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尤如小说家——致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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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毅：
你好！
三月七日午休后刚打开电脑，邮箱就开始缓慢地接收一封有附件的来信。
等待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向窗口。这也是写作《圣天门口》的六年时间养成的习惯，用故意不将电话放在顺手处等小伎俩，迫使自己在不自觉的长时间写作过程中，站起来，哪怕只是在屋子里走几步。甚至因此认为，长篇小说艺术的特质也是这样，既不会遥不可及，又无法唾手可得。所称小说即是人生，完全可以融合在与写作密切相关或者毫不相关的日常中，对一些熟知事物潜意识的挑衅与超越。
窗台上，一对斑鸠正在轮番整理那只整个冬天都是空着的鸟巢。虽然自己用了百分之百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心情，看来看去仍然不清楚是不是那旧时相识。去年的这个时候，《圣天门口》刚刚交给出版社，大约是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缘故，那一阵只要开启电脑，我一定要先双击那个熟悉文档，然后才相信，从春播到秋收，个人文学纪年中，又一个写作季节真的结束了。小斑鸠就是在这种时刻飞来的。小斑鸠来时，书房的窗台上养着一株西湖玫瑰、一株铁树和一蔸几年前老父亲送给我的半人高的文竹。我这人与花草没缘分，越是认真打理，它们生长的样子，越是像受着虐待。一定是铁树上的枯枝吸引了鸟们，我眼前才会上演鸠占鹊巢的一幕。曾经有喜鹊在此徘徊，后来的斑鸠却在它们辛苦衔来的几根细枝上，构建了从春到秋生下几窝蛋，孵出一群小鸟的鸟巢。依据小时候在大别山区积累起来的民间知识，这种脖子上披着少许彩色羽毛的灰斑鸠，唯有孵蛋时，才想到鸟巢，平常时候只喜欢栖息在茂密的竹林里，和阔叶浓厚的大樟树上。在夏季，小斑鸠从出壳到飞腾也就十来天。之后，就是空巢，直到又有斑鸠来，如此周而复始。我不奇怪自己一直将它们当成是同一对夫妻鸟，写作的情绪与灵感通常就是来源于这类不同寻常的判断。就算是最普通的鸟也能找出个性，对于小说家，也是一种基本的才能。真正的小说家，是用悲哀和悲伤养育而成的，命中注定要恋旧，假如我眼里的小斑鸠，每次都是新来的，历史和命运就会被我演变成一种时尚，那种心态下的写作，必然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某种广告或策划文案。
前几天，武汉落了一场很大的雪。这些年，此地老是不落雪。近两年落雪的场次多了些，时节却比从前延迟许多，春节前很难见到雪景，偶尔有，也是粗制滥造，一如今日某些畅销书，名曰小说，其实是一些书界肖小胡乱涂鸦。融雪的水渍和潮湿，没有完全干。归来的斑鸠等不到居住标准符合人的想法，就孵进巢里，我以为它又要下蛋了，没想到只是试试，时间不长，它便腾空而起。就在这时候，我所设定的电邮收毕的铃声响了起来，转身一看，邮件标题竟然是“请看附件??周毅”。
花了两个小时，将你这书信体的文章读完后，很奇怪春节前的那封电邮，竟然是你发来的。曾经对李修文说，徐春萍夸奖你那篇文章写得十分好。若不提起，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会以为，先前那封既无标题，又不署名的电邮作者是《文学报》的徐春萍。这种电报体率性随心的文字，《圣天门口》的责任编辑杨柳也是惯用的。不过，杨柳的文字非常事务性，永远都是询问一些和解释一些具体东西。经你一说，又觉得没错，这也是你的文字性情。因为文学而相识的这些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大洪水，你来武汉采访时见过一面。你还好，不像同期从上海来的新闻界朋友，随身带着救灾衣物，硬要塞给我们一些。这仅有的一次见面，远不如当年周介人先生约你所写那篇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记忆深刻。是否因应电邮和短信的特征，后来接触到你文章之外的文字，正是这般简约精准，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众女侠，不仅长袖善舞，更以行使独门暗器见血封喉为特权。换个角度来想，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只要说清楚就行，无须浪费笔墨，如此才可以将有限心血流淌成汪洋大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说做人的态度，用在写作上，是要我们坚决地放弃那些泛爱滥情，以及做梦也要做得比别人有才华的虚妄。由此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一开始就同你说斑鸠窝是有目的的。小说这种被人当作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那对斑鸠，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屣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说实话，如果不是五岁女儿做出决定，让我们付出三盆花草全部枯死的代价，加上九个月不能开窗户，看上去尽是些丑陋粪便的所谓鸟巢，早就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了。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迫害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们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发出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的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是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和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它来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她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才转而从教。