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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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必定是能够转移的，这种转移把握不好最容易走极端，要么极端仇视破坏欲极强，要么珍爱异常。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女人选择了后者，她把对孩子的渴望全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因此，当时幼小的根本不懂人事儿的我除了本能地反抗过她之外，感情上很快就接受了她，小嘴儿甜甜地“娘，娘”地叫个不停。
对于我的驯服，最乐的当数她，发自内心的笑经常溢之于言表。据说女人开心的笑能够美容，她原本丑陋的脸果真因灿烂而变美了许多。她对付我的武器，自然便是跟生母一样的甚至更加硕大的****，每当我哭，她便熟练地解开扣子把****塞到我嘴里，虽然没有生母那样浓厚的奶水，但足可以制服我。每当此时，她便得意而灿烂地笑。
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离了她便无法入睡的习惯。看得出来，她并不反感我的这种恶习，而且尽一切努力地给我欢乐。她因为我而改变着自己，并因此而征服了我父亲。
我当真应该感谢她，感谢她的****和她硕大的胸，要不是她，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因为她给我欢乐，却并不溺爱，而且待我上学后又近乎苛刻地严厉，才让我最终读了大学。我当真应该叫她“娘”，尽管她有时候难免狭隘，关于这一点儿，我在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但她的这种狭隘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能力见识局限的为了他人的而绝无私利的狭隘。叫娘，当真应该叫娘，娘啊——！
说到娘，便容易激动。农村小老头自我解嘲着，显然又动了情。大家或已听出，他在讲述中已多次动了情。
他正不由自主地去拭眼，见自由从业者吃东西的模样古怪，便冲他说道，好了，别催了，我知道，既是烟酒的讲究，必要讲烟酒，但凡事总要有个序幕和背景，要不然，冷不丁说某个人死了，人们不免要问这人是谁？与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提到他？如果承认与你有关系，必还要继续一系列的疑问，诸如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之后又有些什么后果？请节哀顺便云云。这便是中国人喜欢刨根问底的习惯。
为了满足这个习惯，我们不妨把背景和序幕定得长一些，目的便是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我父亲和我娘，以便大家在今后的讲述中不感到突兀。
在对我父亲烟酒的讲究进行全面考察之前，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对母亲大人的称呼。为此，我曾专门查过字典，“娘”和“妈妈”都是对母亲大人的称呼。
在我们那个地方，对母亲大人的称呼原是一体叫做“娘”，大概因为经济的快速好转，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称呼，到我们这一代便出现了“娘”与“妈妈”混叫的现象，“妈妈”这个称呼因为城里人或者电影电视里的外国人都这么叫，似乎比“娘”又文明时髦了许多，到我的孩子这一代便一体地改称“妈妈”了。
既如此，因为有两位母亲大人，我姑且把只生不养的那位叫做娘，虽非亲生却象亲生一样承担了教养义务的那位叫做妈妈。
我父亲和我妈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经历了自支书刘老蔫儿开始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往往要领先于并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除了称呼之外，经济变革同样地让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其实称呼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人的观念逐步改变的一个生动表现。
与之相适应的便是生活方式的必然地逐步变化，譬如曾一度被视之为恶习的烟酒，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渐渐地被普遍地当成了一种时髦。逢年过节或者婆娘炒了顺口的菜，搁一个不大的杯子于桌上，慢慢地拧开酒瓶盖，摇着头，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斟满，嗞溜嗞溜地喝上一小口儿便裂一下嘴，忙不迭地去夹一口菜嚼着，借着酒兴向老婆孩子吹嘘一下其实老婆孩子都清楚的自己的丰功伟绩，或者点一根烟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条件变好了，天天跟过年似的，自然会经常做顺口的菜，小酒当然也嗞溜嗞溜地常喝不断。
这便是我对于烟酒的最初的因而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一种足以引以为傲的最潇洒的行为。
可惜的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父亲没有一件类似于这样的光彩行为，在与小玩伴儿的争论中常常让我感到自卑不已。
有一次，我受了委屈哭着跑回了家，我妈便教我说“俺父亲会喝酒”。之后我遇到尴尬就说“俺父亲会喝酒”，尽管常惹来嘲笑，胆气却毕竟壮了不少。
由此便不难看出，当时的烟酒有多么流行，我又是多么渴望我父亲能喝酒，我有时候甚至会把我父亲想象成酒鬼，恍若看到他喝醉了酒与人拳脚相交，或者象其他同学的父亲那样醉卧于路旁，我和我妈吃力地抚着浑身是泥最好还沾染着部分血星却依旧醉睡不醒的我父亲，周遭围满了或指指点点或掩嘴而笑的大人或孩子。这种因盲目的自尊而产生的虚妄的幻象，常常能给我勇气，让我在突然间热血沸腾，顿生无穷豪气。
说到底，喝酒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一时间成了有本事的代名词，不妨试想一下，有谁家的孩子不希望或者不把自己的父亲想象成能够顶天立地叱诧风云的大人物？
我父亲这样说，烟酒是一种享受，讲享受必得要讲资格，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人是没有资格去讲享受的。他所说的任务，即是指我成家。因此，一直到我毕业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他仍不肯去沾染烟酒，尽管我和我妈曾无数次地劝过他，因为我四年大学不仅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而且让他负了一万余元的债。
他从不怨天忧人，只怪自己无能，只要能怪自己，心里便安稳了许多。他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留下的债务而凭添哪怕是丝毫的负担，尽管他不可避免地束缚于自身的能力，但他仍勉力维持着。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不再难以理解我父亲何以会在我成功地做成了第一笔生意之后才去沾染烟酒的原因。
我父亲第一次沾染烟酒完全是一次中了我和我妈圈套的被动行为：那天晚上，由于事先跟我妈串通好了要让我父亲开一次洋荤，因此，我破例早早回了家，回家时特意挑选了两包价格还算适中却只有村支书刘老蔫儿偶尔才能抽得上的烟和两瓶当时最为流行却只有村集体招待镇委书记那一级大官才肯拿出来用的那种酒。
