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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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只有空自慨叹世事难料的份儿，因为只趾高气扬地风光了没几年便已下了岗，惨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师。当然，也有暴发的，但毕竟是少数。
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经验告诉我，事实也这样，越是落后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我比那些因留恋县城而哭喊着要求留县城工作的同学早五六年时间做到副校长位置的事实勿庸置辩地证明了我当时看法的正确，这也是差距产生后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说起做副校长这段经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位并不被同行看好的老乡镇干部，或许命运偏喜欢眷顾这种人，临到退休的时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任命，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后来自一位老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邻县的组织部长，与县委组织部长一起开会时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这样的结局。
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孤傲执拗的性格，所以他并没有对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应有的反应，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门心思要做成点儿事儿。因此，做了不到两年便退居二线不再管事儿。
或许果如他后来感慨的那样，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儿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遗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对于我来说，他又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
应该承认，这里面不单纯有巧合的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沾了地域狭小让他能够充分了解我的光儿。问心无愧地说，他力主我做副校长并不存有半点儿私心。我常常想，这或许是由他特殊的经历所促成的。他不仅希望我做副校长，而且想让我锻炼几年后做校长，他想把我培养成全县最年轻的校长。
现实是，优秀的教师不一定适合做校长，象我实在不具备做校长那种协调各方的能力，原也不想做什么校长，但碍于他的情面又不得不做。幸喜有他的鼎力支持，我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必去顾忌那些所谓的应酬，却恰恰中了他的意，他因此总大会小会地表扬我。他当然是为了提高我的威信，但他分明忽视了“佼佼者易折”的道理，我无疑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在他二线后，由于丽萍的参与，他的好意反让我失掉了教课的机会。
我历来认为，生活上的困难并不可怕，它不仅能够磨练人的意志，而且长期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只要前方闪现一丁点儿火花，就容易激发人的希望，因为希望，生活常常会比让自己麻木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帆风顺更加有滋有味，但没有人甘愿处于这样的困境，因为这样的困境也是对人的意志力的一种考验。最可怕的，往往是过惯了优裕的生活，思想却如同激流中的航船忽而冲至巅峰忽而跌入谷底，眩晕得让人丧失了目标。
丽萍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和我的想法，她跟多数人一样认为，无所事事的总务处副主任的位置是个难得的肥差。从副校长到副主任让我彻底从既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教研工作中撤出来，难道真如她所说是我的解脱？可我心中的梦又如何做下去呢？
生活总是在不停地给人制造着麻烦，又绝不肯让人一下子便陷入绝境。这或许也算是一条法则吧。——难耐的寂寞和失落无情地噬咬着我，受了同事们因差距而引发的已达到了极致的变化的诱惑，勉强做了一点儿辅导孩子的事儿，却居然沾染了自己最反感的铜臭气，虽改善了经济上的困境，却让我更加彷徨。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那位过来做校长的校友的帮忙，我的耐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丽萍不象我，她似乎总有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从不知道后退。在经历过一番成功与失败的折腾之后，她不顾我和同事对她异想天开的讥笑，居然成为我们乡中学众多不折不挠参考教师中第一个通过国家公务员考录的人，而且是女人。
我再次走向课堂时，她正处于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冲刺的阶段，已无暇再过多关注我的事情，而且此时的我们也因为大舅哥的意外归来而暂时摆脱了困境，正是我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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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突然可怕地发现自己似乎已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激情，象一个迫切地要得到某东西却又总是得不到急切间坠入深渊的想醒来又无法醒来的噩梦。——《教学大纲》变得那样地生涩难懂，象我总被外界某个事物闪断而无法凝聚到一个点儿上的神思一样不可理解，我只有固守自己原来的教学方法，却不再象过去那样激情四射游刃有余，而且总游离于《大纲》之外无法收拢自己而让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吃力。
现实是，这个曾经令我暗中颇为自得的教学方法，仅仅不过几年的时间，已不能用来激发学生的原动力，反而被他们当成了一种幼稚的空洞的说教。因此，他们对于我的授课就象我的授课一样感到没劲。
理所当然地，在随后的一次集中体现教学成果的测试中，原先名列全校前茅的我们班一下子跌倒了全校的倒数第一。为此，让我重返课堂的那位校友校长对我总是脱离《教学大纲》的做法委婉地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尽管我很快便了解到，这次其中考试的成绩不少班级都来自于“手拉手”，还是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所谓的“手拉手”，是我做副校长期间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征结成帮扶对子以实现共同提高。
这种方法居然被人创造性地应用到了考试上，而且获得了荣誉，并且同样可以自豪地享受荣誉，不能不说是对我莫大的讽刺。
为此，我不顾同事们的敌视，猛烈地抨击这种典型的舞弊行为，尽管我的抨击除了让我陷入尴尬之外，对于现状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对我高贵的自尊的伤害，我因此而充满了激情，又因为激情而让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虽竭力平缓却仍难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县教育局的重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我们乡中学，很快就做出了“我因为嫉妒而狂言乱语”的结论。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长。校长正满脸怒气，工作组的到来显然让他狼狈不堪。看得出来，他对舞弊事件并非象他说的那样毫无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四处打点四处赔不是才争取到了这种结论。对于我的到来，或许出于校友的缘故，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儿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显不出任何欢迎的真诚，因为他明显地把脸别向一边，没有一句欢迎的话，只顾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恶于虎啊”，便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我呆立当地，半晌无语。
