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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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是非标准是一个受“外”在因素制约“内”“外”不断制衡的过程，象徘徊于恋爱十字路口的多愁善感的女孩，既追求耀眼的风光体面，又竭力地寻找借以掩饰羞涩的理由。
所谓的“外”，即是为社会所倡导且至少从表面上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趋向；所谓的“内”，即自我，体现着因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弱和认知水平的高低而表现出的差异性。“内”“外”不停斗争制衡的最终结果，总要趋向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表现为个体以幸福感为前提的具体的是非标准。
是非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强烈的排他性，其随“外”自我调整的快慢往往能够决定人一生的作为。
勿庸置辩的事实表明，“内”“外”完全吻合或完全背离的人都不多见，现实中绝少存在的不是圣人就是大奸大邪之人。
这里面有个临界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能够找到“内”“外”最佳临界点的人，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最佳临界点具有圆滑性，即我父亲常说的居于这个点上的人必定是判断力与行动力相统一的人。只有判断力，无异于临渊羡鱼；而只有行动力，则必定是莽汉，莽汉便少不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命运；二者皆备但不能统一，又常常白白丧失许多机遇，空自嗟叹不已。
由于“内”的差别性和“外”的强干扰性，要准确地找到这个点并非易事，客观上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常常不同程度地抵消人的幸福感而让人丧失寻找的勇气，当然，现实中也并非缺乏以此为乐的人，因为其中同时充盈着诱人的刺激，我和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尽管无法摆脱“外”的强大制约，但总喜欢从中寻找到生存的缝隙，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缝隙的喜悦足以让人颤抖。这或许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这点儿成绩的根本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所有的坏人都贼眉鼠眼所有的好人都正气凛然的年代了，许多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时，令人惊讶而又不知所措。
譬如公款吃喝问题，绝不可以用“对不对”这样简单的判断词来提问和回答，因为用茶杯换茶壶的观念已经逐步在不少乡村领导中流行。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最容易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习惯。
从局部看，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从整体上看，又在破坏着传统的道德，容易败坏社会风气。尽管如此，赚钱终究成了可以正视和坦言的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尽可以敞开了口袋去赚。这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点，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干说起——临时工转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身干部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点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管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干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对转干采取了极为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他这种不断重复的刺激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倒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我父亲有钱的缘故。
长期冷漠的结果，便是让我变得对一切都漫不在乎，尽管传言说这一批转正是最后一批转正指标，但我仍是无动于衷。
传言的理由是几乎每年都有的转正指标早已让原本只有二十几人的乡机关发展到具有上百人的规模，而盲目上马的乡办企业半数以上已处于停产半停产或勉力维持的局面，靠向下属企业收取管理费赖以维持的乡工业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成了摆设。
传言有充分的理由便算不得传言，况且这年月只有傻子才会不相信传言。
可这传言只沸沸扬扬地传了不长的时间便嘎然而止了，象是在忌讳着什么，没有人肯再提起，脸上却是凝重严肃了许多。嘎然而止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冷，冷得让人发抖。
我自然要跟他们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我还是暗暗地与所谓的竞争对手做了上百遍地对比，我有足够的自信，自觉无论从领导关系还是从同事关系还是工作上都优于对手，而且这种自信的优势在不停扩张蔓延，让我颤抖不已，几乎要让自己竭力保持的漫不在乎的风度一扫而光。
及至意识到这一点儿，我募然一惊，急忙收拢自己，又让自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对任何人都努力做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唯恐稍有闪失便会耽误了自己，这反而让我更加不自然起来。
在这种谨小慎微的观望中，终于迎来了让我终生都不能忘记的那天——上午刚一上班，我便通过新近养成的观察领导和同事的眼色企图从中发现有价值信息的习惯中预感到了某种不祥，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眼神在我和单位文书的身上不停地游弋，透着笑意又有些暧昧，不觉心惊肉跳起来。
果然，临近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下午参加会议的通知，说是有极端重要的精神传达。那一刻，我的意识突然清晰起来，在对极端重要的精神的诸多猜测中，我很容易便得出了传言即将被证实的结论，情绪又变得复杂起来：我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又漫不在乎，不自觉中又倒向了与文书的对比。
对比往往能消磨人的自信，严重的甚至会让人悲观不已，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其中，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丁点儿的自尊，就是这丁点儿的自尊，让我的胸膛如同着了火似地热辣辣的。
我决定用惯常的数手指头的方式解决，单手数了无数遍却总是单数，便数双手，却又总是双数。待我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错误的时候，已到了开会的时间，我决定用左手代表文书右手代表自己的方式来个最终的推断，未及我作出最后的判断，乡长已宣布了最终的结果：这次转正的指标共有四个，工口、农口、计生口、政府机关各一个，工口的居然是会计！！！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下面各系统的人员名单自也无法听清了，只觉全会场的目光一下子向我射来，脸上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会议是怎样散的自己又是如何回到办公室的，唯一模糊的印象便是当时自己的腿轻飘飘的恍如无法着力。
回到办公室，我的意识才稍稍清醒了些，但已无法保持自己漫不在乎的风度，脸上硬充着比哭还难看的笑，两眼呆可可地盯着窗外，这毕竟是一件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
