从来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平时乐观，忽然受批斗，就受不了，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并认为他一定会选择跳水，他小说里自杀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69-83页。）。
一个细节是，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没被允许看他最后一面，她被通知去认尸，到达时，看见湖边地上一具尸体，盖着一张凉席，想揭开看看，不准，只准在尸体的脚上摸了摸。鞋袜是干的，没有水湿（参见梁实秋确知老舍死后所写的《忆老舍》。）。随后尸体被送去八宝山，匆匆火化，因为是“自杀”、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亲一样。
据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被这样“处理”掉的，他是第一位。
不过，这些细节又与浩然、林斤澜的见闻不太一致。因为浩然知道老舍沉湖后，曾给老舍家打电话，胡絮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林斤澜因此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革委会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同事固然有责任，但他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责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林斤澜认为，浩然所说的他8月23日晚给胡絮青打电话，让她接他回去，胡絮青态度很不好，说她没办法接老舍。老舍死后，浩然又给胡絮青打电话，胡絮青态度仍很冷淡，林斤澜倾向于相信浩然的话。
此外，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过两岸文学座谈会，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
舒乙先生不同意，举了五点理由，主要是说老舍作品里，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钱太太，在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后，一头碰死在儿子棺材上。《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折磨后，上吊而亡。《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老舍还在信中说，如果重庆被日本人攻下来，他不跑，他会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机会访问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绪低落，“文革”初起，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抬头看见老舍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老舍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去，并不顺脚。看来老舍是专门去的。说明老舍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
舒乙说的固然都站得住，但姜穆的意见也并非全部无理，相反姜穆完全依据“科学”和常识进行判断。而舒乙说了那么多，哪一个也都不能解释为何老舍死后腹中无水、脚下无泥、鞋袜都在岸上这些疑点，尤其是第一条——除非老舍死后腹中的确有水，其他人没看清，或者不让看，因此记不清真实的情况。
总之，这是一个待解的谜。
一个“人民艺术家”，就这样最后以“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没有留一句遗言，成为那场持续10年之久的大灾难的第一批遇难者中的一个。到1978年，才得平反，“恢复名誉”。
可是，有些东西是“恢复”不了的。如他不能写作计划里的三部历史小说……翻译家文洁若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透露：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1966年10月1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1967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
我不相信，迟至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1965年5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1950年9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2003年5月初稿，
2006年9月修订，11月16日再订于北京。
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他死后腹中无水？1979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 艾笛来中国，对萧乾夫妇说，“那一年，本来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但查明他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一年”是指哪一年？
舍的长子舒乙说，老舍后来是被通知来接他的胡絮青弄回家的，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胡絮青为他清理伤口，血块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纱进了肉里，掀不开，需用棉花沾上热水，一点一点浸软了，再轻轻揭撕。胡絮青不敢哭，尽力说着话，浑身在颤动。他们谈了许多，是生与死的长谈，但他未对亲人直言。在他临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须拿“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联报到。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决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头。
第二天，8月24日，他按时去“上班”，出门前，把3岁的小孙女唤到身前，俯下去，拉着她手，慢慢说：和爷爷说再——见——！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联，而是失踪了。
家人焦急万分，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国务院接待站。一位负责的人听完他陈述后，接了信，说会立即报告。几小时后来了电话，说上面正派人在设法寻找。