学芭蕾舞的女儿不够天鹅的份，只能称作“咪咪鹅”。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咪咪鹅”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练习课结束，奥丽加同她一群“咪咪鹅”互致告别礼，当家长的便会带着孩子离开。很久之后，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与孩子们别过了，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有时候，几个担任助教的中国女孩尚在一旁说着课后的闲话；有时候，还有因故没有走开的家长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曾经在阅读中见到类似的文学描写，在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才算真的明白，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很佩服你一下子就从洋洋百万言中，抓住马鹞子的“轻轻一死”。也很奇怪，每当多数人集中挑剔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总是你在没有半点沟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的真相。那个马鹞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风，如何让他死去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一开始写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刻意，本想先这样交代过去，留待后来再做修改。想不到这就是他的命运，后来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这“轻轻一死”。我把这一点当成马鹞子个人命运中的优雅与高贵，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后的死亡来实现了。
如果不是“轻轻一死”，难保马鹞子不会重陷旧时文学怪圈，继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中无法自拔。有了这最后的优雅与高贵，先前的马鹞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轻轻地化去，连同所有的仇恨，豪杰一生竟然比不过那阵短短的清风，换来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会将俄罗斯女孩譬如成美丽的白天鹅。教芭蕾舞的奥丽加，在空无一人的练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谢幕礼后的离去，被我在心里与马鹞子的“轻轻一死”混为一团。那些同样渐行渐远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毫无二致的一串串比飞翔的天鹅还要感伤的梦想。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雪家女人形象来自我太太仅存的那张外婆照片。往深处追究，外婆身着旗袍的照片是一扇门，居住在门后的，正是那些童年中活生生的“地主婆”。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哩，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如果就此将上帝曾经在粗俗面前附和过的言说作为新的圣经，灵魂的世界就得崩溃。上帝的粗俗，是心里有数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怦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大的民间叙事和深远的人文理想中。
我在电脑里保存着你于元月十六日十五点三十三分的来信：“上海话里有句话叫‘弹眼落睛’，普通话大概叫‘目瞪口呆’，这两个词可大约形容这个双休日我看你作品的感受。现在才看到三百页。”这些文字带给我窃喜，真正的情绪应该是欣慰。三月初，《圣天门口》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本届范围的这三年，能从《受活》《水乳大地》《人面桃花》《秦腔》《平原》等众多佳作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幸运者，最强烈的感觉也是欣慰。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相关单位在和敬府宾馆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多数与会者说，这是多年来北京开得最成功、水平最高的一次研讨会。好好的一件事，临末了，却被人硬往心里塞进那种早已臭不可闻的烂石头……研讨会结束离京的那天晚上，我给陈建功和刘颋等发短信，提及一段旧事。当年路遥去世时，湖北本地的一批年轻作家正在一个叫咸宁的地方开笔会，当有人伤感地想到，下一个将被写死的作家是谁，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指着我。我对他们提及这些的本意是，自己在都市里隐身六年，写了这样一部不合潮流的小说，能够出版就该谢天谢地，我的心愿已了，任何评说都是此身之外的东西。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这些年，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动掉了。尽管传统的为政治服务论还有相当市场，想要回归从前的大张旗鼓却是痴人说梦。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多数时候，只能以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现。