这时候，或幸灾乐祸或忿忿不平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某位说，某某给某某领导送了某某钱；另一个某位说，送钱又有什么稀罕了，某某干脆向某某领导献身了；再一个某某说，光靠送钱献身有什么用，最要命的莫过于抓住领导的小辫子。问：何人能有如此本事？答：岂不明知故问？答者两眼乱眨，伴着低低的浅笑。过了一会儿，不知哪位又起话题：保密？保个毬？现在还有能够保住密的事？娘希匹。起话者学着电影里******的口头禅，立即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原来只有我自己蒙在谷里！！！我显然相信了这些议论，那一刻，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那么不辨是非地就轻易相信了，我萌生了强烈的发言欲，但又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是当事人，不便于插话，当然便不能插话。于是，我又开始了毫无意义的对比，按照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我无论如何都不亚于会计，而且优势是明显的，并且正呈无限扩大的状态。
正胡思乱想着，副乡长找我谈话：其实，你和文书都很优秀，只是受指标限制，还是等下次吧。
问：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吗？
答：不可能吧，我怎么没听说？未及我继续插话，答者显然欲结束谈话：今后一定要注意与同志们搞好关系，民主评议中威信不高啊。
结束语引起了我的反感，年终评议我不是得票最高吗？
答：是，也怪。
我产生了怀疑，问：可以查票吗？
答：不可以，这是组织规定。
凡事都往组织上推，拙劣但有效的办法！！！我，摔门而去。
之后便是文书，他的谈话又比我明显短了许多，但不知是否也有威信不高的内容。我猜测着，不觉便把自己与从来就瞧不起的文书划归了一类，这或许就是同病相怜吧，而且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象是有了寄托，抑郁也才稍稍轻了些。——我突然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怜可爱，浑身都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强迫人与之接触的魅力。
我决定请他一场，最好做彻夜长谈，尽管我说不清自己到底要跟其谈什么，但我却真切而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他跟我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当真不知该如何度过剩下的日子。或许我过去与之对比是嫉妒？是妄自尊大？一时间实在说不清了。
按照我父亲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我能够转正的，尽管我父亲是我们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官本位思想毕竟同样牢牢地扎根于他的头脑中。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我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儿急，绝不会亚于我自己。——善于隐藏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使自己喜怒不形于色，这正是我最崇拜他之处。
事后我才知道，他为此曾专门找过那位最欣赏他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挚友在调我们乡第二年便做了书记的乡长。
其时，他也正遭受着挫折：他原本已接到了提拔至县里做副县长的任命，便推荐乡长做了书记，却不料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把地位和县委的联合调查组给引来了，联合调查组翻来覆去地查了三个月，虽然没有查出匿名信中所列举的问题，任命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待命。至于后来的事情，前面的讲述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
——他是一位开朗、乐观、自信的人，因接受调查而闲居在家的他丝毫未减热情地接待了理所当然地要赶去探望他的我父亲。
这是他闲居以来接待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客人，客人来访的目的也单纯，那就是毫无遮拦地争执与倾诉。这是两人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只要是两个人见了面，似乎总有争执不尽的话题，而且成了两个人见面的一个理由，也是两个人之间渴望见面彼此之间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次见面少了争执，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最先提出争执的话题，一阵四目交融的沉默后，最终还是主人先提出了话题，便是关于我的事情。
我曾竭力地去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似乎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话题了，而且话题一经提出，立即便产生了分歧：主人认为，从政未必便是一条好路，能够充分发挥孩子优势适合孩子发展的路才是正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客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认为，没有风险的路才是正路，孩子的愿望？孩子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孩子大了，可当真说不清。再说，转正未必便要从政，混一个平平安安拿工资的差事便是最好的去处。
主人同样执拗，认为没有风险的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能够随心所欲的路是最好的路。尽管主人知道这样的路也是少之又少的，但他还是当成一个理由讲了出来，这导致他最终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向客人妥协，尽管他妥协的时候并不多，但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自己必须妥协，而且妥协是义不容辞的。
主人是个说干就干的主儿，既已妥协，他立马便给自己的继任者打了生平第一个求情电话，待对方爽快地答应下来，他的自信又恢复了，那一刻，必定是因为凡人都有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让他成就感倍增却忽略了判断的准确性，所以他不容置辩地否决了客人用金钱再冲一下的意思，并且严厉地批评了客人的想法，在他看来，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可争议的。
关于这一节，我父亲从未向我提及过，即使我娘再三唠叨指责，他也从不肯多讲什么，似乎唯恐别人知道了某些信息而破坏了两个人业已过去的见面的气氛，只留给自己慢慢地咀嚼回味，从这一点儿讲，我父亲是自私的，但这是他的习惯。
习惯是无可更改的，却往往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事情的感知，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只要认真地研究这些联系，便足以判断事物是否存在以及事情发生的效果，这或许正是人生乐趣之所在。
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我敢断定，两人必定已见过面，话题也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关于我的事儿，因为我父亲每逢两个人见过面之后总会有一股抑制不住的自信和兴奋溢之于言表，这种兴奋和自信经常感染着我，提高了我不少的自信。
事实上，这最后一次带有争执性的见面，不仅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改变了我父亲，一向低调的我父亲开始竞争他们厂的厂长。
前面的讲述中曾提过，我父亲坚决不肯干这个厂长，因为他觉得自己远不如他的一位远房表亲更合适，他必须对老乡长负责，所以便推荐了这位远房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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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远房表亲比他大一旬，早年曾在省城里大工厂干过，六0年挨饿才偷跑回家的，是我父亲最为敬重的人。
经过世面的人毕竟不一样，这位远房表亲果然不负众望，迅速让这个镇办小厂走上了正规，而且取得了建厂当年便盈利的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厂长确有独到的眼光，在工厂最为红火的时候，他没有象其他的乡办企业厂长表现得那样傲慢和不知天高地厚，而是提出了以诚信和质量建厂的原则。他说，市场经济带有周期性，厂长经理不能短视，既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又要做好低迷期的规划，只有能够在微利保本甚至少亏的情况下度过低迷期才能使企业获得长久的发展。
果不出所料，到他退休那年，也就是老乡长由提拔转为待命的那年，企业赶上了低迷期，由于他应对措施对头，在其他镇办企业纷纷亏损停产的情况下，他们厂仍保持了盈利。
