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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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丁说，从“死要面子活受罪，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句老话来看，脸面应该就是人的感受，或者说是一种体验，只不过这种感受或体验必须要靠挣。凡靠挣得来的东西，都会让人很辛苦。
话且从人的转变说起。人的转变是一个厚积薄发而不泾渭分明的过程，常因外界偶尔的刺激而悄然发生而容易遭人忽视，但人的转变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由转变累积的过程。所以，要研究人的转变，必须要靠事后耐心地辨，而不能凭变化中的感受。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否认转变完成后的感觉：犹如黑夜里突然见到了亮光，眼前陡地变得开阔起来，伴随着一些朦胧的却牢牢扎根于心底足以影响人一生的观念的形成，信心为之倍增。
在这里，且不过多地作理论探讨，只要关注我的几次至关重要的转变。
我的第一次转变，应该发生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前一年的终考，我居然考了个全班倒数！虽然我的成绩时好时坏，难得有几次能够让人满意，但倒数实在是个连我自己做梦都无法想到的成绩。拿这个成绩去参加来年的升学肯定不行，一直对我抱有很大期望的父亲决定让我留级。
留级生，多么可耻的称呼！况且还要跟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妹同一个班级，我坚决不肯，并通过绝食事实上却是由小妹饭后偷给我吃自然也逃不过父亲眼睛的办法以示抗争，最终父亲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决定，这对我算是一个鼓舞吧。
其实，我跟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一样也有惹人注目的强烈愿望，我也羡慕他们经常能够得到老师家长的褒扬，尤其是他们高傲地踏着音乐登上领奖台并趾高气扬地把奖品高高地举过头顶时露出的那种羞怯而又灿烂的笑容，我幻想着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而且常常独自想象着那一刻的幸福与激动。
幻想是理想的开始，而理想的实现靠不得幻想，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干劲。但薄弱的基础肯定会让我有太多的拦路虎，我竟能不气馁。
父亲及时捕捉了这一信息，他适时地引导了我，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培养我的自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以统考全公社第一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小学学业。
自信是必需的，而且自信最容易转化成自尊，但过度的自尊便成了傲气，傲气不是骨气，人必须有骨气但不能有傲气。
现实是，我的自尊在鲜花和掌声的奇妙感觉里疯长，渐渐地已容不下任何的批评，意志也变得格外脆弱，只要一时的或者偶尔的小挫折就能让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自尊心太盛，嫉妒心必重，我的目光开始转向周围的竞争者，对比在每时每刻地进行着。这也没错，错便错在我容不得别人的进步，自己稍有落后就会坠入自卑的深渊。
理所当然地，我的学业出现了不稳定，或跃居前列或坠入下游，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考一类高中，竟连二类高中也没能考上。
其时，我已开始变得极善为自己无奈的结局找理由，“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成了我当时最为崇拜的一句话。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固执，这种固执让我保持了不足一个学期的好状态。
及至父亲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把我转入二类高中，或者可以追溯至我在三类高中取得较为靠前的成绩的那一刻，我又出现了那种状态：听课总在走神，复习常敷衍了事，终日里迷迷糊糊，自觉付出了极大地努力却怎么也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
成绩很快就跌破了往年的高考录取线，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结果，因为我的意念仍在顽固地坚持，我绝不会考不上大学。
从这时起，我感觉自己在慢慢地被忽视，为了重新成为注目的焦点，我尝试着培养自己一项或几项诸如写作之类的优势以安慰自己虚弱的自尊。但我仿佛已丧失了小学时的那股耐力，凡事不能持久，无病呻吟地胡编乱造一通之后，连作文也写得一塌糊涂。
自诩的作文高手却常常无法作文无疑是尴尬的，我又开始逃避作文作业，被老师发现后，竟不惜冒风险利用作文课的时间恶作剧地抛开了老师的命题生造了一篇《作文教学之我见》。
不料竟真的惹起了老师的注意，她当堂宣读了我的作文，好多同学都被她声情并茂的朗读感动了——文章固然重要，但朗读更重要，我觉不出自己的作文有什么好，或许只是因为我莫名其妙的勇气。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太长时间后才因我而引起的，原来，我仍象过去那样强烈地渴望引人注目，我在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一阵感动过后，迅速又恢复了平静，远不如成绩佼佼者那样让人持久地关注。嫉妒，磨人的嫉妒！！！尤其那些女生，似乎竟连短暂的感动也没有。
我吃惊地发现，自己此时竟会如此迫切地想知道她们的感受，却绝对没有勇气去问，我不能让自己显得那么浅薄。我或许就是一个伪君子，我骂着自己，却并不影响经常地要耗掉大量的时间去鉴定辨认她们音容笑貌上的哪怕是极细微的差别以及或已极为丰满或正在渐渐隆起的胸。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不屑自己的行为而面红耳赤，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但我坚信自己如此关注女生绝对是可耻的，而且这明明白白也是我成绩滑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人对自己的状态往往并非不自知，只是常常无法自制。所以说，自我调整是人向着目标前进的关键，但外力同样不可忽视。对我来说，班主任这时候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把我的座位调整到了前排，但事后我很快就知道了这竟然是我父亲不顾我的坚决反对送给他花生米的结果。
