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梦与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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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呵，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名列“牛鬼蛇神”，关入了“牛棚”。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对我表现出了极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
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入口的都是忧愁酒。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话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
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们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
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其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
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大约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入，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
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听到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捧，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但诚实地说，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呵！
2012年6月20日于京（未完待续）
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呵，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名列“牛鬼蛇神”，关入了“牛棚”。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对我表现出了极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
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入口的都是忧愁酒。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话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
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们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
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其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
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大约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入，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
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听到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捧，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但诚实地说，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呵！
2012年6月20日于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