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荷兰大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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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使馆回来的路上,孙书堂对陶砚瓦诡秘一笑,说:老陶你可真行啊,工作都做到荷兰使馆了!听他口气,那幅字是陶砚瓦自己刻意安排的。
陶砚瓦心想,你越是怕人家这样想,人家越是这样想。干脆就回答说:范连登大使还真给面子,知道我要来就把我的字挂上了。只是那幅字是前几年写的,没有代表我现在的水平,太令人遗憾了。另外我也稀里糊涂,忘了朝他要荷兰盾了。
当晚,陶砚瓦想了一夜:这幅字是临时挂上的,还是挂了多时了?是使馆采买的,还是范连登的个人收藏?或者范连登根本就不知道其作者是谁,只不过是什么人随便挑选挂上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尚济民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会认为是陶砚瓦的设计吗?是陶砚瓦想出风头显摆自己吗?甚至是陶砚瓦与荷兰有什么特别关系吗?
想到这里,连陶砚瓦自己都感到问题严重了。
转念再一想:人家挂我陶砚瓦的字,是对中国诗词书法的尊重,我跟他们并无任何私交,也经得起组织调查,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调查,别人怎么猜想,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是庸人自扰!
上述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唯一不是可能而是事实的,就是那幅字真真确确挂在了荷兰使馆客厅。
实际生活中,有多少象陶砚瓦碰到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别人怎么想都不足论,只有一把手尚济民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可能再重提此事,他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此事,就象刚才他见到这幅字时候一样。
陶砚瓦越想越感觉没意思。就不再想自己的字了。他就想起当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被人一参,龙颜大怒。一条链子从湖州太守任上锁了,押回开封,动了大刑。可怜堂堂大文豪东坡居士,需这个求情,那个说项,弟弟苏辙还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恳求皇帝可怜:“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这才感动神宗,免其一死。但仍然脸上烙了铜印,发配黄州。
如今没有斩杀和大刑了,但另眼相看,划入另类,不予重用,坐冷板凳,还是很常见的。
而苏东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弟弟说是“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还有“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头一条是文字太轻率,第二条是行为不谦卑。
这两条罪状,放在中国历代包括当下任何有气节的文人身上,不都是常见的通病吗?可为什么有的人平步青云,有的人却被官场淘汰甚至丢了性命呢?
关键是掌握你命运的那个人是谁。他是欣赏你,容忍你,还是讨厌你、收拾你,才是决定你沉浮福祸的根本所在。文人再伟大,却往往是跳在台前的木偶,而跳成什么样,往往取决于后面那两只牵线的手。
陶砚瓦越想越觉无趣。他干脆连苏东坡也不再想了,就忧国忧民吧。
就想咱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近年在国际场合,反复在讲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传统。他们意图很明确,就是想让世界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是世界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溶入世界,而且我们决不是捣乱的,而是够朋友、讲义气的哥儿们: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这话讲得多好!不光讲得好,态度也特诚恳。但是世界听到了吗?世界听懂了吗?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必然具有一般动物的基本特点。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独处和群居的各种习性等等。人类组成社会,并非人类所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总是因为人太多了,觅食不易,于是就耕种,就为土地而打打杀杀,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只好就组成国家。有了国家,就需要统治,手段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需要政府、需要官员、需要法令来管理,一个是需要宗教、需要文化、需要思想来教化。这两个手段必须是吻合的,配合的,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了吃的喝的,人类还有了财产,但这些财产多寡不一,得来的途径也各有各法。大家就闹着追求公平正义。但折腾了几千年了,也没什么办法让大家普遍认可。
因为人的财产情况十分复杂。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权,有的人有地,有的人有公司,有的人有美丽的容颜,有的人有一肚子点子,有的人有一身手艺,有的人有一身力气,有的人有爹或干爹等等。
最重要的是人们获取财产的途径和手段也十分不同,有的让人们钦佩,有的让人们不齿。反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财产更多更多,也都质疑别人的财产是不是来路不明?人们想出了公平正义这样的词儿,但无论是谁说的公平正义也不能让所有人相信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最后还是为了各自的公平正义而打打杀杀。折腾了几千年,也没搞清楚怎样做到公平正义。
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种思想:把人分成若干种类,每个种类有每个种类的活法儿,各就各位,相安无事。你想改变活法儿,先努力改变你的种类。但是你要按着规矩来改变,不能破坏规矩。孔老夫子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但同时又有很多另外的说法出来:
老子等道德家和法家都认为把人分成不同种类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老子感觉只要人人按道德行事就完了,而法家则认为不管什么种类,该罚罚该杀杀才行。当然也总是有人感觉无论怎么分,总有高层中层下层,只有打碎这些分法,或者重新分,或者干脆永远不分!反正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人们也是有时相信这个,有时相信那个。包括统治者在内,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的。
孔夫子那一套当然有利于教化和统治,但不利于创新和革命。所以历史上就时而尊孔,时而反孔。社会希望秩序的时候,就请老夫子出山;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就把老夫子弄走。好在孔夫子早已作古,后人只是折腾他的牌位。这种情况看来还得持续一阵子,至少一两千年---只要到那个时候人类还在。
就这样海阔天空地想着、想着,陶砚瓦进入了梦乡。(未完待续)
从荷兰使馆回来的路上,孙书堂对陶砚瓦诡秘一笑,说:老陶你可真行啊,工作都做到荷兰使馆了!听他口气,那幅字是陶砚瓦自己刻意安排的。
陶砚瓦心想,你越是怕人家这样想,人家越是这样想。干脆就回答说:范连登大使还真给面子,知道我要来就把我的字挂上了。只是那幅字是前几年写的,没有代表我现在的水平,太令人遗憾了。另外我也稀里糊涂,忘了朝他要荷兰盾了。
当晚,陶砚瓦想了一夜:这幅字是临时挂上的,还是挂了多时了?是使馆采买的,还是范连登的个人收藏?或者范连登根本就不知道其作者是谁,只不过是什么人随便挑选挂上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尚济民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会认为是陶砚瓦的设计吗?是陶砚瓦想出风头显摆自己吗?甚至是陶砚瓦与荷兰有什么特别关系吗?
