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梦与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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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扬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
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
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这般，却还要整天听高音大喇叭喊“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却还要由全国所有的报纸来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壮大了革命派！”--而所谓敌人，与“造反派”们相比，又令我感觉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码不比凶恶的“造反派”们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中国人将另一部分中国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
那会儿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想到了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一个不漏，将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网中了，而网纲攥在几个掌控全中国人命运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手中。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连小学生都难以从网眼逃掉。
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吐出来了。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弟弟妹妹们吓哭了。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我闭上了眼睛。
“绍生，你想怎样？”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多么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文革”一开始，它成了造反派们的众矢之的，几乎每天都有人被从家里拖出去挨批挨斗，被游街。因为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那女孩家的门外，大字报大标语将所有的墙壁都贴严了，而且已经不知是第几层了。门也被粘上了一张大白纸，几行拳头大的墨字写的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活该！”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瞪着那十二只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她点点头。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她反问：“你也知道了？”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
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身为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二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此而减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们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们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暴烈的行动”--这是毛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约在他撰写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开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约等于“反动文学”了。（未完待续）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扬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
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
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这般，却还要整天听高音大喇叭喊“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却还要由全国所有的报纸来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壮大了革命派！”--而所谓敌人，与“造反派”们相比，又令我感觉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码不比凶恶的“造反派”们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中国人将另一部分中国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
那会儿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想到了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一个不漏，将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网中了，而网纲攥在几个掌控全中国人命运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手中。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连小学生都难以从网眼逃掉。
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吐出来了。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弟弟妹妹们吓哭了。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我闭上了眼睛。
“绍生，你想怎样？”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多么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文革”一开始，它成了造反派们的众矢之的，几乎每天都有人被从家里拖出去挨批挨斗，被游街。因为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那女孩家的门外，大字报大标语将所有的墙壁都贴严了，而且已经不知是第几层了。门也被粘上了一张大白纸，几行拳头大的墨字写的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活该！”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瞪着那十二只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她点点头。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她反问：“你也知道了？”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
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身为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二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此而减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们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们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暴烈的行动”--这是毛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约在他撰写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开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约等于“反动文学”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