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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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什么最终要回国，他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冯玉祥将军会面。冯玉祥是以考察水利为名出国的，实际上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抗战初期他就认识老舍，曾给老舍很大的生活援助，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冯玉祥爱吟诗作赋，直爽，与老舍很相投。9日傍晚，听说了冯玉祥来到纽约，老舍立刻到旅馆看望。不料竟成诀别，冯玉祥在回国路上，因乘坐的轮船失火而亡。
1948年底，老舍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开始忍着，没当回事，到1949年4月，疼痛难忍，才住进医院，做了手术。6月病体好转，准备出院时，国内形势大变。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国民党全线崩溃。老舍心情舒畅起来，打电话邀日本朋友到公寓吃饭，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觉得不和中国民众一起生活，耳畔消失乡音，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秘密渠道送到老舍手中。于是，老舍一边处理手头未完的工作，一边做回国准备。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又收到赵清阁、曹禺邀请信，即整装回返。
10月初，老舍来到旧金山，拟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赴香港，然后北上。由于船延期启航，在三藩市又等了约一周，13日才乘船离美。同船有22名回国的留学生。船经夏威夷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参观。11月4日抵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吃紧，28日他才买到，经朝鲜仁川，12月9日到了天津。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北京，暂住北京饭店。此时已是阔别北京14年了。次日，周恩来在阳翰笙陪同下，前来看望。见老舍有腿疾，行动不便，就给他配了专车。
自1938年他们在武汉认识后，1946年赴美讲学前，周恩来又前来欢送。现在久别重逢，老舍受到感动。
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欢迎老舍归来，茅盾主持，老舍也讲了话，当场演唱了刚写好的《过新年》。
老舍在北京饭店住了3个月，大西南解放，妻子带着4个孩子回到北。老舍在东城灯市口买了一所带院子的房子，种上花草，自此才有了一个家，这时已经52岁。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老舍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5日，市文联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他当选为主席。
副主席为梅兰芳、李伯钊和赵树理。秘书长由文化处处长王亚平兼任。
理事会理事共45人，候补理事5人，常务理事25人。理事会包括了首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
继而，他改变态度、风格，取抗战时期所选过的路，也是与昔日倡导过的“为人生而艺术”相一致，他又走到了极端，决定放弃一切，尽快适应新社会的形势、要求，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先写通俗文艺鼓词、快板、歌词、相声，再试着经营长篇。
1949年以后，审查旧作也比较严。陈徒手说：“凡旧作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连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俄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老舍也不例外。……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另一方面，友人也在促使他写这些作品。当时不仅曲艺缺乏好作品，戏剧上也在闹荒。朋友们就鼓动他来写，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便写了五幕话剧《方珍珠》，不是很成功。此后，到1965年，他发表剧作23部，水平高低互见，大部分作品，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也显示了他不顾成败的“冒险”，生活准备不够，“只好东拼西凑”（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66-1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促使他放弃小说创作，而潜心写戏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老舍剧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950年上半年，林斤澜到了北京人艺创作组（1951年底调北京市文联）。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委托，写《龙须沟》剧本。因他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总执手杖，不能常下去，人艺领导就派林斤澜下去采访，找素材给老舍。老舍再借阅一些文件，大体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状况，根据它们写出剧本。这就叫“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构思却很艰苦。灵机一动，才以一个小院子里的人物为主，通过他们和这条水沟关系的变化，对比出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来歌颂新社会，命名《龙须沟》。写作时一气呵成。
《龙须沟》写出后，北京人艺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极有艺术天分，他觉得《龙须沟》太单薄，不宜演出。人艺一再努力，焦菊隐最后同意了，说就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195 1年2月2日《龙须沟》在北京剧场首次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一直演到年底，盛况不衰。
但老舍则感到，写这样的剧本是一次冒险，不熟悉的东西是很难写好的，《龙须沟》的成功在于扬长避短，写了熟悉的人和事，但在感性层面上，他认为得力于高涨的政治热情。政治上的热情弥补了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写出了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作品。当时周扬想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但一些解放区过来的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彭真表态，那就由北京市发吧，《龙须沟》是写北京的。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不久，老舍写起了“三反”、“五反”内容的话剧，虽然他知道在运动过程中写运动不好，但他舍不得放弃趁热打铁的机会。1952年2月，他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写作。运动一个接一个，任务也一个接一个，他又生了病，费时十个月，改写十次，交出第一稿。