时隔不久，我教导处主任的位置虽没有被免掉，但实际上已成了空职，因为另一个教导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第二天便已下来了，他忙不迭地全面主持起了教导处的工作。一个不大的教导处有两个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务会，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这似乎怪不得新来的教导主任，因为校长习惯的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教务处工作的安排不再冲着我而总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实已形同虚设，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我无法忍受这种尴尬，便不再出席校务会，当然也没有人再通知我，教导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动不再出席会议的一周后自动地不了了之。
这并没有迟滞我抨击舞弊的决心和步伐，我必须对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不单纯是一个骗取荣誉的问题，长此以往将是对学生道德和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我的神经由此变得敏感，显然在无限地夸大着舞弊危害性的同时，同样敏感地洞察着一切。
事实上，在反舞弊问题上我并不孤立，但我的极端行为还是从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跟我沟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
不过，我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从发动学生揭露舞弊行为企图化被动为主动的活动中和同样实施了舞弊行为却没有受到预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骚中，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确不易找出证据的舞弊行为的足够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为已发展至监考老师之间相互“关照”以应对乡教委为防止舞弊行为而采取的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教师互相调换监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阅卷和分数统计上做手脚，同一乡的教师之间毕竟还是相熟的嘛，更可恶的竟然有个别人每到考试便要以考务费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舞弊活动经费。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舞弊行为，我认为，必须要进行无情地鞭挞，我不停地向县报社电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唯一的办法，只有洁身自好，用实事求是的成绩来反击，事实胜过雄辩，虽然必须要等到升学的时候。因此，我把分数看得更重了，对学生的要求也愈加严厉。
这时，另一个预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事情得从已做了镇长的丽萍说起，她从不过多地过问我的事情，却显然洞察了我的内心。那一段，为了帮我实现目标，她经常把她们镇中学的一些测试题捎给我。她们镇中学是全县的名校，这些测试题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对我的教学帮助非常大。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又给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从未向学生讲过的，测试的平均成绩当然是极低的。
问题便出在这份我测试后即着重进行了讲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之后，我发现期末考试的所有试题几乎就是这份卷子的翻版。
决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所以，我们班虽然获得了全县统考第一名的成绩，我却象吞了绿头苍蝇一样恶心，尽管并没有人知道事情的内幕，我仍然觉得同行们分明在指指点点地骂着伪君子，我感到自己象做了贼一样没脸见人，巴不得觅一地缝钻进去不再出来，或者把自己搅成肉沫重塑一个自我，自然也不会去出席全县举行的先进表彰会。我感觉自己四肢无力，迷迷糊糊的，根本已无力走进乡中学的大门。幸喜组织上为照顾我和丽萍两地分居的实际，我被调入了丽萍所在镇的中学。
我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往往心重嘴松，遇有高兴的事儿，总喜欢说出来炫耀一番；而碰上烦心的事儿，则常常唠叨不休，仿佛完全丧失了主意。这类人通常干不成大事，但这类人也有一般好处，那就是追求执着，对自己要求苛刻，不能容忍污垢哪怕是对自己一丝一毫的沾染。
崭新的环境无疑不仅丝毫没有赶走我的郁闷和落魄，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起我来。实在经不住这种持久的暗无天日的折磨，我决定向县教育局坦白一切，似乎不这样我便无法活下去。
可是连续写了十多封信，却始终不见回音，直至我利用一个周的时间通过跟踪盯梢的办法见到了局长，县教育局的工作组才总算派了下来。
工作组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先后到两处中学吃过一次饭便草草收兵了，走时没有留下任何结论。
我因为工作组的到来逐步放松下来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再三地跑去追问校长，校长均不置可否地摇着头笑笑。我迫切地需要一个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才能安慰自己，我象口渴的人期盼着甘泉一样期盼着这个我不可能得到的结论。
已做了书记的丽萍却全然不能理解我，自从她考取了公务员，身上的质朴便一点儿一点儿地消褪，官气而带来的霸气正笼罩着她。在我决定再次去找局长或到更高的层次讨说法时，我们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凡事到底应不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
在我看来，凡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丽萍则认为，不少事情原本就是模糊的，完全没有必要非要争出个是非长短。争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着丽萍逐渐养成的那种最让我不待见的居高临下勿容置疑的神态和语气显露出来，由于她口不择言的一句“非要搅出乱子才肯安心？真是有病”，争论便演成了争吵。
人只要霸气多了就会有匪气，为防止我再去“闹”，她居然象对待上访户那样待我，把我反锁了起来，派一些巧言辞令的干部隔着窗户轮番做我的工作。
因为根本观点的对立，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听他们在说什么，只不停地呼号。这些干部显然有所顾忌，但又想尽快完成书记交办的任务，必定事先翻了不少书，准备了企图说服我的长篇大论，其中的一位甚至准备了厚厚的一摞讲稿，我却让之变成了毫无用途的一堆废纸。过不了几天，他们必定是黔驴技穷了，便不再跟我说话，又迫于书记的严令，只能在门外陪我，我甚至听到了一位肥胖者的鼾声。
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洒向了丽萍，恶毒地把她想象成巫婆，心里千遍万遍地咒骂着。我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的意志不可动摇。所以，在我庄严地提出离婚遭到拒绝后，我开始绝食，我要而且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护我的尊严。
我很快就迷糊起来，她们终于慌了手脚，我感觉她们在不停地向我的体内输着冰凉的液体。这些液体竟真的管用，我渐渐又有了些力气，但仍拒绝吃饭，于是她们又给我输液。我敢肯定，要不是外出进货的大舅哥提早赶回来，这必是一个难缠之局。我恶毒地想象着她焦躁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疲惫之中居然有一丝快感泛起。
