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雷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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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的研制，十分曲折、离奇，当初从最开始从德国聘请的一批工程师中，就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培训中国的相关人员的时候，不止一次的提起他雷达的作用。这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度好奇，和他接触后才知道在三十年代德国就已经开始研制用于防空的警戒雷达，而早在一九○四年许尔斯迈尔就取得了雷达设计的专利，德国雷达研制起步相当早，实力雄厚。
在他的极力吹捧下，他所说的东西也引起了饱受日本飞机骚扰之苦的中国人的注意，并给相关的机构写了封信。这封信引起了军事机构的极大兴趣，他们收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初步认识到了那个德国工程师所言非虚。然而和他接触后才得知，他并未参加研究过程，只是从事相关的研究，对真正的构造并不十分的清楚。这个时候情报机构得到的一个消息传来，让所有的人都兴奋万分。
在调查日本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早在四年前，也就是在日本入侵中国前，制造雷达的技术虽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还处于试验到实用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候，美国的一个叫斯比奇的电子科学家，想把自己发明并试验成功的雷达试制品——“电磁波探测器”卖给日本海军，开价三十万美元。这个设备虽然体积庞大，性能也很不完善。
日本人当时对雷达还没有什么认识，特别是对雷达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根本无法理解。在确定方位上，日本人还沿用X、Y双轴坐标的方法，对雷达这种用极坐标定方位的方法半信半疑。因此，日本人不相信这个笨重的家伙凭一点上发射的电磁波就能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并能同时测出目标的方向和距离。他们总算不是太笨，对这个毫无所知的东西开出了十万的价格。
正当日本人和斯比奇讨价还价之时，美**方对斯比奇的发明发生了兴趣，预感到这台仪器的军事价值和如被日本人买走将造成的损失，美**方不仅按斯比奇的要价买下了笨重的设备，并且禁止日本人与斯比奇接触。根据调查，四年过去了，军方早已对斯比奇失去兴趣。他们之所以制止斯比奇出售这种东西给日本，并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害怕日本人也掌握这种技术。事实上美**方同期研制出的这种设备要精密得多。
派遣出的情报人员，经过数次接触，花费了巨资终于邀请斯比奇来到中国，重新研制了和当年卖给美**方相同“电磁波探测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斯比奇的日子也不好过，加上他得到的消息，美**方研究水平要高得多，自己研制出来的只不过是粗糙、很不完善的毛坯，巨大的体积和军方的根本无法相比。经过一番思考后同意了中国人的要求。
得到“电磁波探测器”经过初步的试验，那个德国工程师看了一眼，就说：“研究水平十分低，距离实际实用的雷达还有很长的距离，和原来他在德国见到的根本无法相比。”可是他也说，在这个粗糙的仪器中，“包含了制造雷达的基本技术。得到了这台仪器，就可以很快地研制出军用雷达。不过要真的想要近一步的完善雷达性能必须要有专业的科研人员近一步研究。”
当时浙大的物理系的泰斗，束星北两位大师被邀请至黑龙江任教，束星北教授了解到这项研究后主动请缨担负起研制工作。“电磁波探测器”因为军用性质很强，各国都严格加以保密，外界根本难以取得相关的情报。就是美国和英国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也是战争开始后才开始交流，德国更是在开战前才知道英国开始研究，更不要说对外有什么消息了。唯一可能提供帮助的德国却因为戈林这个笨蛋把自己的国内的研究中断，也禁止科学家对外接触，使得他们的研制工作陷入停顿甚至倒退。
初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束星北，李成坤就发觉喜欢上了他的这种个性，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糅合在一起了……
李成坤当时看到的时候如果不是看见了陪同的竺可桢，还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人居然从事的物理研究，还站在中国的物理研究的顶峰。这才发现人真不可貌相。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的锋利鲜明。与那些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从善如水”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束星北更多的品质是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
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然而就是这种率真、豪爽的秉性品质深对李成坤的胃口，在东北长大的李成坤和大多数北方人一样喜欢和那些豪爽、率直的人交往。好在李成坤对那些学术问题，也不会不懂装懂，没有刻意的做作。
