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八月二十三日殴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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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就写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号。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从数量看，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只有l篇了。
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细节，可能是会反复出现。
。只不过开始临来时，像离了你很远，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推波助澜，促成其事态的发展、恶化。
转来转去，哪一天却可能“碰着”“打着”你了，旁人在发动。曾经打过、整过、批过、附和过、诬陷过别人的，轮着自己时，和前人一样，也会有冤诉不出、不让诉、无处诉，如此，“莫须有”的罪名，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张扬法律正义，又伸张、张扬道德正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以及维护勇气。在后一方面，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参见蒋泥：《人何以“立”》，《文艺争鸣》2002年3期。）。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因此，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赵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猫城记》里，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暴民”的闹剧。
《赵子曰》里，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猫城记》里的猫人，杀皇上杀家长，也杀教员。《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极具博爱、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却遭毒打，是那种蛮横的、因私的、恶意的、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三天后，他死在医院里。
对于他们的遭遇，尤其是黄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对学生的无知，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一辈子不得安宁，事事失败，凡到他就要成功时，就受到灵魂的折磨，退缩了，毁了，把它当成是死者的“诅咒”，只好不干什么，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现出了生者卑下、恶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无所启蒙、恶根尚在，难免就不再来。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恶霸”的会。
那天，他到得相当早，已坐满了人，什么人都有，无分彼此地坐在一起。当大会开始，台上一个个宣布“恶霸”们的罪状时，台下全体就高喊：“打倒……”后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呢？恨仇敌……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愿……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参见《老舍文集》14卷，325-327页。）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同谋”了，而且，作为《北文艺》的主编，他对发表《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战战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老舍出席，并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在他已久违了。会后，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巴金：《“最后的时刻”》。）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显得很悲凉、凄惨、失气。
因此，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时，老舍就在写检讨、受批斗。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如：“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认为，这里的“个别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未痊愈，他很牵挂外面的运动，就出了院。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愤愤说：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节”，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
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许多品节高尚之士，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气节，纷纷自杀，越到后来，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从《老张的哲学》里的李静、《赵子曰》里的李景纯，到《猫城记》里的大鹰，《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里的王利发等，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身谏”、殉难的性质，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预演”。
在他曾为之讴歌过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诬陷，辩解无门，跳入护城河自杀，人们纷说他不该出此下策，老舍却认为这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想不到，他也会走这条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并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种群众集会，无限度地上纲上线，毫无法律上的根据，人人在喊打，真就打着了。
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老舍刚出院，却去上班了。文联大院里贴满大字报，出出进进的人神秘而慌乱，透着异样。老舍在办公室拼命吸烟。中午该回家了，没见着司机。
下午，北京市文联会议室正在开会学习，一群红卫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疯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读书的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他们多年练旧戏，现在觉得应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道具等“四旧”拿出来烧掉。当天他们决定去安定门外成贤街国子监大院孔庙焚烧京戏戏装——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破坏性运动，会净化党和国家——但觉得还该拉几个文化局的领导去批斗，就闯进文联，文化局本和文联隔不远，又想起要拉几个名人去陪斗。就闯进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这时人们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
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两个人没叫到。端木蕻良虽然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他又想，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镇定，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
这时，学生看见了他们，叫他们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接着，便有人在他们背上刷厚厚的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背上。
上车去陪斗的牛鬼蛇神中，本没有老舍。但他看到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一眼认出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老舍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像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挨打的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其他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和打人声混在一起。
乱哄哄爬上去，车上很挤，天特别热，好不容易车颠颠簸簸地开了，尽管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
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下，他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圈儿，然后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间堆着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被点燃，火星四溅。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灰尘满面。
不一会儿，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问：“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我们都脸朝地，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会知道？”另一个声音则说：“他有病，经不起打。”