或许果如丽萍所说，我真的病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幻觉：那一刻，我觉得这世上一切都是虚伪的，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学生利用老师获得知识，而老师则在利用学生骗取荣誉。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味，原先那些因为真诚而灿烂的笑由于真诚的缺失倏而变成谄笑倏而变成嘲笑倏而变成狞笑。
谄笑冲向丽萍，但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坐的那个镇委书记的位子；嘲笑针对我，一个在外人看来必须依赖女人过活的人；而狞笑则刺向我极其柔弱的内心——那就是狂风肆虐的原野上的一支鹅毛，恐惧地毫无所依。
受了这些幻觉中的因素的刺激，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嘴里叽里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有时甚至会自顾自地开一些不着边影的玩笑，时而不停地数落着自己编排一些自己的不是咒骂着自己。
不过，也别认为我糊涂，那一刻，我绝对是清醒的，既然我们无权也无能力反对别人，咒骂自己总不会犯错吧。我的这种因脆弱的感情经受重创而引发的被医生称之为“失心”的病，显然被丽萍当成了精神病，其实，从我决定向局长坦白一切时，她就认定我有病，要不是大舅哥竭力反对，我恐怕早已被送进了因曾经去探望我患病的同学而畏之如虎的精神病院。
实在应该感谢大舅哥，他不仅救了我，而且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事情本身的标准是严格的明确的，只是因为利益的多元化促进了人的裂变，才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模糊起来，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逐步适应进而改造日趋复杂的环境，但与时俱进并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要努力。
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情绪竟逐渐平缓下来，周围的环境也不再那么怪怪的让人无法接受。我的意识总算恢复了，虽然心情仍难免闷闷的，但尽快地回到课堂却是我第一位的迫切要求。
校长跟丽萍一样不理解也不理会我的要求，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满脸堆笑地劝我先养好病，讨好地说这既是对我本人负责，又是对他们的丽萍书记负责。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为什么非要跟别人联系到一起呢？难道我连独立的人格也没有吗？我的自尊心再次执拗起来，我竭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情绪，唯恐他们又认为我犯了病，其实，我感觉即使在他们认为我犯病而紧张兮兮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难道这也有错？我想不通，或许我真的病了，因为我居然竭斯底里地冲校长吼道，我没病，根本就没病！
校长奴颜媚骨地轻抚着我的脊背，嘴里柔声地说着“别生气，你确没病”，那意思分明我就是病人，唯恐我犯了病而惹得他担责任——他决定派我去做报时工。
这可是学校里不少人都在争抢的既轻松又舒适的工作，却非我所愿。我知道，他必定是事先得到了丽萍的授意才这样做的，******，一丝骨气都没有，你们才有病哩，我决定去找她，怕什么，难道她是老虎吗？女人真的都是老虎吗？
其时，我们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原因是我在意识恢复后所做的另一件事，那就是离婚，我感觉自己成了她的一块招牌一种摆设，我必须与之离婚，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她坚决不肯，甚至暂时放弃了她的高贵和独断专行，温柔地待我。这种温柔已不同于过去，处处都洋溢着虚伪与做作，正如记不清哪位兄弟所说，虚伪与做作的东西是最丑陋的。因此，她越温柔，我离婚的决心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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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过几乎所有可能管离婚的部门，包括法院在内，没有一家肯受理我的案子。我突然记起了同行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分居六个月便可以自动离婚的故事，便四处觅地睡觉以达到与之离婚的目的。
她却总能不失时机地找到我，与我同房而居，即使我故意去找那些极脏极乱极差的地方，包括驴棚牛棚之类，她烦极了，却故作大度地跟着我，嘴里说着“夫妻本是同命鸟”。
我明确地感受到了她的无奈，恶作剧地不停地换着地方，仍无法摆脱她，最终只能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们再没有做过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我们都丧失了做那种事儿的兴趣，但毕竟我们仍在同房，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说得清，似这样便永远达不到分居六个月的期限。
我觉得如此竟渐渐有了夫妻的感觉，虽然我们仍在僵持着，似乎这种僵持便是夫妻间该有的？但为了那份原就属于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所以我才有资格重又回到了课堂。
我回到学校，正是同行们反对镇政府拖欠工资由偷偷地向上级写信、选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级上访等秘密形式转为公开的时候。
据组织者讲，他们到上级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一张笑脸一杯热茶，而且总能认真地听取他们不厌其烦的诉苦和请求，可就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三番五次之后，工作人员依旧热情，却明显在躲着他们，他们的态度难免激烈，才有一位据说是****局的副局长接待了他们。
这位副局长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口才，从建国前到改革开发，从贫困山区到革命老区，背书似地给他们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论课，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偏偏不肯触及正题。最后他们急了，语气变得冷厉严峻：我们已经来了十趟，你干脆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副局长立即面露难色，喋喋不休地诉起了财政的困难。
既如此，为何又有那么多钱去吃？
副局长热脸碰到了冷屁股，一下子噎住了，结结巴巴地分辩道，反正我没去吃，有许多问题，当真是一时说不清的。
在他们看来，象****局副局长这么大的官儿都说不清的事儿，必定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终究要吃饭，而且只是在争取按照规定原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极端者提议实行全镇总****。
人被逼急了，往往容易做出极端的事儿，但为了避免被人秋后算账，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仅仅一张不知被谁何时贴到各中小学校的通知便演成了这次****。
因为我和丽萍的关系，自是没人告诉我真相，我相信不少人是知道真相的，直至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这次****，不少同行才开始对我热情起来，但在我面前说话仍明显地有所保留。
这次****的结果，是我们的工资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兑现，趾高气扬的机关干部则连续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同时，始终处于迷糊状态只知道巴结书记的镇教委主任被免了职，丽萍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进县委班子的希望暂时成了泡影。
此后不久，她严肃认真地找我谈话，要求我能协助她刚调整的教委主任查明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我才不会去做如此蠢事呢，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绝不会去做。我玩世不恭的态度显然激怒了她，她指着我的鼻子，脸涨得通红，口气却有些发软：人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难道你非要看着别人把你老婆活生生地扒光吗？说着，眼里竟噙着泪。我才不去管这么多呢，而且想起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就莫名其妙地想笑。
