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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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家说，人是必须要明是非的，这是人与低级动物的最根本区别，或者可以说，不辨是非的人无异于猪。
现实也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有人挨了打还会直念人家的好，即使迫于压力，至少也会在心里骂“没办法，权作儿子打了老子”。至于奋起反击，更是司空见惯了。
如此说来，是非标准不仅体现于人志得意满时，或许走麦城时反映得更具体更生动，所以，我的讲述便从我那段走麦城的经历说起。
关于这段经历，前面的讲述中曾多次提及，说是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那段经历，但为了叙事的系统性，还是得从我和乡长的矛盾说起。
或许我们之间根本算不上矛盾，至多也就是分歧，但分歧如果加上误解最容易演成矛盾，而且往往会非常激烈。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或必有一伤或两败俱伤，无论哪种结果，伤者都只能是弱者，我们也绝不可以否认没有弱者或没有强者的意外的出现。
或许他命中该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偏偏撞上了正意气风发的我。那时候，我刚从乍走向权力巅峰的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中走出来，多少尚带有点儿余感。说来奇怪，这感觉居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感觉真好。我想，那些坚忍不拔的为官者之所以肯不惜代价，最大的原因便是追求这感觉吧。
感觉虽好，终究会过去，毕竟还要做事，我知道，这世上不做事的官必定长不了，但做事也要看你如何做。或许由于长期跟随领导的缘故，我那会儿感觉自己当真颇有些领袖气质，似乎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料。
但我当时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所以便竭力模仿，模仿那些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到自己面前的这领导或那领导平日里最值得自己肯定和学习的神态、动作、语气。模仿就会不自然，但我认为这是少了时间磨砺的缘故，只要假以时日，所有的这些将都是领袖者所必须具备的东西。
我曾经对自己的老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暗暗地揣摩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似乎永远都在暗示着什么，最难弄可贵的却是总有人能够心领神会，适时地实现他们的意图。
乡镇便不同，常常给人曲高和寡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领导人的悲哀，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所以，我必须改造他们，第一便是观念。
观念落后是落后的第一原因，或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凡是曾经错失过的机遇往往并不是自己当时缺少抓住机遇的勇气和能力，而都是因为观念，是观念让自己经常懊丧不已。
观念的转变必须靠见识，见识的增长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我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提高他们的见识展开。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历来认为，见识中蕴含着大气，即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重用大手笔。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年下来，除了别出新裁地把各部门站所分别冠以“中国D乡某某单位，譬如土地所称为中国土地”字样反惹来同行的嘲笑之外，虽别无斩获，但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首先要传递的便是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气。
既做了领袖，信念便要坚定，宁肯招致非议，也绝不可以墙上草一样左右摇摆。这可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
我认为，考察一个领导者的政绩，根本不需要去看他具体做了哪几件事或者办了几家工厂，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塑造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自己的绝对权威能不能树起来，尤其是在最低一级政府的乡镇。
关于这一点儿，便少有人能理解，其中也包括乡长。要知道，在乡镇要干成一件事，乡镇长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党内的二把手，但他毕竟还是政府的一把手。
乡长是自乡镇成长起来的干部，之所以能坐到乡长的位置，据说是沾了他一位远房亲戚的光，可惜他的这位远房亲戚只做了一年县委副书记便稀里糊涂地死在了酒桌上，落了个很不好的名声。
这次调整，他原想再前进一步，而且据说县委常委会也曾正式通过，但就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他任命那夜的第二天上午的谈话中，谈话对象却突然换成了我，正是由于这个任谁也难接受的事实的打击，他的情绪甚是低落。
居然把如此的两个人安排到一起搭班子，这实在是组织部门的一次重大失误。
我原以为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组织部门决不会发生如此低级的而且绝不该发生的失误，但这实在是一次失误，抱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我还是找到了组织部长。
部长只笑而不答，抵不过我的再三解释，部长才勉强说了句“既错了，便将错就错吧”。
部长虽只是常委，但在干部任用方面却是绝对的权威，既部长如是说，我虽心里不服，嘴上却不敢与之争执。
这绝对是一次失误，这样的事儿居然也会出失误。这样想着，渐而对部长流传的严谨作风产生了怀疑。
这毕竟是绝对不可以有失误的事儿，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密是无法保的，当事人终有一天便会了解到事情的内幕，有的甚至会把常委会上某某人是如何说的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事情既成定局，已于事无补，这也算是一种猎奇吧。
我常常想，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人事安排上的不公开才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直至我做到书记，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以中国这样的国情确有不少不便于公开的事情。譬如，有人送了礼，自己自不会去说，送礼的人得了好处更不会去说，更何况还有行贿罪，没人肯去招惹这样的麻烦而断送既定的利益，尤其在人事方面。
受贿的人是可恨，行贿的就不可恨吗？没有行贿的，哪来受贿的？而且这些人总要找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不收他的礼便是不实在，非要做恶人似地。话又说回来了，如若不送，能称心所愿吗？
闲话少说，且说事实果如我所料，乡长很快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却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那种结局。
或许恰如处长所说，乡镇成长的干部最善于摆正位置。他经常这样说，因为他也是自乡镇开始干起的，他非常留恋在乡镇干的那些日子，说乡镇人忠厚实在可靠，所以常有滋有味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节，尽管他后来并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仿佛这段经历会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乡长无疑便具有这样的品质，我想，这应该能够称得上一种品质，因为我能够想象得出他那无与伦比的愤怒、沮丧与无奈，尽管他隐藏得极深，但在找我谈话时仍免不了激动，他说，我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与你无干，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见过他关于这方面感情流露的人，而且稍纵即逝，激动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我实不知说什么好，甚至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在不停地点头，那种因获得意外的信任而必然的激动与兴奋让我浑身颤抖不已，谈话结束时才发现自己的眼睛居然是湿润的，而他却一脸地轻松，让我隐隐产生了一丝妒意。
他便是这样的人，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让他既具有农村人的憨厚，又不乏狡猾与倔犟。
话语虽远不如人的思想与表情丰富，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自从有了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虽然我们才仅仅开了三次党委会，他已在到处鼓吹我思路清晰才华出众，甚至连崇拜的词儿也用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人确不简单，居然如此快捷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爱慕虚荣妄自尊大的心理，商量工作从不用商量一词而坚持汇报，而我却自以为是地居然要抓住他，因此便经常捏造一些半真半假的却又绝不会影响到领导威信的秩闻趣事公开地讲，因为我特喜欢他那种专注听讲之后必要流露出来的既羡且妒的神色。所以，我毫不迟疑地把镇里的大权全交给了他。