那一段时间是我和我妈特别高兴的日子，因为屡经周折，我终于拿到了凭自己智慧和劳动赚来的第一笔钱。我觉得这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证明，尽管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要证明什么，但已足以令我激动不已，只觉得特别值得庆贺。
当时家里的格局正明显起着变化，三个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我妈当然是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凡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她都一概地坚决予以支持，因为只要我高兴，她便感到无比地幸福。因此，我父亲便称她为“无原则派”，而自己则自奉为顽固派。
顽固派与无原则派之间的分歧便在于对待我未来职业选择的态度，是一种大目标趋于统一的对立，矛盾虽有时候甚为尖锐，但由于矛盾的本身便是无原则的，因而常常是模糊的因善良而不坚定的，更多的则往往转向皆大欢喜的结局。
顽固派所说的原则，其实是一些残存的虽仍存有巨大惯性却早已丧失了锋芒的习惯和传统，所以说顽固派的自身便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倍加辛苦地劳作，勉力维持着生计，另一方面却竭力反对我把赚钱作为职业；一方面渴望而且尽全力帮我摆脱选择后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在为我所取得的成绩而闷闷不乐。
在他看来，“学而优则仕”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不必去赚太多的钱，只管赚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稳和体面，万一有哪天老天爷眷顾混个镇长市长干干，便会有小轿车经常停到自家门前，必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赖祖宗保佑，必定要去焚三柱高香，叩谢保佑之德。
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老祖宗关于“光宗耀祖”的蜕变，在我们家尤甚，因为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那位秀才老爷便是我的先祖。这也是我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自觉长足了面子，便能常常保持心理平衡。甜蜜的自我安慰中，竟不觉已经到了靠劳动和智慧照样可以坐小轿车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的时代，尽管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逐步认同这样的现实，但他仍在顽固地排斥着。
且说那天他阴着脸刚进门便扑头盖脸问，听说赚了？声音里没有一丝热气冷得直让人发抖。
我老老实实地答道，赚了。
问，多少？答，四十万。
四十万？他疑惑地瞅了瞅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反问着。疑惑归疑惑，四十万这个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的结果还是让他的脸色稍霁了些，见桌上摆了烟酒，他随口便来了一句“哇塞，好好奢侈啊”，伸手便去拿烟，却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把烟盒揭开，嘴里自我解嘲地咕噜着，奇了怪啊，这庄户人怎么就敲不开洋鬼子的门？
我父亲从不多说话，象今天这种颇带有点儿戏谑意味的俏皮话实是难得，让在厨房里忙着做菜的我妈感到既意外又新鲜，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忙活之余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冲想笑又不敢笑正勉强忍住的我连催，快帮你父亲点烟。
我忙不迭地迎上去，帮着开了烟盒从中弹出一支递上为其点燃了。
他从来没有吸过烟，自然便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只顾贪图想象中的潇洒，模仿着自己崇拜的某个大人物的姿势猛吸了一口，登时呛得咳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便已涕泪交加。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咳，他狠狠地把手中的半截烟头扔到了地上，用脚费力地踩了踩，轻声念叨着“这洋东西也******欺侮老实人”，去水龙头边洗了脸。从此，他再也没有吸过烟。
这时候，菜恰好齐了。他用手轻抚着酒盒子，食指和中指在有节奏地轮番敲打着盒盖，发出一连串轻微的“嘭嘭”声，我妈接连催了好几次，他都不肯说一句话。突然，他顿了顿脚，快步进了里屋。
我父亲是个怪脾气，常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我妈误以为他又犯了倔，便冲我直努嘴，示意我跟进去查个究竟：他正站到我家那把陈旧但结实的木椅上，翘着脚，手已伸进了旧式大衣柜上面的旧式木箱里在摸着什么，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黑乎乎的状如政治家所说的“马眼杯”。
他冲我笑了笑，待重又回到桌前才告诉我，别小看了这只杯子，竟是我那位秀才老祖留下的，是他去参加义和团之前用过的，后来他被抓去砍了头，这只小杯便成了他唯一的遗物，至今已传了四代。
这只小杯看似平常，待我父亲慢慢地开了酒瓶而后小心翼翼地斟上酒，原本混浊的外表立即变得清澈起来，而且杯底慢慢浮起一层薄薄的油状物，酒香则更加诱人了。
我甚觉奇怪，问我父亲缘故。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先祖就有喝酒之风，而且对器皿非常讲究，同样的酒用不同的酒杯去喝，酒的味道也会随之变化。
细查古代先贤饮酒记录，譬如李白，果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耐心地品了一杯，却并没有发现酒味有何异常，依旧是苦辣苦辣的直呛嗓子。
而我父亲虽从未沾染过酒之类的东西，却是连干二杯，且直嚷着“爽啊，爽！”他这一连串的滑稽的语言和动作，惹得我妈开心地笑个不已，可惜我娘便无缘得见了。
两杯过后，我父亲便坚持不肯再喝，他慢慢地拧上瓶盖，依旧用那块红绸子把杯包了放好才开始吃饭用菜，吃得是那样欢畅。
人生第一次的行为往往容易形成习惯，自那以后，必喝两杯便成了我父亲饭前的一门例行功课。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中午或晚上，后来连早晨也是非喝不可了。
渐渐地我便发现，我父亲喝酒确有不少讲究：首先，或许是贪图便宜的缘故，他从不计论酒的优劣，只要能够称得上酒的东西便能对付。
其次，由于喝两杯太少，他从不过多地关注酒饶，一根咸菜丝几颗花生米就能喝酒，更多的时候则是酒前酒中不吃东西，他说那样会坏了酒的味道。
其三，非得用秀才老祖留下的“马眼杯”，否则便无法下酒。我父亲说，这就叫做品味，人还是有一点品味好。
其四，喜欢独斟独饮，从不与人边饮边高谈阔论，饮后必眯着眼，沉思着，回味着，幸福感常常会与之俱来，充盈着，轻飘飘的欲死欲仙。我父亲坚持认为，人多便会伤了酒气，没有酒气便如同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岂不白白浪费？浪费本身就叫失了品味，失了品味是做人做事的大忌。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稀奇古怪的念头，据说因为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他开始试着喝两口儿之后，村里几位善喝的人颇觉新鲜，便欲找他一试深浅。