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了同行们常玩笑地提及的人生第二春的说法——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豁然贯通了，象被堵塞的水管突然被激流打通，信心倍增，仿佛又回到了做民办教师的时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应该承认，丽萍确是个做官的天才——她居然于茫无头绪中找出了头绪，不动声色便让乱成了一锅粥的教育系统迅速安静了下来。
现在看来，她其实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才能象高明的钢琴师那样巧妙地弹奏——经过紧张地竞争答辩上岗，全镇百分之八十的中小学校长主任离了岗。
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有背景的那种，尽管背景不大，至多能攀上镇里的副职之流，已足够让他们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只要是多少有点儿背景的人，在教师队伍中虽同样让人羡慕，内心毕竟还是万般不服的，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佼佼者，最让人敬重的还是毫无背景的实干家，虽然这次调整也包含了部分这样的实干家，但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让具有管理欲望的人由此看到了某种希望，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师的拥护。
社会的残酷性往往便体现在这里，在一部分人欢欣鼓舞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观失望。丽萍并没有让这种悲观失望无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让他们随同一部分教师交流到了别的镇，多数到了财政状况明显优于原单位的镇，只有少数被调到了财政状况更差的镇。
到财政较好的镇，虽丢了官，却多拿了工资，心里毕竟还算平衡；到较差镇的人，多是****的坚定组织者，虽老大不乐意，却经不住新任校领导强大的思想攻势和丢饭碗的威胁，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因为调整虽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终是无懈可击，更何况离了群，你根本无法再掀起多大风浪，到了新单位同样要享受嘴里热烈欢迎却无人理睬的冷遇，于是只能以时常涌起在心里的“人挪活，树挪死”的可怜想法来安慰自己。
这种在教育系统少见的不少人仍心存惧意的没有任何上进的异镇交流方式的人事调整结束后，丽萍立即又对作为****焦点的工资问题进行了改革。
其实，所谓的改革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按国家的调资标准进行了理顺，让人们对自己应得的工资数额有了个大概了解，而且限于镇级财力只能在原标准上提五个百分点发放，丽萍却借此做足了文章：在改革的许多天之前，风已放了出来，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传得沸沸扬扬，让人们的心里泛起了许多期冀，从而淡化了****和人事调整的印象。
只有人们按时把工资拿到手，并且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比原来多拿了不足五十元——原来的工资由国家、省、地三部分组成，现在只按国家标准执行时，难免要产生些许的失落，但政府毕竟说了实话，而且一再道歉，尤其是与工资甚至有所下降的镇级机关干部相比较，虽然仍有个别人提出了工资“含金量”的问题，醇厚的天性还是让他们感到稍稍平衡了些。
而鉴于上次****教训的丽萍，也一改从不过问教育的作风，经常地深入到全镇的各中小学，友好而且亲切地与教职工甚至学生开展一些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让这些原本没有见过多大世面尤其是象丽萍这种大官的师长们，倍感受宠若惊，心里隐隐生出一些感激，渐渐地便对****生出了悔意。
对于这种不近实际的作秀，尤其是面对她正逐渐恢复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虽然我的视觉已正常了许多，仍难免要忿忿不平，只有忘我地去与学生们接触，企图找出目前形势下新的教学方法，郁闷才会稍稍减轻些。
现在的学生已不同于我们做学生时那样清澈单纯，复杂的环境让他们的思想同样变得复杂起来，甚至比复杂的环境更复杂一些，他们对老师的喜怒哀乐能够了如指掌，比对自己了解得更全面。对于我的郁闷，他们给予了高度关注，这让我感到甚是狼狈。
我新接手的初一·三班有一个头不高的孩子，聪明伶俐，显然是一帮男孩儿的头儿，只是学习成绩如他的个头一样，似乎永远长不高。他父亲曾为此与我多次探讨过，这位经商业绩颇为不俗的父亲比其他的父亲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尽快提高成绩，言语中多次提及自己遗产继承权的问题，甚至扬言只要能够帮他儿子提高成绩，他将不惜重金。
我一贯反感这种以金钱自诩却又惜财如命自以为有了钱便是大爷便能办成一切的人，他的话显然激起了我的高傲，便没好气地回绝了他。其实，培养好每一个学生，是我始终坚持的原则。
这位父亲居然把我们之间不愉快的谈话告诉了儿子，并胡言乱语地预言说什么我将对其不利。儿子似乎比老子更具灵性，但小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大人的影响，便一味地讨好我，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师，何必那么郁闷呢？人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得过且过呗。他居然看出了我隐藏极深的郁闷，而且说出了我意料之外的人生态度。
答：我没有感到郁闷啊。
劝：别装了，谁还看不出？不过，别担心，谁要是欺侮咱，咱尽可以修理他。
好奇地问：怎么修理呢？
答非所问：您认识飞哥吗？飞哥是我们县最有名的小混混，看得出来是这小子的崇拜对象。
我一惊，随即理直气壮地答：我认识公安局长。
毫不掩饰着急且一本正经地劝：公安局长不如飞哥管用，我爹认识他，只要咱哥们儿一句话……
未及他说完，我心里骂着“势力小子”，手已向他的脸上闪过去。
“啪”地一声脆响，他用手捂着脸，恐惧地盯着我后退着。
我的心突然软了，难道这一切应该怪罪一个孩子吗？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人也呆可可地许久不说话。
我的失常变化让他惊慌失措起来，他两手轻轻地摇着我的胳膊，嘴里则不住地叫着“老师”。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开展信仰教育的想法，而且觉得这是唯一的长久之策。人的不少想法都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经过后来的再三斟酌和推敲，往往能够发展成为金点子，从而解决长期困惑自己的难题。
后来，我把这种教育与激活欲望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教学实践，发展成了一种以共青团活动为载体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注重人的信仰的培养和创造性的开发，因为用于非书本学习的活动时间增多，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遭到了急切追求学业成绩的家长们的激烈反对。我不得不动用了丽萍的力量，校长才勉强肯让我试验下去，他理所当然地也为此承受力了巨大的压力。
三年后的毕业考试，确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班级的六十余名同学全部如愿升入了高中，我们刚才所提及的小个子居然考取了县重点高中。
就在公布成绩的那一天，这小子居然从他爹的账户上盗走了六十万，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他爹自是火烧火燎地发急，而他却悠然自得地坐上了去西部旅游的火车。
我虽没有纵容他的这种做法，却并不反对，而此刻的他已是毕业的学生，我尽可以置身事外，因此他爹只有朝我干瞪眼的份儿，除了指责我教育失误外，再没有任何难为我的理由，虽然他在去西部之前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絮絮叨叨说了不少，我却一句也没有听清。
这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自觉轰轰烈烈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轰轰烈烈。感觉中的轰轰烈烈需有人欣赏，却不一定有人欣赏。我偏偏喜欢这种无人欣赏的轰轰烈烈，注定了我的悲剧。从悲剧中不难看出，我性格懦弱，却并不懦弱。我喜欢改进，但不喜欢改过。一个人改过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不想改过。