束星北原本就不喜欢和政客搭上什么关系，要不是看在李成坤抗日的壮举，加上他们允诺给予最好的研究和教学环境，他也不会来到这里。李成坤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失口不提政治，束星北谈得多的是一些研究方面的问题，加上平日的意见和看法，好在束星北将学术问题的时候十分通俗、形象，李成坤听起来也不是很是十分困难。
对于他们这样两种人的相交，外人都感到很惊讶。然而熟悉束星北的人都知道，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与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
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而李成坤虽然从来认为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却没有好人和坏人。但是他很大程度上是个军人，而不是政客，对自己还是赤诚以对，更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如果真的有害人之心也是对那些汉奸和日本人的。
束星北刚到哈尔滨就认识了刚从德国回国不久的王淦昌，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宵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Ｂｏｈｒ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近年来，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例了，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和和平使用核能做出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三七年的时候，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先抵达到上海，后应邀到了哈尔滨到哈尔滨大学做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玻尔从中国回去后，不断收到中国几所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李成坤向他介绍了相关的科研机构，并带领他们去参观后，这些教授看了都感到比较满意。这里虽然环境简陋了些，可是他们还是看得出那些仪器设备都是顶尖的，花费肯定不会小，想从前在浙大的时候，各种原本就极少的科研经费经常被克扣，这里简直是天堂。新建起来的学校中最先建起的就是教学楼、试验楼、图书馆和住宿楼，其中教授们的住宿问题是重点解决的，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当研究雷达的项目被送到物理系的时候，束星北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长时间以来，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制水平比较低，加上得到的也是最基本的东西。这里面的原理对于束星北来说一点就透，很快就根据“电磁波探测器”的原型，自己制造出一个更加简练、实用的“电磁波探测器”来。可是这东西使用起来问题很多，相当的不实用，探测十分模糊……
束星北用少量的时间用来代课，课余的大多数的时间都用于“电磁波探测器”的研制中去了，他不仅带这学生参与了“电磁波探测器”的研制，也在研制的过程中培养起一批“电磁波探测器”研制的专业人员。两年后他研制的“电磁波探测器”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使用了这个东西成功的探测到了一公里外的一架飞机，“电磁波探测器”也被他们在内部称呼为雷达，这个称呼在正式定型装备部队后被公开。
看见了希望，束星北和研究小组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研究中去，可是，精确性、实用性、距离、体积都成为了制约因素，他们还必须要翻越一座座大山。认准了方向，半途而废从来就是不是束星北的作风，他们废寝忘食的对现有的雷达装置加以改进，一次次的缩小体积，扩大作用范围，更加精确的定位，其后他们又花费了三年的时光，终于让雷达装置在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试验中取得成功让他们欢欣雀跃，接下来的需要解决的生产出实用的雷达而不是试验的雷达，当他们攀越过了一座座难关的时候，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虽然豁然开朗，远处却还有更高的高峰等待自己去攀登。在他们研究过程中，发现雷达的作用远远未完全发掘出来，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而生产出来的仅仅有侦察警戒雷达、地面引导雷达、飞机截击雷达。探照灯雷达和高射炮雷达等雷达也在后续的开发中，束星北甚至提出了研制炮校雷达建议。目前战局一触即发，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用实战来检验雷达的效能，将刚刚完成的雷达运抵到了战场前线。
中国第一部雷达就是束星北在抗战时期研制的。我写束星北先生，不仅是因为他是中国的雷达之父，更因为他的那些正派的作风，相比现在那些所谓教授、学者，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更有理由给予他最高的赞誉，对他任何称赞都是不过分的。教授、学者有时间还是多做点研究研究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束星北教授的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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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一月八日了。