不想外打正着，原来这种安排并非失误，而是********在考察我的人品。
书记是一位有肚量的人，他认为肚量大小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作为，正如古语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常说，有容乃大，乡镇的两个一把手如果搞不好关系，责任必定在书记身上。
我的误打误撞居然首先为自己从书记那里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分，也为我日后顺利解决乡长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分歧往往是悄然地逐步地而非明显地突然地发生，有一件事，或许应该算作我们之间分歧的开始，便是“关于修路”。
那时候，D乡所谓的路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路，土路且狭窄拥挤，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恰如书记所言，只有叫做街或巷才更准确。书记在我们县任职期间，之所以只到过D乡一次，便是因为这路。
还是那年防汛，书记没有听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安排改乘吉普车，刚入D乡车便陷入了泥坑，办公室主任便下车招呼围观的群众帮着推车，群众正为这路闹情绪，巴不得多看一会儿这少有人来的新鲜，自是没人肯应，害得主任只好招呼书记和乡长前来推车，这事儿一时间传为笑谈。
其时，周边乡镇早已高唱着“要想富，先修路”纷纷把土路改成了柏油路。正因为这路，不少客商宁肯多绕几十公里的路也绝不肯经过D乡。
应该说，路已成为制约D乡发展的最大瓶颈，却总是无人提议，其实，有不少事儿的开始是需要有人提议的，尤其是农村集体的事儿，如果没人倡议，即使再简单，也不会有人去想去干。
我想，这应该是乡镇政府最大的职责。说起来，也怨不得我的前任们。财税体制改革后，D乡的财政确已困难到了极致，尽管我再三向机关干部保证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在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已经在有损我的威信，关于我“大假空”的传言逐步开始传入我的耳中。
按照乡长的意见，路能修当然最好，但以D乡目前的财力，即使不修，也没人能挑出我们的毛病。而我却坚持认为，必须要修。见我态度坚决，他只好转而支持我。由于两个人事先达成了一致，乡党委很快便形成了决定，尽管我们当时手里连一分钱的启动资金也没有。
关于这个决定，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我当时便有这样一股冲劲，可以说完全凭意气用事，我不相信，凭意气用事就无法成事，人需要的往往恰恰便是这股冲劲。
我虽这样认为，当时勿庸置辩的现实却是大家跟我现在一样觉得不可思议，有的甚至认为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儿戏，根本不可能实现。逢有类似情况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说话，等待观望，万一有实现的那一天，也不致于损了自己。
而我却固执地认为，既已做出了决定，便要义无反顾地去实施。按照常理，实施之前必要首先统一思想，但空洞的说教不仅不利于统一思想，反而容易引发无休止的争论，从而耽搁了正事。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在我看来，只有先干起来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办法。
所谓先干起来，不过是成立一个由乡长亲自任总指挥的高规格修路工程指挥部。正是这个并没有被我抱有多大希望的指挥部，居然让这盘死棋活了起来。渐渐地，便有人上门揽生意，由于手中没钱，乡长底气不足，只能左右支唔，却反而被人当成了端架子，而有些事情越端架子，别人往往会越以为有油水可揩，揽生意的人居然越来越多。
真让人搞不清，天底下何以会有如此多的修路队，有的甚至肯不惜预先垫付前期的启动资金。据说，有不少工程都是这样干起来的。尽管我知道如此的空手套白狼终不是长久之计，但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似乎让人看到了某种希望。
乡党委会在路宽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又互不相让的观点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儿，尽管还只是争论，但毕竟已开始争论，它强烈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人们已开始研究路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在原路的基础上罩上油，已算是D乡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当时其实并不存在的修路资金，而且可以避开修路拆迁的矛盾，是个既省钱又省力最现实的办法。要知道，D乡自古只有一条纵穿乡驻地村庄的路，要做调整，必然会牵扯到路边住户的拆迁，拆迁问题可是件任谁都头疼不已的大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路要么不休，要修便要与临镇十五米宽的标准取齐，否则便显得小气，这不单是面子问题。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自是要我和乡长做决断。我认为，这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誉。我知道，乡长偏向前一种观点。在他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都自得地仰起了头，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把目光转向了我，象是在寻求庇护，最终做决定的毕竟是我。
2
那一阵子，我发现乡长总有这种遇事便吞吞吐吐被部长称之为成熟的习惯，看似在尊重别人，却又不是。起初，我认为是观念上的，又不全是，模模糊糊，说不清，道不明，却如鲠在喉。如果说这种自一开始便有的感觉是一种感觉的话，现在便不是了，因为财政所长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唠叨说乡长的心眼儿特多。
我自明白，官场上不止一次地夸别人心眼儿多，并不是在真正地夸奖，而应该叫做诋毁，因为心眼儿多的人保不准背后便阴谋多，阴谋似乎有时候跟心眼儿多是同义的。不过，话却是不便于明说的，官场语言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
财政所长当然是有所求的，谁都不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不惜一切贴近我的目的并不是他所说的感情与崇拜，除了维护自己的职位之外，正试图谋求副乡长的位置。
尽管我再三劝自己，这种人绝不能用，这种人的话也绝不能全信，但还是喜欢听他唠叨，虽然我有时候也会让他难堪，但这种人都是机灵鬼，对我的意图总能准确把握，这让我感到很可怕，却又觉得离不了他，因为他总能适时地给我提供一些镇长的信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如果连下属的信息也把握不住，那将是无比可怕的。所以，既要利用又要防备象所长这样的人。尽管在我到大项目办任副主任之前没有忘记免去了他财政所长的职务，但当时他却让我对乡长了如指掌，包括他经常找哪些人喝酒吃饭，说了哪些该说不该说的话。
——乡长这人确有这样的毛病：在我面前猫儿一样温顺，总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动作，譬如在我外出期间，他经常召集班子中的一些成员今天到这个下属单位杀一头猪，明天到那个下属单位宰一只羊，总以为我啥也不知道。
其实，那时我是自信的，不屑与之计较这些吃吃喝喝的小事儿，即使他自觉的那些相好，只要软硬兼施几个回合便会自动投到我这边来。
最不该的是，他不该在会下对我百依百顺，到了会上却与我唱起了反调。
想着这些，我便来气，清了清嗓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自顾自地说道，两种观点，我都不同意，我们的路，要扩到三十米。
三十米的路宽，对现在来说，是个合适的路宽，但在十年前却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要涉及到上百个拆迁户。所以，持两种观点的人一时间都面面相觑。
那一刻，我突然变得霸道起来，不会让任何人有反对的机会。或许一把手就是需要点儿霸道，事实上这个我不冷静情况下说出来的数字竟真的通过了乡党委会而确定为D乡的路宽，而且这个路宽在今天仍在继续使用着。
再说乡长的观点被毫不容情地否决了，脸涨得通红。要知道，观点能不能获得支持，不单纯是个面子问题，之后的威信必会大减。所以，单位的主要领导研究问题时，总要先提出一个大概的思路，由大家尽情地去讨论，最后结合大家的意见修订自己业已形成意见，尽量拿出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霸道的领导当然例外，但必也要有能够获得通过的自信。
但在当时，我还离不了乡长的支持，因为有不少的工作需要他去做，我必须要照顾到他的情绪。如何才能照顾到他的情绪呢？自然要有个自圆其说的说法，但我却委实无法自圆其说。
听人说，情急往往能束缚人的思维，而我竟有这样的功能，越是情急，思维越活跃。这时候，多日思虑未果的筹资计划居然在一时间便成熟了：一是我们的路虽然在D乡，但可以往县级公路上靠，争取交通局支持一部分。这件事儿，我已跟交通局沟通过，看来问题不大。
二是充分发动各村赞助，注意，我们叫赞助，由村集体出资，绝不允许向农户摊派，我向各村了解过，不少村庄现在还有点儿积蓄。这样不违反农民负担政策吧？我主动谦虚地向乡长咨询政策，他的脸色稍霁了些，不情愿却还是点了点头。当然，事后有不少村庄向农户做了摊派，当然也涌现出了一些捐资修路的户，我自作主张地给他们立了碑。
三是发动全镇的干部捐一点儿。
四是镇财政融资一部分。
五是各修路施工队的垫资。
……
或许由于受到了自己预想效果的鼓舞，我那天的谈兴十足，居然一口气列举了十多条筹资措施，讲了足足有三个小时，会议到晚饭后才散。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无与伦比的天才，兴奋，难耐的兴奋烘烤着我，在会后仍持续了好长时间。
千万不要小瞧了乡镇政府的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只要有了恰当的筹资计划，总能整出钱来。而只有有了钱，修路才真正成了一个能够行得通的计划。