对于转学送礼，我还能理解，因为那毕竟有求于人，而且父亲求的是自己最为亲近的一个长辈，数目不多的礼品似乎说成孝敬也未尝不可，但送礼给老师却让我想不通了：送礼无非为了求人照顾，为了自己不争气的成绩送礼，无疑地，伤透了我的自尊——我象一只迷途的羔羊，孤孤单单地无依无靠却又了无主意。
班主任自是容易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一向不拘言笑反让之充满了幽默感的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却自觉极尽风趣地讲什么吃不了的东西相互赠送一些也未尝不可的屁话，要知道那是我母亲连生病都舍不得炒一盘解馋才省出来的。
他多余的辩白显然没能挽回我已滑落至极端的情绪，反而让我更加盲目、失落、不安、暴躁。我本能地头痛欲裂，翻开课本看不了几页就已困倦不已，干什么都觉得无聊，冲动却随之盛了起来，我甚至产生了轻生或者把自己撕裂的虽然仍很遥远的念头。毫无理由地与堪称知己的同桌痛快淋漓地干了一架，搞得他莫名其妙而又无可奈何，而我却乘机赖在宿舍里养起了病。
那时候的宿舍是令人恐怖的：十几根用砖块垒起来的立柱支撑着上下两层木板，就是所谓的床。上面被均等地划分为宽不足一米的四十五份儿，依次住着我们班的四十五位男生，潮湿、拥挤、杂乱无章。由于人多，夏天躁热异常，到了冬天却又因为禁用取暖炉和电热毯而冰冷刺骨。
夏天还能对付，最难熬的是冬天，没有办法，只要回到宿舍男生们便把将头缩进被窝里企图借呼吸来增加被窝的温度。这让人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冬眠的北极熊，有人便戏称男生们为熊氏家族。
熊氏家族当然不肯就此安宁，只一会儿功夫便有人憋放了一个响屁，叫骂声哄笑声立即在酸溜溜的屁味中轰然而起，寒冷似乎在一瞬间便减轻了不少，或许这正是熊们能够顽强坚持的原因之一，但这种以苦为乐常遭到值班老师的喝呼，除非多次并以扣班级的分数才能彻底制止。
之后才是最安静的时候，除了故作粗重的呼吸和极压抑的浅笑，最活跃的还有虱子。据班主任讲，我们这一届是生虱子最多的一届，不仅数量多，而且个大肉肥，最好得用扫把去扫，他这种极富幽默感的表述，常常博得哄堂大笑。
其实，这与永远那么繁忙拥挤的学生食堂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一千五百多人共用一个原就不算大的食堂，尽管管理者严格规定必须由各个班级划分的十几人不等的小组统一到食堂提前订饭和排队领饭，开饭时间的食堂还是显得那样紧张，偶尔碰到老师拖堂而排到了后面，领饭则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吃完而你还没有领着饭。
为了效率和公平，各小组内部又由两名同学轮流值日，一名提着盛中午开水和早晚玉米粥的水桶，一名提着先是用来盛玉米面饼子后来渐改成白面馒头的食盒，尤其是提水桶的那位怎么看都象是养猪的饲养员，于是便称值日者为饲养员。
饲养员是极难当的，必须客观冷静准确地把握时间，无论早中晚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就要在第一时间迅速地拿起工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去排队，否则落到了后头必要受到全组同学至少一个整天的埋怨。
之所以会这样，里面当然不单纯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还有差别，差别则突出表现在每天都不可以或缺的开水和玉米粥上，只有排在前面十几或二十几位的饲养员才能真正领到滚烫的，到了后面能够温乎就算不错了，到喝上时则往往已冒不起丝毫的热气，而且玉米粥总面水两分离。据灵窍人士说，这是没有做熟或者后期加生水的典型表现。
别无选择，只有勇猛地去争去抢。也有勇敢的“熊们”曾结伙去面见难得一见的校长，但繁忙的校长不可能总跟在一个小伙夫的屁股后面盯着，用不了几天就又恢复了原样。
无可奈何！因为必须上足十几个小时课的高中生活让我们无暇总去找同样无暇的校长，即使这样，校长已因此找到了班主任。班主任早就对食堂不满，但他还是冲我们发了火，严厉地批评我们的行为。
我们不服，他便背了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课文，并进一步解释说，恶劣的环境最容易磨炼人。他总有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他应该算是个好老师，不仅人都说，事实也这样。——完全没有超出他的预言，我们班有四十名同学考上了全国的各类高校，以绝对优势名列全县第一，虽然他没能看到并享受这一荣誉，但他终究功不可没。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且说由于他的态度，我们放弃了继续找校长的打算，我们班的男生却因此全部患上了长期闹肚子拉稀的毛病，这种病虽不大，药物却无法控制，有不少男生直至高中毕业才得以痊愈。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那一届男生都非常嘴馋，正因为嘴馋更加剧了这种算不上病的病，致使我同桌高考时因无法自制沾了裤子而影响考试，最终只能上了中专，至今想起来仍觉可惜。
在这里，有一小插曲颇值得一提：那时候，由于闹肚子拉稀，我们夜里经常跑厕所，厕所离宿舍不算远，也常有急切地赶不到厕所的时候。
在宿舍与厕所之间有一片菜地，菜都是我们利用劳动课的时间栽种的，但我们从未无偿地享受过自己的劳动果实。这里便成了我们夜里方便的场所，蹲在菜地里边方便边报复似地摘一黄瓜西红柿怕被人发觉似地塞到口里嚼着竟有治疗因闹肚子而引起的不适的神奇功效。更有调皮捣蛋者，偷偷地摘一书包翻墙而出，去饭店找人加工成一顿绝美佳肴。
总务主任因此大发雷霆，发誓彻查却总不了了之，果真查了一次，竟查到了校长的小舅子头上，自又是不了了之。
细究起来，也怪不得我们嘴馋，其时炒菜对我们来说绝对能够算得上奢侈品。按照学校的规定，食堂只在中午为我们提供一次炒菜，而且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实际的需要，常常挤破了身体最终也只能以已卖完而无法买到而告终。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从家里带了咸菜作为自己的下饭菜。
现在想起来，吃饭也算是紧张单调的高中生活的一种乐趣吧：把堆满桌面的复习资料稍稍挪开些，便有了狭小的但足以放得开几样拼凑来的咸菜的地方，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不分彼此，边吃边嬉笑着，咸菜也吃得特别起劲，有哪位从家里带一点儿含油量高的食品，其他桌上的必过来打牙祭，如果不在一顿饭的功夫解决掉绝不会罢休，随后就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才略微有所改变，起因是一些就工困难的教职工子女把目光瞄准了面向学生炒菜，学校便渐渐放开了对私营者的限制，校外的经营者也开始挑着水桶进入了校园。