人艺的朋友们提了意见，他反复来去，重写了九次，直到演出前，才取名叫《春华秋实》，付出很多，结果却不很“成功”。他不计较艺术上的得失，把对当前实际的社会教育作用摆在第一位。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文联成立宣传委员会，老舍、侩悲鸿等13人被选为宣传委员。他组织编写各种文章，并带头捐款，支持、声援朝鲜战争。
1953年秋，中国人民第三届慰问团组成，贺龙为团长，老舍、梅兰芳、康克清、吴晗等为副团长。10月20日到达朝鲜，进行为期五十余天的慰问活动。工作结束后，他要求留下来体验生活，和前线战士共同生活5个月。1954年4月回国，写出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立即又着手准备材料，写反映工人生活的剧本《青年突击队》。这边刚脱稿，他又听从公安部长的意见，写起了讽刺剧《西望长安》。
1958年“大跃进”，老舍也频频出席各种座谈会、誓师会，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跃进计划，老舍没有计划，但也不甘落后。想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需要他做的事也实在太多了，他不仅有着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数不清的头衔，还是《北京文艺》、《说说唱唱》的主编，数不清的会议、活动与学习在等着他，文艺界的、非文艺界的，国内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访问、吃饭、座谈、出访，真是应接不暇。现在加上个“跃进”，他病倒了，勉强住了一个月院，略微好转，稍可活动，他就走出家门，短短几个月，写出了三个剧本，《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反映大跃进时代，都是他不熟悉的体裁，质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情不自禁就想写一点什么。
当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时候，他想说想写想干的，都办不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干。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参加的活动，他也得参加，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
反胡风运动中，老舍虽和他关系很好，抗敌协会时，一为总务部主任，一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还曾找人，推荐一度失业的胡风到复旦大学任教，可谓知情、知己，但也积极参与其事，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予以“声讨”，多数是迫于形势和压力的表态。但从标题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时期，“大批判”运动中所用的语言、腔调是一路的。老舍这个积极表态的人，在“文革”刚开始就不堪其辱，自尽而死，胡风则是1965年判刑后，须到四川落户，行前大悲，写了四封信，文艺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只有老舍，也幸亏胡风及早就远离运动和是非的中心，否则他的劫难比老舍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右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陈徒手说：“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老舍的作家良心并没有泯灭。不久将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话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回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直**发动大跃进运动，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做好朋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可千万别跟人说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1962年老舍发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的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1965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北京人艺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过生活，他叹息道：老舍写的真苦，苦极了。
林斤谰就认为：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二十几部，包括话剧15部，歌剧3部，曲剧1部翻译局1部。为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建国后受到领导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的歌颂。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颂”的间隙，老舍也写过理性文章，用以严肃争鸣，如《论悲剧》、《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创作的繁荣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谴》中说道：“文艺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说，作为作家的老舍是切实存在的，对国家如骨如血的眷恋也是存在的（如抗战时）。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赵树理有一次刚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老舍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时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并且，对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以及随头衔而来的种种事务的增多，难以应接，他心里不能说没有矛盾。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肯定，生活、创作上也受到照顾、支持，这都是有利的一面。但一个人冷静后想想，会感到不安、空虚和痛苦的。回国以 粪后，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命题性的，规定了内容、主题，限制了题材、篇幅。他检讨10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动动．可是我没黜一漱出的作品来。