希望终究不是现实，还至多能算得上一个计划，而计划即使再周密也必须靠人去实施才能变成现实。为此，我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举全镇之力去落实这个筹资计划。同时，要求各村都要成立由村支书亲自挂帅的筹资工作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青年、妇女、民兵、学校、商会等群团组织根据各自的具体职能和实际情况定目标压担子积极开展活动，镇机关的干部实行包村制，筹资计划和进度一天一通报，先进者予以表扬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落后者由镇长负责进行诫勉谈话，迟迟没有进度者就地免职，即所谓的“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到一大片”。
为了促进计划的落实，我召开了一个由上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凡事让路”“一分不少，一元不多”等口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当时最为流行的农村工作方式确十分有效。
且不多讲我当时是如何激情飞扬地开展工作，单说一个月后，D乡财政终于有了一笔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资金，尽管这笔资金还远远不足县交通局所规定的配套资金，却毕竟还是有了，小动物们早已为之沾沾自喜了，尤其是乡长，连走路都变得轻飘飘的，正如他所说，这路倘若不修，已足够宽敞一阵子了。
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满意。乡镇这地方，说大确不大，只是共和国最低一级政府；说小却也不能算小，终究是一级政府，管理着几十个村三四万人。费了如此大的气力，却只筹了这么一点点资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工作不卖力。总结时，我毫不容情地这样说。
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或许被我戳痛了伤疤，乡长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尽管他没有辩驳，但心里必定是不服的。
不服？不服也得听着，谁叫你是二把手来？我这样想着，暗暗有些自鸣得意。
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古怪，看人顺眼的时候，塌鼻梁也成了美人胚子，一旦要是看不顺眼了，再美的人也是蹩脚的。
当时的乡长便这样。不知从何时起，原本觉着极为潇洒的他喜好喝两口儿的习惯开始变得如此丑陋。什么******潇洒？原本就是馋酒。他好喝两口儿，量却不大，而且一喝就上脸，根本藏不住，偏偏却好召集。无利不起早，必定******有鬼。不是有人说了嘛，最近这小动物醉了酒，常常说一些出格的话，居然还有些高傲呢。尽管我再三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信财政所长的话，但他的话却总在我的耳边回旋，又由不得我不信。胡乱猜测着，想着，居然觉得自己关于工作不卖力的决断是何等的准确英明。
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错了就错了，一把手说出去的话岂是可以随便收回来的？错归错，但也绝对不是乡长所说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没人肯交，说什么越是不肯交的地方越有钱，因为单不交的这一块就积攒了不少。纯******胡扯谈，单纯上交的这一块又能有多少，有了粉又有谁肯不把它涂到脸上去呢？D乡当时确无此财力，我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儿，并非来自于那些习惯于歌功颂德的汇报，全靠我当时的一个逢集日便要去走一走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来到D乡后才形成的，应该归功于我生长于农村并有幸在县乡两级干过的经历，它让我根本无法相信那些统计上来的报表。
我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经济，必先了解这个地方的市场，或者说市场就是一个地方经济的晴雨表。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好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初到D乡，尽管我岳父再三警告我谨慎稳妥为要且不可单纯追求政绩，但我还是决定要做一个好官，一个好官必须要有所表现。
其时，我对于岳父的崇拜渐已褪去，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故弄玄虚的糟老头子，因为我当时并不了解他太多的背景。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只说即使我清楚，以我当时的傲气劲儿，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所以，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某一天，我大清早便来到了集上，见一父女正在卖一怀孕的母猪，甚觉奇怪，便上前搭讪。卖猪的父女显然不认识我，开口便问，客官，买吧？
不答，反问，该生仔了吧？为什么要卖？
答，交修路钱呗。
问，不是说自愿吗？
答，哪来自愿的事？说是自愿，可人家都交，咱能不交吗？这路，该修一修了，不过，咳，也太宽了。
问，卖了，咋办？
答，修好路再养呗，咳，这路真是憋死人了。
我正欲再探究竟，姑娘已开始埋怨他爹啰嗦，因为已来了主顾，他爹便忙着打理主顾。
要知道，在D乡怀孕的母猪是绝不能卖的，就跟卖地卖房子同是一个理儿。一时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老百姓？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佝偻着腰劳作的父母、姐姐以及父女俩卖掉母猪后的轻松，卖掉了母猪，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思路翻转着，我发觉自己居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意识到失态，便咳了一声，故作没事地离开。
此刻，父女俩显已成交，因为他爹正在边笨拙地数着钱边叮嘱女儿，要她赶快去村委会交款。
看来，说乡长不卖力还真冤枉他了。小样儿，冤枉就冤枉了，二把手竟然敢挑一把手的毛病，说什么是融资拖了筹资的后腿。
我分工融资，融资是难，银行信用社不归乡里管，两位主任点头哈腰地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却就是不肯开口放款，反而想去讨镇办企业的债。见鬼去吧，乡办企业已全趴下了，哪里去找钱？我不想给乡长留下口实，决定去找我岳父。
岳父说，钱已按乡里的标准交了，是不能再交的。
他倒是支持修路，而且赞成我确定的标准，所以他们村第一个交了钱。但他却认为，路该修，似乎不应该在我的任期内修。我不服，所以拖到今天才来找他。
既找到了他，他给了我十万元，但提及立碑的事，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出风头，要立碑，便书个路人吧。他永远是咱们前面所提及的那副模样，意志却不容人违背。我毕恭毕敬地离去时，竟然听到他一声长长地叹息，这总让我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而且让我觉得太伤自尊，要不是为了这路，我想我不可能去拿这十万块钱，那时候，我认为人是该有自尊的，尤其是男人。
回头又想，他毕竟是我的长辈，尽管他同样是我的下级，在这里伤自尊总比输给乡长要强。有了这十万块，总可以交待一番了吧。念及此，我募然一惊，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自问着。或许这应该是一把手的通病吧，不，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风度。十万块确是不多，对于修路工程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好。
绝不应该输给了镇长，折了一把手的威名。但我实在无法，我必须要找出他的失误，凡人就不可能没有失误，只要肯找，总会有，而且能够是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征服他。对了，机关干部的捐助他便没有抓。机关干部的工资原就不齐，有不少人确是困难的，但总不能不有所表示吧。我伸手摸了摸兜里装着的我背着阿凤准备送给我哥盖房的一万块，我决定把它捐上。这小动物绝对是在等我，如果我不捐，这件事他必是不能抓的。我只有暗暗地对我哥说对不起了。
其实，这种对不起我是经常说的，而且每次都发誓要加倍地补偿，然而每次都这样。我想，我的家人是能够体谅我的，他们总希望我有个更好的前程，为了这，他们是愿意我这样做的，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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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我的带动下，修路的配套资金勉强凑齐了。但我和乡长之间的分歧也日趋公开化了，在我带头捐助的那天，我开了一个全体机关干部会，虽然在会上讲了不少的好话，临散会时却故意不点名地批评了乡长，原只想杀一杀他的威，不想这小动物竟然敢于在捐款时发了一句极不情愿的牢骚，我没有搭理他，因为他早已被机关干部的谴责声所淹没——“就你有困难，书记就没有？书记的捐助难道不是你的一百倍吗？”声音虽然小、乱、杂，却绝对可以听得清。
他黑着脸，猎鹰一样在四处寻找着目标。他毕竟还有威，声音顿时被他的目光所消灭，每个人都低着头，他根本无法发现目标。
我感到好笑，但强自压抑着，我坚信，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他的威信必定会一落千丈，够小动物喝一壶的了。及至散了会，我们俩一先一后走出会场时，我发现了他怨毒的目光，我们之间的分歧必定已变成了矛盾，但我还是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声“明天见”，他以丝毫不亚于我的热情回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样说了声“明天见”，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他的笑里明显藏着诡秘。