广场上已有一二百个学生，主要是绒线胡同女八中的学生，她们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是当时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黑帮”。“黑帮”中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萧军、骆宾基，京剧演员苟惹生、白云生等。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拿的不是皮带、木棍，而是京戏中皂隶们手执的黑红棍。
局势完全失控，成千上万的人拥来孔庙（文庙）。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
红卫兵也拉了文联图书馆的图书，准备烧，老舍对他们说：我老了，这是国家的文化，不要破坏它，如果愿意，把书拿走吧，千万不要烧。红卫兵却把书堆在大理石走廊上，浇上煤油，点了火，老舍发疯般去救，受到毒打，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
傍晚时分，革委会的人见这么多人被毒打，出了人命负不起责任，就让先把老舍这样血压高的先接回去。他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交给他的女秘书。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而是背靠沙发扶手，蹲在地上，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和老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看老舍。
先前，只要听说老舍过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老舍进屋落座，立马兑上滚开水送到老舍手里。而前段时间，她就写过大字报，说老舍上海还有女人云云。
天渐渐黑了。忽然，齐声高叫。挤出几百个十四五岁的女红卫兵，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惩罚起“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老舍也从自己的办公室给架出来，站在没有花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纽扣不齐，脑后散乱，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要次一等。老舍因系着水袖，引起注意。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喊道：革命小将们，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反革命黑帮分子老舍，他今天下午在批判会上非常不老实……老舍抬头来辩：我没有不老实，说话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胡编。
高个子没等他说完就起哄，几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反剪了手，坐“喷气式”，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老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
高个子进一步鼓动，让红卫兵开老舍的批斗会。但他们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后，却批不起来。因为她们不知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放的什么毒？因而她们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当场就有一位作家站起来，义愤填膺地批评老舍拿了美金，老舍很倔，双目圆睁，驳斥说：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参见杨沫：《风雨十年家国事》，《花城》1983年6期。）老舍一个四十多岁的同事则喊道：“我揭发，老舍拿美金，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卖给了美国……”‘林斤澜认为此人“又可怜，又可恶。……这个同事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他本人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他答道：‘美金”’同事的揭发，无异于让红卫兵得救，他们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群情爆炸，许多人喊起来，“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让他老实交代。人们热情高涨，押着推着老舍往前走，每走一步头被按一下，屁股上踢一脚，他步履维艰，一步三晃。红卫兵把他胳膊往后使劲背，又踢上一脚，老舍支撑不住，倒在地上。左右反剪着他的红卫兵又一人踢一脚，一手揪住他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的脸，苍白无色，痛苦抽搐着，汗水一道道流下，双腿在颤抖。67岁的老舍从一天的猥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呼叫：“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红卫兵听不见了，发疯地跳起来，把他的头往地上猛压。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写着“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字的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了耳朵，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支架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老舍突然作了反抗，顽强地直起身，挺起脖子，撕心裂肺地喊：你们让我说什么！他猛转身，将黑木牌愤然砸出去，打在刚才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
这举动惊呆了众人，等惊醒过来，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
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台阶下的人都往上涌，乱成一片。不知谁搬来一张桌子，把老舍从人群里拖出来，拉到桌子上跪下。他的眼镜破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汗衫一条一条的撕挂着，鞋也剩了一只，头无力耷拉着。
红卫兵对着奄奄一息的老人厉声喝问：你打了红卫兵，知不知罪？
老舍沉默许久，头无力地点两下。
把你的罪行写下来！
纸笔摆开，老舍好会子才拿起笔，每写一笔都似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足足用了五分钟，才写出八个字，“我打了红卫兵老舍”。
写完，他目光呆滞，完全瘫倒在桌面上。
这时，林斤澜说，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当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找来两位警察，开来一辆吉普车。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打了红卫兵，那就别批斗他了，交给派出所法办。
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革委会的人和造反派耳语几句，让车开到台阶下，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这里得用一个北京土字：疹！
一番争夺后，老舍被塞进汽车。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附近一个带四合院的派出所，那里跪着一溜“黑帮”，老舍被推进去，尾随而来的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不听劝阻，举起无情的皮鞭，又轮番毒打，一直到深夜。
林斤澜回忆说：老舍在进门廊转角处，看骆宾基的大字报《谩骂决不是战斗》，看后不由得找人说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人们见了他，或视而不见，或掉头不视，或“嗯”的一声算是打招呼，立即走开。林斤澜这时站在门口台阶旁边，一个没有花的花坛上，扭着身子活动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坛上。他要说话，问起林斤澜的冠心病。
到了中午，骄阳如火。七八个女红卫兵闯进会议室，欢叫一声。“学习”的走资派作家们赶紧让开。主持革委会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个老病号）过来，叫女红卫兵出去，这里要锁门。女红卫兵不理，有说沙发是修正主义，有说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气，可也无法。他往外走，对着廊道大吼一声：“开会！！”吼罢，浩然走了。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罢车，不替开了。老舍只好到院子门口对面买了个烧饼。没有人搭理他，老舍的口型，像是哼着什么牌子曲，不过没有出声。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叫人名，叫口号，嘶哑声，轰隆声，拳脚皮肉碰撞，拥挤推搡踉跄。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翻张耳朵。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苟慧生时，只见老舍站了起来，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喷几声，走出五六步，回头，坐下，木然。忽然，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外面几条嗓子叫道：“出来，出来……”
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毒日头里晒着。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萧军从小练拳棒，自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女红卫兵扑将过去，摘下铜扣腰带，七手八脚，劈面乱打。萧军倒下了。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本是经典语言，却不灵。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林斤澜说，文革中管桦全程没有被揪出来，完好无损，盖人缘不错，并且后面有靠山。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要他认罪。萧军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后来又用帆布大卡车揪一批人到“国子监”去。文联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另还有骆宾基、端木蕻良、田蓝、金紫光、张季纯、江风等六人。
