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舍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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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婚姻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
1930年,老舍初回国,因为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已是名人,回北平后,日程安排很满,会见亲友,接受来访,找工作。
7月7日,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论创作》的报告,表达了他正视现实与民间疾苦的文学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而这次去邀请他来作讲演的人,正是胡絮青(参见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4月第一版),时为师大学生,差一年毕业,25岁,爱好新文艺,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真社”,有散文、诗歌等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他们是听说老舍从国外回来后,以“真社”的名义作的邀请。
那时,老舍怕烦扰母亲,就住在北京师范学校教务长、老朋友白涤洲家,胡絮青因课余在那里兼课,同学们就公推她出面。她去了,没说几句话,老舍就答应了,定下演讲的日期。
到家后,她母亲就打听见到老舍没有,是怎么个人。胡絮青很奇怪,平素里老太太很保守,连大学都不乐意女儿去上,常叮嘱女儿别和男生来往,这次反常了,就说他又瘦又弱,人倒很老实。后来才知道,她被蒙在鼓里了,老太太见她腼腆老实、不认识人,害怕把姑娘“搁老了”,早就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罗常培给留意物色个女婿。罗常培一口答应,想到了顶要好的知己老舍,看出二人为人和性情、爱好很接近,合得来,就对胡家老太太讲了,老太太同意,只瞒着女儿一个,老舍讲演时也不知情,她去约老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但老舍却未想过结婚上的事,朋友们都急了,说:你要是再不结婚,会变成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再不理你了!
老舍觉得经济情况已好转,不至于因他结婚使母亲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才丢掉独身思想,同意他们帮自己去找(参见胡絮青、舒乙:《老舍和朋友们》,《十月》1985年3期),恰好胡家也来托亲,罗常培没费什么事,撮合成功。
这真是打不断的姻缘!
没几天,老舍去了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齐大月刊》1930年10月10日创刊号。 )。
寒假时,二人受请,一起吃过几顿饭,老舍就给胡絮青去信,让彼此以信交流,说出心里的话。回济南后,就每天起码要去一封信。
1931年暑假,胡絮青大学毕业,老舍从济南回到北平,和她成亲。当时,亲朋到了一百多位,用了土洋结合的仪式来办,迎了亲,磕了头,才去饭庄里吃喜宴。
按老舍本意,他想旅行结婚,在香山或颐和园租间房,免去一切俗礼,省得结婚时像猴儿似的被人捉弄,可胡家老太太不依,老舍不想让老人太伤心难过,听了话。
半个月后,夫妻去了济南,胡絮青1937年9月底,日本人人侵山东,局势危急,学生、友人纷纷辞别逃难,老舍也想走,济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为汉奸的危险。可是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才3个月,还有老人,怎么走呢?
胡絮青理解丈夫,一肩担过来。
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自述》,《老舍文集》14卷,180页)至于要走的理由,《四世同堂》里有所表述,是小说里的老大瑞宣,鼓励三弟出去时说的: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都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老舍这一走,注定要饱受战乱离别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时,也把巨大的苦难留给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把一点积蓄都留在家里,只身带了五十块钱,才提了皮箱出家门,开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终担心留在敌区的家眷,想接他们出来,却没有路费,不少人为生计所迫,已放弃写作。
直到老舍母亲在北平去世,胡絮青为老人办完丧事,才拖儿带女,拉扯三个孩子,跋涉几千里,历时五十余天,穿过重重封锁,逃出来,于1943年11月17日,辗转到重庆。并在朋友帮助下安了家。这时,夫妻分别已整整六年。
6年里,老舍没有一天不在牵挂,觉得对不起妻子,“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国难时期……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页。)胡絮青留在北平沦陷区5年,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横行的活地狱。
其回报就是,胡絮青细心介绍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面面,说了两三个月时间,才把几年间的见闻、感触对一批批朋友唠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干扰,在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北碚小镇,开始了近一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
对此,胡絮青是这样进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
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有这样一个妻子从旁告知细节,这部小说就踩住了“实景”,而不是悬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写最长的,还可能是“最好的”(这是老舍的自我评价。参见舒乙《老舍在美国》,《文艺报》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红旗下》应该比《四世同堂》更伟大,可惜只有个开头,没写完))作品。第一、二部写了两年,第三部则是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应邀去美国,为期一年,谁也料不到此去会长达四年多,他决意留下,将《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还组织人翻译出来,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从旧金山出发,12月12日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庆到北京,一家人方结束聚少离多、动荡不定的生活。
正因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牺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数作品,都写成于离群索居的环境下。
做一个作家的妻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这样的以写作为生命,写起来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则尤难。