应该说，一个镇办工厂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除了当时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符合实际的经营策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父亲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甚至肯抽空我们家的资金去解决工厂流动资金的不足，我们家为他们厂的担保贷款更是无以计数，反正说不清什么原因，我父亲拼死在保这个厂子。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经济，尤其是当时那些长期管理工业的政府官员，他们的话却毫无疑问地具有权威，譬如分管副乡长便是其中一位。他坚持认为，利润下滑便是工厂滑坡的唯一标志，根本原因是工厂内部出现了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必须坚决予以调整。尽管他的观点遭到了时已任书记的年轻的老乡长的反对，他还是坚持这样认为，而且散布了一些谣言，致使工厂内部人心惶惶，为此受到了老乡长的严厉批评。
任何人都希望把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推行下去，这或许是为官的一条规律吧，无论正确与否，毕竟脸面大如天啊。老厂长退休之后，副乡长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为他的主张得到了新书记的认可，便理所当然地自外界引进了一位新厂长。引进人才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任何人都无可挑剔。
新厂长上任后，完全接受了副乡长工厂就是关系的观点，精力全部用在了四处拉关系上，由于应酬接待的开支剧增，企业急剧滑坡。然而，副乡长却把新厂长的做法向全乡所有的乡办工业进行了推广。新厂长得到了副乡长的支持，自是志得意满，神态、语气、作派无一不洋溢着傲气，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去竞争厂长无疑是一种英雄行为，但他的英雄行为却遭到了新书记大会小会地严厉批评。新书记虽不如老书记那样雷厉风行，而且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软绵绵的样子，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要不然，依老书记的性格绝不会推荐他做自己的继任者。
自他接任书记后，工作确比原来细腻多了，不声不响中也办成了不少事，譬如谈笑间，许多老书记必须几上几下才能做出的决定，只要他一点头便算做出了不能更改的决定，而且能够明显地让人感觉到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紧密了许多，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大家都在说新书记没有架子，好接触，平易近人，是个**的干部，连普通老百姓也这样说。这不能不说是一门艺术，大权独揽，却又让人无可挑剔。
我常常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乡镇工业创办成功给人们带来自信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心理，以表面上的柔气实质上的霸气取代无休止的争论，是时代的一个特点。
我父亲便不这样看，他这样评价说，语气温柔了，训斥少了，不敢再争论，主意只能听上级的。他显然还不习惯这种领导方式，因为新书记的批评并没有让我父亲止步，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他非要去竞争，而且扬言宁肯花掉自己的家产，尽管他注定要失败，他是个不肯服输的主儿，，尽管他听说新厂长居然是新书记同父异母的弟弟。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或许是我不能如愿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原就如此，事物之间的联系既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胡乱联系创造了可能性。胡乱联系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能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往往因产生误解而造成感情上的伤害。难保新书记便不发生这样的错误联系，尽管他极力回避类似敏感的问题，但我和我父亲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结果：他最终没能当成厂长，而我则因为**********的集中从民主评议第一名的名单中被剔了出来。
尽管这里的许多细节含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便劝我父亲再找一下老乡长，我甚至以礼节性地通报结果来诱导他，但我父亲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将结果告诉他，直至多少年后他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结果，既惊且疑，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是带有私心的，总企图事情通过他的干预能有个逆转，尽管这个企图无疑是虚无缥缈的。但我父亲却不这样，不可逆转的结果让他默默地接受了老乡长的建议，而且把这种接受看成是两人惯常争论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再增添新的麻烦，我父亲认为，做朋友便应如此，更何况此时的老朋友刚摆脱了审查，正赶往省城参加副县级干部的培训。这一点儿，是我父亲费尽周折才从朋友处打听到的。
从不肯服输，是我父亲一惯的行事风格，明知竞争厂长的希望已极其渺茫，他还是再三向新书记陈述自己的工业经营理念，企图通过自己纠缠不休地说理来改变新书记的决定。
新书记不同于老书记，他认为沸沸扬扬地争论了这许多年，既已达成共识，便是沉下心来谋发展的时候了，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论下去，无疑是一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犯罪。所以，他对我父亲这种无休无止喋喋不休地近乎于农家妇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唠叨不停的陈述极为不满，以致于渐生厌恶。
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我父亲，我的同志哥，有两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注意：第一，工作是讲程序的，必须而且只能逐级汇报，你的汇报对象是厂长、副乡长，由他们向我汇报才是正常的；第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看重的必须是实效，你们厂最近的利润毕竟已经有所增长了嘛，这一点儿，咱们必须承认。关系？难道发展工业就不需要关系？说完，胸口在起伏不停。
我父亲认为，凡事只要能争论便有回旋的余地，他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同样郑重地说，我的书记哥，办工业可不能近视啊，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可以安心享受的时候。
书记有些恼，质问道，难道拓展关系能够叫做享受？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种享受没人愿去。
我父亲同样有些恼，可现在明明白白就有打着拓展关系的幌子而挥霍浪费的事实。
书记不屑与之继续争论下去，哼了一声，留下一句“看着办吧”，甩袖而去。
看着办吧，其实是最难办的，往往是气极怒极的表现。气归气，怒归怒，可书记并没有象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撤掉他，尽管自打争执之后，我父亲已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这让我父亲不得不重新审视书记，渐渐便悟出了“处于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视角的问题总要比处于更低层次的人肚量大”这样一条规律，又开始念起书记的好来。
——书记从农村的生产队长干到今天这一步，相信必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了，抓农业，他便是一把好手，这些年乡里的农业生产确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抓工业虽说弱了些，却毕竟有着想干事干成事的强烈愿望，出了今天这样的状况，他必定是受了蒙骗，而绝非他的本意。
换位思考，凡是乡镇的最高领导总害怕自己被蒙骗，虽然也有偶尔的被蒙骗的希望，但被蒙骗终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有的领导便喜欢探听一些消息以防备自己被蒙骗，却又总免不了被蒙骗，因为居于这样的位置，虽然明白对方说的是假话，本也不相信，又不便于厉言指责，只能任他去说，而且正直的人往往说的少，怀有目的的人说的才多，说的人多了便渐渐开始信了，常常会做出不合实际的判断。这是为官者的大忌，而让领导感觉到自己总在跟其作对又是为兵者的大忌。想到这里，我父亲决定再去找他。
