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排兵布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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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济民的黑色奥迪象钟摆一样准确：7点10分进院，车门正对楼门停好，他下车进门上楼。随后车子略向前一停，正对着一棵玉兰树。这是尚济民专用的车位。
一般而言，一看他的车在这个车位，他人也应该会在办公室。
他进门前，服务员已经把屋内完全擦拭、整理好，连茶水也已经泡好，杯盖儿斜放在杯口，正冒着热气儿，而且弥漫着一丝太平猴魁鲜叶的清香。尚济民是安徽人，他只喝猴魁茶。倒不一定是什么讲究，主要是喝多了，习惯了。另外老家的人也不断给他送过来。
机关的招待用茶是六安瓜片，也是安徽的，但与尚济民无关，这是他的前任确定的。前任虽然早走了，但他定的不少事情却依然在执行。例如这茶叶。
在沙发椅上坐好，先把包随手放在右手小柜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看见桌上放着几个文件，一个白头文件在最上头，题目是：
“砚光瓦影--陶砚瓦作品评析会在京举行”。
来源：人民网
标题右上方靠边写有三行字：
济民同志：在您的关怀下，活动很成功。现将人民网刊发的新闻稿呈上请阅示。陶砚瓦11月8日
尚济民只看了前面几句，后面用眼光一扫，就拿笔在陶字上方写下：“很好”两字，紧接着还给了个惊叹号，又划一条形似走之的线直达自己名字上，尾巴上带个没封口的小圈儿。
还有几个件儿，他一一阅批，有的只是画个圈儿，有的批上一句半句。
现在他看到的文件都是头天晚上他走后，由夜间值班室收到送来的。也有的没有经过值班室，直接交给秘书或者服务员，一早放他桌子上。
尚济民已经感到了压力。压力主要是国学馆的建设。
通过这段时间的征询访问，基本上北京的、外地的稍微有点头脸的专家学者，都有意见发表。各方面的意见都由筹建办内容组分别整理出来，按界别、按时间顺序，报过来十几件。他翻看了好多次，虽然绝大多数赞成拥护，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但也有旁敲侧击，也有质疑或者带有颠覆性的看法。
比如有个作家在座谈时开口就讲：一个政府机构要搞国学研究和交流，我一听就感觉很奇怪，搞这个的人是疯了还是傻了？因为由政府来搞研究，古今中外迄无成功先例！
说这话时尚济民就在场。事后他找几个人了解这位仁兄的底细，都笑称其是个有名的大炮，一贯特立独行，无党无派，见了当政的人都是称“贵党”，应该掀不起什么浪头，不过是孤雁的几声鸣叫而已。他这才放了心。
尚济民心里其实也是矛盾的：他既想充分听取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因为你找他他讲了，你心里就有了数，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你没听到反对意见不一定没有反对意见，最让你难受的是你不知道人家在反对你，结果一下子冒出来，打你个措手不及。但他心里又怕听到反对意见，怕这个项目被否决，等于自己在即将退休时留下一个被后人谈笑的话柄。毕竟这是一个全额由国家投资的文化项目，又是一个将对国家文化建设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项目，况且是由他发起并承办的，他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和精力。
令人担忧的是，山东某地就刚刚遭遇这样的尴尬。
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来自山东省的政协委员提案《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他们的本意当然是想通过提案，获得支持，扩大影响，造出声势，把项目铆死。
没想到提案在山东团里一亮，就当即引起其他政协委员当场反对。两天后，就有委员紧急写出提案：《强烈呼吁国务院发改委组织专家再做科学论证》，百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上签名。
反对意见马上被媒体广泛传播。项目所在市的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在北京开会，竟老神在在地回应说：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这句话招来更为猛烈的反对声浪。马上有媒体注意到，十天前这个项目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890万元面向全球征集规划创意，省委主要领导在发布会上宣读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顾问”名单。名单中有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教授立即发表声明：有关人士曾经两次带着一个策划文本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做规划，我当时谢绝了这项委托。我怎么可能答应做他们的顾问？他并公开宣称：这是“拙劣的欺骗行径”。