仅以此说,当初要是选人不适,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这样外柔内刚、富有节气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女性,他的事迹怕是要逊色很多的。
老舍的婚姻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
1930年,老舍初回国,因为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已是名人,回北平后,日程安排很满,会见亲友,接受来访,找工作。
7月7日,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论创作》的报告,表达了他正视现实与民间疾苦的文学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而这次去邀请他来作讲演的人,正是胡絮青(参见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4月第一版),时为师大学生,差一年毕业,25岁,爱好新文艺,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真社”,有散文、诗歌等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他们是听说老舍从国外回来后,以“真社”的名义作的邀请。
那时,老舍怕烦扰母亲,就住在北京师范学校教务长、老朋友白涤洲家,胡絮青因课余在那里兼课,同学们就公推她出面。她去了,没说几句话,老舍就答应了,定下演讲的日期。
到家后,她母亲就打听见到老舍没有,是怎么个人。胡絮青很奇怪,平素里老太太很保守,连大学都不乐意女儿去上,常叮嘱女儿别和男生来往,这次反常了,就说他又瘦又弱,人倒很老实。后来才知道,她被蒙在鼓里了,老太太见她腼腆老实、不认识人,害怕把姑娘“搁老了”,早就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罗常培给留意物色个女婿。罗常培一口答应,想到了顶要好的知己老舍,看出二人为人和性情、爱好很接近,合得来,就对胡家老太太讲了,老太太同意,只瞒着女儿一个,老舍讲演时也不知情,她去约老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但老舍却未想过结婚上的事,朋友们都急了,说:你要是再不结婚,会变成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再不理你了!
老舍觉得经济情况已好转,不至于因他结婚使母亲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才丢掉独身思想,同意他们帮自己去找(参见胡絮青、舒乙:《老舍和朋友们》,《十月》1985年3期),恰好胡家也来托亲,罗常培没费什么事,撮合成功。
这真是打不断的姻缘!
没几天,老舍去了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齐大月刊》1930年10月10日创刊号。 )。
寒假时,二人受请,一起吃过几顿饭,老舍就给胡絮青去信,让彼此以信交流,说出心里的话。回济南后,就每天起码要去一封信。
1931年暑假,胡絮青大学毕业,老舍从济南回到北平,和她成亲。当时,亲朋到了一百多位,用了土洋结合的仪式来办,迎了亲,磕了头,才去饭庄里吃喜宴。
按老舍本意,他想旅行结婚,在香山或颐和园租间房,免去一切俗礼,省得结婚时像猴儿似的被人捉弄,可胡家老太太不依,老舍不想让老人太伤心难过,听了话。
半个月后,夫妻去了济南,胡絮青1937年9月底,日本人人侵山东,局势危急,学生、友人纷纷辞别逃难,老舍也想走,济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为汉奸的危险。可是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才3个月,还有老人,怎么走呢?
胡絮青理解丈夫,一肩担过来。
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自述》,《老舍文集》14卷,180页)至于要走的理由,《四世同堂》里有所表述,是小说里的老大瑞宣,鼓励三弟出去时说的: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都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老舍这一走,注定要饱受战乱离别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时,也把巨大的苦难留给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把一点积蓄都留在家里,只身带了五十块钱,才提了皮箱出家门,开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终担心留在敌区的家眷,想接他们出来,却没有路费,不少人为生计所迫,已放弃写作。
直到老舍母亲在北平去世,胡絮青为老人办完丧事,才拖儿带女,拉扯三个孩子,跋涉几千里,历时五十余天,穿过重重封锁,逃出来,于1943年11月17日,辗转到重庆。并在朋友帮助下安了家。这时,夫妻分别已整整六年。
6年里,老舍没有一天不在牵挂,觉得对不起妻子,“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国难时期……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页。)胡絮青留在北平沦陷区5年,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横行的活地狱。
其回报就是,胡絮青细心介绍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面面,说了两三个月时间,才把几年间的见闻、感触对一批批朋友唠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干扰,在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北碚小镇,开始了近一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
对此,胡絮青是这样进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
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有这样一个妻子从旁告知细节,这部小说就踩住了“实景”,而不是悬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写最长的,还可能是“最好的”(这是老舍的自我评价。参见舒乙《老舍在美国》,《文艺报》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红旗下》应该比《四世同堂》更伟大,可惜只有个开头,没写完))作品。第一、二部写了两年,第三部则是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应邀去美国,为期一年,谁也料不到此去会长达四年多,他决意留下,将《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还组织人翻译出来,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从旧金山出发,12月12日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庆到北京,一家人方结束聚少离多、动荡不定的生活。
正因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牺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数作品,都写成于离群索居的环境下。
做一个作家的妻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这样的以写作为生命,写起来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则尤难。
仅以此说,当初要是选人不适,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这样外柔内刚、富有节气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女性,他的事迹怕是要逊色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