这次，书记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发火，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他没有再做争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也没有表态，只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我父亲甚至没有听清但绝对可以理解含义的“先这样吧”。
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恶习：自己信任的人即使做了错事，也主观上不愿相信，安排工作的时候，往往还会最先想到他。
最高领导因为长期居于高位，这种习惯便更加突出，书记便这样，他第二天安排由副乡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我父亲他们厂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儿。
由参加编造谎言的人去查谎言，结论自然只能是谎言，尽管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调查，但谈话的对象自然都是预先统一了口径的该谈话的人，无法取得丝毫有价值的信息。
尽管同样是谎言，毕竟是个结论，似乎只有这样，书记才安心了，我父亲的话便难免要大打折扣，在书记心目中甚至成了拨弄是非的造谣之词。这个印象一直持续到厂长因经济问题出了事，书记气得狂喷鲜血。
这毕竟是我们乡建国以来首例震惊全县的经济大案，数额达六十余万元，牵扯到全部的三名副乡长和一名副书记四位乡级领导被双规，十余名中层和一般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而且案子正呈逐步蔓延的趋势，连农村干部也开始有人被司法机关叫去问话。
如此大案，传言必多：或曰书记任人唯亲，如此结局是必然的下场，要不是他见机得快主动向组织要求处分，严重警告还算轻了些，至少也是个开除党籍；或曰任人唯亲也需要勇气，难道亲人当中便没有善者，书记至多能算个识人不明，人家毕竟自己没得好处嘛；或曰领导就是领道，给你官位，给你工资，让你干什么？识人不明就不算个过？
铺天盖地的议论中，书记明显憔悴了不少，但他最善于自夹缝中寻找生机，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乡由此迅速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又有二十多名经济上不廉洁的镇村干部或被免职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入狱的却没有。
人人都说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尽管反腐风暴之后不久，他便调离了我们乡，仕途也由此止步，反腐风暴不仅保护了镇村干部，而且让我们乡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后话，不多絮叨，且说当年在与我父亲谈话之后，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造谣生事拨弄是非的行为，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因为团结出利润出生产力，而分裂则必将一事无成。
批评没有点名，表扬却提到了我父亲他们厂，说他们厂有一个团结的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领导班子，全乡都要学习他们这种敢于而且善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如此以来，明眼的人立即便明白，批评的必定是我父亲，尽管书记的目光混沌而且总在环视四周而不固定于任何方向，大家的目光还是象沾染磁性似地齐刷刷地投向了我父亲。我父亲头低得极低，面色赤红，尴尬之极。
我常想，这必定是任何人遭到如此场面所必然要具备的最惯常的表现，我父亲自不能例外，但他有几次要站起来分辩一番的强烈冲动，却都被自己的意志力强自抑制了，因为压根也没有分辩的理由呀！
还有，我父亲认为，批评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正说明领导心中有你还在乎你，批评不同于免职，既然没有免职，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履行职责就会有矛盾，无所事事的人往往反而会成为难得的好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或趋于缓和或趋于激化。
人与人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最容易走向极端，我父亲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很快便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凡是厂长的意见或决定，无论对错，他一概反对，坚决予以抵制。
厂长毕竟是外来人，尽管他的公关策略受到了一定成效，但那些所谓的关系多是酒肉朋友，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虽也有些分管副乡长之类的领导，却是大领导不屑管此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副乡长之流的小官只晓得采取高压政策，高压政策某些时候恰恰适得其反，常常会激起更多的反感。所以说，厂长虽千方百计地更换了财务科长，却又添了一个对立面，即使如此，仍无法与牢牢掌控着工厂要害部门的我父亲相抗衡。
我父亲之所以会掌控着如此多要害部门，据说是老厂长交给我父亲的杀手锏。这些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老厂长和我父亲的铁杆弟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些人换是无论如何无法换的，老厂长临退休之前曾向他们认真地交代过，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父亲，并逐一要求他们发了毒誓，说要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关键的时候，他们果然支持了我父亲。
据说，厂长也曾提着重礼亲自去找过老厂长，但没说几句话，两人便闹翻了，据说是老厂长拍了桌子，搞得厂长灰溜溜的。
传言归传言，事实如此：至厂长出了事，工厂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应该说，我父亲的做法无疑最大限度地减缓了工厂倒闭的速度。但我父亲却不这样看，他甚至认同了厂长把工厂倒闭的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他的说法而愧疚不已。
那一阵子，他不敢提起厂子的事儿，更不准家里人提起，即使一些为他辩解的话，他也在竭力回避，尽管他自己知道，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似乎要让工厂的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消失殆尽，虽然越这样做自责便越深，以致于他常常会突然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着边际的“当初不该这样或那样”的话。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自责，不妨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样的细节：工厂与我家同处去临镇或县城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两侧，为此，我父亲外出宁肯多绕十几里的小路也绝不肯自工厂门前经过。
除非得了病，记忆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直到多少年后我准备收购他们厂的时候，他仍在竭力地反对，要不是老厂长带病亲自前来与之耳语一番，他绝不会同意，因为他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工厂会重新启动起来，即使如此，在我拿到收购合同时，他仍是一脸的痛苦，那痛苦绝不亚于他去参与西部大开发亏损了几百万的表情。
确切地说，那时候他已不再参与我们家产业的管理，待工厂重新启动收到第一笔货款，他已重病在床，我莫名其妙地拿到他的床前交给了他，他的手在激烈地抖动，混沌的双眼居然淌出了两行清泪。
再后来，我根据他的遗愿，拿出三百万元以工厂的名义逐一汇给他临终留下的名单，据他说，这个名单是当时工厂的全部工人名单，居然也包括被抓的那位厂长。
但这些钱被无一例外地退了回来，我只好以工厂全部工人的名义捐给了乡小学，企图能让他们的后代得点儿实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儿事，岂料这事儿很快就被人揭了出来，报纸、电台、政府一通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既得了名声，又为我家的产业免费做了广告，岂非有违老爷子心愿？倘若老爷子泉下有知，必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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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是非标准是一个受“外”在因素制约“内”“外”不断制衡的过程，象徘徊于恋爱十字路口的多愁善感的女孩，既追求耀眼的风光体面，又竭力地寻找借以掩饰羞涩的理由。