村里历来就有劝酒不劝饭的传统，一个人若要开喝，必要事先举办一个类似于仪式的聚会，遍邀村里善喝的人一展风采，即使你不主动召集，他们也会推举村里在酒上最有说服力的三位去主动找你。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倒并不单纯为了酒，主要想测试一下开喝者的酒量，以免在日后的酒场里失了礼数。因为只要在没宣布开喝之前，无论你参加如何宏大的酒场，人家都不会劝你酒。一旦开喝便要按开喝者的量劝酒，不足或者过量，都将被视为招待不周，主人通常要追究一般由善酒者担任的负责酒宴者也叫做“酒头”的责任，最常见的做法便是由“酒头”自罚一桌，以弥补对于客人招待不周的过失，而且在自罚的桌上，“酒头”必须开怀畅饮，直至烂醉如泥为止。
这样的做法虽有些不近人情，但自古以来便是这样的规矩，任谁也无法撼动。由于决定必定是主人做出的，吃了喝了人家的便嘴短，遇有罚酒，“酒头”是不得推辞或借故逃避的，而且必须对重又到场的客人笑脸相迎，转着圈子逐一作揖赔不是。否则必定要重罚，最严重的，主人往往要领着老婆孩子到“酒头”家连吃三天。
在我们那个地方，酒与饶两个字不仅在组词时紧密地连在一起，现实生活中也是饶随酒走，讲究大酒大饶，一桌酒席办下来起码要耗掉一亩麦地的收入。既是善酒者，便不能推脱“酒头”的差使，又要经常面对“赔了钱财又折面子”的尴尬，难免善酒者要如此小心翼翼。当然，也有例外，但例外除非是“酒头”对客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尽了全力劝酒，客人又有极为正当的理由。
我父亲原就瞧不上这些规矩，又不善跟人交往，那些善酒者多瞧不起他，要不是慑于多年来留下的规矩，我相信他们是绝不肯主动找上门来的。尽管如此，我父亲对于他们的到来或许如他事后所说，虽内心给予了足够重视，只是因为自己面冷，不善说一些客气话，便显得不冷不热，善酒者必定内心不痛快，所以他们进了门就对我父亲横挑鼻子竖挑眼惹了我父亲一肚子气。
或许是因为激动，他甚至忘记了通知我妈一声“赶紧回来做菜”，心里只顾想着“喝酒便喝酒”，便依着自己的习惯特意要求我妈炸给他做下酒菜的已吃了个把月的两条小咸黄花鱼给端了上来，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条半多一点儿。
如此的冷遇，善酒者必定在内心骂着“儿子发了大财竟还如此小气”，未及开喝，便风卷残叶一样把小碟里的咸黄花鱼吃了个精光，必定想让我父亲难堪。
更不该的则是我父亲，他不该下意识地冷冷地问了一句，到底来吃菜还是来喝酒？
尽管事后他为此后悔得连连顿脚，但毕竟当场已率真地没有丝毫恶意地问了这么一句让善酒者不欢而散的话，让原本声望就不高的我父亲更加陷入了声望上的空前低谷，尽管我父亲仍是一副特行独侠的风度。
到我做了村支书，家里的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逢到吃饭，我父亲便躲到别处，起先有礼貌者还是尽力劝他同席，却常常被他毫无应答的不礼貌弄得一脸地不高兴，我便百般地解释赔不是，人家总算不跟他计较了，但关于他神经不正常的流言很快便传开了，客人便无人再去劝他以免空自落个不自在。这种流言和无人劝他的现实常常让我感到别扭，他毕竟是我父亲啊，渐而便有些不自在起来。
正是鉴于我父亲的上述讲究，不少人只知我父亲有喝酒的习惯，包括我本人在内却无人知道我父亲能喝多少酒，直到恩师助我解决土壤难题那天才最终揭开了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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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同样是一位性格古怪的小老头，与我父亲却甚是相通。那天，他推掉了我为他专设的由乡长书记作陪的自认可以称得上盛大的宴会，旁若无人地只顾与我父亲闲聊，弄得乡长书记甚没面子，只好交代了一句“帮了咱忙的人，一定要接待好”便离场了。
闲聊不能充饥，终究还要吃饭，我劝了无数遍之后，两人似乎才意识到还要吃饭。只见两人对伸了一下大拇指，恍若同时从梦中醒来，不约而同地喊道，喝两杯！
喝两杯就喝两杯，两个人说着却非要撤了我从饭店要来的菜，一个我用尽了浑身解数使眼色打手势全然不觉，一个嚷着非要我父亲亲自下厨。
我父亲哪里会做什么菜？他进了厨房，一会儿便出人意料地端出两碟小菜，竟然是红辣椒拌咸菜和把食盐、大蒜和熟鸡蛋放到蒜臼子里捣成的糊糊。
酒自然是高度白酒，杯子便共用秀才老祖留下的那只小杯。平日少见其喝酒的恩师边喝边端量着杯子，嘴里孩子似地高喊着“神奇，真神奇！”父亲则面露得色，毫不谦让，见杯必干，马上又填满递给对方。两人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不觉已连干了三瓶，虽不见哪一个有醉态，却迅速达成了决不再喝的统一意见，便抚掌哈哈而笑。
临别时，我父亲似要把重又用红绸子包好的酒杯送给恩师，因为恩师嘴里说着“不能夺人所爱”坚决不收，但答应必定再要来喝，我父亲才肯罢休。
恩师果不食言，逢有假期必定要捎一点儿省城的东西与我父亲喝两天酒，最后的结果自然都是抚掌而笑。
两个文化层次存有如此大差别的人，居然能愈加紧密地交往，不仅可以称得上一个奇迹，而且最直接地引发了两种后果：
一种是，由于我父亲能喝酒的消息不径而走，村里几位经常做“酒头”的善喝者难免要惴惴不安，唯恐我父亲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某个由自己做“酒头”的场合，害得自己遭遇罚酒的尴尬。幸亏我父亲素不喜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双方才总算相安无事，但不安终究还是要不安。
其实，我父亲离了恩师和那只酒杯，酒量是极小的，不足半斤酒便已醉得不成样子。这样的信息，外界自无法探知，连我都是通过一次偶然才观察到。起因是我妈嫌他那只杯子总是两人共用而且从不清洗难免给人脏的印象，便别出心裁地给他调换了状极类似的一只，不料我父亲刚开喝就觉出了酒的异味，却又没能发现异状，只能勉强用之，喝了不到三两酒的光景已然烂醉如泥。待我妈后来偷偷为他重新调过，又变成了海量。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我至今仍无法猜透，有时候难免要胡乱猜测，莫非他患了肝炎之类的传染病，病毒地抵消了酒精的度数？胡乱猜测多了便会觉得是，非要逼他去做体检，他一向忌医莫深，终抵不过无原则派的长期攻心战，检查的结果却完全否定了原就胡乱猜测的结论。
另一种便是，产生了许多关于我家那只酒杯的维描维肖的故事，诸如我家的那只酒杯能解酒避邪云云。诚如政治家所说，当今信息传播之快之广确让人称奇，前后不足十天的时间，这样的信息已传至乡里县里省里，而且越传越神乎其神。因此，凡能攀上点儿关系的人，必要电话问之，一时间，我的办公电话几乎全部变成了关于那只杯子的争论，尽管我费尽了口舌去辟谣，人家还是不肯相信，自觉关系紧密的，必要登门拜访。于是才舍了电话费，又要赔上接待费，幸亏我当时已不做村支书，要不然，仅这一项的耗费就高达十余万元。
钱倒还在其次，花了可以再挣，无法挽回的是人缘——我父亲不辨远近贵贱一概地予以冷冷地拒绝，害得我赔尽了不是，还得罪了人，许多原本亲如兄弟的客户疏远了，原就不热络的关系从此断交了。断交便断交吧，我心无愧，我实无法，总不至于去没原则地埋怨我父亲吧？再说，我父亲原就没错，更何况即使有错，他也绝不肯承认。
当然，也有吃罪不起的，我前任岳父生前的现已做了县委代书记的秘书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委婉却坚决地表达了拥有这只杯子的渴望。