这时候，我已养成了捉摸人的习惯，望着他略显可怜的背影，我手扶额头思考了好一阵子才蓦然惊觉，倘若这条路修好，受益最大的当数我岳父他们村，因为公路纵穿他们村，这实在是一个巧合。尽管是巧合，可他会怎么想呢？我相信，除了他，所有的人包括农民此时仍不会意识到。任他怎么想，路是必须修下去的，我习惯性地顿了顿脚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D乡的班子真的该动一动了，除了两任书记之外，这个班子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动过了。时间长了，不自觉间生出的惰性便会逐渐磨损它的战斗力。这不，账面上刚有了点儿钱，消息立马便给透了出去，倒省去了我原积极准备大加炒作的麻烦。
天底下哪里去找如此便宜的事情？结果是，参加招标的施工队倒是招来了，讨债者却也蜂拥而至。这些讨债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者，多少都自觉有一点儿背景，哪一个是省油的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直让人觉得这款非还不可，若不然，似乎便枉到人世走了一遭：爹娘老子病了，该不该还？孩子结婚生子，该不该还？倘若不还，老婆寻死觅活咋办？家里揭不开锅了咋办？尽管一个个肥头大耳，穿名牌衣装，抽高档香烟。先是义正辞严，继而苦苦哀求，再次哭哭啼啼，最后居然高傲起来，随意拨一个电话，便足够你应付一阵子。
应付便应付吧，这钱是坚决不能动的。我给财政所长下了死命令，也在给自己打气。幸亏我那段做办公室主任的经历，练就了一套应付的本事，即使如此，仍然让我头晕脑涨不已。
现实往往便这样，怕什么便来什么，越是怕麻烦，麻烦偏偏便来了。这一头尚未纠缠清楚，招标的事儿偏又遇上了麻烦——因为四家投标商的参与，原先确定的公开招标方案已无法实施，整个思路都乱了套。喂，你先别不信，且听我慢慢讲来。
这第一家，便是交通局长的妹夫。局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尽管没谈及投标的事儿，却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配套资金问题，那意思很明显，在工程投标上，我有绝对的决定权，而配套资金虽已谈定，终究还是需要经过研究的。
第二家，则是组织部长的侄子。部长自不屑过问此等小事情，秘书却已早早打来了电话，说部长很挂念你，据说你搞组织工作很有一套，部长准备亲自前往调研。没隔一天，部长果然来了。看过工作之后，部长显得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那天，部长喝了不少酒，故作醉酒的模样仿佛说漏了嘴似地告诉我，县委班子可能要调整，而他本人很可能因为组织信任担任管党务的副书记。说完，部长连呼自己多嘴，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不要外传，仿佛非常担心似地。
第三家，是地委某副秘书长的弟弟。据说这位副秘书长后劲十足，如果部长所言不虚的话，此人极有可能调我们县任********。
第四位，是我们D乡人。此人表面上厚道老实，界外人或许看不出有什么大的背景，却是县委现任书记的编外小舅子。刚才曾提及，书记对我们乡的路始终非常关注。他虽没有说什么，对我们乡的路却过问多起来，力主D乡是穷乡，修路这样的机会要尽量留给本乡人。
应该说，仅这四家投标商，恐怕没有一家是我这个小小的乡书记能够得罪得起的。迫于无奈，我决定住院。
医院应该是目前最安静的场所，我最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我必须冷静下来认真地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以应付这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变故。
住到医院里居然也没能得到安宁，尽管我再三强调我住院的事一定要保密，而且觉着做得也极为隐秘，但还是有相干或不相干的人提着让你根本无法推辞的东西寻上门来探望，渐渐地竟络绎不绝起来。
至此，我方才明白为什么有的领导总喜欢住院，仿佛一年不住个三五次便心有不甘似地。
但此时的我，心思全在路上，病房里堆积如山的东西愈加让我烦躁不安。
我认为，必定有人在捣鬼，做得如此隐秘，何以知道的人会这样多？
这些人的目的绝不单纯是他们嘴里所说的感情，尽管其中也不乏想借此机会来笼络感情的人，但这种人终究是少数，多数还是有所求而来，没有想到，这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想着他们的那副两眼紧盯着故意躺倒床上满脸痛苦的我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却总是要把用意讲明白的嘴脸，我便莫名其妙地上火，竟象是真的病了。
我在生气上火，却忙坏了阿凤，这个多日不见的贪婪世俗的女人！我看不惯她兴奋不已地直在我眼前晃，便训斥她。她感到委屈，嘴一张便哭了出来，边哭边含混不清地唠叨着什么。女人，难道都******这副德行？敢作敢当的那股劲儿哪里去了？
前面曾提及，因为她与二愣子之间或许只是为了气我却既成事实的关系，我们之间已到了冰点，她便跟我闹，不停地闹，似乎只有闹个不休才算她的本事才能完事。我不敢说自己是个体面的男人，但凡体面的男人都怕闹，这一招倒是女人降服男人的绝妙。
正不可开交，财政所长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了过来，问暂时主持工作的乡长欲拨五万元咋办。
这钱绝不能动，我一惊，问，他做什么用？
电话里答，还债。
我说，坚决不能拨。
电话里吞吞吐吐起来，说已拨了，您没有见过他那凶样，象是要吃了我似地，说如果不拨当场就免了我，我不敢不拨。
对方显是还要再做解释，我已吼了起来，**的混蛋，拨了还说什么。挂断了电话，我仍在激动不已，越想越气，越想越窝囊，狠狠地把手机摔倒了地上，碎成了两瓣。
女人总算不闹了，我冲出了病房，决定去找书记，这小动物实在该治一治了，要不然要翻天。
及至到了街上，凉风一吹，我才清醒过来：书记是不能随便见的，必须提前预约。人急就乱，茫然无措了好一阵子才记起打电话，电话摔了咋办？一公用电话亭就在眼前，我决定打公用电话。
用公用电话给书记打电话无疑是极不礼貌的，但愤怒已让我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这毕竟是我多少年来的头一次，左右环顾了多遍直至确定无人瞧见才做贼一样走了进去。
或许因为号码不熟，电话响了多遍，对方却总是无人接。正泄气，对方却把电话回了过来，听见是我，一愣，说在地委开会，有话快说。
那一刻，我象是见到了多日不见的娘老子，激动不已，眼里竟然夹着泪，说话也变得啰哩啰嗦，意思却总算明白无遗地说了出来，因为我是下了决心的。
对方听完了我的陈述，许久没有说话，终于才说，我知道了，你别急，赶紧回到D乡，千万别再出事。
出事？书记居然也认为这是一个事故！
或许由于受到了鼓励，我回到D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撤掉了财政所长。怕他免了你，难道就不怕我免了你？想着，竟觉痛快淋漓。
这可是我到D乡之后调整的第一个干部，不少人自觉脸面不小赶来求情，包括前任书记，包括乡长，也包括所长本人，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我做事从不喜欢拖泥带水，随之又调整了领导班子分工，由我亲自负责财政这一块，乡长则只负责工程施工。杀鸡骇猴？难道不需要？
许多的顾虑突然消失，让我倍感惬意，思路一下子贯通，我决定把工程分为四段分包给四家。
这个决定没有完全实现书记的意图，我能够感觉出书记的不满，说是感觉，千万别不信，其实官场上的事多是靠感觉的，因为没有人会象老师教学生那样告诉你对错，没有理由的本身就是理由。
我猜想，必定是这个原因，不仅乡长的事儿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书记还授意我把工程施工全部交给乡长负责，而我则只负责把财政关，尽管书记说这话时的语气是模糊的、诡秘的，态度却是坚决的。
我实在猜不透其中的玄机，要知道，即使抛开我当时最为不屑的其中背后的交易不去说，单就施工本身来说，便是整个工程的关键之关键，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分明是对我的不信任，说不信任，却又让我死死地扼住工程的命脉——资金。
当时的我虽已有过一些经历，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工程建设方面的事儿，但从不过问乡镇事务的书记，居然一反常态做出了类似于我那位极端不信任我的岳父的安排，着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我那位不阴不阳的岳父能够参与到了其中？其时，心高气傲的我虽常感觉到自己阅历不足而和因阅历不足而带来的困难，但遭此不辨是非的变故，仍难免要耿耿于怀。
如此便如此吧，说话处事自然多了些愤愤不平。——人既要做成事，还要四面光，永远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光也是相对的，任何事都是相对的。至现在，我仍顽固地认为。
乡长确是一把处理农村矛盾纠纷的好手，尽管期间陆续发生了一些诸如拆迁户拆迁不及时、施工队之间闹纠纷打伤人、个别村庄因筹资和出工引发个别群众上访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但都被他几个回合便摆平了，尽管当时的群众不同于现在，修路本身也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工程，终究还需要些手段。
应该说，他那一段是自我们搭班子以来最卖力的日子，终日里忙忙碌碌，连脸上那些肥胖的肌肉也松弛了许多，这不能不让我感动。为此，我以宴请施工队长的名义请了他一顿，乐得他屁颠屁颠的。
五个月一晃过去了，已近深秋，路总算修好了。可未及人们从走上油路的喜悦中挣脱出来，便开始有人发现路出现了裂缝，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裂缝，先是四家施工队的接缝处，继而其他的地方也发现了裂缝。
据有经验的人说，油路裂缝属于典型的偷工减料方面的质量问题，这些裂缝绝不可以忽视，一旦进入冬季，灌了水加上冰冻，路面必然要坏，而且除非大面积返修，东切一下西割一块地修补方式根本无济于事，由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导致油路反不如土路好走的局面。
中国人有个习惯，出了事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追究责任。费了如此气力，耗了如此钱财，居然整出如此路来！群情汹汹，谴责声一片。此时，如果把乡长置于群众之中，恐怕有人连杀他的心都有。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关于他的谣言，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据说，他收了某某的钱，钱是用红包包的，也有人说是用信封装的，还有人说他起初不肯要，不是不肯要，或是出于良心发现，或是不敢，后来被人强塞进裤子兜里，便半推半就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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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人是必须要明是非的，这是人与低级动物的最根本区别，或者可以说，不辨是非的人无异于猪。
