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提出分手的人会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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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心满意足地起了床。照照镜子,一切都好,洗漱完毕,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个差点被儿子推进河里淹死的父亲。由于他对孩子生活近乎专断的干涉以及不知悔改的态度,我愤而撒手不管了。可是,既然生活还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我决定再跟他谈一谈。
有些可惜,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我说了十几分钟,这位父亲只回答:“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给您添麻烦了。”傲慢而自负,就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面对他的臣子。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李咏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一如平时,他仍是一副感激的口吻:“艾先生,这两天也没时间见你,真对不起,杨洁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杨洁情况挺好,李哥你暂时可以安心了。”
“是是,我也听她姐姐念叨来着,多亏了您。您是不是要说评估的事情?那东西,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算了,没关系的。”
评估,是我向当事人或家属提交的一份报告,涉及病人目前阶段的状态评述,与诊断书稍有不同。鉴于杨洁自杀案例的特殊性,以及不去评价自杀者的原则,所以这类东西只能给家属看。
“不,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别的事。”
电话那头,他迟疑了片刻“是不是该付治疗费了?还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说。”
“好,李哥,我很关心你现在的处境,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烦心的事,也不妨和我谈一谈。”
“谈一谈?”他显然被我弄糊涂了,反问道“怎么,你是说我也要看病吗?”
“您误会了,我没说您有病。我只是觉得或许您有些地方也会需要帮助。你和杨洁的离婚,是谁先提出的?”
“是我。”他好像有点听明白了,顿了顿“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可能忘了告诉您。是我提出来的。”
“您告诉过我。我只是想说,很多人都把婚姻关系过度简单化了。”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婚姻,哪怕是平庸的婚姻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任何一段婚姻,一旦面临破裂,其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在旁观者,也就是亲友的眼中,总有一个人是“提出分手的人”另一方是“接受分手的人”因而现实生活中,两人同时说拜拜的情况并不常见。
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他们需要承担内疚、恐惧和离婚后同样的痛苦(第三者情况除外,不在本案讨论中);并且,他还会被误解成自私的人,是个“抛弃爱人”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忠诚!总有些人,会落井下石地去打击提出分手的人;即使没有这么残酷,他们也往往会站在接受分手的人的立场上,故意漠视提出者。
到底谁对婚姻最不满?到底谁才是受伤最深的人?谁竭尽所能想让婚姻起死回生?很可笑的是,除不道德的外遇情况外,往往试图挽救婚姻的人,恰恰是大家所说的提出分手的人。当然,提出分手的人,有他的优势。他们已从情感的惊涛骇浪中上了岸,下了决心,不再白费力气挣扎于破裂的感情中;他们可能已经对分手后的事情做了打算。但是,他们仍然最可能是被亲友抛弃的人。
要知道,提出分手的人,也需要支持。
被抛弃的人,能很轻易地从家人朋友那里得到同情,尽管他们可能是婚姻破裂的潜在始作俑者因为在婚姻最后的战役中,他们被要求离婚,被“抛弃”因此得到了良心道义和舆论上的最大支持。他们受到格外的关照,总是有人围在身前身后。然而,过度的关照和同情,反而会成为迈向独立新生活的最大阻碍!杨洁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她自杀之后,关注杨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包括那个怂恿她找大师的朋友——没准人家也是好意。
然而,离婚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试图合理地,不带感情se彩地告诉李咏霖,从离婚到杨洁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是那个没得到支持的人,他还需要尽所能地养家,以及支付生病孩子的巨大开销。
于是,我很关心他,希望能和他谈一谈。
最有趣的是,幻觉认清这个问题,比我的意识要早。john把这称为一种“天赋”他说:“你的幻觉超前于你的意识,这就是你的天赋!你会对天赋耿耿于怀吗?当然,它来势汹汹,也许会让你有些惊恐不安!”
李咏霖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反问道:“怎么,现在我反倒成了病人吗?对不起,艾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理解,可杨洁才是真正该接受帮助的人。”他把重音放在“真正”两个字上。
“我是很认真的,李哥。你说得对,杨洁的确需要帮助,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每周见两次面,直到她的自杀危机不那么严重,之后,我会更加关注离婚后她生活的重建,相信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会取得很好的收效。但是,你正在陷入困境,我也能感觉出你心烦意乱的痛苦。我想如果你能找人倾诉和帮助,这个情况就会有些好转。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能托朋友给你开一些很温和的镇静剂,效果不错,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
可李咏霖的声音似乎强作镇定,电话里还传出一阵笑声,好像把我看成是个善良却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谢谢你,艾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没有心烦意乱呀!很少有什么事能让我烦心。”
“很抱歉,李哥,我和你观点不同。你拒不接受帮助,我又没说你需要看病,只是力所能及地给你些帮助而已。谈一谈,有什么坏处呢?”