原来还说有69位院士签名支持项目建设，南方某报记者就随机联络了签名发起的69位院士中的0余位，结果院士们竟然表示“根本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记得”或“没有参加过”，也有的干脆说签名是假的，要告他们侵害名誉权。更由于院士签名被晒到网上，有的字迹比较潦草，结果网上就把院士名字弄错几个，如将名字中的“钊”误为“健”，“容”误为“荣”，“葛”误为“万”等。院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号称都是“部级待遇”，飞机要坐头等公务舱的，平时早被尊贵惯了，如今被你们胡乱整错，简直是不拿豆包当干粮袋嘛！不少院士更加怒不可遏。
据说这个项目运作了七八年，先后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论证考察。有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向党中央呈递了建议报告，中央领导也作了批示。省主要领导也积极推动，还为此项目特批了机构编制。当地领导说：“作为承建地，既是特殊的荣耀，又是特殊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任务繁重，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但是，北京两会上的反对声浪，再加上舆论的助推，还是使项目陷入上不得，下不得，推动无力、下马无据的境地。
实际上，项目运作过程中，从政府到民间始终存在反对的声音，但没有引起重视，更没预见到会成为两会期间的热点。
尚济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一是说山东搞“中华文化标志城”，明显是小马拉大车。你山东是孔孟之乡，但你就代表中华了？各地都有想法；二是说投资00亿，又说不够还要更多亿，是想让中央政府出钱，实际是想用全国老百姓的钱，明显被人质疑非议；另外，一般上项目都是先有规划设计后再调动各种资源去推动，而这个项目还没有建设规划的具体方案，就先弄得风生水起，企图靠造势推动。而恰恰是造势造出了反对之势、质疑之势、不可能再由国家出资之势。
已陷入被动的山东只好给中办、国办发文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也正式答复：“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项目目前还没有做好前期论证，经与国务院办公厅协商，暂不作处理。请省里做好该建设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并与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重新报送。”
于是再找国家发改委。
很快就收到了发改委的正式意见：
一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应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好了，想让国家出钱？不行！
二是“暂不在国家层面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委员会’”。
这条更厉害。因为这句话本来不应该由发改委讲的，起码他是可讲可不讲的。可为什么就印成白纸黑字正式讲了呢？尚济民分析一定是有更高层的意思了，发改委才能堂而皇之出了文件。
听说后来项目发起者和推动者表示：这个项目要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简单的旅游项目，可能会有三四百年才行，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既然如此，那就慢慢来吧。该城是一个宏伟的远大目标，何时建成，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都是看不到了。
尚济民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历史赋予他一个建设国学馆的使命，但历史没有赋予他更多时间。他必须确保项目成功，而且是在他手上成功。
机关工作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日常运转，一块是做项目。
日常运转，就是一个机关的例行公事，上行下达，完成本职任务和上级交待事项，完成下级报来需要答复、批准的事项。
做项目，就是按照职能任务，至少是上个年度提出来的具有阶段性、时限性、可量化、可验收的工作。
项目一般是一年、两年的，也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还有无期限延续的，叫做“经常性项目”。比如尚济民前任就弄了个出国培训项目，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每年组一个团，由机关人员和全国业务对口单位人员组成，出国进行业务培训。国家外专局每年提供部分经费。
机关虽然年年有外访任务，也尽量安排方方面面都有机会参加。但总是会有某个角落晒不到阳光，需要专门关照一下。地方同志更需要这个机会，经常有人私下里打电话，要求关照关照。所以这个项目很受欢迎，成为一个经常性项目。