所谓的“外”，即是为社会所倡导且至少从表面上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趋向；所谓的“内”，即自我，体现着因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弱和认知水平的高低而表现出的差异性。“内”“外”不停斗争制衡的最终结果，总要趋向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表现为个体以幸福感为前提的具体的是非标准。
是非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强烈的排他性，其随“外”自我调整的快慢往往能够决定人一生的作为。
勿庸置辩的事实表明，“内”“外”完全吻合或完全背离的人都不多见，现实中绝少存在的不是圣人就是大奸大邪之人。
这里面有个临界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能够找到“内”“外”最佳临界点的人，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最佳临界点具有圆滑性，即我父亲常说的居于这个点上的人必定是判断力与行动力相统一的人。只有判断力，无异于临渊羡鱼；而只有行动力，则必定是莽汉，莽汉便少不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命运；二者皆备但不能统一，又常常白白丧失许多机遇，空自嗟叹不已。
由于“内”的差别性和“外”的强干扰性，要准确地找到这个点并非易事，客观上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常常不同程度地抵消人的幸福感而让人丧失寻找的勇气，当然，现实中也并非缺乏以此为乐的人，因为其中同时充盈着诱人的刺激，我和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尽管无法摆脱“外”的强大制约，但总喜欢从中寻找到生存的缝隙，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缝隙的喜悦足以让人颤抖。这或许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这点儿成绩的根本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所有的坏人都贼眉鼠眼所有的好人都正气凛然的年代了，许多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时，令人惊讶而又不知所措。
譬如公款吃喝问题，绝不可以用“对不对”这样简单的判断词来提问和回答，因为用茶杯换茶壶的观念已经逐步在不少乡村领导中流行。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最容易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习惯。
从局部看，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从整体上看，又在破坏着传统的道德，容易败坏社会风气。尽管如此，赚钱终究成了可以正视和坦言的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尽可以敞开了口袋去赚。这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点，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干说起——临时工转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身干部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点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管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干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对转干采取了极为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他这种不断重复的刺激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倒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我父亲有钱的缘故。
长期冷漠的结果，便是让我变得对一切都漫不在乎，尽管传言说这一批转正是最后一批转正指标，但我仍是无动于衷。
传言的理由是几乎每年都有的转正指标早已让原本只有二十几人的乡机关发展到具有上百人的规模，而盲目上马的乡办企业半数以上已处于停产半停产或勉力维持的局面，靠向下属企业收取管理费赖以维持的乡工业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成了摆设。
传言有充分的理由便算不得传言，况且这年月只有傻子才会不相信传言。
可这传言只沸沸扬扬地传了不长的时间便嘎然而止了，象是在忌讳着什么，没有人肯再提起，脸上却是凝重严肃了许多。嘎然而止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冷，冷得让人发抖。
我自然要跟他们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我还是暗暗地与所谓的竞争对手做了上百遍地对比，我有足够的自信，自觉无论从领导关系还是从同事关系还是工作上都优于对手，而且这种自信的优势在不停扩张蔓延，让我颤抖不已，几乎要让自己竭力保持的漫不在乎的风度一扫而光。
及至意识到这一点儿，我募然一惊，急忙收拢自己，又让自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对任何人都努力做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唯恐稍有闪失便会耽误了自己，这反而让我更加不自然起来。
在这种谨小慎微的观望中，终于迎来了让我终生都不能忘记的那天——上午刚一上班，我便通过新近养成的观察领导和同事的眼色企图从中发现有价值信息的习惯中预感到了某种不祥，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眼神在我和单位文书的身上不停地游弋，透着笑意又有些暧昧，不觉心惊肉跳起来。
果然，临近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下午参加会议的通知，说是有极端重要的精神传达。那一刻，我的意识突然清晰起来，在对极端重要的精神的诸多猜测中，我很容易便得出了传言即将被证实的结论，情绪又变得复杂起来：我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又漫不在乎，不自觉中又倒向了与文书的对比。
对比往往能消磨人的自信，严重的甚至会让人悲观不已，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其中，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丁点儿的自尊，就是这丁点儿的自尊，让我的胸膛如同着了火似地热辣辣的。
我决定用惯常的数手指头的方式解决，单手数了无数遍却总是单数，便数双手，却又总是双数。待我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错误的时候，已到了开会的时间，我决定用左手代表文书右手代表自己的方式来个最终的推断，未及我作出最后的判断，乡长已宣布了最终的结果：这次转正的指标共有四个，工口、农口、计生口、政府机关各一个，工口的居然是会计！！！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下面各系统的人员名单自也无法听清了，只觉全会场的目光一下子向我射来，脸上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会议是怎样散的自己又是如何回到办公室的，唯一模糊的印象便是当时自己的腿轻飘飘的恍如无法着力。
回到办公室，我的意识才稍稍清醒了些，但已无法保持自己漫不在乎的风度，脸上硬充着比哭还难看的笑，两眼呆可可地盯着窗外，这毕竟是一件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