我知道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曾说过，这是他和恩师晚年唯一的寄托了，任多大价钱也决计不能卖。迫于无奈，一则关于工商部门打假的报道激发了我的灵感。当我把那只假杯子交到他手上时，尽管我再三解释它的无用，再三劝他不妨试验一下它的效果，他仍是不肯信，只顾爱不释手地端量着。
简直让我不敢相信，现在这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越解释，他越不信，竟然误以为我因为舍不得在骗他，终于因此而惹出了祸端。——原来，他当时正运作着欲去掉职务前面的“代”字，由于某位老领导的帮忙，事情已经成了，只差着地委任命了。为了感谢这位官运正显强劲的老领导，自己没舍得用一次便又转交给了老领导，必定是大大夸张了它的作用。
老领导非常信任他，自是信他的话，他刚走便忙不迭地赶回家尝试。既非亲眼所见，故事便只能靠分析推理：酒必定是高度的，头三杯也确如“代”书记所杜撰的那样没有丝毫异味，渐渐地，居然有了味道，此时已到了两瓶多的量，原本酒量就不大的老领导，没有理由不相信……打了一天一夜点滴才勉强醒过来的老领导大怒，想到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否决了“关于去掉他职务前面的代字的决定”，******，想害死我？愤愤不平之余，又一句话降了他做副县长。
我原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了，不料，某一天，他又突然找上了我，非要我父亲陪他象跟我恩师那样喝酒。此时他虽只是个小小的副县长，却兼着公安局长的职，权势仍然炙手可热，我父亲再不情愿必定还是要陪他。我父亲原不知我送假杯给他的事，还是依惯例去取杯……他正冒着热气的脸立时便冷了下来，怨毒地盯了我一眼，嘴上却一句话也不说。
原就没有我父亲和恩师之间那种边吃边聊的热乎劲，又加上了这么一截子故事，随时都有翻盘的危险。——自调来我们县，他确给了我不少方便，但他是一位忙于官业并不太过看重金钱的人，所以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报答他，没有想到，居然为了这么只真假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的小杯子闯出了祸。
念及此，心里便隐隐不安，不安便紧张，紧张便总禁不住要撒尿，待要撒时却又毫无尿意，便憋足了劲用力，以致于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仍无济于事，可刚要提起裤子，尿意却又随之而来。如此来往多次，好不容易逮住了我父亲离席的机会。
我父亲酒间通常是不离席的，只要离席就说明酒喝得不顺。我借机把假杯子的事儿告诉了他，他上下左右仔细地端量了我一遍，却是一声不吭。重又回到席上，我父亲便证实杯子确有子母两只。
我父亲从不撒谎，我注意到他脸涨得通红，脖子鼓起老高。不要小瞧了谎言，结果自然是，副县长的脸稍霁了些，渐渐有了笑意，而我的尿也总算尿了出来。
酒宴总算重又开始了，按照副县长的习惯，酒自然要开高度的，他喝得高兴，我心惴惴唯恐再次出差错，而我父亲则是一副难以下咽的样子。果然，一瓶酒尚未喝完，向以酒量著称的副县长已是醉态十足，忙不迭地去厕所，站到厕所里憋了许久却又不见尿出尿来。
关于这一点儿，我想再啰嗦几句：在我接触的官人当中不独副县长有这样的习惯，镇长这样，书记这样，连税务所的所长也这样。因此，当有了这样的习惯之后，我曾想，难道自己当真是官命而投错了胎？
还是闲话少说，且说副县长憋了许久没有憋出尿来，空自急出了一身汗。此时，在他的意识中，任何事儿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应该说，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因果关系，却是他思想最真实的反映。突然，一个不小心，他一头栽进了厕所里。
农村的厕所不同于城里，是养猪的地方，因此又叫做“圈”。“圈”通常要盖一简易猪舍，猪舍外面要挖一个大坑用来积肥，厕所往往就是一个以用来圈猪的矮墙遮住视线的角落，人的屎尿通过在角落里预留的通道流到大坑里，猪常会由猪舍外面的活动空间下到大坑里去吃人排出的屎尿，据说酒量大的人排出的粪便有时甚至能把猪吃醉。
我父亲我妈历来就有养猪的习惯，又值夏季，刚下过雨，圈里积满了水，老母猪下的十几个猪崽正在圈里的粪水中嬉戏。
副县长募然掉进来，惊得猪崽们四处乱窜，溅起了不少粪水。怕出事偏又出了事，待手忙脚乱地把副县长捞起时，他双目紧闭，气息微弱。我妈欲去找医生，秘书坚决不肯，看得出来，秘书虽不多说话，却是个全才，竟然连医道也懂。赞扬他时，他有些腼腆地说，这是做秘书的基本素质。经过了一番清洗掐仁中敲背的忙活，副县长总算醒过来了……
由于副县长随手扔掉了自己被沾染了的高档西装，便换了秘书的，秘书则穿了我父亲一套。如此之后，副县长已恢复如初，而秘书或许自卑于自己的打扮，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救人时的果断，低着头，两眼直瞅自己的脚尖，仿佛能够瞅出万两黄金来。一时间无话可说，秘书显是怕冷了场，便一个劲地无话找话，自然尽是些副县长兼了公安局长之后如何如何的颂词，俨然他们的局长就是勇斗歹徒的英雄。
由于秘书的加入，话多了起来，也有了些热气，话题终究还是单调，但副县长仍没有要离去的意思。直到我父亲突然记起什么似地用那块已是锈迹斑斑的红绸子包了一只杯递上时，他才哈哈一笑，推掉了我坚决地挽留坚决要离去。
临行时，秘书把我扯到了一边，一本正经地要我起誓：今天的事儿绝不泄露丝毫！我能够体谅他的苦心，却不能不惹起了我的反感，便哈哈一笑，说，凭我们的关系，放心！有了这么一句无关痛痒的承诺，秘书才终于肯上车离去。人哪！！！
这时候，我妈提着刚洗好的西装边喊着边赶了出来，车已走远了，脸上因此露出无尽地遗憾。算了。我父亲说，声音阴而沉。
我妈分辩说，这可是名牌啊。
我父亲虽没有经过多大场面，还是比我妈有见识，反问道，他还差这个？早晚得出事。
事实果如我父亲所言，一年后，他当真出了事。出事后，便再也没有了音讯。有人说他进了监狱，有人说他跑到了国外，众说不一，但我还是更多地相信他被贬到了某偏远小镇去做镇长的说法，因为据说他求过的那位老领导因喝酒坏了一只眼，坏了一只眼是真的，从电视上能看到，但到底是不是因为酒却没有人能说清了，因为无法求证。
由于人们把我看成了他那条线上的人，少了他的庇护，居然有好几单原已谈好的生意被人抢了去……经过一番折腾后，大局虽无大碍，心境却因此变坏起来：凡事不能泰然处之，总是左右思量权衡拿不定主意，随之而来的便是莫名其妙地暴躁，坐立不安，发无名火。
一日，突然凸现的遁入空门的念头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发现自己在逃避，寂寞、无聊、空虚让自己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干什么都毫不在意。无所谓？对，都怪我那无所谓的态度。
显然，我的这种无所谓与我父亲的那种无所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父亲一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却能够有滋有味地生活着——除了按自己的节奏劳作之外，别无所求。那是境界。
在此期间，他又对自己关于烟酒的讲究作了进一步地修订和完善，增加了一个“三不”原则，即不与在桌上狂吃乱嚼的饶客喝酒，说这样的人多贪婪；不与逼人喝酒的人喝酒，说这种人多心底不善；不与有酒脾气的人喝酒，说这种人太没品味。
刚才曾提及，因为我父亲的古怪脾气，我们之间绝少交流。某日晚饭后，他意外地主动向我讲解了他的原则，耐心而又细致。许是受了他的感染，我破例坦白了自己近日的感受。我父亲对此没做任何评价，仍是一脸的平静，只是缓缓地讲了一句或许与时与景并无多大干系的话：人都是有爱好的，没有爱好的人绝对是不正常的。但爱好不同于嗜好，爱好一旦转化成嗜好，继而变成欲望的时候，必定便是坏事之时。