他又感叹道：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当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其实，这也不尽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费，对社会而言，未尝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坚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来，就问过他，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活动，你是个作家，就该专心写作。
老舍感谢他的好意提醒，却又心安理得，认为就应该这样，而不能只是埋头写作，专顾个人名利，他要为社会贡献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显然，他除了有所顾虑，不得不如此说话以外，思想里也还是留有不少误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应该准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急功近利，勉力干了不能干的，绝对干不好，对自己来说是个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该离功利热闹的世界远一些。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来，传之永久，就是对社会、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适的地方，在那样的地方也能干事情，却放错了位置，会把“作家”的功能缩小了，把“大师”降到“匠人”的水准上去，一个时代不缺少“匠人”，却十分缺少“大师”。“大师”是属于全人类的，“匠人”却只属于他的时代。
老舍的误区就在于，他把一个“大师”降格为“匠人”了，多少也以为写东西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写好一个东西只是为他个人得名利，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是社会真正“最需要”他来做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林斤澜说，他早期看见老舍时，通常头上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脱一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当时新中国成立，他的确很激动，对政治也就积极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写出《茶馆》，1957年《茶馆》在《收获》创刊号发表。可惜受“大跃进”影响，《茶馆》只演了3个月，被迫停演。5年后，人艺对剧本老舍与冯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与“反抗”等主题，老舍未置可否。即使这样，它很快也受到挤兑，演出几十场后，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艺为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巡回到德国、法国、美国等地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会被上纲上线，躲不过“反右”这一关。可是，看到许多青年人无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认可的意见不仅不能坚持，反要“文过饰非”，他内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师品性和人格良知，会时时来召唤他，向着艺术的本真性回归。他在紧跟政治热情和时代需要写作的同时，也写了两个他所熟悉的过去那段社会生活的著作，这就是永远放射着光芒的艺术珍品《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他才继《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和《四世同堂》之后，赢得了艺术人生的第三次辉煌！
老舍为什么最终要回国，他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冯玉祥将军会面。冯玉祥是以考察水利为名出国的，实际上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抗战初期他就认识老舍，曾给老舍很大的生活援助，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冯玉祥爱吟诗作赋，直爽，与老舍很相投。9日傍晚，听说了冯玉祥来到纽约，老舍立刻到旅馆看望。不料竟成诀别，冯玉祥在回国路上，因乘坐的轮船失火而亡。
1948年底，老舍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开始忍着，没当回事，到1949年4月，疼痛难忍，才住进医院，做了手术。6月病体好转，准备出院时，国内形势大变。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国民党全线崩溃。老舍心情舒畅起来，打电话邀日本朋友到公寓吃饭，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觉得不和中国民众一起生活，耳畔消失乡音，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秘密渠道送到老舍手中。于是，老舍一边处理手头未完的工作，一边做回国准备。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又收到赵清阁、曹禺邀请信，即整装回返。
10月初，老舍来到旧金山，拟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赴香港，然后北上。由于船延期启航，在三藩市又等了约一周，13日才乘船离美。同船有22名回国的留学生。船经夏威夷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参观。11月4日抵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吃紧，28日他才买到，经朝鲜仁川，12月9日到了天津。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北京，暂住北京饭店。此时已是阔别北京14年了。次日，周恩来在阳翰笙陪同下，前来看望。见老舍有腿疾，行动不便，就给他配了专车。
自1938年他们在武汉认识后，1946年赴美讲学前，周恩来又前来欢送。现在久别重逢，老舍受到感动。
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欢迎老舍归来，茅盾主持，老舍也讲了话，当场演唱了刚写好的《过新年》。
老舍在北京饭店住了3个月，大西南解放，妻子带着4个孩子回到北。老舍在东城灯市口买了一所带院子的房子，种上花草，自此才有了一个家，这时已经52岁。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老舍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5日，市文联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他当选为主席。
副主席为梅兰芳、李伯钊和赵树理。秘书长由文化处处长王亚平兼任。
理事会理事共45人，候补理事5人，常务理事25人。理事会包括了首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
继而，他改变态度、风格，取抗战时期所选过的路，也是与昔日倡导过的“为人生而艺术”相一致，他又走到了极端，决定放弃一切，尽快适应新社会的形势、要求，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先写通俗文艺鼓词、快板、歌词、相声，再试着经营长篇。