这些所谓的炒菜，实际上就是清水煮菜，根本没有多少油水，即便这样也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于是，在校外的空地上又建了一个针对学生的小饭店，我们几位同学经常到那里去吃五角钱一碗的面条。
小饭店的老板是位看起来还算利落的中年人，很能说，让人一听就知是在吹嘘自己的卫生与薄利，其实用不着吹嘘，也缺不了自愿上钩的学生。
有一次，为了避开放学后的拥挤，我在上午第四节自习课便躲开老师的视线悄悄溜进了他的小饭馆，有幸目睹了他做菜的全过程：
他把刚买回来的还带着泥土的土豆放进水泥围成的水池里，拧开自来水龙头，简单地用水冲过，然后把带皮的土豆用刀麻利地切成碎片，倒入盛满清水的锅里，待土豆煮烂后加入大把的盐，最后用不知多久没洗刷过的长把勺盛一些猪肥肉炼出来的大油慢慢地化到锅里，所谓的炖土豆便成了，不仅看起来油水非常大，吃起来也觉得非常有滋味。
到后来，我曾尝试着照样做过几次，却怎么也吃不出当时的味道。在这里只说在欣赏他的绝技的同时，我意外地看到了或许我不该看到的一幕：
为我们煮的面条快要好了的时候，他突然放下手中的碗筷冲了出去，随后的卫生间传来了水声。我透过窗户望去，他正惬意地提着裤子从里面出来，待勒紧了腰，两根肥实的手指却又捏住了鼻子喷出两道黑乎乎的鼻涕，潇洒地摔掉，而后把手指放到屁股后面的裤子上擦了擦便进了屋。
且不说他的老婆则正唤来散养在外面的一条狗引它去舔刚切过肉片的菜板，只说他进了屋就去为我们捞面条，偏有两根面条不合时宜地挂到了碗外，他居然就用那两根手指把面条又挑进了碗里，动作麻利潇洒之极。
那天，一向花钱最小气的我自是花了钱也没能吃成面条，我宁肯饿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的小饭店，而且一想到那一幕便会对面条心存余悸。但我没有告诉别人，只在心里嘲笑那些奔涌着去他那里的人，仿佛自己可怜的自尊竟得到了些许满足。
2
既然存在着急迫的供需矛盾，就会有人想方设法走关系，因为走过关系就可以不需排队而直接进入食堂，不仅领到的饭菜质量好，而且快速及时。
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脸面吧，但这时候最怕不公，有了不公，就会有饲养员们因不满而恶作剧的唏嘘声和食具的敲打声。这没用，走关系者很快就能从尴尬和羞怯中解脱出来，与众不同的感觉让他们高昂着头踱着舞步洋洋自得地离去。
因为他们，安静且有秩序的等候队伍渐渐地变得不安分起来：时而有人插队，时而有人叫骂，时而有人尖叫，时而因此爆发战争。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有人用食盒打掉了插队者两颗门牙的那次：一食盒打过去，但见血流如注，胆小的女生早已惊出了声，不自觉地后退以为其留出争斗的空间。
插队者反不如围观者慌张，他沉着而又冷静，根本不觉痛疼似地到就近的水龙头边用凉水潄了口才不慌不忙地返回寻找出手者。
此时的队形虽已完全乱了，但不再有人出声：有的趁乱把自己的位置悄悄地向前挪了挪，有的虽仍在原来的位置上翘首以待但注意力肯定已转移到了如何向前挪动的思考上，有的则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静静地等待着好戏上演。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插队者居然没能辨出到底中了谁的家伙。于是，他竭斯底里地但终因缺了牙齿而口齿不清地吼着：男子汉，敢做敢当，有种的，站出来！再三喊过之后，或许摄于他的八面威风，就是没有男子汉肯站出来，反惹来一些小女生低低地浅笑。
这绝对是有损颜面的，他疯一样逐一盘问着，毫无结果却差一点儿犯了众怒，幸亏有值班老师及时赶来才没有继续发生更大规模的争斗。
值班老师扫了一眼突兀在队列外面的插队者面无表情地追问，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排队？
现场登时静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学校对打架斗殴的处理是极其严厉的，前几天刚发生的那起，要不是他父亲做镇委书记，恐怕早已开除了，即使这样也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并在全校通报批评以儆效尤。据老师讲，这个处分要入档案背一辈子。
肯定因为这个原因，插队者脸上先是勉为其难地泛起一丝红润随即又无可奈何地堆起了一团笑，连连说，没事，没事，自己跌了一跤。
值班老师最善于挑毛病，似乎要把所有的学生都处理一遍才合他的意。他警察办案似地端量了许久终没有发现值得商榷的线索才安心地走了，人群里立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对插队者的赞许，有人提出让插队者先去打饭马上得到了高度一致地支持。插队者由于长足了脸面，野性收敛了不少，几分懊恼几分自得几分苦笑中一举成名，或许独立自主而不是走门路凭关系才是永远值得尊重的。
据说，提议者便是出手者，而且也就是他认为最不可能出手的自己的要好，后来要好主动承认并再三道歉，而插队者也做了自我批评，二人终成莫逆。
这些故事仅发生于我们那一级，据说待我们毕业后已有了很大改善。
在我养病期间，同桌的他独自承担了为我打水买饭的任务。他是一个原则性、灵活性、纪律性都很强的男孩子，平日里少有言语，动作却干练毫不拖泥带水。即便这样，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一个人同时兼顾两个人的水饭也足以让他忙乱不堪，他虽无怨言，我却甚是过意不去。
说是养病，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必是我从初一就开始的定期发生于春末夏初的懒病由于受到了强烈刺激提前犯了。我至今仍说不清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只要犯了就会四肢无力懒懒地只有躺着才是最正经的选择，其时大脑处于半停顿状态什么都装不下，遇有干扰会感到委屈和烦躁不安，常有痛哭一场的欲望，我父亲曾为我遍寻名医也没能查出病因。
厌食是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凡生病都必然具备的症状，或许我当时犯的是一种因为我的特殊经历而形成的心理病，因为刺激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心理的异常强烈的感受，食量也偏偏出人意料地大得惊人。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确生了病，我故作痛苦的样子只吃平日里一半的饭，只要同桌稍稍劝过，我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剩饭消灭掉，那时候的我们都是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待他离开，由于饿，我不得不偷着跑出去找小卖部买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来充饥，真正吃饱喝足之后便象猪一样钻进极少叠起来的被窝里睡觉。