这是我父亲自我记事起跟我讲过的最郑重其事最富哲理的一句话，难保在讲这句话时，他眼前不浮现着我当初因苦于没有找工作的门路而悲悲戚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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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必定是能够转移的，这种转移把握不好最容易走极端，要么极端仇视破坏欲极强，要么珍爱异常。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女人选择了后者，她把对孩子的渴望全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因此，当时幼小的根本不懂人事儿的我除了本能地反抗过她之外，感情上很快就接受了她，小嘴儿甜甜地“娘，娘”地叫个不停。
对于我的驯服，最乐的当数她，发自内心的笑经常溢之于言表。据说女人开心的笑能够美容，她原本丑陋的脸果真因灿烂而变美了许多。她对付我的武器，自然便是跟生母一样的甚至更加硕大的****，每当我哭，她便熟练地解开扣子把****塞到我嘴里，虽然没有生母那样浓厚的奶水，但足可以制服我。每当此时，她便得意而灿烂地笑。
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离了她便无法入睡的习惯。看得出来，她并不反感我的这种恶习，而且尽一切努力地给我欢乐。她因为我而改变着自己，并因此而征服了我父亲。
我当真应该感谢她，感谢她的****和她硕大的胸，要不是她，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因为她给我欢乐，却并不溺爱，而且待我上学后又近乎苛刻地严厉，才让我最终读了大学。我当真应该叫她“娘”，尽管她有时候难免狭隘，关于这一点儿，我在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但她的这种狭隘是一种无法克服自己能力见识局限的为了他人的而绝无私利的狭隘。叫娘，当真应该叫娘，娘啊——！
说到娘，便容易激动。农村小老头自我解嘲着，显然又动了情。大家或已听出，他在讲述中已多次动了情。
他正不由自主地去拭眼，见自由从业者吃东西的模样古怪，便冲他说道，好了，别催了，我知道，既是烟酒的讲究，必要讲烟酒，但凡事总要有个序幕和背景，要不然，冷不丁说某个人死了，人们不免要问这人是谁？与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提到他？如果承认与你有关系，必还要继续一系列的疑问，诸如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之后又有些什么后果？请节哀顺便云云。这便是中国人喜欢刨根问底的习惯。
为了满足这个习惯，我们不妨把背景和序幕定得长一些，目的便是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我父亲和我娘，以便大家在今后的讲述中不感到突兀。
在对我父亲烟酒的讲究进行全面考察之前，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对母亲大人的称呼。为此，我曾专门查过字典，“娘”和“妈妈”都是对母亲大人的称呼。
在我们那个地方，对母亲大人的称呼原是一体叫做“娘”，大概因为经济的快速好转，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称呼，到我们这一代便出现了“娘”与“妈妈”混叫的现象，“妈妈”这个称呼因为城里人或者电影电视里的外国人都这么叫，似乎比“娘”又文明时髦了许多，到我的孩子这一代便一体地改称“妈妈”了。
既如此，因为有两位母亲大人，我姑且把只生不养的那位叫做娘，虽非亲生却象亲生一样承担了教养义务的那位叫做妈妈。
我父亲和我妈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经历了自支书刘老蔫儿开始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往往要领先于并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除了称呼之外，经济变革同样地让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其实称呼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人的观念逐步改变的一个生动表现。
与之相适应的便是生活方式的必然地逐步变化，譬如曾一度被视之为恶习的烟酒，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渐渐地被普遍地当成了一种时髦。逢年过节或者婆娘炒了顺口的菜，搁一个不大的杯子于桌上，慢慢地拧开酒瓶盖，摇着头，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斟满，嗞溜嗞溜地喝上一小口儿便裂一下嘴，忙不迭地去夹一口菜嚼着，借着酒兴向老婆孩子吹嘘一下其实老婆孩子都清楚的自己的丰功伟绩，或者点一根烟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条件变好了，天天跟过年似的，自然会经常做顺口的菜，小酒当然也嗞溜嗞溜地常喝不断。
这便是我对于烟酒的最初的因而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一种足以引以为傲的最潇洒的行为。
可惜的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父亲没有一件类似于这样的光彩行为，在与小玩伴儿的争论中常常让我感到自卑不已。
有一次，我受了委屈哭着跑回了家，我妈便教我说“俺父亲会喝酒”。之后我遇到尴尬就说“俺父亲会喝酒”，尽管常惹来嘲笑，胆气却毕竟壮了不少。
由此便不难看出，当时的烟酒有多么流行，我又是多么渴望我父亲能喝酒，我有时候甚至会把我父亲想象成酒鬼，恍若看到他喝醉了酒与人拳脚相交，或者象其他同学的父亲那样醉卧于路旁，我和我妈吃力地抚着浑身是泥最好还沾染着部分血星却依旧醉睡不醒的我父亲，周遭围满了或指指点点或掩嘴而笑的大人或孩子。这种因盲目的自尊而产生的虚妄的幻象，常常能给我勇气，让我在突然间热血沸腾，顿生无穷豪气。
说到底，喝酒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一时间成了有本事的代名词，不妨试想一下，有谁家的孩子不希望或者不把自己的父亲想象成能够顶天立地叱诧风云的大人物？
我父亲这样说，烟酒是一种享受，讲享受必得要讲资格，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人是没有资格去讲享受的。他所说的任务，即是指我成家。因此，一直到我毕业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他仍不肯去沾染烟酒，尽管我和我妈曾无数次地劝过他，因为我四年大学不仅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而且让他负了一万余元的债。
他从不怨天忧人，只怪自己无能，只要能怪自己，心里便安稳了许多。他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留下的债务而凭添哪怕是丝毫的负担，尽管他不可避免地束缚于自身的能力，但他仍勉力维持着。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不再难以理解我父亲何以会在我成功地做成了第一笔生意之后才去沾染烟酒的原因。
我父亲第一次沾染烟酒完全是一次中了我和我妈圈套的被动行为：那天晚上，由于事先跟我妈串通好了要让我父亲开一次洋荤，因此，我破例早早回了家，回家时特意挑选了两包价格还算适中却只有村支书刘老蔫儿偶尔才能抽得上的烟和两瓶当时最为流行却只有村集体招待镇委书记那一级大官才肯拿出来用的那种酒。