“不,”他毫不迟疑地反驳说“艾先生,你大概是弄错了,不能把杨洁和我相提并论。我和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我是水还是火?”这一刻,不知为何他突然爆发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幽默感。
我反问道:“你还爱着杨洁吧?”
“不不!爱,还有什么爱可言?”他立刻否认,并且信誓旦旦“你这么想可不对,艾医生!”他突然这样称呼我,好像在心理上把我推得很远,顿了顿,他又说“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责任,又有多少是从需要出发的。我好像需要承担对杨洁的负担。也许这是你没有小孩的缘故,你很难理解。原因何在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出于一些原因,才坚持希望杨洁能好起来。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误会,我和她玩完了!彻底玩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过不下去了,也说不上还有什么爱,她能被治好,孩子能有一个正常的妈妈,那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我会尽可能躲着她。”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他花费财力精力想要治好她,就是为了躲着她?如果是这样,那干脆让她自杀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承认自己这个念头有些不人道,但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杨洁的死与生,好像只是存在于李咏霖责任感里面的一部分,至于孩子,仿佛是在混淆视听,我很怀疑对普拉德威利症患者而言,妈妈是不是真的能有什么影响——何况,李咏霖显然不希望杨洁接触女儿。
我沉吟一阵,打算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李哥,你在逃避问题。我并没有和你讨论杨洁的病情,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需要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要是你不信任我,安排别人也没有问题,但你确实需要这种帮助。”
而李咏霖威风地宣称:“水到头来干涸在泥土里,火熄灭于柴火堆,废料全被扔进了垃圾箱。心理学是那么严谨的科学吗?说真的,艾医生,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但是我知道你能力很强,才认为你能帮助杨洁,而不是让你来帮助没病的我,这有点儿像是无病呻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把话说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胡言乱语,我听到话筒里一阵急促的喘息,他在考虑着如何才能收场。
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对我说话是不恰当的——我会不会怒火中烧,因此起了邪念,去恶意影响他的前妻?
这番担心是多余的,我早就习惯了,所以我抢先说道:“没关系,李哥,随便您怎么说吧。请记住,如果有一天需要帮助,就联系我吧,这句话一直有效。”
我们像敌人似的,假装握手言和,很友好地道了别。
挂上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我回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实习的日子,有一天,派出所送来个贪杯的酒鬼,三天没进食了,虚弱得厉害,高烧40度,脉搏每分钟155,并伴随严重的脱水。这个酒鬼神经兮兮,或者是烧得糊涂了,始终认为医院是日本的杀人营,所以他打骂医护人员,粗言秽语不堪入耳;他坚持要逃走,认为那是逃出杀人营的唯一活路。
我们该怎么办?任由他跑出医院在大街上晃荡,直到痉挛脱水而死?还是不顾他的个人意愿,强制安排住院,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最后把病治好?
用不着太多讨论,谁都知道后一种做法是合适的。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接受医生诊断,但他病情的严重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医者,我们都知道,他看不清事实真相,不认为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病。
很遗憾,大多数医院以及我本人,并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这也是件好事,可以因此避免其他被屈送医院的事件发生。可任何决定都是双刃剑,有利则有弊。
我开始思索另一件事,李咏霖拒绝我的帮助可以理解,但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出人意料。他到底是在坚持什么,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泛滥,还是他过分强调责任感的体现,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难以启齿。
或许,他和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有离群索居,都住在城市里;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大字不识;他们不大引人注意,没有贴上伟人的标签,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物,没准是老师、警察、技术工人或者李咏霖这样的私人老板。
我感到可悲,他们都一样过分强调责任,背负了太多东西,却不愿意相信别人,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这有些可笑,在这个男性基因逐渐萎缩的年代里,他们身上的男性品质却日益得到彰显——或者自认为是在彰显。
