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真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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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窗外灿烂的阳光一扫前些日子的阴霾和寒冷。
就是现在，我还会在黑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恐惧已经深入骨髓。“5·1”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近三年，我身体的伤还在疼痛，内心的伤口还在流血，无法弥合，也许永远也不会弥合。有时，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苍茫的远方，浑身颤栗，绝望的情绪油然而生，就想从楼上跳下去，好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把我从死亡迷幻之中拉回现实。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恐惧地活着。
当初，我以为获救后一切都会随风飘散，没有料到，活下来总是被噩梦缠绕，比以前更加胆小。有点风吹草动，内心就瑟瑟发抖。特别是独处时，恐惧感就像潮水般将我淹没。也许别人理解不了，会说，你那么幸运，应该活得很开心才对。是的，和那些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相比，我的确很幸运。可是，我摆脱不了噩梦，我就是站在人群中，也备感孤独，仿佛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那些生命中的色彩似乎和我无关，难以照亮我灰暗的心灵。我特别理解灾区那些自杀的幸存者，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觉得活着比死更加艰难。
活着，很无奈，也很愧疚……我背负着许多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
我一直试图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直在努力。我想，灾难给我带来的创伤永远无法消解，可是，我应该面对，这比当初被埋废墟的挣扎坚持更加困难，但是，我不会放弃。
三年来，我用不同的方式抵抗噩梦，希望获得救赎，灵魂的救赎。
灾后不久，我就去了四川灾区。
我用《幸存者》的版税，资助了一些灾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看到那些孩子迷惘而又充满渴望的眼睛，我流下了泪，他们和我一样是幸存者，同样需要心灵的安慰。我微薄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他们什么，可我想，给他们希望是最宝贵的。有希望就会有未来。无论灾难还是贫穷或者疾病，都不应该击垮人们的希望。多少日子以来，我都虔诚地祈祷，天下所有苦难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希望，获得生存的勇气，并且快乐幸福地生活。这样，我不安的心灵才会得到安慰。
我还去了救我的那个部队，当时营救我的战士们已经离开分到全国的空军部队去了，我没有见到他们，十分遗憾，我想，只要活着，总会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我心中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黄贵清、鲍俊杰、李小飞、张世鹏……虽然有遗憾，可我还是见到了王洪伟、候斌、赵斌、范夕忠等救命恩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让我想起了曾经漫长的军旅生涯，那份浓浓的战友情难于言表，只是痛快地喝酒，大声地说话，豪爽地大笑。分别时，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痛哭！他们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置生死而不顾，有情有义！他们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我的好兄弟！
离开成都，去贵州，是因为我另外一个战友和救命恩人易延端。因为救我，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他远走他乡，到贵州一个偏远山区的煤矿里打工。为此，我的心无法安宁。到了贵阳，我尊敬的黄建大哥接待了我。他是我新兵连的副连长，那时，英俊的他是我的偶像，我想要是能够当个像他一样正直勇敢的军官该有多好。我出事后，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我，然后想尽办法联系到了我（像他这样联系到我的战友很多很多，让我感动）。听说我要去，他早早地做好了准备，联系了很多当时同我在一个部队的战友和我相聚，还特地借了一辆车，和我去离贵阳很远的金沙县找易延端。在金沙县的一个小招待所里，我见到了易延端，和他来的有两个煤矿场的朋友。第一眼看到易延端，我的眼睛热乎乎的，我们握了握手，相互笑了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却说：“看到你身体恢复得不错，我就放心了。”他的脸黑了些，显得沧桑，宽厚的神情让我心痛。他是为了救我才背井离乡的，我怎么能不心痛！那个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说了很多话。喝的是烧酒，说的是平淡的家常话，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场普通的老战友的聚会。离开他时，是个雨天。他和他的朋友回矿场去了，黄建大哥送我去机场。我目送易延端的背影消失在雨中，心里酸酸的，眼泪却流不下来。我希望他很快地好起来。好在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在一个新单位上了班，总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幸存者》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感动，并且从书中获得了力量，也鼓励我好好活下去。善良而真诚的读者们同样也温暖着我，使我在一次次和噩梦斗争时获得力量。他们像我的亲人和朋友，用宽容和爱，让我重新获得生活和写作的勇气。我在给一个读者回信中说：“哪怕世界上还剩下一个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而且要写更多温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于是，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救赎》。
《救赎》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何国典跟随妻子杜茉莉来到了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他经历了种种来自灵魂深处和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折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早在写完《幸存者》的时候，我就想过，是不是应该写本关于大地震的小说。这对我来说很难。一方面，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想清楚太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这次灾难，我心有余悸。《救赎》和《幸存者》不一样，《幸存者》是真实的，《救赎》是虚构的。可在我看来，《救赎》同样是真实的，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活在灾难的阴影中，苦苦挣扎。我曾经和他们一样深陷灾难的噩梦，不能自拔。其实，我写作《救赎》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自我心灵的救赎。我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有爱，还有温暖，还有信心，让我们度过寒冬，尽管活着需要勇气，痛苦是如此真实地折磨着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4