那一段时间是我和我妈特别高兴的日子，因为屡经周折，我终于拿到了凭自己智慧和劳动赚来的第一笔钱。我觉得这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证明，尽管当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要证明什么，但已足以令我激动不已，只觉得特别值得庆贺。
当时家里的格局正明显起着变化，三个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我妈当然是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凡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她都一概地坚决予以支持，因为只要我高兴，她便感到无比地幸福。因此，我父亲便称她为“无原则派”，而自己则自奉为顽固派。
顽固派与无原则派之间的分歧便在于对待我未来职业选择的态度，是一种大目标趋于统一的对立，矛盾虽有时候甚为尖锐，但由于矛盾的本身便是无原则的，因而常常是模糊的因善良而不坚定的，更多的则往往转向皆大欢喜的结局。
顽固派所说的原则，其实是一些残存的虽仍存有巨大惯性却早已丧失了锋芒的习惯和传统，所以说顽固派的自身便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倍加辛苦地劳作，勉力维持着生计，另一方面却竭力反对我把赚钱作为职业；一方面渴望而且尽全力帮我摆脱选择后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在为我所取得的成绩而闷闷不乐。
在他看来，“学而优则仕”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不必去赚太多的钱，只管赚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稳和体面，万一有哪天老天爷眷顾混个镇长市长干干，便会有小轿车经常停到自家门前，必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赖祖宗保佑，必定要去焚三柱高香，叩谢保佑之德。
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老祖宗关于“光宗耀祖”的蜕变，在我们家尤甚，因为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那位秀才老爷便是我的先祖。这也是我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自觉长足了面子，便能常常保持心理平衡。甜蜜的自我安慰中，竟不觉已经到了靠劳动和智慧照样可以坐小轿车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的时代，尽管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逐步认同这样的现实，但他仍在顽固地排斥着。
且说那天他阴着脸刚进门便扑头盖脸问，听说赚了？声音里没有一丝热气冷得直让人发抖。
我老老实实地答道，赚了。
问，多少？答，四十万。
四十万？他疑惑地瞅了瞅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反问着。疑惑归疑惑，四十万这个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的结果还是让他的脸色稍霁了些，见桌上摆了烟酒，他随口便来了一句“哇塞，好好奢侈啊”，伸手便去拿烟，却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把烟盒揭开，嘴里自我解嘲地咕噜着，奇了怪啊，这庄户人怎么就敲不开洋鬼子的门？
我父亲从不多说话，象今天这种颇带有点儿戏谑意味的俏皮话实是难得，让在厨房里忙着做菜的我妈感到既意外又新鲜，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忙活之余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冲想笑又不敢笑正勉强忍住的我连催，快帮你父亲点烟。
我忙不迭地迎上去，帮着开了烟盒从中弹出一支递上为其点燃了。
他从来没有吸过烟，自然便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只顾贪图想象中的潇洒，模仿着自己崇拜的某个大人物的姿势猛吸了一口，登时呛得咳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便已涕泪交加。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咳，他狠狠地把手中的半截烟头扔到了地上，用脚费力地踩了踩，轻声念叨着“这洋东西也******欺侮老实人”，去水龙头边洗了脸。从此，他再也没有吸过烟。
这时候，菜恰好齐了。他用手轻抚着酒盒子，食指和中指在有节奏地轮番敲打着盒盖，发出一连串轻微的“嘭嘭”声，我妈接连催了好几次，他都不肯说一句话。突然，他顿了顿脚，快步进了里屋。
我父亲是个怪脾气，常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我妈误以为他又犯了倔，便冲我直努嘴，示意我跟进去查个究竟：他正站到我家那把陈旧但结实的木椅上，翘着脚，手已伸进了旧式大衣柜上面的旧式木箱里在摸着什么，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黑乎乎的状如政治家所说的“马眼杯”。
他冲我笑了笑，待重又回到桌前才告诉我，别小看了这只杯子，竟是我那位秀才老祖留下的，是他去参加义和团之前用过的，后来他被抓去砍了头，这只小杯便成了他唯一的遗物，至今已传了四代。
这只小杯看似平常，待我父亲慢慢地开了酒瓶而后小心翼翼地斟上酒，原本混浊的外表立即变得清澈起来，而且杯底慢慢浮起一层薄薄的油状物，酒香则更加诱人了。
我甚觉奇怪，问我父亲缘故。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先祖就有喝酒之风，而且对器皿非常讲究，同样的酒用不同的酒杯去喝，酒的味道也会随之变化。
细查古代先贤饮酒记录，譬如李白，果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耐心地品了一杯，却并没有发现酒味有何异常，依旧是苦辣苦辣的直呛嗓子。
而我父亲虽从未沾染过酒之类的东西，却是连干二杯，且直嚷着“爽啊，爽！”他这一连串的滑稽的语言和动作，惹得我妈开心地笑个不已，可惜我娘便无缘得见了。
两杯过后，我父亲便坚持不肯再喝，他慢慢地拧上瓶盖，依旧用那块红绸子把杯包了放好才开始吃饭用菜，吃得是那样欢畅。
人生第一次的行为往往容易形成习惯，自那以后，必喝两杯便成了我父亲饭前的一门例行功课。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中午或晚上，后来连早晨也是非喝不可了。
渐渐地我便发现，我父亲喝酒确有不少讲究：首先，或许是贪图便宜的缘故，他从不计论酒的优劣，只要能够称得上酒的东西便能对付。
其次，由于喝两杯太少，他从不过多地关注酒饶，一根咸菜丝几颗花生米就能喝酒，更多的时候则是酒前酒中不吃东西，他说那样会坏了酒的味道。
其三，非得用秀才老祖留下的“马眼杯”，否则便无法下酒。我父亲说，这就叫做品味，人还是有一点品味好。
其四，喜欢独斟独饮，从不与人边饮边高谈阔论，饮后必眯着眼，沉思着，回味着，幸福感常常会与之俱来，充盈着，轻飘飘的欲死欲仙。我父亲坚持认为，人多便会伤了酒气，没有酒气便如同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岂不白白浪费？浪费本身就叫失了品味，失了品味是做人做事的大忌。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稀奇古怪的念头，据说因为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他开始试着喝两口儿之后，村里几位善喝的人颇觉新鲜，便欲找他一试深浅。