雷达的研制，十分曲折、离奇，当初从最开始从德国聘请的一批工程师中，就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培训中国的相关人员的时候，不止一次的提起他雷达的作用。这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度好奇，和他接触后才知道在三十年代德国就已经开始研制用于防空的警戒雷达，而早在一九○四年许尔斯迈尔就取得了雷达设计的专利，德国雷达研制起步相当早，实力雄厚。
在他的极力吹捧下，他所说的东西也引起了饱受日本飞机骚扰之苦的中国人的注意，并给相关的机构写了封信。这封信引起了军事机构的极大兴趣，他们收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初步认识到了那个德国工程师所言非虚。然而和他接触后才得知，他并未参加研究过程，只是从事相关的研究，对真正的构造并不十分的清楚。这个时候情报机构得到的一个消息传来，让所有的人都兴奋万分。
在调查日本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早在四年前，也就是在日本入侵中国前，制造雷达的技术虽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还处于试验到实用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候，美国的一个叫斯比奇的电子科学家，想把自己发明并试验成功的雷达试制品——“电磁波探测器”卖给日本海军，开价三十万美元。这个设备虽然体积庞大，性能也很不完善。
日本人当时对雷达还没有什么认识，特别是对雷达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根本无法理解。在确定方位上，日本人还沿用X、Y双轴坐标的方法，对雷达这种用极坐标定方位的方法半信半疑。因此，日本人不相信这个笨重的家伙凭一点上发射的电磁波就能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并能同时测出目标的方向和距离。他们总算不是太笨，对这个毫无所知的东西开出了十万的价格。
正当日本人和斯比奇讨价还价之时，美**方对斯比奇的发明发生了兴趣，预感到这台仪器的军事价值和如被日本人买走将造成的损失，美**方不仅按斯比奇的要价买下了笨重的设备，并且禁止日本人与斯比奇接触。根据调查，四年过去了，军方早已对斯比奇失去兴趣。他们之所以制止斯比奇出售这种东西给日本，并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害怕日本人也掌握这种技术。事实上美**方同期研制出的这种设备要精密得多。
派遣出的情报人员，经过数次接触，花费了巨资终于邀请斯比奇来到中国，重新研制了和当年卖给美**方相同“电磁波探测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斯比奇的日子也不好过，加上他得到的消息，美**方研究水平要高得多，自己研制出来的只不过是粗糙、很不完善的毛坯，巨大的体积和军方的根本无法相比。经过一番思考后同意了中国人的要求。
得到“电磁波探测器”经过初步的试验，那个德国工程师看了一眼，就说：“研究水平十分低，距离实际实用的雷达还有很长的距离，和原来他在德国见到的根本无法相比。”可是他也说，在这个粗糙的仪器中，“包含了制造雷达的基本技术。得到了这台仪器，就可以很快地研制出军用雷达。不过要真的想要近一步的完善雷达性能必须要有专业的科研人员近一步研究。”
当时浙大的物理系的泰斗，束星北两位大师被邀请至黑龙江任教，束星北教授了解到这项研究后主动请缨担负起研制工作。“电磁波探测器”因为军用性质很强，各国都严格加以保密，外界根本难以取得相关的情报。就是美国和英国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也是战争开始后才开始交流，德国更是在开战前才知道英国开始研究，更不要说对外有什么消息了。唯一可能提供帮助的德国却因为戈林这个笨蛋把自己的国内的研究中断，也禁止科学家对外接触，使得他们的研制工作陷入停顿甚至倒退。
初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束星北，李成坤就发觉喜欢上了他的这种个性，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糅合在一起了……
李成坤当时看到的时候如果不是看见了陪同的竺可桢，还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人居然从事的物理研究，还站在中国的物理研究的顶峰。这才发现人真不可貌相。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的锋利鲜明。与那些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从善如水”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束星北更多的品质是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
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然而就是这种率真、豪爽的秉性品质深对李成坤的胃口，在东北长大的李成坤和大多数北方人一样喜欢和那些豪爽、率直的人交往。好在李成坤对那些学术问题，也不会不懂装懂，没有刻意的做作。