1949年以后，审查旧作也比较严。陈徒手说：“凡旧作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连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俄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老舍也不例外。……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另一方面，友人也在促使他写这些作品。当时不仅曲艺缺乏好作品，戏剧上也在闹荒。朋友们就鼓动他来写，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便写了五幕话剧《方珍珠》，不是很成功。此后，到1965年，他发表剧作23部，水平高低互见，大部分作品，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也显示了他不顾成败的“冒险”，生活准备不够，“只好东拼西凑”（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66-1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促使他放弃小说创作，而潜心写戏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老舍剧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950年上半年，林斤澜到了北京人艺创作组（1951年底调北京市文联）。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委托，写《龙须沟》剧本。因他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总执手杖，不能常下去，人艺领导就派林斤澜下去采访，找素材给老舍。老舍再借阅一些文件，大体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状况，根据它们写出剧本。这就叫“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构思却很艰苦。灵机一动，才以一个小院子里的人物为主，通过他们和这条水沟关系的变化，对比出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来歌颂新社会，命名《龙须沟》。写作时一气呵成。
《龙须沟》写出后，北京人艺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极有艺术天分，他觉得《龙须沟》太单薄，不宜演出。人艺一再努力，焦菊隐最后同意了，说就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195 1年2月2日《龙须沟》在北京剧场首次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一直演到年底，盛况不衰。
但老舍则感到，写这样的剧本是一次冒险，不熟悉的东西是很难写好的，《龙须沟》的成功在于扬长避短，写了熟悉的人和事，但在感性层面上，他认为得力于高涨的政治热情。政治上的热情弥补了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写出了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作品。当时周扬想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但一些解放区过来的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彭真表态，那就由北京市发吧，《龙须沟》是写北京的。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不久，老舍写起了“三反”、“五反”内容的话剧，虽然他知道在运动过程中写运动不好，但他舍不得放弃趁热打铁的机会。1952年2月，他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写作。运动一个接一个，任务也一个接一个，他又生了病，费时十个月，改写十次，交出第一稿。
人艺的朋友们提了意见，他反复来去，重写了九次，直到演出前，才取名叫《春华秋实》，付出很多，结果却不很“成功”。他不计较艺术上的得失，把对当前实际的社会教育作用摆在第一位。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文联成立宣传委员会，老舍、侩悲鸿等13人被选为宣传委员。他组织编写各种文章，并带头捐款，支持、声援朝鲜战争。
1953年秋，中国人民第三届慰问团组成，贺龙为团长，老舍、梅兰芳、康克清、吴晗等为副团长。10月20日到达朝鲜，进行为期五十余天的慰问活动。工作结束后，他要求留下来体验生活，和前线战士共同生活5个月。1954年4月回国，写出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立即又着手准备材料，写反映工人生活的剧本《青年突击队》。这边刚脱稿，他又听从公安部长的意见，写起了讽刺剧《西望长安》。
1958年“大跃进”，老舍也频频出席各种座谈会、誓师会，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跃进计划，老舍没有计划，但也不甘落后。想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需要他做的事也实在太多了，他不仅有着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数不清的头衔，还是《北京文艺》、《说说唱唱》的主编，数不清的会议、活动与学习在等着他，文艺界的、非文艺界的，国内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访问、吃饭、座谈、出访，真是应接不暇。现在加上个“跃进”，他病倒了，勉强住了一个月院，略微好转，稍可活动，他就走出家门，短短几个月，写出了三个剧本，《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反映大跃进时代，都是他不熟悉的体裁，质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情不自禁就想写一点什么。
当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时候，他想说想写想干的，都办不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干。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参加的活动，他也得参加，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
反胡风运动中，老舍虽和他关系很好，抗敌协会时，一为总务部主任，一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还曾找人，推荐一度失业的胡风到复旦大学任教，可谓知情、知己，但也积极参与其事，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予以“声讨”，多数是迫于形势和压力的表态。但从标题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时期，“大批判”运动中所用的语言、腔调是一路的。老舍这个积极表态的人，在“文革”刚开始就不堪其辱，自尽而死，胡风则是1965年判刑后，须到四川落户，行前大悲，写了四封信，文艺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只有老舍，也幸亏胡风及早就远离运动和是非的中心，否则他的劫难比老舍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右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陈徒手说：“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老舍的作家良心并没有泯灭。