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政治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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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导致一个王朝渐渐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的兼并导致社会差距越来越大，贵族与平民的阶层差距被无限拉开，形成一种卖身雇佣的制度。
它体现在生产资料的绝对私有化。
以无产的佃农为贵族服务的形式展开，平民在劳作的同时不断创造有限的价值，而贵族对他们的剥削却是无限的。
由于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平民们想要得到任何东西，都需要从垄断的贵族手中高价购买，比如、有个农民想要给妻子做一身衣服，那他就需要钱币去交换。
钱从哪来呢？来自在土地上的工作。
但土地是谁的？贵族的，所以农民属于租借了贵族的土地，租借了贵族的种子、农具、牲口、住所，以一年的时间进行一份工作，以望得到酬劳。
当一年过后，粮食得到丰收，农民需要将收获的粮食兑换成钱币，他能跟谁兑换呢？
答案还是贵族。
土地的主人要对农民一年的租借收取租金，然后再以国家的名义收取一部分税金，最后再以债主的身份克扣一些利息。
剩下的、成了农民的收入，他要用这不到十分之三的部分维持接下来一年的生活。
这时他还记得去年的目的，他要去给妻子买一些布，做一身衣服。
然而布匹的价格也是贵族定的。
裁缝的房屋、建立在贵族的土地上，随着账铺租金的提高，老板也要提高货物的价格，以维持生计。
否则他就吃不起农民种出来的粮食。
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裁缝铺的老板不停的提高价格，为了能吃饱饭，农民一年年的辛勤劳作，却越来越买不起布匹。
今天、这个农民为妻子更换了一件新衣，代价、是他还要为贵族工作一年，以付清土地的租金。
他手中剩下的钱、还要维持这一年的生计。
而明年，贵族只要稍稍抬高租金或利息，就能让农民和裁缝铺老板再次陷入这个循环。
农民没有偷懒、裁缝没有偷懒，那他们创造的价值哪里去了？
答案是集中在贵族手里了。
马克思称其为——剩余价值。
也就是因土地兼并，而被贵族攫取的社会资源，它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为起点，用垄断的形式，完成对剩余价值的掠夺。
这种垄断下的市场，被强行扭曲了劳动者的价值，一个商品的价格不再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像被剥削的劳动者一样，被贵族通过土地牢牢掌握在手中。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让地主（或贵族）成为了统治者，他们用剥削来的经济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像皇帝、国王，通常就是最大的地主。
他们为了控制平民和无数的小地主（或小贵族），又用政治赐予维护者合法性，这种听从大地主命令的武装部门，被称为军队。
所以你看，政治它串联起经济跟军事，它充当了三角形的第三个顶点，以促成了这个图形的稳定。
但它能解决问题吗？不能。
由于土地兼并引起的经济问题，是对国家承受力的一个挑战，当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超出了这个承受力，那它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
比如、经济危机。
它并不是单纯的指今天我们讲得狭义上的经济危机，像封建社会也是它的栖身之所，比如流民、就是经济危机的一个产物。
灾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统称为流民。
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农民，他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总归是有一部分农民拥有着自己的土地，并非无产阶级。
但他们与无产阶级一样脆弱，他们的生活模式依赖于稳定的农作物产量，但逢灾年，这种脆弱的生产关系就会崩溃，进而被贵族找到兼并土地的机会，将他们变成佃户。
或流民。
而流民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在政治上是可以缓解的，但无法根治。
流民为社会提供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对政治的冲击性是有目共睹的，它将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去弥补这个坑，但永远填不满。
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上，政治手段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缓解。
于是统治者会选择将它反馈给经济，以务工、或统一调配的形式将这些流民重新放进社会生产当中，这需要国家雄厚的整体实力，和社会资源的供给完整才能实现。
所以，把问题返回到经济上解决，是属于大国的选择，是有实力的国家的解决方式。
例如嘉伦帝国、和唐朝。