这时候，或幸灾乐祸或忿忿不平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某位说，某某给某某领导送了某某钱；另一个某位说，送钱又有什么稀罕了，某某干脆向某某领导献身了；再一个某某说，光靠送钱献身有什么用，最要命的莫过于抓住领导的小辫子。问：何人能有如此本事？答：岂不明知故问？答者两眼乱眨，伴着低低的浅笑。过了一会儿，不知哪位又起话题：保密？保个毬？现在还有能够保住密的事？娘希匹。起话者学着电影里******的口头禅，立即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原来只有我自己蒙在谷里！！！我显然相信了这些议论，那一刻，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那么不辨是非地就轻易相信了，我萌生了强烈的发言欲，但又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是当事人，不便于插话，当然便不能插话。于是，我又开始了毫无意义的对比，按照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我无论如何都不亚于会计，而且优势是明显的，并且正呈无限扩大的状态。
正胡思乱想着，副乡长找我谈话：其实，你和文书都很优秀，只是受指标限制，还是等下次吧。
问：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吗？
答：不可能吧，我怎么没听说？未及我继续插话，答者显然欲结束谈话：今后一定要注意与同志们搞好关系，民主评议中威信不高啊。
结束语引起了我的反感，年终评议我不是得票最高吗？
答：是，也怪。
我产生了怀疑，问：可以查票吗？
答：不可以，这是组织规定。
凡事都往组织上推，拙劣但有效的办法！！！我，摔门而去。
之后便是文书，他的谈话又比我明显短了许多，但不知是否也有威信不高的内容。我猜测着，不觉便把自己与从来就瞧不起的文书划归了一类，这或许就是同病相怜吧，而且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象是有了寄托，抑郁也才稍稍轻了些。——我突然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怜可爱，浑身都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强迫人与之接触的魅力。
我决定请他一场，最好做彻夜长谈，尽管我说不清自己到底要跟其谈什么，但我却真切而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他跟我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当真不知该如何度过剩下的日子。或许我过去与之对比是嫉妒？是妄自尊大？一时间实在说不清了。
按照我父亲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我能够转正的，尽管我父亲是我们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官本位思想毕竟同样牢牢地扎根于他的头脑中。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我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儿急，绝不会亚于我自己。——善于隐藏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使自己喜怒不形于色，这正是我最崇拜他之处。
事后我才知道，他为此曾专门找过那位最欣赏他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挚友在调我们乡第二年便做了书记的乡长。
其时，他也正遭受着挫折：他原本已接到了提拔至县里做副县长的任命，便推荐乡长做了书记，却不料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把地位和县委的联合调查组给引来了，联合调查组翻来覆去地查了三个月，虽然没有查出匿名信中所列举的问题，任命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待命。至于后来的事情，前面的讲述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
——他是一位开朗、乐观、自信的人，因接受调查而闲居在家的他丝毫未减热情地接待了理所当然地要赶去探望他的我父亲。
这是他闲居以来接待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客人，客人来访的目的也单纯，那就是毫无遮拦地争执与倾诉。这是两人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只要是两个人见了面，似乎总有争执不尽的话题，而且成了两个人见面的一个理由，也是两个人之间渴望见面彼此之间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次见面少了争执，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最先提出争执的话题，一阵四目交融的沉默后，最终还是主人先提出了话题，便是关于我的事情。
我曾竭力地去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似乎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话题了，而且话题一经提出，立即便产生了分歧：主人认为，从政未必便是一条好路，能够充分发挥孩子优势适合孩子发展的路才是正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客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认为，没有风险的路才是正路，孩子的愿望？孩子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孩子大了，可当真说不清。再说，转正未必便要从政，混一个平平安安拿工资的差事便是最好的去处。
主人同样执拗，认为没有风险的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能够随心所欲的路是最好的路。尽管主人知道这样的路也是少之又少的，但他还是当成一个理由讲了出来，这导致他最终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向客人妥协，尽管他妥协的时候并不多，但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自己必须妥协，而且妥协是义不容辞的。
主人是个说干就干的主儿，既已妥协，他立马便给自己的继任者打了生平第一个求情电话，待对方爽快地答应下来，他的自信又恢复了，那一刻，必定是因为凡人都有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让他成就感倍增却忽略了判断的准确性，所以他不容置辩地否决了客人用金钱再冲一下的意思，并且严厉地批评了客人的想法，在他看来，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可争议的。
关于这一节，我父亲从未向我提及过，即使我娘再三唠叨指责，他也从不肯多讲什么，似乎唯恐别人知道了某些信息而破坏了两个人业已过去的见面的气氛，只留给自己慢慢地咀嚼回味，从这一点儿讲，我父亲是自私的，但这是他的习惯。
习惯是无可更改的，却往往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事情的感知，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只要认真地研究这些联系，便足以判断事物是否存在以及事情发生的效果，这或许正是人生乐趣之所在。
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我敢断定，两人必定已见过面，话题也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关于我的事儿，因为我父亲每逢两个人见过面之后总会有一股抑制不住的自信和兴奋溢之于言表，这种兴奋和自信经常感染着我，提高了我不少的自信。
事实上，这最后一次带有争执性的见面，不仅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改变了我父亲，一向低调的我父亲开始竞争他们厂的厂长。
前面的讲述中曾提过，我父亲坚决不肯干这个厂长，因为他觉得自己远不如他的一位远房表亲更合适，他必须对老乡长负责，所以便推荐了这位远房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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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远房表亲比他大一旬，早年曾在省城里大工厂干过，六0年挨饿才偷跑回家的，是我父亲最为敬重的人。
经过世面的人毕竟不一样，这位远房表亲果然不负众望，迅速让这个镇办小厂走上了正规，而且取得了建厂当年便盈利的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厂长确有独到的眼光，在工厂最为红火的时候，他没有象其他的乡办企业厂长表现得那样傲慢和不知天高地厚，而是提出了以诚信和质量建厂的原则。他说，市场经济带有周期性，厂长经理不能短视，既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又要做好低迷期的规划，只有能够在微利保本甚至少亏的情况下度过低迷期才能使企业获得长久的发展。
果不出所料，到他退休那年，也就是老乡长由提拔转为待命的那年，企业赶上了低迷期，由于他应对措施对头，在其他镇办企业纷纷亏损停产的情况下，他们厂仍保持了盈利。