不久将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话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回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直**发动大跃进运动，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做好朋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可千万别跟人说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1962年老舍发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的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1965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北京人艺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过生活，他叹息道：老舍写的真苦，苦极了。
林斤谰就认为：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二十几部，包括话剧15部，歌剧3部，曲剧1部翻译局1部。为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建国后受到领导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的歌颂。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颂”的间隙，老舍也写过理性文章，用以严肃争鸣，如《论悲剧》、《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创作的繁荣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谴》中说道：“文艺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说，作为作家的老舍是切实存在的，对国家如骨如血的眷恋也是存在的（如抗战时）。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赵树理有一次刚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老舍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时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并且，对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以及随头衔而来的种种事务的增多，难以应接，他心里不能说没有矛盾。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肯定，生活、创作上也受到照顾、支持，这都是有利的一面。但一个人冷静后想想，会感到不安、空虚和痛苦的。回国以 粪后，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命题性的，规定了内容、主题，限制了题材、篇幅。他检讨10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动动．可是我没黜一漱出的作品来。
他又感叹道：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当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其实，这也不尽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费，对社会而言，未尝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坚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来，就问过他，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活动，你是个作家，就该专心写作。
老舍感谢他的好意提醒，却又心安理得，认为就应该这样，而不能只是埋头写作，专顾个人名利，他要为社会贡献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显然，他除了有所顾虑，不得不如此说话以外，思想里也还是留有不少误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应该准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急功近利，勉力干了不能干的，绝对干不好，对自己来说是个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该离功利热闹的世界远一些。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来，传之永久，就是对社会、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适的地方，在那样的地方也能干事情，却放错了位置，会把“作家”的功能缩小了，把“大师”降到“匠人”的水准上去，一个时代不缺少“匠人”，却十分缺少“大师”。“大师”是属于全人类的，“匠人”却只属于他的时代。
老舍的误区就在于，他把一个“大师”降格为“匠人”了，多少也以为写东西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写好一个东西只是为他个人得名利，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是社会真正“最需要”他来做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林斤澜说，他早期看见老舍时，通常头上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脱一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当时新中国成立，他的确很激动，对政治也就积极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写出《茶馆》，1957年《茶馆》在《收获》创刊号发表。可惜受“大跃进”影响，《茶馆》只演了3个月，被迫停演。5年后，人艺对剧本老舍与冯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与“反抗”等主题，老舍未置可否。即使这样，它很快也受到挤兑，演出几十场后，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艺为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巡回到德国、法国、美国等地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会被上纲上线，躲不过“反右”这一关。可是，看到许多青年人无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认可的意见不仅不能坚持，反要“文过饰非”，他内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师品性和人格良知，会时时来召唤他，向着艺术的本真性回归。他在紧跟政治热情和时代需要写作的同时，也写了两个他所熟悉的过去那段社会生活的著作，这就是永远放射着光芒的艺术珍品《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他才继《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和《四世同堂》之后，赢得了艺术人生的第三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