009年的春节，我带着妻儿回了老家。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给年迈而苦难的父母建一栋新楼。新楼里，还存留着水泥石灰的气息，老家的冬天还是那么的寒冷，可我们还是被浓浓的亲情和节日的氛围包裹。父母亲见到我，是幸福的；我能够活着，和他们一起过年，也是幸福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平安。大年夜里的鞭炮声驱散着过去一年的灰暗、痛苦和泪水，我心里又在祈祷，祈祷天下的父母都能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祈祷那些还被灾难阴影笼罩的人们，尽快地走出来，阳光会照耀他们。
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关心太少，许多时候都长满了野草，需要清理，需要重建。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灵真正充满诗意，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有的是鲜花和阳光，还有亲人的笑脸？
5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008年度散文家奖”颁给了我，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很感谢那些评奖的人。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写作那么多年，也没有希望得什么奖，因为我对自己的写作特别宽容，写作是我的一个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获不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写作中获得快乐。
但是，获得华语文学奖，有非凡的意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勇气面对活着，面对写作的难度。
6
玉树地震后，我去了那儿。看着满目疮痍的玉树，我内心疼痛不已。很多人问我，你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为什么还敢来玉树？其实，我并没有消除对地震的惨痛记忆，也无法消除。我再一次面对灾难，是给自己活下去的勇气。面对那些无助的人们，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帮助自己。三年来，我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以后也会继续做下去，如果我还活着，就会一直做下去，不是为了什么名声，也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更不是感恩，而是我内心的需要。
包括这本再版的《幸存者》，所得的版税同样一分不留，全部捐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活在真实中——真实的噩梦，真实的抵抗，真实的存在。
李西闽
011年月7日写于上海家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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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窗外灿烂的阳光一扫前些日子的阴霾和寒冷。
就是现在，我还会在黑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恐惧已经深入骨髓。“5·1”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近三年，我身体的伤还在疼痛，内心的伤口还在流血，无法弥合，也许永远也不会弥合。有时，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苍茫的远方，浑身颤栗，绝望的情绪油然而生，就想从楼上跳下去，好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把我从死亡迷幻之中拉回现实。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恐惧地活着。
当初，我以为获救后一切都会随风飘散，没有料到，活下来总是被噩梦缠绕，比以前更加胆小。有点风吹草动，内心就瑟瑟发抖。特别是独处时，恐惧感就像潮水般将我淹没。也许别人理解不了，会说，你那么幸运，应该活得很开心才对。是的，和那些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相比，我的确很幸运。可是，我摆脱不了噩梦，我就是站在人群中，也备感孤独，仿佛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那些生命中的色彩似乎和我无关，难以照亮我灰暗的心灵。我特别理解灾区那些自杀的幸存者，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觉得活着比死更加艰难。
活着，很无奈，也很愧疚……我背负着许多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
我一直试图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直在努力。我想，灾难给我带来的创伤永远无法消解，可是，我应该面对，这比当初被埋废墟的挣扎坚持更加困难，但是，我不会放弃。
三年来，我用不同的方式抵抗噩梦，希望获得救赎，灵魂的救赎。
灾后不久，我就去了四川灾区。
我用《幸存者》的版税，资助了一些灾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看到那些孩子迷惘而又充满渴望的眼睛，我流下了泪，他们和我一样是幸存者，同样需要心灵的安慰。我微薄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他们什么，可我想，给他们希望是最宝贵的。有希望就会有未来。无论灾难还是贫穷或者疾病，都不应该击垮人们的希望。多少日子以来，我都虔诚地祈祷，天下所有苦难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希望，获得生存的勇气，并且快乐幸福地生活。这样，我不安的心灵才会得到安慰。
我还去了救我的那个部队，当时营救我的战士们已经离开分到全国的空军部队去了，我没有见到他们，十分遗憾，我想，只要活着，总会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我心中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黄贵清、鲍俊杰、李小飞、张世鹏……虽然有遗憾，可我还是见到了王洪伟、候斌、赵斌、范夕忠等救命恩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让我想起了曾经漫长的军旅生涯，那份浓浓的战友情难于言表，只是痛快地喝酒，大声地说话，豪爽地大笑。分别时，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痛哭！他们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置生死而不顾，有情有义！他们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我的好兄弟！