人的理想的原始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暂时无法做到的事情的渴望，睡觉对我们来说也是奢侈的，因此我当时的理想便是在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时叫一桌丰盛的饭菜吃过之后睡上他九九八十一天，其实人何尝又能独立自主呢？开始的几天睡得还算香甜，渐渐地便有无聊袭来。
寂寞与无聊是一对孪生姊妹，我那时还不具有象现在这样独自享受寂寞的勇气和耐心，它常让我感到恐惧。我偷偷地找一些时下非常流行却遭到学校明令禁止的金庸先生的书来读，金庸先生的书是非常优秀的，正是因为优秀学生们才容易着迷而耽误学业。
然而，越是明令禁止的东西往往越不容易禁止，就象学生吸烟现象一样，尽管老师们再三重申纪律并当场抓获了几位也给予了一些较重的处分，但仍有不少下了课就躲进厕所里去吸的瘾君子，搞得厕所上空常烟雾缭绕，因为逆反的心理早已把吸烟变成了一种时尚，而并非真的有什么瘾，追求的只是自我感觉中的潇洒。
还有，譬如恋爱，我想多是由于怕被老师家长发现而遭受严训的冒险刺激所致，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或许刺激就是潇洒，至于恋爱理所当然地要无果而终，真正受影响的是学业。
没办法，由于受自制力的限制，追求表面上的刺激和潇洒很容易就能主宰我们：躺倒床上点一根烟，读着金庸先生的小说，细细地品那些爱情的悲欢离合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任想象尽力地去触及一些不可能也无法理解的现实的那种紧张、激动、兴奋与刺激现再也无法体验到，更何况还有最容易被老师发现却无法排解的香烟的味道和由此而产生的烟雾。
日子就这样在我内心剧烈变化而表面却不显波浪的平静中打发着，除了“熊们”偶尔地突然记起似地关心一下故作迷糊的我，我甚至连自己都忽视了我的存在，好象我原本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有我无我地球都照样不停地转着。
但我的意识尚存，从“熊们”不经意的广泛而又跳跃度极大的有时候往往甚为激烈的争论中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班主任是单职工，家境异常窘困，据说他前几年就得了肺病，却因经济和工作双重原因一直不肯就医，现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从他不停地猛抽旱烟的劲头，我自不能相信，经再三追问，同桌说，自班主任三天前摔倒在课堂后再也没见过他，据说住了院，同学们正酝酿着集体去看他。
我心突地跳了一下，让他去看时一定要叫上我，但“熊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这事，好长时间都没有去看他。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做着近段日子的例行功课，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身心俱颤的咳嗽声，我知道班主任来了，这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严肃的人，我连忙把正在读的《天龙八部》和烟火连同自己一起藏到被窝里假寐。
意念中，他轻轻地抽了抽鼻子，显是闻到了空气中的焦臭味和掺杂于其中的浓烈的烟味。为了不让自己虽竭力掩饰仍抖动的眼珠露出破绽，我故作迷糊地翻过身子背对着他。
他缓缓地走近给我扯了扯因翻身而裸露了大半个身子的被子，因强自抑制着咳嗽粗重地喘着气，我猜想他一定在憋得脸通红，却独没有翻过身来验证一番的勇气。我分明感觉到他从衣兜里掏出一物件塞到了我的枕下，因此在他剧烈地咳嗽着离去后，我一转身就爬了起来。
信封！里面是一封恰如其分地反映着他的性格的折叠得认真仔细的信和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包括了从十元到一分所有面值的钞票的四十元钱。
我忙不迭地打开来信，上面没头没尾地写着：这是四十元钱，算是你父亲送给我的花生米的钱可能有点少，原打算高考后直接与你父亲当面算清，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因为我必须去住院了。临行前，辗转反侧总觉得有一块心病，一定要再告诉你一声，你的智力不错，只要能够克服傲气，肯定能大有前途……
信不自觉地从我手中滑落下来，良久，我募地掀开被子，趿着鞋子便追出了门外，却已只留下了救护车排出的一道烟尘，当晚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死去的，我竭力地去想象他佝偻着的身体和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地奋力挣扎，鼻子酸酸的止不住地要流泪，此时的教室里女生的抽泣声已响成了一片。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白杨树的嫩芽正渐渐地由黄变绿，天空却突然阴沉起来把之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灰蒙蒙的死气。那一刻，我的眼前霎时明亮了起来，这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变化，但为时已晚，随后的高考中，我终因自己最讨厌的物理课落后太多而只能上了三类大学。
对我来说，这既值得庆幸又有损颜面，庆幸的是那时能够考上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有损颜面的是原来成绩曾不如我的一些居然上了名牌大学。
有损颜面的感觉最容易被夸张成自卑，而自卑在面对自己熟悉的或熟悉自己的人时表现得最强烈，我变得羞于见人，常常的浓浓的莫名其妙的自卑让我开始闭门不出。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根本算不上思考的思考，我决定通过写一本书来缩短自己与考入名牌大学的同学之间的差别。
此后，我便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但简单的线一样的经历让这个目标的实现如同登天一样难，尽管我没日没夜地写出了上百万的文字，却连豆腐块一样的东西也没能发表过，我便以曹雪芹来鼓励自己，据说他一生只写了一本《红楼梦》：人一生不必要写太多的东西，有一本红楼就足够了。