应该说，一个镇办工厂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除了当时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符合实际的经营策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父亲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甚至肯抽空我们家的资金去解决工厂流动资金的不足，我们家为他们厂的担保贷款更是无以计数，反正说不清什么原因，我父亲拼死在保这个厂子。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经济，尤其是当时那些长期管理工业的政府官员，他们的话却毫无疑问地具有权威，譬如分管副乡长便是其中一位。他坚持认为，利润下滑便是工厂滑坡的唯一标志，根本原因是工厂内部出现了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必须坚决予以调整。尽管他的观点遭到了时已任书记的年轻的老乡长的反对，他还是坚持这样认为，而且散布了一些谣言，致使工厂内部人心惶惶，为此受到了老乡长的严厉批评。
任何人都希望把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推行下去，这或许是为官的一条规律吧，无论正确与否，毕竟脸面大如天啊。老厂长退休之后，副乡长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为他的主张得到了新书记的认可，便理所当然地自外界引进了一位新厂长。引进人才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任何人都无可挑剔。
新厂长上任后，完全接受了副乡长工厂就是关系的观点，精力全部用在了四处拉关系上，由于应酬接待的开支剧增，企业急剧滑坡。然而，副乡长却把新厂长的做法向全乡所有的乡办工业进行了推广。新厂长得到了副乡长的支持，自是志得意满，神态、语气、作派无一不洋溢着傲气，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去竞争厂长无疑是一种英雄行为，但他的英雄行为却遭到了新书记大会小会地严厉批评。新书记虽不如老书记那样雷厉风行，而且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软绵绵的样子，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要不然，依老书记的性格绝不会推荐他做自己的继任者。
自他接任书记后，工作确比原来细腻多了，不声不响中也办成了不少事，譬如谈笑间，许多老书记必须几上几下才能做出的决定，只要他一点头便算做出了不能更改的决定，而且能够明显地让人感觉到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紧密了许多，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大家都在说新书记没有架子，好接触，平易近人，是个**的干部，连普通老百姓也这样说。这不能不说是一门艺术，大权独揽，却又让人无可挑剔。
我常常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乡镇工业创办成功给人们带来自信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心理，以表面上的柔气实质上的霸气取代无休止的争论，是时代的一个特点。
我父亲便不这样看，他这样评价说，语气温柔了，训斥少了，不敢再争论，主意只能听上级的。他显然还不习惯这种领导方式，因为新书记的批评并没有让我父亲止步，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他非要去竞争，而且扬言宁肯花掉自己的家产，尽管他注定要失败，他是个不肯服输的主儿，，尽管他听说新厂长居然是新书记同父异母的弟弟。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或许是我不能如愿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原就如此，事物之间的联系既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胡乱联系创造了可能性。胡乱联系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能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往往因产生误解而造成感情上的伤害。难保新书记便不发生这样的错误联系，尽管他极力回避类似敏感的问题，但我和我父亲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结果：他最终没能当成厂长，而我则因为**********的集中从民主评议第一名的名单中被剔了出来。
尽管这里的许多细节含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便劝我父亲再找一下老乡长，我甚至以礼节性地通报结果来诱导他，但我父亲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将结果告诉他，直至多少年后他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结果，既惊且疑，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是带有私心的，总企图事情通过他的干预能有个逆转，尽管这个企图无疑是虚无缥缈的。但我父亲却不这样，不可逆转的结果让他默默地接受了老乡长的建议，而且把这种接受看成是两人惯常争论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再增添新的麻烦，我父亲认为，做朋友便应如此，更何况此时的老朋友刚摆脱了审查，正赶往省城参加副县级干部的培训。这一点儿，是我父亲费尽周折才从朋友处打听到的。
从不肯服输，是我父亲一惯的行事风格，明知竞争厂长的希望已极其渺茫，他还是再三向新书记陈述自己的工业经营理念，企图通过自己纠缠不休地说理来改变新书记的决定。
新书记不同于老书记，他认为沸沸扬扬地争论了这许多年，既已达成共识，便是沉下心来谋发展的时候了，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论下去，无疑是一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犯罪。所以，他对我父亲这种无休无止喋喋不休地近乎于农家妇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唠叨不停的陈述极为不满，以致于渐生厌恶。
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我父亲，我的同志哥，有两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注意：第一，工作是讲程序的，必须而且只能逐级汇报，你的汇报对象是厂长、副乡长，由他们向我汇报才是正常的；第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看重的必须是实效，你们厂最近的利润毕竟已经有所增长了嘛，这一点儿，咱们必须承认。关系？难道发展工业就不需要关系？说完，胸口在起伏不停。
我父亲认为，凡事只要能争论便有回旋的余地，他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同样郑重地说，我的书记哥，办工业可不能近视啊，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可以安心享受的时候。
书记有些恼，质问道，难道拓展关系能够叫做享受？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种享受没人愿去。
我父亲同样有些恼，可现在明明白白就有打着拓展关系的幌子而挥霍浪费的事实。
书记不屑与之继续争论下去，哼了一声，留下一句“看着办吧”，甩袖而去。
看着办吧，其实是最难办的，往往是气极怒极的表现。气归气，怒归怒，可书记并没有象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撤掉他，尽管自打争执之后，我父亲已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这让我父亲不得不重新审视书记，渐渐便悟出了“处于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视角的问题总要比处于更低层次的人肚量大”这样一条规律，又开始念起书记的好来。
——书记从农村的生产队长干到今天这一步，相信必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了，抓农业，他便是一把好手，这些年乡里的农业生产确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抓工业虽说弱了些，却毕竟有着想干事干成事的强烈愿望，出了今天这样的状况，他必定是受了蒙骗，而绝非他的本意。
换位思考，凡是乡镇的最高领导总害怕自己被蒙骗，虽然也有偶尔的被蒙骗的希望，但被蒙骗终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有的领导便喜欢探听一些消息以防备自己被蒙骗，却又总免不了被蒙骗，因为居于这样的位置，虽然明白对方说的是假话，本也不相信，又不便于厉言指责，只能任他去说，而且正直的人往往说的少，怀有目的的人说的才多，说的人多了便渐渐开始信了，常常会做出不合实际的判断。这是为官者的大忌，而让领导感觉到自己总在跟其作对又是为兵者的大忌。想到这里，我父亲决定再去找他。