有些生物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在性染色体的组成上,男人是xy,女人是xx。虽然各国的男女比例不同,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从世界范围来说,男女比例仍大致是1∶1。也就是说,x基因在人体内得到进化的机会是3(女人两个,男人一个),而y染色体的机会只有1(男人的一个)。性染色体和其他的22对常染色体不同,xy是互相攻击的。表现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自然要削弱,反之亦然。x得到3倍于y基因的进化和适应性,它对于y基因的攻击是残酷而有效的。这从我们现在的基因状况,和人类诞生伊始提取到的化石基因对比就能看出,y基因为了防止攻击,正在逐渐地关闭自己的一些链接。
所以,在现代社会,我听到女性朋友说得最多的那句话,就是“他不像个男人!”这话有好多版本,在我为一个女朋友介绍对象的时候,她就换了个说法:“哦,两条腿的男人很常见,两条腿的爷们可不好找!你得帮我找到个爷们。”我于是放弃了寻找,我对她说:“你去人类拿着长矛捕猎猛犸象的时代找找看吧,兴许有你要的。”
我在这里大放厥词可能要惹恼许多男性朋友了,没办法,我也是个男人,而且学会了自嘲。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心满意足地起了床。照照镜子,一切都好,洗漱完毕,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个差点被儿子推进河里淹死的父亲。由于他对孩子生活近乎专断的干涉以及不知悔改的态度,我愤而撒手不管了。可是,既然生活还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我决定再跟他谈一谈。
有些可惜,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我说了十几分钟,这位父亲只回答:“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给您添麻烦了。”傲慢而自负,就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面对他的臣子。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李咏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一如平时,他仍是一副感激的口吻:“艾先生,这两天也没时间见你,真对不起,杨洁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杨洁情况挺好,李哥你暂时可以安心了。”
“是是,我也听她姐姐念叨来着,多亏了您。您是不是要说评估的事情?那东西,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算了,没关系的。”
评估,是我向当事人或家属提交的一份报告,涉及病人目前阶段的状态评述,与诊断书稍有不同。鉴于杨洁自杀案例的特殊性,以及不去评价自杀者的原则,所以这类东西只能给家属看。
“不,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别的事。”
电话那头,他迟疑了片刻“是不是该付治疗费了?还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说。”
“好,李哥,我很关心你现在的处境,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烦心的事,也不妨和我谈一谈。”
“谈一谈?”他显然被我弄糊涂了,反问道“怎么,你是说我也要看病吗?”
“您误会了,我没说您有病。我只是觉得或许您有些地方也会需要帮助。你和杨洁的离婚,是谁先提出的?”
“是我。”他好像有点听明白了,顿了顿“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可能忘了告诉您。是我提出来的。”
“您告诉过我。我只是想说,很多人都把婚姻关系过度简单化了。”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婚姻,哪怕是平庸的婚姻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任何一段婚姻,一旦面临破裂,其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在旁观者,也就是亲友的眼中,总有一个人是“提出分手的人”另一方是“接受分手的人”因而现实生活中,两人同时说拜拜的情况并不常见。
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他们需要承担内疚、恐惧和离婚后同样的痛苦(第三者情况除外,不在本案讨论中);并且,他还会被误解成自私的人,是个“抛弃爱人”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忠诚!总有些人,会落井下石地去打击提出分手的人;即使没有这么残酷,他们也往往会站在接受分手的人的立场上,故意漠视提出者。
到底谁对婚姻最不满?到底谁才是受伤最深的人?谁竭尽所能想让婚姻起死回生?很可笑的是,除不道德的外遇情况外,往往试图挽救婚姻的人,恰恰是大家所说的提出分手的人。当然,提出分手的人,有他的优势。他们已从情感的惊涛骇浪中上了岸,下了决心,不再白费力气挣扎于破裂的感情中;他们可能已经对分手后的事情做了打算。但是,他们仍然最可能是被亲友抛弃的人。
要知道,提出分手的人,也需要支持。
被抛弃的人,能很轻易地从家人朋友那里得到同情,尽管他们可能是婚姻破裂的潜在始作俑者因为在婚姻最后的战役中,他们被要求离婚,被“抛弃”因此得到了良心道义和舆论上的最大支持。他们受到格外的关照,总是有人围在身前身后。然而,过度的关照和同情,反而会成为迈向独立新生活的最大阻碍!杨洁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她自杀之后,关注杨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包括那个怂恿她找大师的朋友——没准人家也是好意。
然而,离婚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试图合理地,不带感情se彩地告诉李咏霖,从离婚到杨洁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是那个没得到支持的人,他还需要尽所能地养家,以及支付生病孩子的巨大开销。
于是,我很关心他,希望能和他谈一谈。
最有趣的是,幻觉认清这个问题,比我的意识要早。john把这称为一种“天赋”他说:“你的幻觉超前于你的意识,这就是你的天赋!你会对天赋耿耿于怀吗?当然,它来势汹汹,也许会让你有些惊恐不安!”