想到这里,连陶砚瓦自己都感到问题严重了。
转念再一想:人家挂我陶砚瓦的字,是对中国诗词书法的尊重,我跟他们并无任何私交,也经得起组织调查,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调查,别人怎么猜想,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是庸人自扰!
上述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唯一不是可能而是事实的,就是那幅字真真确确挂在了荷兰使馆客厅。
实际生活中,有多少象陶砚瓦碰到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别人怎么想都不足论,只有一把手尚济民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他不可能再重提此事,他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此事,就象刚才他见到这幅字时候一样。
陶砚瓦越想越感觉没意思。就不再想自己的字了。他就想起当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被人一参,龙颜大怒。一条链子从湖州太守任上锁了,押回开封,动了大刑。可怜堂堂大文豪东坡居士,需这个求情,那个说项,弟弟苏辙还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恳求皇帝可怜:“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这才感动神宗,免其一死。但仍然脸上烙了铜印,发配黄州。
如今没有斩杀和大刑了,但另眼相看,划入另类,不予重用,坐冷板凳,还是很常见的。
而苏东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弟弟说是“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还有“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头一条是文字太轻率,第二条是行为不谦卑。
这两条罪状,放在中国历代包括当下任何有气节的文人身上,不都是常见的通病吗?可为什么有的人平步青云,有的人却被官场淘汰甚至丢了性命呢?
关键是掌握你命运的那个人是谁。他是欣赏你,容忍你,还是讨厌你、收拾你,才是决定你沉浮福祸的根本所在。文人再伟大,却往往是跳在台前的木偶,而跳成什么样,往往取决于后面那两只牵线的手。
陶砚瓦越想越觉无趣。他干脆连苏东坡也不再想了,就忧国忧民吧。
就想咱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近年在国际场合,反复在讲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传统。他们意图很明确,就是想让世界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是世界大家庭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溶入世界,而且我们决不是捣乱的,而是够朋友、讲义气的哥儿们: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这话讲得多好!不光讲得好,态度也特诚恳。但是世界听到了吗?世界听懂了吗?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必然具有一般动物的基本特点。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独处和群居的各种习性等等。人类组成社会,并非人类所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总是因为人太多了,觅食不易,于是就耕种,就为土地而打打杀杀,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只好就组成国家。有了国家,就需要统治,手段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需要政府、需要官员、需要法令来管理,一个是需要宗教、需要文化、需要思想来教化。这两个手段必须是吻合的,配合的,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了吃的喝的,人类还有了财产,但这些财产多寡不一,得来的途径也各有各法。大家就闹着追求公平正义。但折腾了几千年了,也没什么办法让大家普遍认可。
因为人的财产情况十分复杂。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权,有的人有地,有的人有公司,有的人有美丽的容颜,有的人有一肚子点子,有的人有一身手艺,有的人有一身力气,有的人有爹或干爹等等。
最重要的是人们获取财产的途径和手段也十分不同,有的让人们钦佩,有的让人们不齿。反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财产更多更多,也都质疑别人的财产是不是来路不明?人们想出了公平正义这样的词儿,但无论是谁说的公平正义也不能让所有人相信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最后还是为了各自的公平正义而打打杀杀。折腾了几千年,也没搞清楚怎样做到公平正义。
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种思想:把人分成若干种类,每个种类有每个种类的活法儿,各就各位,相安无事。你想改变活法儿,先努力改变你的种类。但是你要按着规矩来改变,不能破坏规矩。孔老夫子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但同时又有很多另外的说法出来:
老子等道德家和法家都认为把人分成不同种类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老子感觉只要人人按道德行事就完了,而法家则认为不管什么种类,该罚罚该杀杀才行。当然也总是有人感觉无论怎么分,总有高层中层下层,只有打碎这些分法,或者重新分,或者干脆永远不分!反正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人们也是有时相信这个,有时相信那个。包括统治者在内,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的。
孔夫子那一套当然有利于教化和统治,但不利于创新和革命。所以历史上就时而尊孔,时而反孔。社会希望秩序的时候,就请老夫子出山;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就把老夫子弄走。好在孔夫子早已作古,后人只是折腾他的牌位。这种情况看来还得持续一阵子,至少一两千年---只要到那个时候人类还在。
就这样海阔天空地想着、想着,陶砚瓦进入了梦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