他们都是选择了把问题返回经济层面，用国家丰厚的资源解决。
但这种方式对国家的实力是一个考验，如果这个国家的承受力不够强，那就会陷入内耗的循环，直至爆发更大的经济问题，而届时、冲突的阶级矛盾极有可能演变为一次起义、或一场革命。
然后新的大地主（或大贵族）将土地重新分配，得到了土地的小贵族和人民无不拥戴这个王朝。
最后、再次陷入土地兼并的循环。
而另一种方式，就是推向军事。
放在今天的话讲，叫以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
维京人已经第四次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了。
把问题集中起来，然后带入对外战争，把一系列社会资源调动起来，让矛头一致对外，以掠夺的方式回填内部缺口，借以解决问题。
这种解决方式的一切可能，都建立在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
不仅如此，旧的问题往往在得到了缓解之后，该国的军事行动就像滚雪球一样，反过来挟持了政治跟经济，它们被迫与战争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到最后，要么一统所见之处的全部土地，并以奴隶压榨的方式维持基本的运转。
要么在战争种走向毁灭。
例如维京王国、和**。
不是不想停，而是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已经全部为战争而服务了，社会中的劳动对象也成了军事的仆从。
而政治就更不用说了，它一定与战争捆绑，合二为一。
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土地兼并。
战争、动乱、政变都可以在经济上找到答案。
因为它的来源一定是经济问题。
然后就像之前说的，经济问题影响到了政治，但政治无法根治它的问题，所以要么把问题推回经济上解决，要么带着一切投向军事的怀抱。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总是朝气蓬勃、稳定发展，而到了一定年头后，问题层出不穷、统治岌岌可危。
因为利益的重新分配，让新的国度没有那么严重的土地兼并。
垂垂老矣的国家，因为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注定了它没法挽救自己的王朝，就像皇帝不可能去革自己的命。
所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面向社会化的矛盾不可避免，贵族不会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促进生产，他们只想从平民手中得到更多，从而进一步导致矛盾的尖锐化。
三百五十年、是一个让国家衰老的年纪。
嘉伦、已经走近了夕阳。
查理二世像一剂强心针，硬生生让这个老人重新站了起来。
但药效很快就会过去。
嘉伦、已经走到了夕阳。
我们说、导致一个王朝渐渐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的兼并导致社会差距越来越大，贵族与平民的阶层差距被无限拉开，形成一种卖身雇佣的制度。
它体现在生产资料的绝对私有化。
以无产的佃农为贵族服务的形式展开，平民在劳作的同时不断创造有限的价值，而贵族对他们的剥削却是无限的。
由于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平民们想要得到任何东西，都需要从垄断的贵族手中高价购买，比如、有个农民想要给妻子做一身衣服，那他就需要钱币去交换。
钱从哪来呢？来自在土地上的工作。
但土地是谁的？贵族的，所以农民属于租借了贵族的土地，租借了贵族的种子、农具、牲口、住所，以一年的时间进行一份工作，以望得到酬劳。
当一年过后，粮食得到丰收，农民需要将收获的粮食兑换成钱币，他能跟谁兑换呢？
答案还是贵族。
土地的主人要对农民一年的租借收取租金，然后再以国家的名义收取一部分税金，最后再以债主的身份克扣一些利息。
剩下的、成了农民的收入，他要用这不到十分之三的部分维持接下来一年的生活。
这时他还记得去年的目的，他要去给妻子买一些布，做一身衣服。
然而布匹的价格也是贵族定的。
裁缝的房屋、建立在贵族的土地上，随着账铺租金的提高，老板也要提高货物的价格，以维持生计。
否则他就吃不起农民种出来的粮食。
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裁缝铺的老板不停的提高价格，为了能吃饱饭，农民一年年的辛勤劳作，却越来越买不起布匹。
今天、这个农民为妻子更换了一件新衣，代价、是他还要为贵族工作一年，以付清土地的租金。
他手中剩下的钱、还要维持这一年的生计。
而明年，贵族只要稍稍抬高租金或利息，就能让农民和裁缝铺老板再次陷入这个循环。
农民没有偷懒、裁缝没有偷懒，那他们创造的价值哪里去了？
答案是集中在贵族手里了。
马克思称其为——剩余价值。
也就是因土地兼并，而被贵族攫取的社会资源，它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为起点，用垄断的形式，完成对剩余价值的掠夺。
这种垄断下的市场，被强行扭曲了劳动者的价值，一个商品的价格不再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像被剥削的劳动者一样，被贵族通过土地牢牢掌握在手中。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让地主（或贵族）成为了统治者，他们用剥削来的经济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像皇帝、国王，通常就是最大的地主。