这也算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显然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后日益清晰起来，但在反复中必少不了这一段：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要存在的诸多矛盾，让我这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目标不仅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徘徊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常扰得我心烦气躁。
直到大学毕业，我在这个目标上仍毫无建树，学业却被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目标彻底变成了一个总不兑现的口头承诺，虽然我打心底并不想放弃，或许我只是在拿着那个闭门造车出来的东西聊以自慰，直至终于有一天小偷把这个东西连同我的公文包一并偷去也没能绝了我的念头而让我变得现实起来。
3
唯有生活才是最现实的，有了一张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便从一名蹩脚的学生变成了镇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
按照中国古代的管理制度，我这个干部大致相当于乡丁，用时下较为流行的一句话说，便是虾皮蟹子毛之流，没有人会瞧得起你，却毕竟让我固定拥有了每月一百元的工资。
那个时候的定位对比仍被局限在同学之间进行，多数同学被留在了更高一级的机关，有一位甚至直接留在了我的上级机关，每逢他们到乡镇检查，我都要借故请假，我无法承受由于悬殊的对比所带来的沉重的自卑感和浓烈的妒火。
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去谋求自我突破，别无所长，目光又只能重新转移到企图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在连续参加了几期所谓的写作函授班后，我渐渐地降低了自己的目标，尝试着去写一些小短文或类似于诗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发表一二件并以此引起人们的注目。
我开始注意搜集各大报刊的通讯地址，漫无目的地投稿，认为只要多总有一天指不定那一篇就能引起编辑的注意。如此的急功近利难免便要常常把没经仔细推敲的粗制滥作也投了出去，但我已把投稿当成了一种自信和乐趣，这不仅需要经常搜肠刮肚地去炮制一些文章而让我充实，算起来竟也耗去了我不少钱财。
这些稿件自然多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丝声响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二家报刊遇有心底善良的编辑看到稿件中注有退稿的强烈要求并附有邮资时也会退回部分稿件，而且多会附上欢迎继续来稿之类简单而又做作的客套话，有的甚至干脆把欢迎来稿字样刻成印章直接盖到了稿件上，即使这样，也常常令我兴奋不已，拿着稿仔细端量许久。
或许人的观念都需要在经历中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顽固，必须要靠经历来打破，只有打破了这些既有观念，人才能形成新的观念，而只有有了观念的更新，人也才会真正清醒起来。应该说，到我结识了镇里的通讯报道员，我才仿佛清醒了些，或许这又是我的一次转变。
他是一名临时工，是镇里雇来专门负责向县报投稿以宣传镇里先进事迹的专职人员，受职业影响，也经常向县报以外的其他报纸投一些文学稿子。他要求不高，一年中能有几个豆腐块的东西见报已让他非常满足，因为这已经有了他吹嘘的资本。他告诉我，投稿同样需要朋友，没办法，编辑偏认朋友的稿子，为了提高见报率，镇里都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去报社打点，被派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必定是他，一来二往便有了朋友。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但以我当时的阅历要结识这样的朋友着实不是易事，便凭感觉通过汇款的方式负债对一家外省小报纸的主编拟编撰的一本文集进行了赞助，他虽没有按照承诺让我成为文集的特约编辑，我的那些似诗非诗的所谓诗总算在他主编的刊物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
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成了一个终结，因为这样的发表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而且让我过上了一段经济上极为艰苦的日子。在一个心情烦躁的日子，我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文稿，我决定另图发展。
一旦从那种欲梦欲仙的充满渴望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我象一只突然泄了气的气球自半空中掉了下来，轻松之余时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紧张的袭扰。无所事事且又没有任何目标，平凡的如同白开水一样的机关生活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无法自抑的倾诉欲，我不久就在同事间得了个爱唠叨的雅号。
年轻人爱唠叨最不受欢迎，常常与空虚、无聊、靠不住相联系，只有“勤快、少言语、凡事默记于心”才是年轻人最该具有的品质。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同事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绝不能象在学生宿舍里那样漫无目的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尤其象我这种在别人看来具有较高学历也算作是一种优势的人更容易惹人注目，稍有不慎，便会有人给你捏造一些不可理喻的故事，冠以一些不怎么雅观的雅号，让你心里痒痒的总觉与自己所要竭力塑造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却又动不得怒发不得火而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实是心有不甘。
我决定改变自己，可改也难，只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我就耐不住这种与学生时代那种有目标的且可以无限发泄的寂寞截然不同的寂寞。似乎遥遥无期的无聊，让我不得不重与因自卑而久已断了联系的同学联系，但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信才总算联系上了一二位，他们也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慷慨，一言一行都透着虚伪和傲气。