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就写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号。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从数量看，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只有l篇了。
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细节，可能是会反复出现。
。只不过开始临来时，像离了你很远，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推波助澜，促成其事态的发展、恶化。
转来转去，哪一天却可能“碰着”“打着”你了，旁人在发动。曾经打过、整过、批过、附和过、诬陷过别人的，轮着自己时，和前人一样，也会有冤诉不出、不让诉、无处诉，如此，“莫须有”的罪名，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张扬法律正义，又伸张、张扬道德正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以及维护勇气。在后一方面，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参见蒋泥：《人何以“立”》，《文艺争鸣》2002年3期。）。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因此，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赵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猫城记》里，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暴民”的闹剧。
《赵子曰》里，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猫城记》里的猫人，杀皇上杀家长，也杀教员。《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极具博爱、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却遭毒打，是那种蛮横的、因私的、恶意的、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三天后，他死在医院里。
对于他们的遭遇，尤其是黄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对学生的无知，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一辈子不得安宁，事事失败，凡到他就要成功时，就受到灵魂的折磨，退缩了，毁了，把它当成是死者的“诅咒”，只好不干什么，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现出了生者卑下、恶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无所启蒙、恶根尚在，难免就不再来。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恶霸”的会。
那天，他到得相当早，已坐满了人，什么人都有，无分彼此地坐在一起。当大会开始，台上一个个宣布“恶霸”们的罪状时，台下全体就高喊：“打倒……”后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呢？恨仇敌……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愿……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参见《老舍文集》14卷，325-327页。）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同谋”了，而且，作为《北文艺》的主编，他对发表《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战战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老舍出席，并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在他已久违了。会后，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巴金：《“最后的时刻”》。）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显得很悲凉、凄惨、失气。
因此，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时，老舍就在写检讨、受批斗。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如：“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认为，这里的“个别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未痊愈，他很牵挂外面的运动，就出了院。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愤愤说：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节”，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
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许多品节高尚之士，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气节，纷纷自杀，越到后来，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从《老张的哲学》里的李静、《赵子曰》里的李景纯，到《猫城记》里的大鹰，《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里的王利发等，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身谏”、殉难的性质，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预演”。
在他曾为之讴歌过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诬陷，辩解无门，跳入护城河自杀，人们纷说他不该出此下策，老舍却认为这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想不到，他也会走这条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并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种群众集会，无限度地上纲上线，毫无法律上的根据，人人在喊打，真就打着了。
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老舍刚出院，却去上班了。文联大院里贴满大字报，出出进进的人神秘而慌乱，透着异样。老舍在办公室拼命吸烟。中午该回家了，没见着司机。
下午，北京市文联会议室正在开会学习，一群红卫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疯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读书的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他们多年练旧戏，现在觉得应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道具等“四旧”拿出来烧掉。当天他们决定去安定门外成贤街国子监大院孔庙焚烧京戏戏装——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破坏性运动，会净化党和国家——但觉得还该拉几个文化局的领导去批斗，就闯进文联，文化局本和文联隔不远，又想起要拉几个名人去陪斗。就闯进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这时人们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
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两个人没叫到。端木蕻良虽然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他又想，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镇定，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
这时，学生看见了他们，叫他们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接着，便有人在他们背上刷厚厚的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背上。
上车去陪斗的牛鬼蛇神中，本没有老舍。但他看到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一眼认出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老舍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像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挨打的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其他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和打人声混在一起。
乱哄哄爬上去，车上很挤，天特别热，好不容易车颠颠簸簸地开了，尽管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
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下，他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圈儿，然后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间堆着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被点燃，火星四溅。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灰尘满面。
不一会儿，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问：“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我们都脸朝地，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会知道？”另一个声音则说：“他有病，经不起打。”