现实也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有人挨了打还会直念人家的好，即使迫于压力，至少也会在心里骂“没办法，权作儿子打了老子”。至于奋起反击，更是司空见惯了。
如此说来，是非标准不仅体现于人志得意满时，或许走麦城时反映得更具体更生动，所以，我的讲述便从我那段走麦城的经历说起。
关于这段经历，前面的讲述中曾多次提及，说是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那段经历，但为了叙事的系统性，还是得从我和乡长的矛盾说起。
或许我们之间根本算不上矛盾，至多也就是分歧，但分歧如果加上误解最容易演成矛盾，而且往往会非常激烈。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或必有一伤或两败俱伤，无论哪种结果，伤者都只能是弱者，我们也绝不可以否认没有弱者或没有强者的意外的出现。
或许他命中该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偏偏撞上了正意气风发的我。那时候，我刚从乍走向权力巅峰的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中走出来，多少尚带有点儿余感。说来奇怪，这感觉居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感觉真好。我想，那些坚忍不拔的为官者之所以肯不惜代价，最大的原因便是追求这感觉吧。
感觉虽好，终究会过去，毕竟还要做事，我知道，这世上不做事的官必定长不了，但做事也要看你如何做。或许由于长期跟随领导的缘故，我那会儿感觉自己当真颇有些领袖气质，似乎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料。
但我当时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所以便竭力模仿，模仿那些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到自己面前的这领导或那领导平日里最值得自己肯定和学习的神态、动作、语气。模仿就会不自然，但我认为这是少了时间磨砺的缘故，只要假以时日，所有的这些将都是领袖者所必须具备的东西。
我曾经对自己的老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暗暗地揣摩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似乎永远都在暗示着什么，最难弄可贵的却是总有人能够心领神会，适时地实现他们的意图。
乡镇便不同，常常给人曲高和寡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领导人的悲哀，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所以，我必须改造他们，第一便是观念。
观念落后是落后的第一原因，或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凡是曾经错失过的机遇往往并不是自己当时缺少抓住机遇的勇气和能力，而都是因为观念，是观念让自己经常懊丧不已。
观念的转变必须靠见识，见识的增长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我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提高他们的见识展开。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历来认为，见识中蕴含着大气，即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重用大手笔。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年下来，除了别出新裁地把各部门站所分别冠以“中国D乡某某单位，譬如土地所称为中国土地”字样反惹来同行的嘲笑之外，虽别无斩获，但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首先要传递的便是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气。
既做了领袖，信念便要坚定，宁肯招致非议，也绝不可以墙上草一样左右摇摆。这可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
我认为，考察一个领导者的政绩，根本不需要去看他具体做了哪几件事或者办了几家工厂，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塑造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自己的绝对权威能不能树起来，尤其是在最低一级政府的乡镇。
关于这一点儿，便少有人能理解，其中也包括乡长。要知道，在乡镇要干成一件事，乡镇长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党内的二把手，但他毕竟还是政府的一把手。
乡长是自乡镇成长起来的干部，之所以能坐到乡长的位置，据说是沾了他一位远房亲戚的光，可惜他的这位远房亲戚只做了一年县委副书记便稀里糊涂地死在了酒桌上，落了个很不好的名声。
这次调整，他原想再前进一步，而且据说县委常委会也曾正式通过，但就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他任命那夜的第二天上午的谈话中，谈话对象却突然换成了我，正是由于这个任谁也难接受的事实的打击，他的情绪甚是低落。
居然把如此的两个人安排到一起搭班子，这实在是组织部门的一次重大失误。
我原以为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组织部门决不会发生如此低级的而且绝不该发生的失误，但这实在是一次失误，抱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我还是找到了组织部长。
部长只笑而不答，抵不过我的再三解释，部长才勉强说了句“既错了，便将错就错吧”。
部长虽只是常委，但在干部任用方面却是绝对的权威，既部长如是说，我虽心里不服，嘴上却不敢与之争执。
这绝对是一次失误，这样的事儿居然也会出失误。这样想着，渐而对部长流传的严谨作风产生了怀疑。
这毕竟是绝对不可以有失误的事儿，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密是无法保的，当事人终有一天便会了解到事情的内幕，有的甚至会把常委会上某某人是如何说的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事情既成定局，已于事无补，这也算是一种猎奇吧。
我常常想，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人事安排上的不公开才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直至我做到书记，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以中国这样的国情确有不少不便于公开的事情。譬如，有人送了礼，自己自不会去说，送礼的人得了好处更不会去说，更何况还有行贿罪，没人肯去招惹这样的麻烦而断送既定的利益，尤其在人事方面。
受贿的人是可恨，行贿的就不可恨吗？没有行贿的，哪来受贿的？而且这些人总要找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不收他的礼便是不实在，非要做恶人似地。话又说回来了，如若不送，能称心所愿吗？
闲话少说，且说事实果如我所料，乡长很快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却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那种结局。
或许恰如处长所说，乡镇成长的干部最善于摆正位置。他经常这样说，因为他也是自乡镇开始干起的，他非常留恋在乡镇干的那些日子，说乡镇人忠厚实在可靠，所以常有滋有味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节，尽管他后来并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仿佛这段经历会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乡长无疑便具有这样的品质，我想，这应该能够称得上一种品质，因为我能够想象得出他那无与伦比的愤怒、沮丧与无奈，尽管他隐藏得极深，但在找我谈话时仍免不了激动，他说，我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与你无干，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见过他关于这方面感情流露的人，而且稍纵即逝，激动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我实不知说什么好，甚至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在不停地点头，那种因获得意外的信任而必然的激动与兴奋让我浑身颤抖不已，谈话结束时才发现自己的眼睛居然是湿润的，而他却一脸地轻松，让我隐隐产生了一丝妒意。
他便是这样的人，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让他既具有农村人的憨厚，又不乏狡猾与倔犟。
话语虽远不如人的思想与表情丰富，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自从有了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虽然我们才仅仅开了三次党委会，他已在到处鼓吹我思路清晰才华出众，甚至连崇拜的词儿也用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人确不简单，居然如此快捷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爱慕虚荣妄自尊大的心理，商量工作从不用商量一词而坚持汇报，而我却自以为是地居然要抓住他，因此便经常捏造一些半真半假的却又绝不会影响到领导威信的秩闻趣事公开地讲，因为我特喜欢他那种专注听讲之后必要流露出来的既羡且妒的神色。所以，我毫不迟疑地把镇里的大权全交给了他。
不想外打正着，原来这种安排并非失误，而是********在考察我的人品。