这次，书记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发火，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他没有再做争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也没有表态，只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我父亲甚至没有听清但绝对可以理解含义的“先这样吧”。
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恶习：自己信任的人即使做了错事，也主观上不愿相信，安排工作的时候，往往还会最先想到他。
最高领导因为长期居于高位，这种习惯便更加突出，书记便这样，他第二天安排由副乡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我父亲他们厂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儿。
由参加编造谎言的人去查谎言，结论自然只能是谎言，尽管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调查，但谈话的对象自然都是预先统一了口径的该谈话的人，无法取得丝毫有价值的信息。
尽管同样是谎言，毕竟是个结论，似乎只有这样，书记才安心了，我父亲的话便难免要大打折扣，在书记心目中甚至成了拨弄是非的造谣之词。这个印象一直持续到厂长因经济问题出了事，书记气得狂喷鲜血。
这毕竟是我们乡建国以来首例震惊全县的经济大案，数额达六十余万元，牵扯到全部的三名副乡长和一名副书记四位乡级领导被双规，十余名中层和一般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而且案子正呈逐步蔓延的趋势，连农村干部也开始有人被司法机关叫去问话。
如此大案，传言必多：或曰书记任人唯亲，如此结局是必然的下场，要不是他见机得快主动向组织要求处分，严重警告还算轻了些，至少也是个开除党籍；或曰任人唯亲也需要勇气，难道亲人当中便没有善者，书记至多能算个识人不明，人家毕竟自己没得好处嘛；或曰领导就是领道，给你官位，给你工资，让你干什么？识人不明就不算个过？
铺天盖地的议论中，书记明显憔悴了不少，但他最善于自夹缝中寻找生机，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乡由此迅速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又有二十多名经济上不廉洁的镇村干部或被免职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入狱的却没有。
人人都说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尽管反腐风暴之后不久，他便调离了我们乡，仕途也由此止步，反腐风暴不仅保护了镇村干部，而且让我们乡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后话，不多絮叨，且说当年在与我父亲谈话之后，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造谣生事拨弄是非的行为，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因为团结出利润出生产力，而分裂则必将一事无成。
批评没有点名，表扬却提到了我父亲他们厂，说他们厂有一个团结的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领导班子，全乡都要学习他们这种敢于而且善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如此以来，明眼的人立即便明白，批评的必定是我父亲，尽管书记的目光混沌而且总在环视四周而不固定于任何方向，大家的目光还是象沾染磁性似地齐刷刷地投向了我父亲。我父亲头低得极低，面色赤红，尴尬之极。
我常想，这必定是任何人遭到如此场面所必然要具备的最惯常的表现，我父亲自不能例外，但他有几次要站起来分辩一番的强烈冲动，却都被自己的意志力强自抑制了，因为压根也没有分辩的理由呀！
还有，我父亲认为，批评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正说明领导心中有你还在乎你，批评不同于免职，既然没有免职，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履行职责就会有矛盾，无所事事的人往往反而会成为难得的好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或趋于缓和或趋于激化。
人与人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最容易走向极端，我父亲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很快便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凡是厂长的意见或决定，无论对错，他一概反对，坚决予以抵制。
厂长毕竟是外来人，尽管他的公关策略受到了一定成效，但那些所谓的关系多是酒肉朋友，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虽也有些分管副乡长之类的领导，却是大领导不屑管此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副乡长之流的小官只晓得采取高压政策，高压政策某些时候恰恰适得其反，常常会激起更多的反感。所以说，厂长虽千方百计地更换了财务科长，却又添了一个对立面，即使如此，仍无法与牢牢掌控着工厂要害部门的我父亲相抗衡。
我父亲之所以会掌控着如此多要害部门，据说是老厂长交给我父亲的杀手锏。这些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老厂长和我父亲的铁杆弟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些人换是无论如何无法换的，老厂长临退休之前曾向他们认真地交代过，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父亲，并逐一要求他们发了毒誓，说要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关键的时候，他们果然支持了我父亲。
据说，厂长也曾提着重礼亲自去找过老厂长，但没说几句话，两人便闹翻了，据说是老厂长拍了桌子，搞得厂长灰溜溜的。
传言归传言，事实如此：至厂长出了事，工厂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应该说，我父亲的做法无疑最大限度地减缓了工厂倒闭的速度。但我父亲却不这样看，他甚至认同了厂长把工厂倒闭的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他的说法而愧疚不已。
那一阵子，他不敢提起厂子的事儿，更不准家里人提起，即使一些为他辩解的话，他也在竭力回避，尽管他自己知道，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似乎要让工厂的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消失殆尽，虽然越这样做自责便越深，以致于他常常会突然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着边际的“当初不该这样或那样”的话。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自责，不妨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样的细节：工厂与我家同处去临镇或县城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两侧，为此，我父亲外出宁肯多绕十几里的小路也绝不肯自工厂门前经过。
除非得了病，记忆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直到多少年后我准备收购他们厂的时候，他仍在竭力地反对，要不是老厂长带病亲自前来与之耳语一番，他绝不会同意，因为他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工厂会重新启动起来，即使如此，在我拿到收购合同时，他仍是一脸的痛苦，那痛苦绝不亚于他去参与西部大开发亏损了几百万的表情。
确切地说，那时候他已不再参与我们家产业的管理，待工厂重新启动收到第一笔货款，他已重病在床，我莫名其妙地拿到他的床前交给了他，他的手在激烈地抖动，混沌的双眼居然淌出了两行清泪。
再后来，我根据他的遗愿，拿出三百万元以工厂的名义逐一汇给他临终留下的名单，据他说，这个名单是当时工厂的全部工人名单，居然也包括被抓的那位厂长。
但这些钱被无一例外地退了回来，我只好以工厂全部工人的名义捐给了乡小学，企图能让他们的后代得点儿实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儿事，岂料这事儿很快就被人揭了出来，报纸、电台、政府一通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既得了名声，又为我家的产业免费做了广告，岂非有违老爷子心愿？倘若老爷子泉下有知，必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