广场上已有一二百个学生，主要是绒线胡同女八中的学生，她们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是当时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黑帮”。“黑帮”中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萧军、骆宾基，京剧演员苟惹生、白云生等。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拿的不是皮带、木棍，而是京戏中皂隶们手执的黑红棍。
局势完全失控，成千上万的人拥来孔庙（文庙）。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
红卫兵也拉了文联图书馆的图书，准备烧，老舍对他们说：我老了，这是国家的文化，不要破坏它，如果愿意，把书拿走吧，千万不要烧。红卫兵却把书堆在大理石走廊上，浇上煤油，点了火，老舍发疯般去救，受到毒打，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
傍晚时分，革委会的人见这么多人被毒打，出了人命负不起责任，就让先把老舍这样血压高的先接回去。他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交给他的女秘书。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而是背靠沙发扶手，蹲在地上，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和老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看老舍。
先前，只要听说老舍过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老舍进屋落座，立马兑上滚开水送到老舍手里。而前段时间，她就写过大字报，说老舍上海还有女人云云。
天渐渐黑了。忽然，齐声高叫。挤出几百个十四五岁的女红卫兵，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惩罚起“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老舍也从自己的办公室给架出来，站在没有花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纽扣不齐，脑后散乱，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要次一等。老舍因系着水袖，引起注意。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喊道：革命小将们，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反革命黑帮分子老舍，他今天下午在批判会上非常不老实……老舍抬头来辩：我没有不老实，说话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胡编。
高个子没等他说完就起哄，几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反剪了手，坐“喷气式”，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老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
高个子进一步鼓动，让红卫兵开老舍的批斗会。但他们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后，却批不起来。因为她们不知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放的什么毒？因而她们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当场就有一位作家站起来，义愤填膺地批评老舍拿了美金，老舍很倔，双目圆睁，驳斥说：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参见杨沫：《风雨十年家国事》，《花城》1983年6期。）老舍一个四十多岁的同事则喊道：“我揭发，老舍拿美金，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卖给了美国……”‘林斤澜认为此人“又可怜，又可恶。……这个同事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他本人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他答道：‘美金”’同事的揭发，无异于让红卫兵得救，他们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群情爆炸，许多人喊起来，“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让他老实交代。人们热情高涨，押着推着老舍往前走，每走一步头被按一下，屁股上踢一脚，他步履维艰，一步三晃。红卫兵把他胳膊往后使劲背，又踢上一脚，老舍支撑不住，倒在地上。左右反剪着他的红卫兵又一人踢一脚，一手揪住他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的脸，苍白无色，痛苦抽搐着，汗水一道道流下，双腿在颤抖。67岁的老舍从一天的猥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呼叫：“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红卫兵听不见了，发疯地跳起来，把他的头往地上猛压。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写着“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字的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了耳朵，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支架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老舍突然作了反抗，顽强地直起身，挺起脖子，撕心裂肺地喊：你们让我说什么！他猛转身，将黑木牌愤然砸出去，打在刚才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
这举动惊呆了众人，等惊醒过来，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
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台阶下的人都往上涌，乱成一片。不知谁搬来一张桌子，把老舍从人群里拖出来，拉到桌子上跪下。他的眼镜破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汗衫一条一条的撕挂着，鞋也剩了一只，头无力耷拉着。
红卫兵对着奄奄一息的老人厉声喝问：你打了红卫兵，知不知罪？
老舍沉默许久，头无力地点两下。
把你的罪行写下来！
纸笔摆开，老舍好会子才拿起笔，每写一笔都似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足足用了五分钟，才写出八个字，“我打了红卫兵老舍”。
写完，他目光呆滞，完全瘫倒在桌面上。
这时，林斤澜说，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当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找来两位警察，开来一辆吉普车。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打了红卫兵，那就别批斗他了，交给派出所法办。
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革委会的人和造反派耳语几句，让车开到台阶下，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这里得用一个北京土字：疹！
一番争夺后，老舍被塞进汽车。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附近一个带四合院的派出所，那里跪着一溜“黑帮”，老舍被推进去，尾随而来的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不听劝阻，举起无情的皮鞭，又轮番毒打，一直到深夜。
林斤澜回忆说：老舍在进门廊转角处，看骆宾基的大字报《谩骂决不是战斗》，看后不由得找人说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人们见了他，或视而不见，或掉头不视，或“嗯”的一声算是打招呼，立即走开。林斤澜这时站在门口台阶旁边，一个没有花的花坛上，扭着身子活动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坛上。他要说话，问起林斤澜的冠心病。
到了中午，骄阳如火。七八个女红卫兵闯进会议室，欢叫一声。“学习”的走资派作家们赶紧让开。主持革委会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个老病号）过来，叫女红卫兵出去，这里要锁门。女红卫兵不理，有说沙发是修正主义，有说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气，可也无法。他往外走，对着廊道大吼一声：“开会！！”吼罢，浩然走了。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罢车，不替开了。老舍只好到院子门口对面买了个烧饼。没有人搭理他，老舍的口型，像是哼着什么牌子曲，不过没有出声。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叫人名，叫口号，嘶哑声，轰隆声，拳脚皮肉碰撞，拥挤推搡踉跄。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翻张耳朵。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苟慧生时，只见老舍站了起来，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喷几声，走出五六步，回头，坐下，木然。忽然，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外面几条嗓子叫道：“出来，出来……”
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毒日头里晒着。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萧军从小练拳棒，自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女红卫兵扑将过去，摘下铜扣腰带，七手八脚，劈面乱打。萧军倒下了。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本是经典语言，却不灵。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林斤澜说，文革中管桦全程没有被揪出来，完好无损，盖人缘不错，并且后面有靠山。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要他认罪。萧军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后来又用帆布大卡车揪一批人到“国子监”去。文联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另还有骆宾基、端木蕻良、田蓝、金紫光、张季纯、江风等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