书记是一位有肚量的人，他认为肚量大小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作为，正如古语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常说，有容乃大，乡镇的两个一把手如果搞不好关系，责任必定在书记身上。
我的误打误撞居然首先为自己从书记那里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分，也为我日后顺利解决乡长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分歧往往是悄然地逐步地而非明显地突然地发生，有一件事，或许应该算作我们之间分歧的开始，便是“关于修路”。
那时候，D乡所谓的路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路，土路且狭窄拥挤，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恰如书记所言，只有叫做街或巷才更准确。书记在我们县任职期间，之所以只到过D乡一次，便是因为这路。
还是那年防汛，书记没有听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安排改乘吉普车，刚入D乡车便陷入了泥坑，办公室主任便下车招呼围观的群众帮着推车，群众正为这路闹情绪，巴不得多看一会儿这少有人来的新鲜，自是没人肯应，害得主任只好招呼书记和乡长前来推车，这事儿一时间传为笑谈。
其时，周边乡镇早已高唱着“要想富，先修路”纷纷把土路改成了柏油路。正因为这路，不少客商宁肯多绕几十公里的路也绝不肯经过D乡。
应该说，路已成为制约D乡发展的最大瓶颈，却总是无人提议，其实，有不少事儿的开始是需要有人提议的，尤其是农村集体的事儿，如果没人倡议，即使再简单，也不会有人去想去干。
我想，这应该是乡镇政府最大的职责。说起来，也怨不得我的前任们。财税体制改革后，D乡的财政确已困难到了极致，尽管我再三向机关干部保证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在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已经在有损我的威信，关于我“大假空”的传言逐步开始传入我的耳中。
按照乡长的意见，路能修当然最好，但以D乡目前的财力，即使不修，也没人能挑出我们的毛病。而我却坚持认为，必须要修。见我态度坚决，他只好转而支持我。由于两个人事先达成了一致，乡党委很快便形成了决定，尽管我们当时手里连一分钱的启动资金也没有。
关于这个决定，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我当时便有这样一股冲劲，可以说完全凭意气用事，我不相信，凭意气用事就无法成事，人需要的往往恰恰便是这股冲劲。
我虽这样认为，当时勿庸置辩的现实却是大家跟我现在一样觉得不可思议，有的甚至认为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儿戏，根本不可能实现。逢有类似情况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说话，等待观望，万一有实现的那一天，也不致于损了自己。
而我却固执地认为，既已做出了决定，便要义无反顾地去实施。按照常理，实施之前必要首先统一思想，但空洞的说教不仅不利于统一思想，反而容易引发无休止的争论，从而耽搁了正事。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在我看来，只有先干起来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办法。
所谓先干起来，不过是成立一个由乡长亲自任总指挥的高规格修路工程指挥部。正是这个并没有被我抱有多大希望的指挥部，居然让这盘死棋活了起来。渐渐地，便有人上门揽生意，由于手中没钱，乡长底气不足，只能左右支唔，却反而被人当成了端架子，而有些事情越端架子，别人往往会越以为有油水可揩，揽生意的人居然越来越多。
真让人搞不清，天底下何以会有如此多的修路队，有的甚至肯不惜预先垫付前期的启动资金。据说，有不少工程都是这样干起来的。尽管我知道如此的空手套白狼终不是长久之计，但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似乎让人看到了某种希望。
乡党委会在路宽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又互不相让的观点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儿，尽管还只是争论，但毕竟已开始争论，它强烈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人们已开始研究路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在原路的基础上罩上油，已算是D乡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当时其实并不存在的修路资金，而且可以避开修路拆迁的矛盾，是个既省钱又省力最现实的办法。要知道，D乡自古只有一条纵穿乡驻地村庄的路，要做调整，必然会牵扯到路边住户的拆迁，拆迁问题可是件任谁都头疼不已的大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路要么不休，要修便要与临镇十五米宽的标准取齐，否则便显得小气，这不单是面子问题。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自是要我和乡长做决断。我认为，这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誉。我知道，乡长偏向前一种观点。在他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都自得地仰起了头，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把目光转向了我，象是在寻求庇护，最终做决定的毕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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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阵子，我发现乡长总有这种遇事便吞吞吐吐被部长称之为成熟的习惯，看似在尊重别人，却又不是。起初，我认为是观念上的，又不全是，模模糊糊，说不清，道不明，却如鲠在喉。如果说这种自一开始便有的感觉是一种感觉的话，现在便不是了，因为财政所长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唠叨说乡长的心眼儿特多。
我自明白，官场上不止一次地夸别人心眼儿多，并不是在真正地夸奖，而应该叫做诋毁，因为心眼儿多的人保不准背后便阴谋多，阴谋似乎有时候跟心眼儿多是同义的。不过，话却是不便于明说的，官场语言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
财政所长当然是有所求的，谁都不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不惜一切贴近我的目的并不是他所说的感情与崇拜，除了维护自己的职位之外，正试图谋求副乡长的位置。
尽管我再三劝自己，这种人绝不能用，这种人的话也绝不能全信，但还是喜欢听他唠叨，虽然我有时候也会让他难堪，但这种人都是机灵鬼，对我的意图总能准确把握，这让我感到很可怕，却又觉得离不了他，因为他总能适时地给我提供一些镇长的信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如果连下属的信息也把握不住，那将是无比可怕的。所以，既要利用又要防备象所长这样的人。尽管在我到大项目办任副主任之前没有忘记免去了他财政所长的职务，但当时他却让我对乡长了如指掌，包括他经常找哪些人喝酒吃饭，说了哪些该说不该说的话。
——乡长这人确有这样的毛病：在我面前猫儿一样温顺，总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动作，譬如在我外出期间，他经常召集班子中的一些成员今天到这个下属单位杀一头猪，明天到那个下属单位宰一只羊，总以为我啥也不知道。
其实，那时我是自信的，不屑与之计较这些吃吃喝喝的小事儿，即使他自觉的那些相好，只要软硬兼施几个回合便会自动投到我这边来。
最不该的是，他不该在会下对我百依百顺，到了会上却与我唱起了反调。
想着这些，我便来气，清了清嗓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自顾自地说道，两种观点，我都不同意，我们的路，要扩到三十米。
三十米的路宽，对现在来说，是个合适的路宽，但在十年前却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要涉及到上百个拆迁户。所以，持两种观点的人一时间都面面相觑。
那一刻，我突然变得霸道起来，不会让任何人有反对的机会。或许一把手就是需要点儿霸道，事实上这个我不冷静情况下说出来的数字竟真的通过了乡党委会而确定为D乡的路宽，而且这个路宽在今天仍在继续使用着。
再说乡长的观点被毫不容情地否决了，脸涨得通红。要知道，观点能不能获得支持，不单纯是个面子问题，之后的威信必会大减。所以，单位的主要领导研究问题时，总要先提出一个大概的思路，由大家尽情地去讨论，最后结合大家的意见修订自己业已形成意见，尽量拿出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霸道的领导当然例外，但必也要有能够获得通过的自信。
但在当时，我还离不了乡长的支持，因为有不少的工作需要他去做，我必须要照顾到他的情绪。如何才能照顾到他的情绪呢？自然要有个自圆其说的说法，但我却委实无法自圆其说。
听人说，情急往往能束缚人的思维，而我竟有这样的功能，越是情急，思维越活跃。这时候，多日思虑未果的筹资计划居然在一时间便成熟了：一是我们的路虽然在D乡，但可以往县级公路上靠，争取交通局支持一部分。这件事儿，我已跟交通局沟通过，看来问题不大。
二是充分发动各村赞助，注意，我们叫赞助，由村集体出资，绝不允许向农户摊派，我向各村了解过，不少村庄现在还有点儿积蓄。这样不违反农民负担政策吧？我主动谦虚地向乡长咨询政策，他的脸色稍霁了些，不情愿却还是点了点头。当然，事后有不少村庄向农户做了摊派，当然也涌现出了一些捐资修路的户，我自作主张地给他们立了碑。
三是发动全镇的干部捐一点儿。
四是镇财政融资一部分。
五是各修路施工队的垫资。
……
或许由于受到了自己预想效果的鼓舞，我那天的谈兴十足，居然一口气列举了十多条筹资措施，讲了足足有三个小时，会议到晚饭后才散。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无与伦比的天才，兴奋，难耐的兴奋烘烤着我，在会后仍持续了好长时间。
千万不要小瞧了乡镇政府的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只要有了恰当的筹资计划，总能整出钱来。而只有有了钱，修路才真正成了一个能够行得通的计划。