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国际化潮流驱动，将勃勃雄心挂在世界文学的顶峰上，并试图搭乘直升机，直达珠穆朗玛的第三台阶。如此超级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极顶，也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登顶算不得登山。当我们将长篇小说看作是一座大山时，唯有真诚地从山脚下开始，并且每走一步都是向着顶峰，哪怕终止处是在半山腰，也能营造出独具风格的个人高峰。我深信，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艳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艺术元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
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生命体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点每一滴的超越，都会产生动物年岁植物年轮那样的生长印痕。有人在读过你的文字后，曾经说，你非常尊重我。这话听起来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没有任何例外，在百万言中包容的每个人物的每一言行，都曾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突然停顿中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梦想着希望去做的。十年前，周介人先生曾选择你来为我的小说写评论，从而让你我有缘相识。周先生那时提出一个的概念：大善。相比稍后提出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善”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以我与周先生单独接触中留下的印象来看，周先生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提出是犹豫不决的，原因在于他十分讨厌××等人的写作，很长时间坚持不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他的小说。周先生辞世那年五月，《上海文学》举办了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讨论会。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悄悄地说，不让××参加会议是他的意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先生对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最后定义，正如他自己所倡导的是一种“大善”。不晓得周先生有否对你提及这些。周先生的去远，让我的身份变得既是被告，又是原告，并且还是双方的证人。很希望周先生也曾在你面前提及一二，那样我在文学史的这段中的角色就会清晰一些，也会轻松一些。还有，周先生身体康健的那些年，多次对我说到“人文关怀”的提出。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我一直在问，周先生身边青年才俊比比皆是，为何要唯一对自己说这些？在那些还没读清楚文本就匆忙展开的猛烈批评面前，不少人将自身的写作转变成功利驱使的捷径而有所投靠。在我这里，当时还是赌气，歇下中短篇小说不写，为着他人能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忘却我。那时的放弃算不上是气定神闲，我只是将它当成修养自身的目标或者方式。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自问问天，如我这样没有家传书香，也迟迟地人到中年才接触与红色革命文学彻底不一样的其他文学，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自寻烦恼。如今你能重新喜欢我的写作，让我可以将其证明为，我具备了在没有答案处找到答案的能力。文学上的追究，是个人艺术天分从实到虚，再到实的不断转换。从《圣天门口》倒推回去，与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联系起来思考，应该便能发现周先生等人提出的真正道义。也希望当年周先生私下对我说了许多，正是看出我具有在未来修炼出一部《圣天门口》的能力。
从收到你的信就开始回复，到今日止，差几天正好一个月。其间有些其他事情耽误，主要原因是身体不适，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检查。没想到差点弄出大事来。血检结果，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超过正常值，如果这种标记再有其他佐证，也就意味着一种绝症。在进一步检查的十来天里，我独自一人到东湖边散步排遣心中郁闷，并趁机放纵一下男人的眼泪。除了担心女儿只有六岁不到，想得最多的是，难道对陈建功等人说过的，会一语成谶吗？那些天，上医院打完点滴后，便逃也似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如写遗书一样，反反复复地在键盘上敲出一些文字用作回信。谢天谢地，进一步的磁共振、彩超等排除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还有机会再写越来越让我心爱的长篇小说。这场虚惊让我再次体会到生命是那样的轻轻，如果不能多一些对优雅与高贵的体验，人生这部长篇小说是会书写得淡而无味的。武汉昨天热得出奇，达到八十三年来同期从未有过的三十二度。我回黄冈老家为爷爷奶奶扫墓，在我屈膝跪拜时，忽然察觉到过去在眼里不过是一抔黄土的坟丘，分明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它们已悠然站在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上。这会儿窗外刮起大风，鸟巢里的小斑鸠的羽毛被吹皱得像只刺猬，本地骤然降温了。如此朝晴暮雨唐突暴戾，表明老天爷的心态不适合于长篇小说写作。