1
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只有空自慨叹世事难料的份儿，因为只趾高气扬地风光了没几年便已下了岗，惨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师。当然，也有暴发的，但毕竟是少数。
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经验告诉我，事实也这样，越是落后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我比那些因留恋县城而哭喊着要求留县城工作的同学早五六年时间做到副校长位置的事实勿庸置辩地证明了我当时看法的正确，这也是差距产生后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说起做副校长这段经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位并不被同行看好的老乡镇干部，或许命运偏喜欢眷顾这种人，临到退休的时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任命，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后来自一位老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邻县的组织部长，与县委组织部长一起开会时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这样的结局。
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孤傲执拗的性格，所以他并没有对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应有的反应，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门心思要做成点儿事儿。因此，做了不到两年便退居二线不再管事儿。
或许果如他后来感慨的那样，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儿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遗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对于我来说，他又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
应该承认，这里面不单纯有巧合的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沾了地域狭小让他能够充分了解我的光儿。问心无愧地说，他力主我做副校长并不存有半点儿私心。我常常想，这或许是由他特殊的经历所促成的。他不仅希望我做副校长，而且想让我锻炼几年后做校长，他想把我培养成全县最年轻的校长。
现实是，优秀的教师不一定适合做校长，象我实在不具备做校长那种协调各方的能力，原也不想做什么校长，但碍于他的情面又不得不做。幸喜有他的鼎力支持，我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必去顾忌那些所谓的应酬，却恰恰中了他的意，他因此总大会小会地表扬我。他当然是为了提高我的威信，但他分明忽视了“佼佼者易折”的道理，我无疑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在他二线后，由于丽萍的参与，他的好意反让我失掉了教课的机会。
我历来认为，生活上的困难并不可怕，它不仅能够磨练人的意志，而且长期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只要前方闪现一丁点儿火花，就容易激发人的希望，因为希望，生活常常会比让自己麻木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帆风顺更加有滋有味，但没有人甘愿处于这样的困境，因为这样的困境也是对人的意志力的一种考验。最可怕的，往往是过惯了优裕的生活，思想却如同激流中的航船忽而冲至巅峰忽而跌入谷底，眩晕得让人丧失了目标。
丽萍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和我的想法，她跟多数人一样认为，无所事事的总务处副主任的位置是个难得的肥差。从副校长到副主任让我彻底从既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教研工作中撤出来，难道真如她所说是我的解脱？可我心中的梦又如何做下去呢？
生活总是在不停地给人制造着麻烦，又绝不肯让人一下子便陷入绝境。这或许也算是一条法则吧。——难耐的寂寞和失落无情地噬咬着我，受了同事们因差距而引发的已达到了极致的变化的诱惑，勉强做了一点儿辅导孩子的事儿，却居然沾染了自己最反感的铜臭气，虽改善了经济上的困境，却让我更加彷徨。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那位过来做校长的校友的帮忙，我的耐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丽萍不象我，她似乎总有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从不知道后退。在经历过一番成功与失败的折腾之后，她不顾我和同事对她异想天开的讥笑，居然成为我们乡中学众多不折不挠参考教师中第一个通过国家公务员考录的人，而且是女人。
我再次走向课堂时，她正处于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冲刺的阶段，已无暇再过多关注我的事情，而且此时的我们也因为大舅哥的意外归来而暂时摆脱了困境，正是我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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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突然可怕地发现自己似乎已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激情，象一个迫切地要得到某东西却又总是得不到急切间坠入深渊的想醒来又无法醒来的噩梦。——《教学大纲》变得那样地生涩难懂，象我总被外界某个事物闪断而无法凝聚到一个点儿上的神思一样不可理解，我只有固守自己原来的教学方法，却不再象过去那样激情四射游刃有余，而且总游离于《大纲》之外无法收拢自己而让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吃力。
现实是，这个曾经令我暗中颇为自得的教学方法，仅仅不过几年的时间，已不能用来激发学生的原动力，反而被他们当成了一种幼稚的空洞的说教。因此，他们对于我的授课就象我的授课一样感到没劲。
理所当然地，在随后的一次集中体现教学成果的测试中，原先名列全校前茅的我们班一下子跌倒了全校的倒数第一。为此，让我重返课堂的那位校友校长对我总是脱离《教学大纲》的做法委婉地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尽管我很快便了解到，这次其中考试的成绩不少班级都来自于“手拉手”，还是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所谓的“手拉手”，是我做副校长期间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征结成帮扶对子以实现共同提高。
这种方法居然被人创造性地应用到了考试上，而且获得了荣誉，并且同样可以自豪地享受荣誉，不能不说是对我莫大的讽刺。
为此，我不顾同事们的敌视，猛烈地抨击这种典型的舞弊行为，尽管我的抨击除了让我陷入尴尬之外，对于现状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对我高贵的自尊的伤害，我因此而充满了激情，又因为激情而让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虽竭力平缓却仍难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县教育局的重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我们乡中学，很快就做出了“我因为嫉妒而狂言乱语”的结论。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长。校长正满脸怒气，工作组的到来显然让他狼狈不堪。看得出来，他对舞弊事件并非象他说的那样毫无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四处打点四处赔不是才争取到了这种结论。对于我的到来，或许出于校友的缘故，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儿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显不出任何欢迎的真诚，因为他明显地把脸别向一边，没有一句欢迎的话，只顾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恶于虎啊”，便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我呆立当地，半晌无语。