希望终究不是现实，还至多能算得上一个计划，而计划即使再周密也必须靠人去实施才能变成现实。为此，我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举全镇之力去落实这个筹资计划。同时，要求各村都要成立由村支书亲自挂帅的筹资工作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青年、妇女、民兵、学校、商会等群团组织根据各自的具体职能和实际情况定目标压担子积极开展活动，镇机关的干部实行包村制，筹资计划和进度一天一通报，先进者予以表扬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落后者由镇长负责进行诫勉谈话，迟迟没有进度者就地免职，即所谓的“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到一大片”。
为了促进计划的落实，我召开了一个由上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凡事让路”“一分不少，一元不多”等口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当时最为流行的农村工作方式确十分有效。
且不多讲我当时是如何激情飞扬地开展工作，单说一个月后，D乡财政终于有了一笔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资金，尽管这笔资金还远远不足县交通局所规定的配套资金，却毕竟还是有了，小动物们早已为之沾沾自喜了，尤其是乡长，连走路都变得轻飘飘的，正如他所说，这路倘若不修，已足够宽敞一阵子了。
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满意。乡镇这地方，说大确不大，只是共和国最低一级政府；说小却也不能算小，终究是一级政府，管理着几十个村三四万人。费了如此大的气力，却只筹了这么一点点资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工作不卖力。总结时，我毫不容情地这样说。
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或许被我戳痛了伤疤，乡长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尽管他没有辩驳，但心里必定是不服的。
不服？不服也得听着，谁叫你是二把手来？我这样想着，暗暗有些自鸣得意。
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古怪，看人顺眼的时候，塌鼻梁也成了美人胚子，一旦要是看不顺眼了，再美的人也是蹩脚的。
当时的乡长便这样。不知从何时起，原本觉着极为潇洒的他喜好喝两口儿的习惯开始变得如此丑陋。什么******潇洒？原本就是馋酒。他好喝两口儿，量却不大，而且一喝就上脸，根本藏不住，偏偏却好召集。无利不起早，必定******有鬼。不是有人说了嘛，最近这小动物醉了酒，常常说一些出格的话，居然还有些高傲呢。尽管我再三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信财政所长的话，但他的话却总在我的耳边回旋，又由不得我不信。胡乱猜测着，想着，居然觉得自己关于工作不卖力的决断是何等的准确英明。
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错了就错了，一把手说出去的话岂是可以随便收回来的？错归错，但也绝对不是乡长所说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没人肯交，说什么越是不肯交的地方越有钱，因为单不交的这一块就积攒了不少。纯******胡扯谈，单纯上交的这一块又能有多少，有了粉又有谁肯不把它涂到脸上去呢？D乡当时确无此财力，我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儿，并非来自于那些习惯于歌功颂德的汇报，全靠我当时的一个逢集日便要去走一走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来到D乡后才形成的，应该归功于我生长于农村并有幸在县乡两级干过的经历，它让我根本无法相信那些统计上来的报表。
我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经济，必先了解这个地方的市场，或者说市场就是一个地方经济的晴雨表。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好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初到D乡，尽管我岳父再三警告我谨慎稳妥为要且不可单纯追求政绩，但我还是决定要做一个好官，一个好官必须要有所表现。
其时，我对于岳父的崇拜渐已褪去，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故弄玄虚的糟老头子，因为我当时并不了解他太多的背景。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只说即使我清楚，以我当时的傲气劲儿，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所以，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某一天，我大清早便来到了集上，见一父女正在卖一怀孕的母猪，甚觉奇怪，便上前搭讪。卖猪的父女显然不认识我，开口便问，客官，买吧？
不答，反问，该生仔了吧？为什么要卖？
答，交修路钱呗。
问，不是说自愿吗？
答，哪来自愿的事？说是自愿，可人家都交，咱能不交吗？这路，该修一修了，不过，咳，也太宽了。
问，卖了，咋办？
答，修好路再养呗，咳，这路真是憋死人了。
我正欲再探究竟，姑娘已开始埋怨他爹啰嗦，因为已来了主顾，他爹便忙着打理主顾。
要知道，在D乡怀孕的母猪是绝不能卖的，就跟卖地卖房子同是一个理儿。一时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老百姓？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佝偻着腰劳作的父母、姐姐以及父女俩卖掉母猪后的轻松，卖掉了母猪，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思路翻转着，我发觉自己居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意识到失态，便咳了一声，故作没事地离开。
此刻，父女俩显已成交，因为他爹正在边笨拙地数着钱边叮嘱女儿，要她赶快去村委会交款。
看来，说乡长不卖力还真冤枉他了。小样儿，冤枉就冤枉了，二把手竟然敢挑一把手的毛病，说什么是融资拖了筹资的后腿。
我分工融资，融资是难，银行信用社不归乡里管，两位主任点头哈腰地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却就是不肯开口放款，反而想去讨镇办企业的债。见鬼去吧，乡办企业已全趴下了，哪里去找钱？我不想给乡长留下口实，决定去找我岳父。
岳父说，钱已按乡里的标准交了，是不能再交的。
他倒是支持修路，而且赞成我确定的标准，所以他们村第一个交了钱。但他却认为，路该修，似乎不应该在我的任期内修。我不服，所以拖到今天才来找他。
既找到了他，他给了我十万元，但提及立碑的事，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出风头，要立碑，便书个路人吧。他永远是咱们前面所提及的那副模样，意志却不容人违背。我毕恭毕敬地离去时，竟然听到他一声长长地叹息，这总让我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而且让我觉得太伤自尊，要不是为了这路，我想我不可能去拿这十万块钱，那时候，我认为人是该有自尊的，尤其是男人。
回头又想，他毕竟是我的长辈，尽管他同样是我的下级，在这里伤自尊总比输给乡长要强。有了这十万块，总可以交待一番了吧。念及此，我募然一惊，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自问着。或许这应该是一把手的通病吧，不，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风度。十万块确是不多，对于修路工程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好。
绝不应该输给了镇长，折了一把手的威名。但我实在无法，我必须要找出他的失误，凡人就不可能没有失误，只要肯找，总会有，而且能够是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征服他。对了，机关干部的捐助他便没有抓。机关干部的工资原就不齐，有不少人确是困难的，但总不能不有所表示吧。我伸手摸了摸兜里装着的我背着阿凤准备送给我哥盖房的一万块，我决定把它捐上。这小动物绝对是在等我，如果我不捐，这件事他必是不能抓的。我只有暗暗地对我哥说对不起了。
其实，这种对不起我是经常说的，而且每次都发誓要加倍地补偿，然而每次都这样。我想，我的家人是能够体谅我的，他们总希望我有个更好的前程，为了这，他们是愿意我这样做的，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过。
3
果然，在我的带动下，修路的配套资金勉强凑齐了。但我和乡长之间的分歧也日趋公开化了，在我带头捐助的那天，我开了一个全体机关干部会，虽然在会上讲了不少的好话，临散会时却故意不点名地批评了乡长，原只想杀一杀他的威，不想这小动物竟然敢于在捐款时发了一句极不情愿的牢骚，我没有搭理他，因为他早已被机关干部的谴责声所淹没——“就你有困难，书记就没有？书记的捐助难道不是你的一百倍吗？”声音虽然小、乱、杂，却绝对可以听得清。
他黑着脸，猎鹰一样在四处寻找着目标。他毕竟还有威，声音顿时被他的目光所消灭，每个人都低着头，他根本无法发现目标。
我感到好笑，但强自压抑着，我坚信，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他的威信必定会一落千丈，够小动物喝一壶的了。及至散了会，我们俩一先一后走出会场时，我发现了他怨毒的目光，我们之间的分歧必定已变成了矛盾，但我还是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声“明天见”，他以丝毫不亚于我的热情回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样说了声“明天见”，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他的笑里明显藏着诡秘。