谨祝春安
刘醒龙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于东湖梨园
周毅：
你好！
三月七日午休后刚打开电脑，邮箱就开始缓慢地接收一封有附件的来信。
等待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向窗口。这也是写作《圣天门口》的六年时间养成的习惯，用故意不将电话放在顺手处等小伎俩，迫使自己在不自觉的长时间写作过程中，站起来，哪怕只是在屋子里走几步。甚至因此认为，长篇小说艺术的特质也是这样，既不会遥不可及，又无法唾手可得。所称小说即是人生，完全可以融合在与写作密切相关或者毫不相关的日常中，对一些熟知事物潜意识的挑衅与超越。
窗台上，一对斑鸠正在轮番整理那只整个冬天都是空着的鸟巢。虽然自己用了百分之百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心情，看来看去仍然不清楚是不是那旧时相识。去年的这个时候，《圣天门口》刚刚交给出版社，大约是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缘故，那一阵只要开启电脑，我一定要先双击那个熟悉文档，然后才相信，从春播到秋收，个人文学纪年中，又一个写作季节真的结束了。小斑鸠就是在这种时刻飞来的。小斑鸠来时，书房的窗台上养着一株西湖玫瑰、一株铁树和一蔸几年前老父亲送给我的半人高的文竹。我这人与花草没缘分，越是认真打理，它们生长的样子，越是像受着虐待。一定是铁树上的枯枝吸引了鸟们，我眼前才会上演鸠占鹊巢的一幕。曾经有喜鹊在此徘徊，后来的斑鸠却在它们辛苦衔来的几根细枝上，构建了从春到秋生下几窝蛋，孵出一群小鸟的鸟巢。依据小时候在大别山区积累起来的民间知识，这种脖子上披着少许彩色羽毛的灰斑鸠，唯有孵蛋时，才想到鸟巢，平常时候只喜欢栖息在茂密的竹林里，和阔叶浓厚的大樟树上。在夏季，小斑鸠从出壳到飞腾也就十来天。之后，就是空巢，直到又有斑鸠来，如此周而复始。我不奇怪自己一直将它们当成是同一对夫妻鸟，写作的情绪与灵感通常就是来源于这类不同寻常的判断。就算是最普通的鸟也能找出个性，对于小说家，也是一种基本的才能。真正的小说家，是用悲哀和悲伤养育而成的，命中注定要恋旧，假如我眼里的小斑鸠，每次都是新来的，历史和命运就会被我演变成一种时尚，那种心态下的写作，必然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某种广告或策划文案。
前几天，武汉落了一场很大的雪。这些年，此地老是不落雪。近两年落雪的场次多了些，时节却比从前延迟许多，春节前很难见到雪景，偶尔有，也是粗制滥造，一如今日某些畅销书，名曰小说，其实是一些书界肖小胡乱涂鸦。融雪的水渍和潮湿，没有完全干。归来的斑鸠等不到居住标准符合人的想法，就孵进巢里，我以为它又要下蛋了，没想到只是试试，时间不长，它便腾空而起。就在这时候，我所设定的电邮收毕的铃声响了起来，转身一看，邮件标题竟然是“请看附件??周毅”。
花了两个小时，将你这书信体的文章读完后，很奇怪春节前的那封电邮，竟然是你发来的。曾经对李修文说，徐春萍夸奖你那篇文章写得十分好。若不提起，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会以为，先前那封既无标题，又不署名的电邮作者是《文学报》的徐春萍。这种电报体率性随心的文字，《圣天门口》的责任编辑杨柳也是惯用的。不过，杨柳的文字非常事务性，永远都是询问一些和解释一些具体东西。经你一说，又觉得没错，这也是你的文字性情。因为文学而相识的这些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大洪水，你来武汉采访时见过一面。你还好，不像同期从上海来的新闻界朋友，随身带着救灾衣物，硬要塞给我们一些。这仅有的一次见面，远不如当年周介人先生约你所写那篇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记忆深刻。是否因应电邮和短信的特征，后来接触到你文章之外的文字，正是这般简约精准，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众女侠，不仅长袖善舞，更以行使独门暗器见血封喉为特权。换个角度来想，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只要说清楚就行，无须浪费笔墨，如此才可以将有限心血流淌成汪洋大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说做人的态度，用在写作上，是要我们坚决地放弃那些泛爱滥情，以及做梦也要做得比别人有才华的虚妄。由此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一开始就同你说斑鸠窝是有目的的。小说这种被人当作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那对斑鸠，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屣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说实话，如果不是五岁女儿做出决定，让我们付出三盆花草全部枯死的代价，加上九个月不能开窗户，看上去尽是些丑陋粪便的所谓鸟巢，早就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了。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迫害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们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发出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的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是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和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它来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她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才转而从教。