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宋家父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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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恭送出来茶社的大门，宋副区长与强子等人握手告别，强子知道有我陪着，接下来的事情不用他担心，任由我发挥吧！
聊点什么呢？走出几步远之后，我开始转动脑筋。睍莼璩伤
我迅速有了主意，我对宋副区长问道：“区长，当下问‘你幸福吗？’，这个话题很热，您是怎么看的？”
我的话题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抬头看我，问：“你今天看齐鲁晚报了吗？”
我摇摇头。
宋副区长微笑地说：“文化名人易中天，在报道上说他今天回到他的母校武汉大学，为同学们讲《西周的中国式政治智慧》。讲座结束，主持人问了易中天‘你幸福吗？’这个著名的问题。”
“他是如何回答的？”我发现我的问题成了他的问题，看来从政治智慧方面，我落败了。
和蔼的宋副区长像讲笑话一样说：“果然，这个著名问题惹得易中天一阵牢骚。‘这个问题怎么能问？一个幸福的人有不开心的时候，一个不幸的人也有幸福的时刻。如果你问我现在幸不幸福，我可以回答你，那就是我回家了很幸福。’小毕，易中天的回答应该你也认同吧？”
“您不认同吗？”我反问道。
宋副区长没表达他的态度，他还是拿易中天说事，“易中天讲话直率，做人更真的易中天在座谈时，甚至在回答中频爆粗口，一句‘央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余，我幸不幸福，关你鸟事。’让全场观众再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呵呵。”
听见宋副区长笑，我立刻表达出我之所以挑起这个话题的意图，对他说道：“央视记者拿着话筒问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很滑稽、也很无聊，幸福是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心理状态，谁能一句话概括幸福与不幸福？老百姓要幸福，但不要‘被幸福’，是不是区长？”
宋副区长若有所思，等我义愤填膺的感慨完，才说：“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我们济南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济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济南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交通不畅，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很多。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哦。”我听得仔细，知道宋副区长肯定有研究，就问，“应该怎么做呢？
宋副区长道：“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ru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我不得不佩服，宋副区长宏观思想是我不能比拟的，说完“结果”两个字，他问我：“小毕，你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我思考了一番，回答道：“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宋副区长继续发问：“在你的理解当中，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说来我听听。”
我张开便说：“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宋副区长发现我如此看待问题，深表赞同，频频点头，肯定道：“看问题很透彻，我简单把你的观点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必须具备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对不对？”
我当即赞成道：“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嗯。”宋副区长又是连连点头。
我的兴致由于宋副区长的肯定，情绪达到高峰，既然能聊得来，我就继续发话：“区长，现在我们谈幸福，十之八.九得出结论是我们不幸福，包括衣食无忧的我来说，也是同感。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宋副区长点头答道：“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我追问：“为什么说公平正义更重要？”
宋副区长说：“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都不稳定了，谈何幸福。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宋副区长继续说：“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我听到了宋副区长的真知灼见，心里很畅快，毫无顾忌的总结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宋副区长笑望我，答：“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感叹一声：“权力都失控了。”
宋副区长苟同我的观点：“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我继续感叹：“这是最可怜的。”
看来我俩这是遇上知音，宋副区长对我的情绪把我的很准，对我的“可怜论”赞同道：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众人恭送出来茶社的大门，宋副区长与强子等人握手告别，强子知道有我陪着，接下来的事情不用他担心，任由我发挥吧！
聊点什么呢？走出几步远之后，我开始转动脑筋。睍莼璩伤
我迅速有了主意，我对宋副区长问道：“区长，当下问‘你幸福吗？’，这个话题很热，您是怎么看的？”
我的话题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抬头看我，问：“你今天看齐鲁晚报了吗？”
我摇摇头。
宋副区长微笑地说：“文化名人易中天，在报道上说他今天回到他的母校武汉大学，为同学们讲《西周的中国式政治智慧》。讲座结束，主持人问了易中天‘你幸福吗？’这个著名的问题。”
“他是如何回答的？”我发现我的问题成了他的问题，看来从政治智慧方面，我落败了。
和蔼的宋副区长像讲笑话一样说：“果然，这个著名问题惹得易中天一阵牢骚。‘这个问题怎么能问？一个幸福的人有不开心的时候，一个不幸的人也有幸福的时刻。如果你问我现在幸不幸福，我可以回答你，那就是我回家了很幸福。’小毕，易中天的回答应该你也认同吧？”
“您不认同吗？”我反问道。
宋副区长没表达他的态度，他还是拿易中天说事，“易中天讲话直率，做人更真的易中天在座谈时，甚至在回答中频爆粗口，一句‘央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多余，我幸不幸福，关你鸟事。’让全场观众再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呵呵。”
听见宋副区长笑，我立刻表达出我之所以挑起这个话题的意图，对他说道：“央视记者拿着话筒问逢人便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很滑稽、也很无聊，幸福是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心理状态，谁能一句话概括幸福与不幸福？老百姓要幸福，但不要‘被幸福’，是不是区长？”
宋副区长若有所思，等我义愤填膺的感慨完，才说：“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我们济南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济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济南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交通不畅，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很多。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哦。”我听得仔细，知道宋副区长肯定有研究，就问，“应该怎么做呢？
宋副区长道：“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ru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我不得不佩服，宋副区长宏观思想是我不能比拟的，说完“结果”两个字，他问我：“小毕，你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我思考了一番，回答道：“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宋副区长继续发问：“在你的理解当中，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说来我听听。”
我张开便说：“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宋副区长发现我如此看待问题，深表赞同，频频点头，肯定道：“看问题很透彻，我简单把你的观点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必须具备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对不对？”
我当即赞成道：“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嗯。”宋副区长又是连连点头。
我的兴致由于宋副区长的肯定，情绪达到高峰，既然能聊得来，我就继续发话：“区长，现在我们谈幸福，十之八.九得出结论是我们不幸福，包括衣食无忧的我来说，也是同感。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宋副区长点头答道：“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我追问：“为什么说公平正义更重要？”
宋副区长说：“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都不稳定了，谈何幸福。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宋副区长继续说：“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我听到了宋副区长的真知灼见，心里很畅快，毫无顾忌的总结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宋副区长笑望我，答：“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感叹一声：“权力都失控了。”
宋副区长苟同我的观点：“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我继续感叹：“这是最可怜的。”
看来我俩这是遇上知音，宋副区长对我的情绪把我的很准，对我的“可怜论”赞同道：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