这时候，我已养成了捉摸人的习惯，望着他略显可怜的背影，我手扶额头思考了好一阵子才蓦然惊觉，倘若这条路修好，受益最大的当数我岳父他们村，因为公路纵穿他们村，这实在是一个巧合。尽管是巧合，可他会怎么想呢？我相信，除了他，所有的人包括农民此时仍不会意识到。任他怎么想，路是必须修下去的，我习惯性地顿了顿脚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D乡的班子真的该动一动了，除了两任书记之外，这个班子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动过了。时间长了，不自觉间生出的惰性便会逐渐磨损它的战斗力。这不，账面上刚有了点儿钱，消息立马便给透了出去，倒省去了我原积极准备大加炒作的麻烦。
天底下哪里去找如此便宜的事情？结果是，参加招标的施工队倒是招来了，讨债者却也蜂拥而至。这些讨债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者，多少都自觉有一点儿背景，哪一个是省油的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直让人觉得这款非还不可，若不然，似乎便枉到人世走了一遭：爹娘老子病了，该不该还？孩子结婚生子，该不该还？倘若不还，老婆寻死觅活咋办？家里揭不开锅了咋办？尽管一个个肥头大耳，穿名牌衣装，抽高档香烟。先是义正辞严，继而苦苦哀求，再次哭哭啼啼，最后居然高傲起来，随意拨一个电话，便足够你应付一阵子。
应付便应付吧，这钱是坚决不能动的。我给财政所长下了死命令，也在给自己打气。幸亏我那段做办公室主任的经历，练就了一套应付的本事，即使如此，仍然让我头晕脑涨不已。
现实往往便这样，怕什么便来什么，越是怕麻烦，麻烦偏偏便来了。这一头尚未纠缠清楚，招标的事儿偏又遇上了麻烦——因为四家投标商的参与，原先确定的公开招标方案已无法实施，整个思路都乱了套。喂，你先别不信，且听我慢慢讲来。
这第一家，便是交通局长的妹夫。局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尽管没谈及投标的事儿，却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配套资金问题，那意思很明显，在工程投标上，我有绝对的决定权，而配套资金虽已谈定，终究还是需要经过研究的。
第二家，则是组织部长的侄子。部长自不屑过问此等小事情，秘书却已早早打来了电话，说部长很挂念你，据说你搞组织工作很有一套，部长准备亲自前往调研。没隔一天，部长果然来了。看过工作之后，部长显得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那天，部长喝了不少酒，故作醉酒的模样仿佛说漏了嘴似地告诉我，县委班子可能要调整，而他本人很可能因为组织信任担任管党务的副书记。说完，部长连呼自己多嘴，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不要外传，仿佛非常担心似地。
第三家，是地委某副秘书长的弟弟。据说这位副秘书长后劲十足，如果部长所言不虚的话，此人极有可能调我们县任********。
第四位，是我们D乡人。此人表面上厚道老实，界外人或许看不出有什么大的背景，却是县委现任书记的编外小舅子。刚才曾提及，书记对我们乡的路始终非常关注。他虽没有说什么，对我们乡的路却过问多起来，力主D乡是穷乡，修路这样的机会要尽量留给本乡人。
应该说，仅这四家投标商，恐怕没有一家是我这个小小的乡书记能够得罪得起的。迫于无奈，我决定住院。
医院应该是目前最安静的场所，我最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我必须冷静下来认真地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以应付这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变故。
住到医院里居然也没能得到安宁，尽管我再三强调我住院的事一定要保密，而且觉着做得也极为隐秘，但还是有相干或不相干的人提着让你根本无法推辞的东西寻上门来探望，渐渐地竟络绎不绝起来。
至此，我方才明白为什么有的领导总喜欢住院，仿佛一年不住个三五次便心有不甘似地。
但此时的我，心思全在路上，病房里堆积如山的东西愈加让我烦躁不安。
我认为，必定有人在捣鬼，做得如此隐秘，何以知道的人会这样多？
这些人的目的绝不单纯是他们嘴里所说的感情，尽管其中也不乏想借此机会来笼络感情的人，但这种人终究是少数，多数还是有所求而来，没有想到，这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想着他们的那副两眼紧盯着故意躺倒床上满脸痛苦的我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却总是要把用意讲明白的嘴脸，我便莫名其妙地上火，竟象是真的病了。
我在生气上火，却忙坏了阿凤，这个多日不见的贪婪世俗的女人！我看不惯她兴奋不已地直在我眼前晃，便训斥她。她感到委屈，嘴一张便哭了出来，边哭边含混不清地唠叨着什么。女人，难道都******这副德行？敢作敢当的那股劲儿哪里去了？
前面曾提及，因为她与二愣子之间或许只是为了气我却既成事实的关系，我们之间已到了冰点，她便跟我闹，不停地闹，似乎只有闹个不休才算她的本事才能完事。我不敢说自己是个体面的男人，但凡体面的男人都怕闹，这一招倒是女人降服男人的绝妙。
正不可开交，财政所长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了过来，问暂时主持工作的乡长欲拨五万元咋办。
这钱绝不能动，我一惊，问，他做什么用？
电话里答，还债。
我说，坚决不能拨。
电话里吞吞吐吐起来，说已拨了，您没有见过他那凶样，象是要吃了我似地，说如果不拨当场就免了我，我不敢不拨。
对方显是还要再做解释，我已吼了起来，**的混蛋，拨了还说什么。挂断了电话，我仍在激动不已，越想越气，越想越窝囊，狠狠地把手机摔倒了地上，碎成了两瓣。
女人总算不闹了，我冲出了病房，决定去找书记，这小动物实在该治一治了，要不然要翻天。
及至到了街上，凉风一吹，我才清醒过来：书记是不能随便见的，必须提前预约。人急就乱，茫然无措了好一阵子才记起打电话，电话摔了咋办？一公用电话亭就在眼前，我决定打公用电话。
用公用电话给书记打电话无疑是极不礼貌的，但愤怒已让我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这毕竟是我多少年来的头一次，左右环顾了多遍直至确定无人瞧见才做贼一样走了进去。
或许因为号码不熟，电话响了多遍，对方却总是无人接。正泄气，对方却把电话回了过来，听见是我，一愣，说在地委开会，有话快说。
那一刻，我象是见到了多日不见的娘老子，激动不已，眼里竟然夹着泪，说话也变得啰哩啰嗦，意思却总算明白无遗地说了出来，因为我是下了决心的。
对方听完了我的陈述，许久没有说话，终于才说，我知道了，你别急，赶紧回到D乡，千万别再出事。
出事？书记居然也认为这是一个事故！
或许由于受到了鼓励，我回到D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撤掉了财政所长。怕他免了你，难道就不怕我免了你？想着，竟觉痛快淋漓。
这可是我到D乡之后调整的第一个干部，不少人自觉脸面不小赶来求情，包括前任书记，包括乡长，也包括所长本人，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我做事从不喜欢拖泥带水，随之又调整了领导班子分工，由我亲自负责财政这一块，乡长则只负责工程施工。杀鸡骇猴？难道不需要？
许多的顾虑突然消失，让我倍感惬意，思路一下子贯通，我决定把工程分为四段分包给四家。
这个决定没有完全实现书记的意图，我能够感觉出书记的不满，说是感觉，千万别不信，其实官场上的事多是靠感觉的，因为没有人会象老师教学生那样告诉你对错，没有理由的本身就是理由。
我猜想，必定是这个原因，不仅乡长的事儿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书记还授意我把工程施工全部交给乡长负责，而我则只负责把财政关，尽管书记说这话时的语气是模糊的、诡秘的，态度却是坚决的。
我实在猜不透其中的玄机，要知道，即使抛开我当时最为不屑的其中背后的交易不去说，单就施工本身来说，便是整个工程的关键之关键，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分明是对我的不信任，说不信任，却又让我死死地扼住工程的命脉——资金。
当时的我虽已有过一些经历，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工程建设方面的事儿，但从不过问乡镇事务的书记，居然一反常态做出了类似于我那位极端不信任我的岳父的安排，着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我那位不阴不阳的岳父能够参与到了其中？其时，心高气傲的我虽常感觉到自己阅历不足而和因阅历不足而带来的困难，但遭此不辨是非的变故，仍难免要耿耿于怀。
如此便如此吧，说话处事自然多了些愤愤不平。——人既要做成事，还要四面光，永远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光也是相对的，任何事都是相对的。至现在，我仍顽固地认为。
乡长确是一把处理农村矛盾纠纷的好手，尽管期间陆续发生了一些诸如拆迁户拆迁不及时、施工队之间闹纠纷打伤人、个别村庄因筹资和出工引发个别群众上访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但都被他几个回合便摆平了，尽管当时的群众不同于现在，修路本身也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工程，终究还需要些手段。
应该说，他那一段是自我们搭班子以来最卖力的日子，终日里忙忙碌碌，连脸上那些肥胖的肌肉也松弛了许多，这不能不让我感动。为此，我以宴请施工队长的名义请了他一顿，乐得他屁颠屁颠的。
五个月一晃过去了，已近深秋，路总算修好了。可未及人们从走上油路的喜悦中挣脱出来，便开始有人发现路出现了裂缝，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裂缝，先是四家施工队的接缝处，继而其他的地方也发现了裂缝。
据有经验的人说，油路裂缝属于典型的偷工减料方面的质量问题，这些裂缝绝不可以忽视，一旦进入冬季，灌了水加上冰冻，路面必然要坏，而且除非大面积返修，东切一下西割一块地修补方式根本无济于事，由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导致油路反不如土路好走的局面。
中国人有个习惯，出了事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追究责任。费了如此气力，耗了如此钱财，居然整出如此路来！群情汹汹，谴责声一片。此时，如果把乡长置于群众之中，恐怕有人连杀他的心都有。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关于他的谣言，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据说，他收了某某的钱，钱是用红包包的，也有人说是用信封装的，还有人说他起初不肯要，不是不肯要，或是出于良心发现，或是不敢，后来被人强塞进裤子兜里，便半推半就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