学芭蕾舞的女儿不够天鹅的份，只能称作“咪咪鹅”。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咪咪鹅”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练习课结束，奥丽加同她一群“咪咪鹅”互致告别礼，当家长的便会带着孩子离开。很久之后，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与孩子们别过了，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有时候，几个担任助教的中国女孩尚在一旁说着课后的闲话；有时候，还有因故没有走开的家长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曾经在阅读中见到类似的文学描写，在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才算真的明白，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很佩服你一下子就从洋洋百万言中，抓住马鹞子的“轻轻一死”。也很奇怪，每当多数人集中挑剔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总是你在没有半点沟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的真相。那个马鹞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风，如何让他死去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一开始写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刻意，本想先这样交代过去，留待后来再做修改。想不到这就是他的命运，后来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这“轻轻一死”。我把这一点当成马鹞子个人命运中的优雅与高贵，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后的死亡来实现了。
如果不是“轻轻一死”，难保马鹞子不会重陷旧时文学怪圈，继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中无法自拔。有了这最后的优雅与高贵，先前的马鹞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轻轻地化去，连同所有的仇恨，豪杰一生竟然比不过那阵短短的清风，换来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会将俄罗斯女孩譬如成美丽的白天鹅。教芭蕾舞的奥丽加，在空无一人的练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谢幕礼后的离去，被我在心里与马鹞子的“轻轻一死”混为一团。那些同样渐行渐远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毫无二致的一串串比飞翔的天鹅还要感伤的梦想。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雪家女人形象来自我太太仅存的那张外婆照片。往深处追究，外婆身着旗袍的照片是一扇门，居住在门后的，正是那些童年中活生生的“地主婆”。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哩，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如果就此将上帝曾经在粗俗面前附和过的言说作为新的圣经，灵魂的世界就得崩溃。上帝的粗俗，是心里有数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怦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大的民间叙事和深远的人文理想中。
我在电脑里保存着你于元月十六日十五点三十三分的来信：“上海话里有句话叫‘弹眼落睛’，普通话大概叫‘目瞪口呆’，这两个词可大约形容这个双休日我看你作品的感受。现在才看到三百页。”这些文字带给我窃喜，真正的情绪应该是欣慰。三月初，《圣天门口》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本届范围的这三年，能从《受活》《水乳大地》《人面桃花》《秦腔》《平原》等众多佳作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幸运者，最强烈的感觉也是欣慰。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相关单位在和敬府宾馆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多数与会者说，这是多年来北京开得最成功、水平最高的一次研讨会。好好的一件事，临末了，却被人硬往心里塞进那种早已臭不可闻的烂石头……研讨会结束离京的那天晚上，我给陈建功和刘颋等发短信，提及一段旧事。当年路遥去世时，湖北本地的一批年轻作家正在一个叫咸宁的地方开笔会，当有人伤感地想到，下一个将被写死的作家是谁，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指着我。我对他们提及这些的本意是，自己在都市里隐身六年，写了这样一部不合潮流的小说，能够出版就该谢天谢地，我的心愿已了，任何评说都是此身之外的东西。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这些年，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动掉了。尽管传统的为政治服务论还有相当市场，想要回归从前的大张旗鼓却是痴人说梦。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多数时候，只能以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现。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国际化潮流驱动，将勃勃雄心挂在世界文学的顶峰上，并试图搭乘直升机，直达珠穆朗玛的第三台阶。如此超级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极顶，也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登顶算不得登山。当我们将长篇小说看作是一座大山时，唯有真诚地从山脚下开始，并且每走一步都是向着顶峰，哪怕终止处是在半山腰，也能营造出独具风格的个人高峰。我深信，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艳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艺术元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