时隔不久，我教导处主任的位置虽没有被免掉，但实际上已成了空职，因为另一个教导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第二天便已下来了，他忙不迭地全面主持起了教导处的工作。一个不大的教导处有两个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务会，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这似乎怪不得新来的教导主任，因为校长习惯的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教务处工作的安排不再冲着我而总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实已形同虚设，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我无法忍受这种尴尬，便不再出席校务会，当然也没有人再通知我，教导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动不再出席会议的一周后自动地不了了之。
这并没有迟滞我抨击舞弊的决心和步伐，我必须对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不单纯是一个骗取荣誉的问题，长此以往将是对学生道德和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我的神经由此变得敏感，显然在无限地夸大着舞弊危害性的同时，同样敏感地洞察着一切。
事实上，在反舞弊问题上我并不孤立，但我的极端行为还是从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跟我沟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
不过，我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从发动学生揭露舞弊行为企图化被动为主动的活动中和同样实施了舞弊行为却没有受到预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骚中，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确不易找出证据的舞弊行为的足够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为已发展至监考老师之间相互“关照”以应对乡教委为防止舞弊行为而采取的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教师互相调换监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阅卷和分数统计上做手脚，同一乡的教师之间毕竟还是相熟的嘛，更可恶的竟然有个别人每到考试便要以考务费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舞弊活动经费。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舞弊行为，我认为，必须要进行无情地鞭挞，我不停地向县报社电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唯一的办法，只有洁身自好，用实事求是的成绩来反击，事实胜过雄辩，虽然必须要等到升学的时候。因此，我把分数看得更重了，对学生的要求也愈加严厉。
这时，另一个预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事情得从已做了镇长的丽萍说起，她从不过多地过问我的事情，却显然洞察了我的内心。那一段，为了帮我实现目标，她经常把她们镇中学的一些测试题捎给我。她们镇中学是全县的名校，这些测试题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对我的教学帮助非常大。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又给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从未向学生讲过的，测试的平均成绩当然是极低的。
问题便出在这份我测试后即着重进行了讲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之后，我发现期末考试的所有试题几乎就是这份卷子的翻版。
决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所以，我们班虽然获得了全县统考第一名的成绩，我却象吞了绿头苍蝇一样恶心，尽管并没有人知道事情的内幕，我仍然觉得同行们分明在指指点点地骂着伪君子，我感到自己象做了贼一样没脸见人，巴不得觅一地缝钻进去不再出来，或者把自己搅成肉沫重塑一个自我，自然也不会去出席全县举行的先进表彰会。我感觉自己四肢无力，迷迷糊糊的，根本已无力走进乡中学的大门。幸喜组织上为照顾我和丽萍两地分居的实际，我被调入了丽萍所在镇的中学。
我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往往心重嘴松，遇有高兴的事儿，总喜欢说出来炫耀一番；而碰上烦心的事儿，则常常唠叨不休，仿佛完全丧失了主意。这类人通常干不成大事，但这类人也有一般好处，那就是追求执着，对自己要求苛刻，不能容忍污垢哪怕是对自己一丝一毫的沾染。
崭新的环境无疑不仅丝毫没有赶走我的郁闷和落魄，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起我来。实在经不住这种持久的暗无天日的折磨，我决定向县教育局坦白一切，似乎不这样我便无法活下去。
可是连续写了十多封信，却始终不见回音，直至我利用一个周的时间通过跟踪盯梢的办法见到了局长，县教育局的工作组才总算派了下来。
工作组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先后到两处中学吃过一次饭便草草收兵了，走时没有留下任何结论。
我因为工作组的到来逐步放松下来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再三地跑去追问校长，校长均不置可否地摇着头笑笑。我迫切地需要一个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才能安慰自己，我象口渴的人期盼着甘泉一样期盼着这个我不可能得到的结论。
已做了书记的丽萍却全然不能理解我，自从她考取了公务员，身上的质朴便一点儿一点儿地消褪，官气而带来的霸气正笼罩着她。在我决定再次去找局长或到更高的层次讨说法时，我们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凡事到底应不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
在我看来，凡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丽萍则认为，不少事情原本就是模糊的，完全没有必要非要争出个是非长短。争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着丽萍逐渐养成的那种最让我不待见的居高临下勿容置疑的神态和语气显露出来，由于她口不择言的一句“非要搅出乱子才肯安心？真是有病”，争论便演成了争吵。
人只要霸气多了就会有匪气，为防止我再去“闹”，她居然象对待上访户那样待我，把我反锁了起来，派一些巧言辞令的干部隔着窗户轮番做我的工作。
因为根本观点的对立，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听他们在说什么，只不停地呼号。这些干部显然有所顾忌，但又想尽快完成书记交办的任务，必定事先翻了不少书，准备了企图说服我的长篇大论，其中的一位甚至准备了厚厚的一摞讲稿，我却让之变成了毫无用途的一堆废纸。过不了几天，他们必定是黔驴技穷了，便不再跟我说话，又迫于书记的严令，只能在门外陪我，我甚至听到了一位肥胖者的鼾声。
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洒向了丽萍，恶毒地把她想象成巫婆，心里千遍万遍地咒骂着。我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的意志不可动摇。所以，在我庄严地提出离婚遭到拒绝后，我开始绝食，我要而且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护我的尊严。
我很快就迷糊起来，她们终于慌了手脚，我感觉她们在不停地向我的体内输着冰凉的液体。这些液体竟真的管用，我渐渐又有了些力气，但仍拒绝吃饭，于是她们又给我输液。我敢肯定，要不是外出进货的大舅哥提早赶回来，这必是一个难缠之局。我恶毒地想象着她焦躁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疲惫之中居然有一丝快感泛起。