村里历来就有劝酒不劝饭的传统，一个人若要开喝，必要事先举办一个类似于仪式的聚会，遍邀村里善喝的人一展风采，即使你不主动召集，他们也会推举村里在酒上最有说服力的三位去主动找你。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倒并不单纯为了酒，主要想测试一下开喝者的酒量，以免在日后的酒场里失了礼数。因为只要在没宣布开喝之前，无论你参加如何宏大的酒场，人家都不会劝你酒。一旦开喝便要按开喝者的量劝酒，不足或者过量，都将被视为招待不周，主人通常要追究一般由善酒者担任的负责酒宴者也叫做“酒头”的责任，最常见的做法便是由“酒头”自罚一桌，以弥补对于客人招待不周的过失，而且在自罚的桌上，“酒头”必须开怀畅饮，直至烂醉如泥为止。
这样的做法虽有些不近人情，但自古以来便是这样的规矩，任谁也无法撼动。由于决定必定是主人做出的，吃了喝了人家的便嘴短，遇有罚酒，“酒头”是不得推辞或借故逃避的，而且必须对重又到场的客人笑脸相迎，转着圈子逐一作揖赔不是。否则必定要重罚，最严重的，主人往往要领着老婆孩子到“酒头”家连吃三天。
在我们那个地方，酒与饶两个字不仅在组词时紧密地连在一起，现实生活中也是饶随酒走，讲究大酒大饶，一桌酒席办下来起码要耗掉一亩麦地的收入。既是善酒者，便不能推脱“酒头”的差使，又要经常面对“赔了钱财又折面子”的尴尬，难免善酒者要如此小心翼翼。当然，也有例外，但例外除非是“酒头”对客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尽了全力劝酒，客人又有极为正当的理由。
我父亲原就瞧不上这些规矩，又不善跟人交往，那些善酒者多瞧不起他，要不是慑于多年来留下的规矩，我相信他们是绝不肯主动找上门来的。尽管如此，我父亲对于他们的到来或许如他事后所说，虽内心给予了足够重视，只是因为自己面冷，不善说一些客气话，便显得不冷不热，善酒者必定内心不痛快，所以他们进了门就对我父亲横挑鼻子竖挑眼惹了我父亲一肚子气。
或许是因为激动，他甚至忘记了通知我妈一声“赶紧回来做菜”，心里只顾想着“喝酒便喝酒”，便依着自己的习惯特意要求我妈炸给他做下酒菜的已吃了个把月的两条小咸黄花鱼给端了上来，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条半多一点儿。
如此的冷遇，善酒者必定在内心骂着“儿子发了大财竟还如此小气”，未及开喝，便风卷残叶一样把小碟里的咸黄花鱼吃了个精光，必定想让我父亲难堪。
更不该的则是我父亲，他不该下意识地冷冷地问了一句，到底来吃菜还是来喝酒？
尽管事后他为此后悔得连连顿脚，但毕竟当场已率真地没有丝毫恶意地问了这么一句让善酒者不欢而散的话，让原本声望就不高的我父亲更加陷入了声望上的空前低谷，尽管我父亲仍是一副特行独侠的风度。
到我做了村支书，家里的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逢到吃饭，我父亲便躲到别处，起先有礼貌者还是尽力劝他同席，却常常被他毫无应答的不礼貌弄得一脸地不高兴，我便百般地解释赔不是，人家总算不跟他计较了，但关于他神经不正常的流言很快便传开了，客人便无人再去劝他以免空自落个不自在。这种流言和无人劝他的现实常常让我感到别扭，他毕竟是我父亲啊，渐而便有些不自在起来。
正是鉴于我父亲的上述讲究，不少人只知我父亲有喝酒的习惯，包括我本人在内却无人知道我父亲能喝多少酒，直到恩师助我解决土壤难题那天才最终揭开了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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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同样是一位性格古怪的小老头，与我父亲却甚是相通。那天，他推掉了我为他专设的由乡长书记作陪的自认可以称得上盛大的宴会，旁若无人地只顾与我父亲闲聊，弄得乡长书记甚没面子，只好交代了一句“帮了咱忙的人，一定要接待好”便离场了。
闲聊不能充饥，终究还要吃饭，我劝了无数遍之后，两人似乎才意识到还要吃饭。只见两人对伸了一下大拇指，恍若同时从梦中醒来，不约而同地喊道，喝两杯！
喝两杯就喝两杯，两个人说着却非要撤了我从饭店要来的菜，一个我用尽了浑身解数使眼色打手势全然不觉，一个嚷着非要我父亲亲自下厨。
我父亲哪里会做什么菜？他进了厨房，一会儿便出人意料地端出两碟小菜，竟然是红辣椒拌咸菜和把食盐、大蒜和熟鸡蛋放到蒜臼子里捣成的糊糊。
酒自然是高度白酒，杯子便共用秀才老祖留下的那只小杯。平日少见其喝酒的恩师边喝边端量着杯子，嘴里孩子似地高喊着“神奇，真神奇！”父亲则面露得色，毫不谦让，见杯必干，马上又填满递给对方。两人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不觉已连干了三瓶，虽不见哪一个有醉态，却迅速达成了决不再喝的统一意见，便抚掌哈哈而笑。
临别时，我父亲似要把重又用红绸子包好的酒杯送给恩师，因为恩师嘴里说着“不能夺人所爱”坚决不收，但答应必定再要来喝，我父亲才肯罢休。
恩师果不食言，逢有假期必定要捎一点儿省城的东西与我父亲喝两天酒，最后的结果自然都是抚掌而笑。
两个文化层次存有如此大差别的人，居然能愈加紧密地交往，不仅可以称得上一个奇迹，而且最直接地引发了两种后果：
一种是，由于我父亲能喝酒的消息不径而走，村里几位经常做“酒头”的善喝者难免要惴惴不安，唯恐我父亲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某个由自己做“酒头”的场合，害得自己遭遇罚酒的尴尬。幸亏我父亲素不喜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双方才总算相安无事，但不安终究还是要不安。
其实，我父亲离了恩师和那只酒杯，酒量是极小的，不足半斤酒便已醉得不成样子。这样的信息，外界自无法探知，连我都是通过一次偶然才观察到。起因是我妈嫌他那只杯子总是两人共用而且从不清洗难免给人脏的印象，便别出心裁地给他调换了状极类似的一只，不料我父亲刚开喝就觉出了酒的异味，却又没能发现异状，只能勉强用之，喝了不到三两酒的光景已然烂醉如泥。待我妈后来偷偷为他重新调过，又变成了海量。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我至今仍无法猜透，有时候难免要胡乱猜测，莫非他患了肝炎之类的传染病，病毒地抵消了酒精的度数？胡乱猜测多了便会觉得是，非要逼他去做体检，他一向忌医莫深，终抵不过无原则派的长期攻心战，检查的结果却完全否定了原就胡乱猜测的结论。
另一种便是，产生了许多关于我家那只酒杯的维描维肖的故事，诸如我家的那只酒杯能解酒避邪云云。诚如政治家所说，当今信息传播之快之广确让人称奇，前后不足十天的时间，这样的信息已传至乡里县里省里，而且越传越神乎其神。因此，凡能攀上点儿关系的人，必要电话问之，一时间，我的办公电话几乎全部变成了关于那只杯子的争论，尽管我费尽了口舌去辟谣，人家还是不肯相信，自觉关系紧密的，必要登门拜访。于是才舍了电话费，又要赔上接待费，幸亏我当时已不做村支书，要不然，仅这一项的耗费就高达十余万元。
钱倒还在其次，花了可以再挣，无法挽回的是人缘——我父亲不辨远近贵贱一概地予以冷冷地拒绝，害得我赔尽了不是，还得罪了人，许多原本亲如兄弟的客户疏远了，原就不热络的关系从此断交了。断交便断交吧，我心无愧，我实无法，总不至于去没原则地埋怨我父亲吧？再说，我父亲原就没错，更何况即使有错，他也绝不肯承认。
当然，也有吃罪不起的，我前任岳父生前的现已做了县委代书记的秘书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委婉却坚决地表达了拥有这只杯子的渴望。
我知道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曾说过，这是他和恩师晚年唯一的寄托了，任多大价钱也决计不能卖。迫于无奈，一则关于工商部门打假的报道激发了我的灵感。当我把那只假杯子交到他手上时，尽管我再三解释它的无用，再三劝他不妨试验一下它的效果，他仍是不肯信，只顾爱不释手地端量着。