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生命体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点每一滴的超越，都会产生动物年岁植物年轮那样的生长印痕。有人在读过你的文字后，曾经说，你非常尊重我。这话听起来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没有任何例外，在百万言中包容的每个人物的每一言行，都曾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突然停顿中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梦想着希望去做的。十年前，周介人先生曾选择你来为我的小说写评论，从而让你我有缘相识。周先生那时提出一个的概念：大善。相比稍后提出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善”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以我与周先生单独接触中留下的印象来看，周先生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提出是犹豫不决的，原因在于他十分讨厌××等人的写作，很长时间坚持不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他的小说。周先生辞世那年五月，《上海文学》举办了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讨论会。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悄悄地说，不让××参加会议是他的意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先生对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最后定义，正如他自己所倡导的是一种“大善”。不晓得周先生有否对你提及这些。周先生的去远，让我的身份变得既是被告，又是原告，并且还是双方的证人。很希望周先生也曾在你面前提及一二，那样我在文学史的这段中的角色就会清晰一些，也会轻松一些。还有，周先生身体康健的那些年，多次对我说到“人文关怀”的提出。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我一直在问，周先生身边青年才俊比比皆是，为何要唯一对自己说这些？在那些还没读清楚文本就匆忙展开的猛烈批评面前，不少人将自身的写作转变成功利驱使的捷径而有所投靠。在我这里，当时还是赌气，歇下中短篇小说不写，为着他人能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忘却我。那时的放弃算不上是气定神闲，我只是将它当成修养自身的目标或者方式。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自问问天，如我这样没有家传书香，也迟迟地人到中年才接触与红色革命文学彻底不一样的其他文学，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自寻烦恼。如今你能重新喜欢我的写作，让我可以将其证明为，我具备了在没有答案处找到答案的能力。文学上的追究，是个人艺术天分从实到虚，再到实的不断转换。从《圣天门口》倒推回去，与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联系起来思考，应该便能发现周先生等人提出的真正道义。也希望当年周先生私下对我说了许多，正是看出我具有在未来修炼出一部《圣天门口》的能力。
从收到你的信就开始回复，到今日止，差几天正好一个月。其间有些其他事情耽误，主要原因是身体不适，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检查。没想到差点弄出大事来。血检结果，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超过正常值，如果这种标记再有其他佐证，也就意味着一种绝症。在进一步检查的十来天里，我独自一人到东湖边散步排遣心中郁闷，并趁机放纵一下男人的眼泪。除了担心女儿只有六岁不到，想得最多的是，难道对陈建功等人说过的，会一语成谶吗？那些天，上医院打完点滴后，便逃也似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如写遗书一样，反反复复地在键盘上敲出一些文字用作回信。谢天谢地，进一步的磁共振、彩超等排除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还有机会再写越来越让我心爱的长篇小说。这场虚惊让我再次体会到生命是那样的轻轻，如果不能多一些对优雅与高贵的体验，人生这部长篇小说是会书写得淡而无味的。武汉昨天热得出奇，达到八十三年来同期从未有过的三十二度。我回黄冈老家为爷爷奶奶扫墓，在我屈膝跪拜时，忽然察觉到过去在眼里不过是一抔黄土的坟丘，分明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它们已悠然站在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上。这会儿窗外刮起大风，鸟巢里的小斑鸠的羽毛被吹皱得像只刺猬，本地骤然降温了。如此朝晴暮雨唐突暴戾，表明老天爷的心态不适合于长篇小说写作。
谨祝春安
刘醒龙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于东湖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