或许果如丽萍所说，我真的病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幻觉：那一刻，我觉得这世上一切都是虚伪的，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学生利用老师获得知识，而老师则在利用学生骗取荣誉。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味，原先那些因为真诚而灿烂的笑由于真诚的缺失倏而变成谄笑倏而变成嘲笑倏而变成狞笑。
谄笑冲向丽萍，但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坐的那个镇委书记的位子；嘲笑针对我，一个在外人看来必须依赖女人过活的人；而狞笑则刺向我极其柔弱的内心——那就是狂风肆虐的原野上的一支鹅毛，恐惧地毫无所依。
受了这些幻觉中的因素的刺激，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嘴里叽里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有时甚至会自顾自地开一些不着边影的玩笑，时而不停地数落着自己编排一些自己的不是咒骂着自己。
不过，也别认为我糊涂，那一刻，我绝对是清醒的，既然我们无权也无能力反对别人，咒骂自己总不会犯错吧。我的这种因脆弱的感情经受重创而引发的被医生称之为“失心”的病，显然被丽萍当成了精神病，其实，从我决定向局长坦白一切时，她就认定我有病，要不是大舅哥竭力反对，我恐怕早已被送进了因曾经去探望我患病的同学而畏之如虎的精神病院。
实在应该感谢大舅哥，他不仅救了我，而且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事情本身的标准是严格的明确的，只是因为利益的多元化促进了人的裂变，才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模糊起来，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逐步适应进而改造日趋复杂的环境，但与时俱进并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要努力。
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情绪竟逐渐平缓下来，周围的环境也不再那么怪怪的让人无法接受。我的意识总算恢复了，虽然心情仍难免闷闷的，但尽快地回到课堂却是我第一位的迫切要求。
校长跟丽萍一样不理解也不理会我的要求，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满脸堆笑地劝我先养好病，讨好地说这既是对我本人负责，又是对他们的丽萍书记负责。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为什么非要跟别人联系到一起呢？难道我连独立的人格也没有吗？我的自尊心再次执拗起来，我竭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情绪，唯恐他们又认为我犯了病，其实，我感觉即使在他们认为我犯病而紧张兮兮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难道这也有错？我想不通，或许我真的病了，因为我居然竭斯底里地冲校长吼道，我没病，根本就没病！
校长奴颜媚骨地轻抚着我的脊背，嘴里柔声地说着“别生气，你确没病”，那意思分明我就是病人，唯恐我犯了病而惹得他担责任——他决定派我去做报时工。
这可是学校里不少人都在争抢的既轻松又舒适的工作，却非我所愿。我知道，他必定是事先得到了丽萍的授意才这样做的，******，一丝骨气都没有，你们才有病哩，我决定去找她，怕什么，难道她是老虎吗？女人真的都是老虎吗？
其时，我们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原因是我在意识恢复后所做的另一件事，那就是离婚，我感觉自己成了她的一块招牌一种摆设，我必须与之离婚，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她坚决不肯，甚至暂时放弃了她的高贵和独断专行，温柔地待我。这种温柔已不同于过去，处处都洋溢着虚伪与做作，正如记不清哪位兄弟所说，虚伪与做作的东西是最丑陋的。因此，她越温柔，我离婚的决心越坚定。
3
我去找过几乎所有可能管离婚的部门，包括法院在内，没有一家肯受理我的案子。我突然记起了同行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分居六个月便可以自动离婚的故事，便四处觅地睡觉以达到与之离婚的目的。
她却总能不失时机地找到我，与我同房而居，即使我故意去找那些极脏极乱极差的地方，包括驴棚牛棚之类，她烦极了，却故作大度地跟着我，嘴里说着“夫妻本是同命鸟”。
我明确地感受到了她的无奈，恶作剧地不停地换着地方，仍无法摆脱她，最终只能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们再没有做过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我们都丧失了做那种事儿的兴趣，但毕竟我们仍在同房，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说得清，似这样便永远达不到分居六个月的期限。
我觉得如此竟渐渐有了夫妻的感觉，虽然我们仍在僵持着，似乎这种僵持便是夫妻间该有的？但为了那份原就属于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所以我才有资格重又回到了课堂。
我回到学校，正是同行们反对镇政府拖欠工资由偷偷地向上级写信、选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级上访等秘密形式转为公开的时候。
据组织者讲，他们到上级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一张笑脸一杯热茶，而且总能认真地听取他们不厌其烦的诉苦和请求，可就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三番五次之后，工作人员依旧热情，却明显在躲着他们，他们的态度难免激烈，才有一位据说是****局的副局长接待了他们。
这位副局长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口才，从建国前到改革开发，从贫困山区到革命老区，背书似地给他们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论课，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偏偏不肯触及正题。最后他们急了，语气变得冷厉严峻：我们已经来了十趟，你干脆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副局长立即面露难色，喋喋不休地诉起了财政的困难。
既如此，为何又有那么多钱去吃？
副局长热脸碰到了冷屁股，一下子噎住了，结结巴巴地分辩道，反正我没去吃，有许多问题，当真是一时说不清的。
在他们看来，象****局副局长这么大的官儿都说不清的事儿，必定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终究要吃饭，而且只是在争取按照规定原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极端者提议实行全镇总****。
人被逼急了，往往容易做出极端的事儿，但为了避免被人秋后算账，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仅仅一张不知被谁何时贴到各中小学校的通知便演成了这次****。
因为我和丽萍的关系，自是没人告诉我真相，我相信不少人是知道真相的，直至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这次****，不少同行才开始对我热情起来，但在我面前说话仍明显地有所保留。
这次****的结果，是我们的工资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兑现，趾高气扬的机关干部则连续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同时，始终处于迷糊状态只知道巴结书记的镇教委主任被免了职，丽萍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进县委班子的希望暂时成了泡影。
此后不久，她严肃认真地找我谈话，要求我能协助她刚调整的教委主任查明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我才不会去做如此蠢事呢，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绝不会去做。我玩世不恭的态度显然激怒了她，她指着我的鼻子，脸涨得通红，口气却有些发软：人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难道你非要看着别人把你老婆活生生地扒光吗？说着，眼里竟噙着泪。我才不去管这么多呢，而且想起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就莫名其妙地想笑。