简直让我不敢相信，现在这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越解释，他越不信，竟然误以为我因为舍不得在骗他，终于因此而惹出了祸端。——原来，他当时正运作着欲去掉职务前面的“代”字，由于某位老领导的帮忙，事情已经成了，只差着地委任命了。为了感谢这位官运正显强劲的老领导，自己没舍得用一次便又转交给了老领导，必定是大大夸张了它的作用。
老领导非常信任他，自是信他的话，他刚走便忙不迭地赶回家尝试。既非亲眼所见，故事便只能靠分析推理：酒必定是高度的，头三杯也确如“代”书记所杜撰的那样没有丝毫异味，渐渐地，居然有了味道，此时已到了两瓶多的量，原本酒量就不大的老领导，没有理由不相信……打了一天一夜点滴才勉强醒过来的老领导大怒，想到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否决了“关于去掉他职务前面的代字的决定”，******，想害死我？愤愤不平之余，又一句话降了他做副县长。
我原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了，不料，某一天，他又突然找上了我，非要我父亲陪他象跟我恩师那样喝酒。此时他虽只是个小小的副县长，却兼着公安局长的职，权势仍然炙手可热，我父亲再不情愿必定还是要陪他。我父亲原不知我送假杯给他的事，还是依惯例去取杯……他正冒着热气的脸立时便冷了下来，怨毒地盯了我一眼，嘴上却一句话也不说。
原就没有我父亲和恩师之间那种边吃边聊的热乎劲，又加上了这么一截子故事，随时都有翻盘的危险。——自调来我们县，他确给了我不少方便，但他是一位忙于官业并不太过看重金钱的人，所以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报答他，没有想到，居然为了这么只真假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的小杯子闯出了祸。
念及此，心里便隐隐不安，不安便紧张，紧张便总禁不住要撒尿，待要撒时却又毫无尿意，便憋足了劲用力，以致于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仍无济于事，可刚要提起裤子，尿意却又随之而来。如此来往多次，好不容易逮住了我父亲离席的机会。
我父亲酒间通常是不离席的，只要离席就说明酒喝得不顺。我借机把假杯子的事儿告诉了他，他上下左右仔细地端量了我一遍，却是一声不吭。重又回到席上，我父亲便证实杯子确有子母两只。
我父亲从不撒谎，我注意到他脸涨得通红，脖子鼓起老高。不要小瞧了谎言，结果自然是，副县长的脸稍霁了些，渐渐有了笑意，而我的尿也总算尿了出来。
酒宴总算重又开始了，按照副县长的习惯，酒自然要开高度的，他喝得高兴，我心惴惴唯恐再次出差错，而我父亲则是一副难以下咽的样子。果然，一瓶酒尚未喝完，向以酒量著称的副县长已是醉态十足，忙不迭地去厕所，站到厕所里憋了许久却又不见尿出尿来。
关于这一点儿，我想再啰嗦几句：在我接触的官人当中不独副县长有这样的习惯，镇长这样，书记这样，连税务所的所长也这样。因此，当有了这样的习惯之后，我曾想，难道自己当真是官命而投错了胎？
还是闲话少说，且说副县长憋了许久没有憋出尿来，空自急出了一身汗。此时，在他的意识中，任何事儿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应该说，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因果关系，却是他思想最真实的反映。突然，一个不小心，他一头栽进了厕所里。
农村的厕所不同于城里，是养猪的地方，因此又叫做“圈”。“圈”通常要盖一简易猪舍，猪舍外面要挖一个大坑用来积肥，厕所往往就是一个以用来圈猪的矮墙遮住视线的角落，人的屎尿通过在角落里预留的通道流到大坑里，猪常会由猪舍外面的活动空间下到大坑里去吃人排出的屎尿，据说酒量大的人排出的粪便有时甚至能把猪吃醉。
我父亲我妈历来就有养猪的习惯，又值夏季，刚下过雨，圈里积满了水，老母猪下的十几个猪崽正在圈里的粪水中嬉戏。
副县长募然掉进来，惊得猪崽们四处乱窜，溅起了不少粪水。怕出事偏又出了事，待手忙脚乱地把副县长捞起时，他双目紧闭，气息微弱。我妈欲去找医生，秘书坚决不肯，看得出来，秘书虽不多说话，却是个全才，竟然连医道也懂。赞扬他时，他有些腼腆地说，这是做秘书的基本素质。经过了一番清洗掐仁中敲背的忙活，副县长总算醒过来了……
由于副县长随手扔掉了自己被沾染了的高档西装，便换了秘书的，秘书则穿了我父亲一套。如此之后，副县长已恢复如初，而秘书或许自卑于自己的打扮，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救人时的果断，低着头，两眼直瞅自己的脚尖，仿佛能够瞅出万两黄金来。一时间无话可说，秘书显是怕冷了场，便一个劲地无话找话，自然尽是些副县长兼了公安局长之后如何如何的颂词，俨然他们的局长就是勇斗歹徒的英雄。
由于秘书的加入，话多了起来，也有了些热气，话题终究还是单调，但副县长仍没有要离去的意思。直到我父亲突然记起什么似地用那块已是锈迹斑斑的红绸子包了一只杯递上时，他才哈哈一笑，推掉了我坚决地挽留坚决要离去。
临行时，秘书把我扯到了一边，一本正经地要我起誓：今天的事儿绝不泄露丝毫！我能够体谅他的苦心，却不能不惹起了我的反感，便哈哈一笑，说，凭我们的关系，放心！有了这么一句无关痛痒的承诺，秘书才终于肯上车离去。人哪！！！
这时候，我妈提着刚洗好的西装边喊着边赶了出来，车已走远了，脸上因此露出无尽地遗憾。算了。我父亲说，声音阴而沉。
我妈分辩说，这可是名牌啊。
我父亲虽没有经过多大场面，还是比我妈有见识，反问道，他还差这个？早晚得出事。
事实果如我父亲所言，一年后，他当真出了事。出事后，便再也没有了音讯。有人说他进了监狱，有人说他跑到了国外，众说不一，但我还是更多地相信他被贬到了某偏远小镇去做镇长的说法，因为据说他求过的那位老领导因喝酒坏了一只眼，坏了一只眼是真的，从电视上能看到，但到底是不是因为酒却没有人能说清了，因为无法求证。
由于人们把我看成了他那条线上的人，少了他的庇护，居然有好几单原已谈好的生意被人抢了去……经过一番折腾后，大局虽无大碍，心境却因此变坏起来：凡事不能泰然处之，总是左右思量权衡拿不定主意，随之而来的便是莫名其妙地暴躁，坐立不安，发无名火。
一日，突然凸现的遁入空门的念头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发现自己在逃避，寂寞、无聊、空虚让自己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干什么都毫不在意。无所谓？对，都怪我那无所谓的态度。
显然，我的这种无所谓与我父亲的那种无所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父亲一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却能够有滋有味地生活着——除了按自己的节奏劳作之外，别无所求。那是境界。
在此期间，他又对自己关于烟酒的讲究作了进一步地修订和完善，增加了一个“三不”原则，即不与在桌上狂吃乱嚼的饶客喝酒，说这样的人多贪婪；不与逼人喝酒的人喝酒，说这种人多心底不善；不与有酒脾气的人喝酒，说这种人太没品味。
刚才曾提及，因为我父亲的古怪脾气，我们之间绝少交流。某日晚饭后，他意外地主动向我讲解了他的原则，耐心而又细致。许是受了他的感染，我破例坦白了自己近日的感受。我父亲对此没做任何评价，仍是一脸的平静，只是缓缓地讲了一句或许与时与景并无多大干系的话：人都是有爱好的，没有爱好的人绝对是不正常的。但爱好不同于嗜好，爱好一旦转化成嗜好，继而变成欲望的时候，必定便是坏事之时。
这是我父亲自我记事起跟我讲过的最郑重其事最富哲理的一句话，难保在讲这句话时，他眼前不浮现着我当初因苦于没有找工作的门路而悲悲戚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