建设国学馆就属于做项目，而且是一个大项目，一个前人从未做过、找不到任何可参照的项目。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省部级，特别是主持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一把手，中央的要求估计就是两条：控制局势、做出政绩。
控制局势，就是他主管、他负责的区域或者领域要稳定，要安全，不能出乱子。但谁敢保证不出一点乱子？煤矿瓦斯爆炸，百年一遇洪灾，半夜地震，全无任何征兆。暴力恐怖，群体上访，邪教闹事，剧院失火，校车翻沟，飞机失事，省长、书记再尽职勤政，也难完全掌控。为此落马的省部级主官，也并不鲜见。
当了大官，控制局势也并不容易。他要依靠一堆人才行。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官再大也没用。比如北方有个省长在乡下曾被警察铐在暖气管子上几个小时，司机开车逃出去才叫人回来解了围；南方有个省委书记就被拆迁失地农民挟持扣押，据说是经过化装才“返”回省城。可知高官手下没他可依靠的人，也会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许多戏剧性场面。这年头，早已不是你往台上掰活，众多百姓在台下听的年代了。老百姓现在什么都懂了，又上网，又看电视，又玩微信，又进城务工，又会维权，你懂得的他也懂得，你不懂得的他也懂得。弄不好你刚开口一讲，老百姓早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心里在想什么了。
常见一些官员，没有教养、没有学养、没有修养，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本事不大，毛病不少，整天虚头巴脑，一身匪气，自鸣得意，终有一天栽倒，被人不齿。
做出政绩，无非是经济上发展、业务上出成果等等。可做国学馆这事，并非上面压下来的工作，而是主动争取来的；并非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而是今年做可以，五年十年后做也可以的事；并非一个部门之直接业务范围，而是与各行各业都有关联之事。总之，做这个项目，弄好了也是吃力不讨好，更别说弄不好了。
尚济民就开始琢磨身边的人，无非是哪个可用，哪个不可用。而可用不可用的标准，首要考虑的既不是德，也不是才，而是忠诚度，而且首先是对他自己的忠诚度。
对一把手的忠诚度，也可以说成是一把手的信任。或者笼统说是组织的信任。怎么说无所谓，反正内容、实质都一样。
不是尚济民这样考虑，而是百分之一百一的一把手会这样考虑。什么“德才兼备”、什么“知人善任”、什么“政治可靠”、什么“综合素质”等等，潜台词只有一个，就是你对一把手的忠诚度。
这跟一把手的道德无关，只和一把手的职务有关。
谁若不信，无需再谈。他或者没做过一把手，或者在装。
尚济民把机关所有人都滤了一遍，又把外面推荐的若干人滤了一遍，大致有了初步的想法。
吃早饭的路上，他告诉秘书：通知下午三点开党组会。（未完待续）
尚济民的黑色奥迪象钟摆一样准确：7点10分进院，车门正对楼门停好，他下车进门上楼。随后车子略向前一停，正对着一棵玉兰树。这是尚济民专用的车位。
一般而言，一看他的车在这个车位，他人也应该会在办公室。
他进门前，服务员已经把屋内完全擦拭、整理好，连茶水也已经泡好，杯盖儿斜放在杯口，正冒着热气儿，而且弥漫着一丝太平猴魁鲜叶的清香。尚济民是安徽人，他只喝猴魁茶。倒不一定是什么讲究，主要是喝多了，习惯了。另外老家的人也不断给他送过来。
机关的招待用茶是六安瓜片，也是安徽的，但与尚济民无关，这是他的前任确定的。前任虽然早走了，但他定的不少事情却依然在执行。例如这茶叶。
在沙发椅上坐好，先把包随手放在右手小柜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看见桌上放着几个文件，一个白头文件在最上头，题目是：
“砚光瓦影--陶砚瓦作品评析会在京举行”。
来源：人民网
标题右上方靠边写有三行字：
济民同志：在您的关怀下，活动很成功。现将人民网刊发的新闻稿呈上请阅示。陶砚瓦11月8日
尚济民只看了前面几句，后面用眼光一扫，就拿笔在陶字上方写下：“很好”两字，紧接着还给了个惊叹号，又划一条形似走之的线直达自己名字上，尾巴上带个没封口的小圈儿。
还有几个件儿，他一一阅批，有的只是画个圈儿，有的批上一句半句。
现在他看到的文件都是头天晚上他走后，由夜间值班室收到送来的。也有的没有经过值班室，直接交给秘书或者服务员，一早放他桌子上。
尚济民已经感到了压力。压力主要是国学馆的建设。
通过这段时间的征询访问，基本上北京的、外地的稍微有点头脸的专家学者，都有意见发表。各方面的意见都由筹建办内容组分别整理出来，按界别、按时间顺序，报过来十几件。他翻看了好多次，虽然绝大多数赞成拥护，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但也有旁敲侧击，也有质疑或者带有颠覆性的看法。
比如有个作家在座谈时开口就讲：一个政府机构要搞国学研究和交流，我一听就感觉很奇怪，搞这个的人是疯了还是傻了？因为由政府来搞研究，古今中外迄无成功先例！
说这话时尚济民就在场。事后他找几个人了解这位仁兄的底细，都笑称其是个有名的大炮，一贯特立独行，无党无派，见了当政的人都是称“贵党”，应该掀不起什么浪头，不过是孤雁的几声鸣叫而已。他这才放了心。