他们为了控制平民和无数的小地主（或小贵族），又用政治赐予维护者合法性，这种听从大地主命令的武装部门，被称为军队。
所以你看，政治它串联起经济跟军事，它充当了三角形的第三个顶点，以促成了这个图形的稳定。
但它能解决问题吗？不能。
由于土地兼并引起的经济问题，是对国家承受力的一个挑战，当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超出了这个承受力，那它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
比如、经济危机。
它并不是单纯的指今天我们讲得狭义上的经济危机，像封建社会也是它的栖身之所，比如流民、就是经济危机的一个产物。
灾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统称为流民。
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农民，他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总归是有一部分农民拥有着自己的土地，并非无产阶级。
但他们与无产阶级一样脆弱，他们的生活模式依赖于稳定的农作物产量，但逢灾年，这种脆弱的生产关系就会崩溃，进而被贵族找到兼并土地的机会，将他们变成佃户。
或流民。
而流民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在政治上是可以缓解的，但无法根治。
流民为社会提供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对政治的冲击性是有目共睹的，它将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去弥补这个坑，但永远填不满。
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上，政治手段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缓解。
于是统治者会选择将它反馈给经济，以务工、或统一调配的形式将这些流民重新放进社会生产当中，这需要国家雄厚的整体实力，和社会资源的供给完整才能实现。
所以，把问题返回到经济上解决，是属于大国的选择，是有实力的国家的解决方式。
例如嘉伦帝国、和唐朝。
他们都是选择了把问题返回经济层面，用国家丰厚的资源解决。
但这种方式对国家的实力是一个考验，如果这个国家的承受力不够强，那就会陷入内耗的循环，直至爆发更大的经济问题，而届时、冲突的阶级矛盾极有可能演变为一次起义、或一场革命。
然后新的大地主（或大贵族）将土地重新分配，得到了土地的小贵族和人民无不拥戴这个王朝。
最后、再次陷入土地兼并的循环。
而另一种方式，就是推向军事。
放在今天的话讲，叫以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
维京人已经第四次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了。
把问题集中起来，然后带入对外战争，把一系列社会资源调动起来，让矛头一致对外，以掠夺的方式回填内部缺口，借以解决问题。
这种解决方式的一切可能，都建立在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
不仅如此，旧的问题往往在得到了缓解之后，该国的军事行动就像滚雪球一样，反过来挟持了政治跟经济，它们被迫与战争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到最后，要么一统所见之处的全部土地，并以奴隶压榨的方式维持基本的运转。
要么在战争种走向毁灭。
例如维京王国、和**。
不是不想停，而是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已经全部为战争而服务了，社会中的劳动对象也成了军事的仆从。
而政治就更不用说了，它一定与战争捆绑，合二为一。
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土地兼并。
战争、动乱、政变都可以在经济上找到答案。
因为它的来源一定是经济问题。
然后就像之前说的，经济问题影响到了政治，但政治无法根治它的问题，所以要么把问题推回经济上解决，要么带着一切投向军事的怀抱。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总是朝气蓬勃、稳定发展，而到了一定年头后，问题层出不穷、统治岌岌可危。
因为利益的重新分配，让新的国度没有那么严重的土地兼并。
垂垂老矣的国家，因为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注定了它没法挽救自己的王朝，就像皇帝不可能去革自己的命。
所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面向社会化的矛盾不可避免，贵族不会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促进生产，他们只想从平民手中得到更多，从而进一步导致矛盾的尖锐化。
三百五十年、是一个让国家衰老的年纪。
嘉伦、已经走近了夕阳。
查理二世像一剂强心针，硬生生让这个老人重新站了起来。
但药效很快就会过去。
嘉伦、已经走到了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