8月25日，市文联电话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张纸来，写着：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让他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老舍的尸体，是晨间来湖边锻炼的一个演员发现也有说是几个小学生发现的，去湖边玩，看见里面漂了个东西，用石头砍，后来才看清是个人，叫了起来，公园的人报了案。其中一个亲眼目睹的小学生后来说，老舍脚上是栓了重物的，可能是从后湖的桥上跳下自杀的。也可能是他杀，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85页。）在离岸十几步远的水面，有个人的后脑露出来。人们七手八脚，打捞上来（负责打捞的是北太平庄派出所副所长高长森。），见全身已冰凉，岸边有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钢笔，口袋里有工作证，写了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者哗然，给他盖上席子，以防日晒。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就传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选这里作为自己的归去之地，是找他母亲来了。
多年以后，舒乙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在旧城西北角，外面是太平湖，对应于城里，就是观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后，亲自给他母亲买的住地。
“当他丧失了一切（本书著者按：这种“丧失”，也包括他所熟悉、留恋的，那些没被战火摧毁，却被人为拆除、毁坏的北京旧城和不少文明古迹，以及随之荡然无存的老北束风习、文化、生活样式等。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筑学家、学者柒思成、林徽因等人，就曾上书，希望保留老北京古城墙和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但基本上都没有保住。几十年后，不少人为之惋惜不已。如果当时听取梁思成等专家们的建议，巧妙地把它们加以改造、利用，那将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啊！），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属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据公园看门人的介绍，24日这位老人就一直在这里坐，从早到晚，都没有动。手里拿了一卷纸。25日清晨，湖面还飘浮着那些纸，打捞上来看时，却是**诗词，很工整，是老舍亲手抄写的。
也有说他是绝望了，创作困惑而绝望，没有了自由空间，红卫兵打人、“破四旧”，行为的意义同历史上的“焚书”一样，他无路可走。或说是太脆弱了，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没有经历任何风浪，没有吃过任何亏，暴雨一来，就没扛住。这两种说法都比较牵强。冰心则说，他自杀很可能因为脾气硬，受不得委屈，一直听的全是称赞的话，夸他的人很多，从来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平时乐观，忽然受批斗，就受不了，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并认为他一定会选择跳水，他小说里自杀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69-83页。）。
一个细节是，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没被允许看他最后一面，她被通知去认尸，到达时，看见湖边地上一具尸体，盖着一张凉席，想揭开看看，不准，只准在尸体的脚上摸了摸。鞋袜是干的，没有水湿（参见梁实秋确知老舍死后所写的《忆老舍》。）。随后尸体被送去八宝山，匆匆火化，因为是“自杀”、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亲一样。
据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被这样“处理”掉的，他是第一位。
不过，这些细节又与浩然、林斤澜的见闻不太一致。因为浩然知道老舍沉湖后，曾给老舍家打电话，胡絮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林斤澜因此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革委会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同事固然有责任，但他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责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林斤澜认为，浩然所说的他8月23日晚给胡絮青打电话，让她接他回去，胡絮青态度很不好，说她没办法接老舍。老舍死后，浩然又给胡絮青打电话，胡絮青态度仍很冷淡，林斤澜倾向于相信浩然的话。
此外，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过两岸文学座谈会，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
舒乙先生不同意，举了五点理由，主要是说老舍作品里，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钱太太，在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后，一头碰死在儿子棺材上。《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折磨后，上吊而亡。《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老舍还在信中说，如果重庆被日本人攻下来，他不跑，他会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机会访问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绪低落，“文革”初起，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抬头看见老舍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老舍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去，并不顺脚。看来老舍是专门去的。说明老舍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
舒乙说的固然都站得住，但姜穆的意见也并非全部无理，相反姜穆完全依据“科学”和常识进行判断。而舒乙说了那么多，哪一个也都不能解释为何老舍死后腹中无水、脚下无泥、鞋袜都在岸上这些疑点，尤其是第一条——除非老舍死后腹中的确有水，其他人没看清，或者不让看，因此记不清真实的情况。
总之，这是一个待解的谜。
一个“人民艺术家”，就这样最后以“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没有留一句遗言，成为那场持续10年之久的大灾难的第一批遇难者中的一个。到1978年，才得平反，“恢复名誉”。
可是，有些东西是“恢复”不了的。如他不能写作计划里的三部历史小说……翻译家文洁若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透露：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1966年10月1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1967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
我不相信，迟至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1965年5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1950年9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2003年5月初稿，
2006年9月修订，11月16日再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