尚济民心里其实也是矛盾的：他既想充分听取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因为你找他他讲了，你心里就有了数，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你没听到反对意见不一定没有反对意见，最让你难受的是你不知道人家在反对你，结果一下子冒出来，打你个措手不及。但他心里又怕听到反对意见，怕这个项目被否决，等于自己在即将退休时留下一个被后人谈笑的话柄。毕竟这是一个全额由国家投资的文化项目，又是一个将对国家文化建设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项目，况且是由他发起并承办的，他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和精力。
令人担忧的是，山东某地就刚刚遭遇这样的尴尬。
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来自山东省的政协委员提案《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他们的本意当然是想通过提案，获得支持，扩大影响，造出声势，把项目铆死。
没想到提案在山东团里一亮，就当即引起其他政协委员当场反对。两天后，就有委员紧急写出提案：《强烈呼吁国务院发改委组织专家再做科学论证》，百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上签名。
反对意见马上被媒体广泛传播。项目所在市的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在北京开会，竟老神在在地回应说：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这句话招来更为猛烈的反对声浪。马上有媒体注意到，十天前这个项目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890万元面向全球征集规划创意，省委主要领导在发布会上宣读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顾问”名单。名单中有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教授立即发表声明：有关人士曾经两次带着一个策划文本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做规划，我当时谢绝了这项委托。我怎么可能答应做他们的顾问？他并公开宣称：这是“拙劣的欺骗行径”。
原来还说有69位院士签名支持项目建设，南方某报记者就随机联络了签名发起的69位院士中的0余位，结果院士们竟然表示“根本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记得”或“没有参加过”，也有的干脆说签名是假的，要告他们侵害名誉权。更由于院士签名被晒到网上，有的字迹比较潦草，结果网上就把院士名字弄错几个，如将名字中的“钊”误为“健”，“容”误为“荣”，“葛”误为“万”等。院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号称都是“部级待遇”，飞机要坐头等公务舱的，平时早被尊贵惯了，如今被你们胡乱整错，简直是不拿豆包当干粮袋嘛！不少院士更加怒不可遏。
据说这个项目运作了七八年，先后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论证考察。有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向党中央呈递了建议报告，中央领导也作了批示。省主要领导也积极推动，还为此项目特批了机构编制。当地领导说：“作为承建地，既是特殊的荣耀，又是特殊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任务繁重，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但是，北京两会上的反对声浪，再加上舆论的助推，还是使项目陷入上不得，下不得，推动无力、下马无据的境地。
实际上，项目运作过程中，从政府到民间始终存在反对的声音，但没有引起重视，更没预见到会成为两会期间的热点。
尚济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一是说山东搞“中华文化标志城”，明显是小马拉大车。你山东是孔孟之乡，但你就代表中华了？各地都有想法；二是说投资00亿，又说不够还要更多亿，是想让中央政府出钱，实际是想用全国老百姓的钱，明显被人质疑非议；另外，一般上项目都是先有规划设计后再调动各种资源去推动，而这个项目还没有建设规划的具体方案，就先弄得风生水起，企图靠造势推动。而恰恰是造势造出了反对之势、质疑之势、不可能再由国家出资之势。
已陷入被动的山东只好给中办、国办发文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也正式答复：“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项目目前还没有做好前期论证，经与国务院办公厅协商，暂不作处理。请省里做好该建设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并与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重新报送。”
于是再找国家发改委。
很快就收到了发改委的正式意见：