不过，与他们相处我倒有一招：悄悄地把自己密封起来，不去做无所谓的对比，耐心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并用来抵消自己的劣势，从而压制时常自心底浮起的自卑，屡试凑效。
难道我就不能推而广之吗？我跟人治气似地想着，回头再看自己：这个二十三级的小官虽在机关里不被人重视，却足以让那些平头老百姓不敢斜视。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我丧失已久的脸面，我便乐得与他们交往。
他们经常能说出镇里一些官不大甚至没有任何官职但绝对能够管得着他们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人物的名字，并以曾经与之有过或许只有一面之交而沾沾自喜，只要他们提及，即使并没有深交，我也会竭力地吹嘘与他关系如何如何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向我流露出庄重的既羡且妒的神色，嘴里则常常感慨万千地说着，了不起，不愧是镇干部。每当此时，我心里就会象抹了蜜一样甜。
渐渐地，我惊奇地发现，或许由于写那些东西的缘故，自己竟是这个方面的天才，即使跟某一领导偶尔地碰一次面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笑一次，我也能演绎出极富情节的故事，尽管我的这些几乎完全属于谎言的故事常遭到档次稍高一点儿的人譬如村支书的鄙视，但我只能靠之维持着自我，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在我独自想起来时也常常让我因羞愧而脸红。
或许这也是人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进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点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乱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具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吹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子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根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牌子最多的时期，身份证、结婚证、粮食证、公费医疗证、工资证、职称证、毕业证等等形形色色不下十几种，连自行车也要花五元钱到公安派出所办一牌照，否则被公安人员查住不仅要强制补办牌照还要缴纳十元钱的罚款。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宁肯花上百元钱去打理关系也不愿去缴纳十元钱的罚款，为的只是一句“咱有关系，查住了再要回来”的显摆话。既然这样，找上门来要自行车的人必多，象我就是车管员似的。
其实，我与车管员不过在同一个机关里点名罢了，并没有太多的交往。第一次，车管员倒很给面子，他没有太多难为同样难为情地找到他的我，只装作无可奈何地放行了，临末仍没忘记和颜悦色地加上一句“要没小林的面子必要罚款的”。
办事者的千恩万谢自是让我挣足了面子，但再而三之后，车管员瘦长的脸早已变成了驴脸，我掏了刚发下来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较为流行的“双马”烟送给他极力地巴结他，他的脸才稍稍还原了些。
诸如此类赔钱的事，我一年当中着实办了不少，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这样随之而去，自己只好过紧紧巴巴的日子了。
当然，我的名声也在机关之外疯长起来，因此便有了其二：我有一远亲表弟素喜赌钱，一日正输红了眼非要翻本被派出所长逮了正着，因表弟属于屡教不改型，素有“黑脸包公”之称的所长扬言，必须交五千元罚款，否则立即逮捕。
我当然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翘了脚也办不到类似大事。终经不住表姨提着两瓶二锅头苦苦地哀求，心一软，竟答应了下来。我试探着找到了所长，所长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地问，钱带来了吗？完全是是一副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模样。
原想就此罢休，却实在抹不开面子，便买了两条当时连自己的老父亲我都舍不得送的“石林”烟，企图去找自己经过反复权衡对比认为对自己还不错的镇长帮着讲情，镇长正忙，见我带了礼物，镇长的老婆便把他从里间叫出，镇长当时居然还认不出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三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也不肯收下我自视珍贵的两条烟。
后来跟镇长混熟了小心翼翼地再提这事时，镇长只笑了笑，说那时自己正忙，似乎已忘记了这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据说这才是人正宗成熟的标志。
显然是接连的碰壁激发了我的犟劲，我不能就此损了自己的脸面，倒不如说我实在受不了遭人俯视的那种感觉，我毫不迟疑地从银行提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元，又向同事借了四千元，代表弟交了罚款，却莫名其妙地说所长同意免交了。
表姨自是喜出望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逢人就夸我的本事大，肯定是大官。岂不知，表弟放出来的那天我躲到自己的宿舍里抽掉了整整五包“石林烟”，想到交钱的场面手就不停地颤抖。
脸面算是赚足了，可天下岂有如此脸面？但在这种尴尬与脸面的交替中，我的心态居然慢慢地放平了，我似乎重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暗暗发誓，待自己真正有“用途”时一定要做一个不摆架子容易办事的人。
及至到了那个时候，守着一大堆规矩，我真的不知道当初的那些办事者或者正在继续着的办事者到底是怎样把那些明令禁止的轻而易举地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可以自由裁决的东西，我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正如我当初想象的现在人们所公认的最难办事的人，而且总那么无怨无悔。