李咏霖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反问道:“怎么,现在我反倒成了病人吗?对不起,艾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理解,可杨洁才是真正该接受帮助的人。”他把重音放在“真正”两个字上。
“我是很认真的,李哥。你说得对,杨洁的确需要帮助,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每周见两次面,直到她的自杀危机不那么严重,之后,我会更加关注离婚后她生活的重建,相信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会取得很好的收效。但是,你正在陷入困境,我也能感觉出你心烦意乱的痛苦。我想如果你能找人倾诉和帮助,这个情况就会有些好转。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能托朋友给你开一些很温和的镇静剂,效果不错,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
可李咏霖的声音似乎强作镇定,电话里还传出一阵笑声,好像把我看成是个善良却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谢谢你,艾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没有心烦意乱呀!很少有什么事能让我烦心。”
“很抱歉,李哥,我和你观点不同。你拒不接受帮助,我又没说你需要看病,只是力所能及地给你些帮助而已。谈一谈,有什么坏处呢?”
“不,”他毫不迟疑地反驳说“艾先生,你大概是弄错了,不能把杨洁和我相提并论。我和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我是水还是火?”这一刻,不知为何他突然爆发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幽默感。
我反问道:“你还爱着杨洁吧?”
“不不!爱,还有什么爱可言?”他立刻否认,并且信誓旦旦“你这么想可不对,艾医生!”他突然这样称呼我,好像在心理上把我推得很远,顿了顿,他又说“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责任,又有多少是从需要出发的。我好像需要承担对杨洁的负担。也许这是你没有小孩的缘故,你很难理解。原因何在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出于一些原因,才坚持希望杨洁能好起来。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误会,我和她玩完了!彻底玩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过不下去了,也说不上还有什么爱,她能被治好,孩子能有一个正常的妈妈,那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我会尽可能躲着她。”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他花费财力精力想要治好她,就是为了躲着她?如果是这样,那干脆让她自杀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承认自己这个念头有些不人道,但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杨洁的死与生,好像只是存在于李咏霖责任感里面的一部分,至于孩子,仿佛是在混淆视听,我很怀疑对普拉德威利症患者而言,妈妈是不是真的能有什么影响——何况,李咏霖显然不希望杨洁接触女儿。
我沉吟一阵,打算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李哥,你在逃避问题。我并没有和你讨论杨洁的病情,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需要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要是你不信任我,安排别人也没有问题,但你确实需要这种帮助。”
而李咏霖威风地宣称:“水到头来干涸在泥土里,火熄灭于柴火堆,废料全被扔进了垃圾箱。心理学是那么严谨的科学吗?说真的,艾医生,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但是我知道你能力很强,才认为你能帮助杨洁,而不是让你来帮助没病的我,这有点儿像是无病呻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把话说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胡言乱语,我听到话筒里一阵急促的喘息,他在考虑着如何才能收场。
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对我说话是不恰当的——我会不会怒火中烧,因此起了邪念,去恶意影响他的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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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大多数医院以及我本人,并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这也是件好事,可以因此避免其他被屈送医院的事件发生。可任何决定都是双刃剑,有利则有弊。
我开始思索另一件事,李咏霖拒绝我的帮助可以理解,但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出人意料。他到底是在坚持什么,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泛滥,还是他过分强调责任感的体现,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难以启齿。
或许,他和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有离群索居,都住在城市里;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大字不识;他们不大引人注意,没有贴上伟人的标签,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物,没准是老师、警察、技术工人或者李咏霖这样的私人老板。
我感到可悲,他们都一样过分强调责任,背负了太多东西,却不愿意相信别人,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这有些可笑,在这个男性基因逐渐萎缩的年代里,他们身上的男性品质却日益得到彰显——或者自认为是在彰显。
有些生物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在性染色体的组成上,男人是xy,女人是xx。虽然各国的男女比例不同,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从世界范围来说,男女比例仍大致是1∶1。也就是说,x基因在人体内得到进化的机会是3(女人两个,男人一个),而y染色体的机会只有1(男人的一个)。性染色体和其他的22对常染色体不同,xy是互相攻击的。表现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自然要削弱,反之亦然。x得到3倍于y基因的进化和适应性,它对于y基因的攻击是残酷而有效的。这从我们现在的基因状况,和人类诞生伊始提取到的化石基因对比就能看出,y基因为了防止攻击,正在逐渐地关闭自己的一些链接。
所以,在现代社会,我听到女性朋友说得最多的那句话,就是“他不像个男人!”这话有好多版本,在我为一个女朋友介绍对象的时候,她就换了个说法:“哦,两条腿的男人很常见,两条腿的爷们可不好找!你得帮我找到个爷们。”我于是放弃了寻找,我对她说:“你去人类拿着长矛捕猎猛犸象的时代找找看吧,兴许有你要的。”
我在这里大放厥词可能要惹恼许多男性朋友了,没办法,我也是个男人,而且学会了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