一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应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好了，想让国家出钱？不行！
二是“暂不在国家层面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委员会’”。
这条更厉害。因为这句话本来不应该由发改委讲的，起码他是可讲可不讲的。可为什么就印成白纸黑字正式讲了呢？尚济民分析一定是有更高层的意思了，发改委才能堂而皇之出了文件。
听说后来项目发起者和推动者表示：这个项目要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简单的旅游项目，可能会有三四百年才行，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既然如此，那就慢慢来吧。该城是一个宏伟的远大目标，何时建成，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都是看不到了。
尚济民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历史赋予他一个建设国学馆的使命，但历史没有赋予他更多时间。他必须确保项目成功，而且是在他手上成功。
机关工作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日常运转，一块是做项目。
日常运转，就是一个机关的例行公事，上行下达，完成本职任务和上级交待事项，完成下级报来需要答复、批准的事项。
做项目，就是按照职能任务，至少是上个年度提出来的具有阶段性、时限性、可量化、可验收的工作。
项目一般是一年、两年的，也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还有无期限延续的，叫做“经常性项目”。比如尚济民前任就弄了个出国培训项目，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每年组一个团，由机关人员和全国业务对口单位人员组成，出国进行业务培训。国家外专局每年提供部分经费。
机关虽然年年有外访任务，也尽量安排方方面面都有机会参加。但总是会有某个角落晒不到阳光，需要专门关照一下。地方同志更需要这个机会，经常有人私下里打电话，要求关照关照。所以这个项目很受欢迎，成为一个经常性项目。
建设国学馆就属于做项目，而且是一个大项目，一个前人从未做过、找不到任何可参照的项目。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省部级，特别是主持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一把手，中央的要求估计就是两条：控制局势、做出政绩。
控制局势，就是他主管、他负责的区域或者领域要稳定，要安全，不能出乱子。但谁敢保证不出一点乱子？煤矿瓦斯爆炸，百年一遇洪灾，半夜地震，全无任何征兆。暴力恐怖，群体上访，邪教闹事，剧院失火，校车翻沟，飞机失事，省长、书记再尽职勤政，也难完全掌控。为此落马的省部级主官，也并不鲜见。
当了大官，控制局势也并不容易。他要依靠一堆人才行。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官再大也没用。比如北方有个省长在乡下曾被警察铐在暖气管子上几个小时，司机开车逃出去才叫人回来解了围；南方有个省委书记就被拆迁失地农民挟持扣押，据说是经过化装才“返”回省城。可知高官手下没他可依靠的人，也会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许多戏剧性场面。这年头，早已不是你往台上掰活，众多百姓在台下听的年代了。老百姓现在什么都懂了，又上网，又看电视，又玩微信，又进城务工，又会维权，你懂得的他也懂得，你不懂得的他也懂得。弄不好你刚开口一讲，老百姓早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心里在想什么了。
常见一些官员，没有教养、没有学养、没有修养，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本事不大，毛病不少，整天虚头巴脑，一身匪气，自鸣得意，终有一天栽倒，被人不齿。
做出政绩，无非是经济上发展、业务上出成果等等。可做国学馆这事，并非上面压下来的工作，而是主动争取来的；并非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而是今年做可以，五年十年后做也可以的事；并非一个部门之直接业务范围，而是与各行各业都有关联之事。总之，做这个项目，弄好了也是吃力不讨好，更别说弄不好了。
尚济民就开始琢磨身边的人，无非是哪个可用，哪个不可用。而可用不可用的标准，首要考虑的既不是德，也不是才，而是忠诚度，而且首先是对他自己的忠诚度。
对一把手的忠诚度，也可以说成是一把手的信任。或者笼统说是组织的信任。怎么说无所谓，反正内容、实质都一样。
不是尚济民这样考虑，而是百分之一百一的一把手会这样考虑。什么“德才兼备”、什么“知人善任”、什么“政治可靠”、什么“综合素质”等等，潜台词只有一个，就是你对一把手的忠诚度。
这跟一把手的道德无关，只和一把手的职务有关。
谁若不信，无需再谈。他或者没做过一把手，或者在装。
尚济民把机关所有人都滤了一遍，又把外面推荐的若干人滤了一遍，大致有了初步的想法。
吃早饭的路上，他告诉秘书：通知下午三点开党组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