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或许执着的人总会有执着的做法，或许……难道这与目前的结局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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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从“死要面子活受罪，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句老话来看，脸面应该就是人的感受，或者说是一种体验，只不过这种感受或体验必须要靠挣。凡靠挣得来的东西，都会让人很辛苦。
话且从人的转变说起。人的转变是一个厚积薄发而不泾渭分明的过程，常因外界偶尔的刺激而悄然发生而容易遭人忽视，但人的转变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由转变累积的过程。所以，要研究人的转变，必须要靠事后耐心地辨，而不能凭变化中的感受。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否认转变完成后的感觉：犹如黑夜里突然见到了亮光，眼前陡地变得开阔起来，伴随着一些朦胧的却牢牢扎根于心底足以影响人一生的观念的形成，信心为之倍增。
在这里，且不过多地作理论探讨，只要关注我的几次至关重要的转变。
我的第一次转变，应该发生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前一年的终考，我居然考了个全班倒数！虽然我的成绩时好时坏，难得有几次能够让人满意，但倒数实在是个连我自己做梦都无法想到的成绩。拿这个成绩去参加来年的升学肯定不行，一直对我抱有很大期望的父亲决定让我留级。
留级生，多么可耻的称呼！况且还要跟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妹同一个班级，我坚决不肯，并通过绝食事实上却是由小妹饭后偷给我吃自然也逃不过父亲眼睛的办法以示抗争，最终父亲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决定，这对我算是一个鼓舞吧。
其实，我跟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一样也有惹人注目的强烈愿望，我也羡慕他们经常能够得到老师家长的褒扬，尤其是他们高傲地踏着音乐登上领奖台并趾高气扬地把奖品高高地举过头顶时露出的那种羞怯而又灿烂的笑容，我幻想着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而且常常独自想象着那一刻的幸福与激动。
幻想是理想的开始，而理想的实现靠不得幻想，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干劲。但薄弱的基础肯定会让我有太多的拦路虎，我竟能不气馁。
父亲及时捕捉了这一信息，他适时地引导了我，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培养我的自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以统考全公社第一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小学学业。
自信是必需的，而且自信最容易转化成自尊，但过度的自尊便成了傲气，傲气不是骨气，人必须有骨气但不能有傲气。
现实是，我的自尊在鲜花和掌声的奇妙感觉里疯长，渐渐地已容不下任何的批评，意志也变得格外脆弱，只要一时的或者偶尔的小挫折就能让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自尊心太盛，嫉妒心必重，我的目光开始转向周围的竞争者，对比在每时每刻地进行着。这也没错，错便错在我容不得别人的进步，自己稍有落后就会坠入自卑的深渊。
理所当然地，我的学业出现了不稳定，或跃居前列或坠入下游，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考一类高中，竟连二类高中也没能考上。
其时，我已开始变得极善为自己无奈的结局找理由，“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成了我当时最为崇拜的一句话。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固执，这种固执让我保持了不足一个学期的好状态。
及至父亲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把我转入二类高中，或者可以追溯至我在三类高中取得较为靠前的成绩的那一刻，我又出现了那种状态：听课总在走神，复习常敷衍了事，终日里迷迷糊糊，自觉付出了极大地努力却怎么也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
成绩很快就跌破了往年的高考录取线，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结果，因为我的意念仍在顽固地坚持，我绝不会考不上大学。
从这时起，我感觉自己在慢慢地被忽视，为了重新成为注目的焦点，我尝试着培养自己一项或几项诸如写作之类的优势以安慰自己虚弱的自尊。但我仿佛已丧失了小学时的那股耐力，凡事不能持久，无病呻吟地胡编乱造一通之后，连作文也写得一塌糊涂。
自诩的作文高手却常常无法作文无疑是尴尬的，我又开始逃避作文作业，被老师发现后，竟不惜冒风险利用作文课的时间恶作剧地抛开了老师的命题生造了一篇《作文教学之我见》。
不料竟真的惹起了老师的注意，她当堂宣读了我的作文，好多同学都被她声情并茂的朗读感动了——文章固然重要，但朗读更重要，我觉不出自己的作文有什么好，或许只是因为我莫名其妙的勇气。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太长时间后才因我而引起的，原来，我仍象过去那样强烈地渴望引人注目，我在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一阵感动过后，迅速又恢复了平静，远不如成绩佼佼者那样让人持久地关注。嫉妒，磨人的嫉妒！！！尤其那些女生，似乎竟连短暂的感动也没有。
我吃惊地发现，自己此时竟会如此迫切地想知道她们的感受，却绝对没有勇气去问，我不能让自己显得那么浅薄。我或许就是一个伪君子，我骂着自己，却并不影响经常地要耗掉大量的时间去鉴定辨认她们音容笑貌上的哪怕是极细微的差别以及或已极为丰满或正在渐渐隆起的胸。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不屑自己的行为而面红耳赤，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但我坚信自己如此关注女生绝对是可耻的，而且这明明白白也是我成绩滑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人对自己的状态往往并非不自知，只是常常无法自制。所以说，自我调整是人向着目标前进的关键，但外力同样不可忽视。对我来说，班主任这时候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把我的座位调整到了前排，但事后我很快就知道了这竟然是我父亲不顾我的坚决反对送给他花生米的结果。