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了同行们常玩笑地提及的人生第二春的说法——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豁然贯通了，象被堵塞的水管突然被激流打通，信心倍增，仿佛又回到了做民办教师的时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应该承认，丽萍确是个做官的天才——她居然于茫无头绪中找出了头绪，不动声色便让乱成了一锅粥的教育系统迅速安静了下来。
现在看来，她其实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才能象高明的钢琴师那样巧妙地弹奏——经过紧张地竞争答辩上岗，全镇百分之八十的中小学校长主任离了岗。
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有背景的那种，尽管背景不大，至多能攀上镇里的副职之流，已足够让他们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只要是多少有点儿背景的人，在教师队伍中虽同样让人羡慕，内心毕竟还是万般不服的，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佼佼者，最让人敬重的还是毫无背景的实干家，虽然这次调整也包含了部分这样的实干家，但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让具有管理欲望的人由此看到了某种希望，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师的拥护。
社会的残酷性往往便体现在这里，在一部分人欢欣鼓舞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观失望。丽萍并没有让这种悲观失望无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让他们随同一部分教师交流到了别的镇，多数到了财政状况明显优于原单位的镇，只有少数被调到了财政状况更差的镇。
到财政较好的镇，虽丢了官，却多拿了工资，心里毕竟还算平衡；到较差镇的人，多是****的坚定组织者，虽老大不乐意，却经不住新任校领导强大的思想攻势和丢饭碗的威胁，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因为调整虽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终是无懈可击，更何况离了群，你根本无法再掀起多大风浪，到了新单位同样要享受嘴里热烈欢迎却无人理睬的冷遇，于是只能以时常涌起在心里的“人挪活，树挪死”的可怜想法来安慰自己。
这种在教育系统少见的不少人仍心存惧意的没有任何上进的异镇交流方式的人事调整结束后，丽萍立即又对作为****焦点的工资问题进行了改革。
其实，所谓的改革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按国家的调资标准进行了理顺，让人们对自己应得的工资数额有了个大概了解，而且限于镇级财力只能在原标准上提五个百分点发放，丽萍却借此做足了文章：在改革的许多天之前，风已放了出来，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传得沸沸扬扬，让人们的心里泛起了许多期冀，从而淡化了****和人事调整的印象。
只有人们按时把工资拿到手，并且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比原来多拿了不足五十元——原来的工资由国家、省、地三部分组成，现在只按国家标准执行时，难免要产生些许的失落，但政府毕竟说了实话，而且一再道歉，尤其是与工资甚至有所下降的镇级机关干部相比较，虽然仍有个别人提出了工资“含金量”的问题，醇厚的天性还是让他们感到稍稍平衡了些。
而鉴于上次****教训的丽萍，也一改从不过问教育的作风，经常地深入到全镇的各中小学，友好而且亲切地与教职工甚至学生开展一些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让这些原本没有见过多大世面尤其是象丽萍这种大官的师长们，倍感受宠若惊，心里隐隐生出一些感激，渐渐地便对****生出了悔意。
对于这种不近实际的作秀，尤其是面对她正逐渐恢复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虽然我的视觉已正常了许多，仍难免要忿忿不平，只有忘我地去与学生们接触，企图找出目前形势下新的教学方法，郁闷才会稍稍减轻些。
现在的学生已不同于我们做学生时那样清澈单纯，复杂的环境让他们的思想同样变得复杂起来，甚至比复杂的环境更复杂一些，他们对老师的喜怒哀乐能够了如指掌，比对自己了解得更全面。对于我的郁闷，他们给予了高度关注，这让我感到甚是狼狈。
我新接手的初一·三班有一个头不高的孩子，聪明伶俐，显然是一帮男孩儿的头儿，只是学习成绩如他的个头一样，似乎永远长不高。他父亲曾为此与我多次探讨过，这位经商业绩颇为不俗的父亲比其他的父亲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尽快提高成绩，言语中多次提及自己遗产继承权的问题，甚至扬言只要能够帮他儿子提高成绩，他将不惜重金。
我一贯反感这种以金钱自诩却又惜财如命自以为有了钱便是大爷便能办成一切的人，他的话显然激起了我的高傲，便没好气地回绝了他。其实，培养好每一个学生，是我始终坚持的原则。
这位父亲居然把我们之间不愉快的谈话告诉了儿子，并胡言乱语地预言说什么我将对其不利。儿子似乎比老子更具灵性，但小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大人的影响，便一味地讨好我，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师，何必那么郁闷呢？人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得过且过呗。他居然看出了我隐藏极深的郁闷，而且说出了我意料之外的人生态度。
答：我没有感到郁闷啊。
劝：别装了，谁还看不出？不过，别担心，谁要是欺侮咱，咱尽可以修理他。
好奇地问：怎么修理呢？
答非所问：您认识飞哥吗？飞哥是我们县最有名的小混混，看得出来是这小子的崇拜对象。
我一惊，随即理直气壮地答：我认识公安局长。
毫不掩饰着急且一本正经地劝：公安局长不如飞哥管用，我爹认识他，只要咱哥们儿一句话……
未及他说完，我心里骂着“势力小子”，手已向他的脸上闪过去。
“啪”地一声脆响，他用手捂着脸，恐惧地盯着我后退着。
我的心突然软了，难道这一切应该怪罪一个孩子吗？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人也呆可可地许久不说话。
我的失常变化让他惊慌失措起来，他两手轻轻地摇着我的胳膊，嘴里则不住地叫着“老师”。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开展信仰教育的想法，而且觉得这是唯一的长久之策。人的不少想法都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经过后来的再三斟酌和推敲，往往能够发展成为金点子，从而解决长期困惑自己的难题。
后来，我把这种教育与激活欲望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教学实践，发展成了一种以共青团活动为载体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注重人的信仰的培养和创造性的开发，因为用于非书本学习的活动时间增多，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遭到了急切追求学业成绩的家长们的激烈反对。我不得不动用了丽萍的力量，校长才勉强肯让我试验下去，他理所当然地也为此承受力了巨大的压力。
三年后的毕业考试，确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班级的六十余名同学全部如愿升入了高中，我们刚才所提及的小个子居然考取了县重点高中。
就在公布成绩的那一天，这小子居然从他爹的账户上盗走了六十万，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他爹自是火烧火燎地发急，而他却悠然自得地坐上了去西部旅游的火车。
我虽没有纵容他的这种做法，却并不反对，而此刻的他已是毕业的学生，我尽可以置身事外，因此他爹只有朝我干瞪眼的份儿，除了指责我教育失误外，再没有任何难为我的理由，虽然他在去西部之前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絮絮叨叨说了不少，我却一句也没有听清。
这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自觉轰轰烈烈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轰轰烈烈。感觉中的轰轰烈烈需有人欣赏，却不一定有人欣赏。我偏偏喜欢这种无人欣赏的轰轰烈烈，注定了我的悲剧。从悲剧中不难看出，我性格懦弱，却并不懦弱。我喜欢改进，但不喜欢改过。一个人改过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不想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