离开成都，去贵州，是因为我另外一个战友和救命恩人易延端。因为救我，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他远走他乡，到贵州一个偏远山区的煤矿里打工。为此，我的心无法安宁。到了贵阳，我尊敬的黄建大哥接待了我。他是我新兵连的副连长，那时，英俊的他是我的偶像，我想要是能够当个像他一样正直勇敢的军官该有多好。我出事后，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我，然后想尽办法联系到了我（像他这样联系到我的战友很多很多，让我感动）。听说我要去，他早早地做好了准备，联系了很多当时同我在一个部队的战友和我相聚，还特地借了一辆车，和我去离贵阳很远的金沙县找易延端。在金沙县的一个小招待所里，我见到了易延端，和他来的有两个煤矿场的朋友。第一眼看到易延端，我的眼睛热乎乎的，我们握了握手，相互笑了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却说：“看到你身体恢复得不错，我就放心了。”他的脸黑了些，显得沧桑，宽厚的神情让我心痛。他是为了救我才背井离乡的，我怎么能不心痛！那个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说了很多话。喝的是烧酒，说的是平淡的家常话，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场普通的老战友的聚会。离开他时，是个雨天。他和他的朋友回矿场去了，黄建大哥送我去机场。我目送易延端的背影消失在雨中，心里酸酸的，眼泪却流不下来。我希望他很快地好起来。好在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在一个新单位上了班，总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幸存者》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感动，并且从书中获得了力量，也鼓励我好好活下去。善良而真诚的读者们同样也温暖着我，使我在一次次和噩梦斗争时获得力量。他们像我的亲人和朋友，用宽容和爱，让我重新获得生活和写作的勇气。我在给一个读者回信中说：“哪怕世界上还剩下一个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而且要写更多温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于是，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救赎》。
《救赎》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何国典跟随妻子杜茉莉来到了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他经历了种种来自灵魂深处和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折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早在写完《幸存者》的时候，我就想过，是不是应该写本关于大地震的小说。这对我来说很难。一方面，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想清楚太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这次灾难，我心有余悸。《救赎》和《幸存者》不一样，《幸存者》是真实的，《救赎》是虚构的。可在我看来，《救赎》同样是真实的，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活在灾难的阴影中，苦苦挣扎。我曾经和他们一样深陷灾难的噩梦，不能自拔。其实，我写作《救赎》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自我心灵的救赎。我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有爱，还有温暖，还有信心，让我们度过寒冬，尽管活着需要勇气，痛苦是如此真实地折磨着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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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的春节，我带着妻儿回了老家。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给年迈而苦难的父母建一栋新楼。新楼里，还存留着水泥石灰的气息，老家的冬天还是那么的寒冷，可我们还是被浓浓的亲情和节日的氛围包裹。父母亲见到我，是幸福的；我能够活着，和他们一起过年，也是幸福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平安。大年夜里的鞭炮声驱散着过去一年的灰暗、痛苦和泪水，我心里又在祈祷，祈祷天下的父母都能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祈祷那些还被灾难阴影笼罩的人们，尽快地走出来，阳光会照耀他们。
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关心太少，许多时候都长满了野草，需要清理，需要重建。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灵真正充满诗意，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有的是鲜花和阳光，还有亲人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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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文学传媒大奖008年度散文家奖”颁给了我，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很感谢那些评奖的人。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写作那么多年，也没有希望得什么奖，因为我对自己的写作特别宽容，写作是我的一个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获不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写作中获得快乐。
但是，获得华语文学奖，有非凡的意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勇气面对活着，面对写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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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地震后，我去了那儿。看着满目疮痍的玉树，我内心疼痛不已。很多人问我，你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为什么还敢来玉树？其实，我并没有消除对地震的惨痛记忆，也无法消除。我再一次面对灾难，是给自己活下去的勇气。面对那些无助的人们，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帮助自己。三年来，我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以后也会继续做下去，如果我还活着，就会一直做下去，不是为了什么名声，也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更不是感恩，而是我内心的需要。
包括这本再版的《幸存者》，所得的版税同样一分不留，全部捐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活在真实中——真实的噩梦，真实的抵抗，真实的存在。
李西闽
011年月7日写于上海家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