束星北原本就不喜欢和政客搭上什么关系，要不是看在李成坤抗日的壮举，加上他们允诺给予最好的研究和教学环境，他也不会来到这里。李成坤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失口不提政治，束星北谈得多的是一些研究方面的问题，加上平日的意见和看法，好在束星北将学术问题的时候十分通俗、形象，李成坤听起来也不是很是十分困难。
对于他们这样两种人的相交，外人都感到很惊讶。然而熟悉束星北的人都知道，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与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
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而李成坤虽然从来认为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却没有好人和坏人。但是他很大程度上是个军人，而不是政客，对自己还是赤诚以对，更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如果真的有害人之心也是对那些汉奸和日本人的。
束星北刚到哈尔滨就认识了刚从德国回国不久的王淦昌，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宵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Ｂｏｈｒ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近年来，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例了，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和和平使用核能做出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三七年的时候，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先抵达到上海，后应邀到了哈尔滨到哈尔滨大学做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玻尔从中国回去后，不断收到中国几所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李成坤向他介绍了相关的科研机构，并带领他们去参观后，这些教授看了都感到比较满意。这里虽然环境简陋了些，可是他们还是看得出那些仪器设备都是顶尖的，花费肯定不会小，想从前在浙大的时候，各种原本就极少的科研经费经常被克扣，这里简直是天堂。新建起来的学校中最先建起的就是教学楼、试验楼、图书馆和住宿楼，其中教授们的住宿问题是重点解决的，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当研究雷达的项目被送到物理系的时候，束星北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长时间以来，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制水平比较低，加上得到的也是最基本的东西。这里面的原理对于束星北来说一点就透，很快就根据“电磁波探测器”的原型，自己制造出一个更加简练、实用的“电磁波探测器”来。可是这东西使用起来问题很多，相当的不实用，探测十分模糊……
束星北用少量的时间用来代课，课余的大多数的时间都用于“电磁波探测器”的研制中去了，他不仅带这学生参与了“电磁波探测器”的研制，也在研制的过程中培养起一批“电磁波探测器”研制的专业人员。两年后他研制的“电磁波探测器”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使用了这个东西成功的探测到了一公里外的一架飞机，“电磁波探测器”也被他们在内部称呼为雷达，这个称呼在正式定型装备部队后被公开。
看见了希望，束星北和研究小组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研究中去，可是，精确性、实用性、距离、体积都成为了制约因素，他们还必须要翻越一座座大山。认准了方向，半途而废从来就是不是束星北的作风，他们废寝忘食的对现有的雷达装置加以改进，一次次的缩小体积，扩大作用范围，更加精确的定位，其后他们又花费了三年的时光，终于让雷达装置在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试验中取得成功让他们欢欣雀跃，接下来的需要解决的生产出实用的雷达而不是试验的雷达，当他们攀越过了一座座难关的时候，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虽然豁然开朗，远处却还有更高的高峰等待自己去攀登。在他们研究过程中，发现雷达的作用远远未完全发掘出来，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而生产出来的仅仅有侦察警戒雷达、地面引导雷达、飞机截击雷达。探照灯雷达和高射炮雷达等雷达也在后续的开发中，束星北甚至提出了研制炮校雷达建议。目前战局一触即发，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用实战来检验雷达的效能，将刚刚完成的雷达运抵到了战场前线。
中国第一部雷达就是束星北在抗战时期研制的。我写束星北先生，不仅是因为他是中国的雷达之父，更因为他的那些正派的作风，相比现在那些所谓教授、学者，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更有理由给予他最高的赞誉，对他任何称赞都是不过分的。教授、学者有时间还是多做点研究研究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束星北教授的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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