对于转学送礼，我还能理解，因为那毕竟有求于人，而且父亲求的是自己最为亲近的一个长辈，数目不多的礼品似乎说成孝敬也未尝不可，但送礼给老师却让我想不通了：送礼无非为了求人照顾，为了自己不争气的成绩送礼，无疑地，伤透了我的自尊——我象一只迷途的羔羊，孤孤单单地无依无靠却又了无主意。
班主任自是容易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一向不拘言笑反让之充满了幽默感的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却自觉极尽风趣地讲什么吃不了的东西相互赠送一些也未尝不可的屁话，要知道那是我母亲连生病都舍不得炒一盘解馋才省出来的。
他多余的辩白显然没能挽回我已滑落至极端的情绪，反而让我更加盲目、失落、不安、暴躁。我本能地头痛欲裂，翻开课本看不了几页就已困倦不已，干什么都觉得无聊，冲动却随之盛了起来，我甚至产生了轻生或者把自己撕裂的虽然仍很遥远的念头。毫无理由地与堪称知己的同桌痛快淋漓地干了一架，搞得他莫名其妙而又无可奈何，而我却乘机赖在宿舍里养起了病。
那时候的宿舍是令人恐怖的：十几根用砖块垒起来的立柱支撑着上下两层木板，就是所谓的床。上面被均等地划分为宽不足一米的四十五份儿，依次住着我们班的四十五位男生，潮湿、拥挤、杂乱无章。由于人多，夏天躁热异常，到了冬天却又因为禁用取暖炉和电热毯而冰冷刺骨。
夏天还能对付，最难熬的是冬天，没有办法，只要回到宿舍男生们便把将头缩进被窝里企图借呼吸来增加被窝的温度。这让人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冬眠的北极熊，有人便戏称男生们为熊氏家族。
熊氏家族当然不肯就此安宁，只一会儿功夫便有人憋放了一个响屁，叫骂声哄笑声立即在酸溜溜的屁味中轰然而起，寒冷似乎在一瞬间便减轻了不少，或许这正是熊们能够顽强坚持的原因之一，但这种以苦为乐常遭到值班老师的喝呼，除非多次并以扣班级的分数才能彻底制止。
之后才是最安静的时候，除了故作粗重的呼吸和极压抑的浅笑，最活跃的还有虱子。据班主任讲，我们这一届是生虱子最多的一届，不仅数量多，而且个大肉肥，最好得用扫把去扫，他这种极富幽默感的表述，常常博得哄堂大笑。
其实，这与永远那么繁忙拥挤的学生食堂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一千五百多人共用一个原就不算大的食堂，尽管管理者严格规定必须由各个班级划分的十几人不等的小组统一到食堂提前订饭和排队领饭，开饭时间的食堂还是显得那样紧张，偶尔碰到老师拖堂而排到了后面，领饭则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吃完而你还没有领着饭。
为了效率和公平，各小组内部又由两名同学轮流值日，一名提着盛中午开水和早晚玉米粥的水桶，一名提着先是用来盛玉米面饼子后来渐改成白面馒头的食盒，尤其是提水桶的那位怎么看都象是养猪的饲养员，于是便称值日者为饲养员。
饲养员是极难当的，必须客观冷静准确地把握时间，无论早中晚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就要在第一时间迅速地拿起工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去排队，否则落到了后头必要受到全组同学至少一个整天的埋怨。
之所以会这样，里面当然不单纯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还有差别，差别则突出表现在每天都不可以或缺的开水和玉米粥上，只有排在前面十几或二十几位的饲养员才能真正领到滚烫的，到了后面能够温乎就算不错了，到喝上时则往往已冒不起丝毫的热气，而且玉米粥总面水两分离。据灵窍人士说，这是没有做熟或者后期加生水的典型表现。
别无选择，只有勇猛地去争去抢。也有勇敢的“熊们”曾结伙去面见难得一见的校长，但繁忙的校长不可能总跟在一个小伙夫的屁股后面盯着，用不了几天就又恢复了原样。
无可奈何！因为必须上足十几个小时课的高中生活让我们无暇总去找同样无暇的校长，即使这样，校长已因此找到了班主任。班主任早就对食堂不满，但他还是冲我们发了火，严厉地批评我们的行为。
我们不服，他便背了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课文，并进一步解释说，恶劣的环境最容易磨炼人。他总有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他应该算是个好老师，不仅人都说，事实也这样。——完全没有超出他的预言，我们班有四十名同学考上了全国的各类高校，以绝对优势名列全县第一，虽然他没能看到并享受这一荣誉，但他终究功不可没。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且说由于他的态度，我们放弃了继续找校长的打算，我们班的男生却因此全部患上了长期闹肚子拉稀的毛病，这种病虽不大，药物却无法控制，有不少男生直至高中毕业才得以痊愈。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那一届男生都非常嘴馋，正因为嘴馋更加剧了这种算不上病的病，致使我同桌高考时因无法自制沾了裤子而影响考试，最终只能上了中专，至今想起来仍觉可惜。
在这里，有一小插曲颇值得一提：那时候，由于闹肚子拉稀，我们夜里经常跑厕所，厕所离宿舍不算远，也常有急切地赶不到厕所的时候。
在宿舍与厕所之间有一片菜地，菜都是我们利用劳动课的时间栽种的，但我们从未无偿地享受过自己的劳动果实。这里便成了我们夜里方便的场所，蹲在菜地里边方便边报复似地摘一黄瓜西红柿怕被人发觉似地塞到口里嚼着竟有治疗因闹肚子而引起的不适的神奇功效。更有调皮捣蛋者，偷偷地摘一书包翻墙而出，去饭店找人加工成一顿绝美佳肴。
总务主任因此大发雷霆，发誓彻查却总不了了之，果真查了一次，竟查到了校长的小舅子头上，自又是不了了之。
细究起来，也怪不得我们嘴馋，其时炒菜对我们来说绝对能够算得上奢侈品。按照学校的规定，食堂只在中午为我们提供一次炒菜，而且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实际的需要，常常挤破了身体最终也只能以已卖完而无法买到而告终。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从家里带了咸菜作为自己的下饭菜。
现在想起来，吃饭也算是紧张单调的高中生活的一种乐趣吧：把堆满桌面的复习资料稍稍挪开些，便有了狭小的但足以放得开几样拼凑来的咸菜的地方，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不分彼此，边吃边嬉笑着，咸菜也吃得特别起劲，有哪位从家里带一点儿含油量高的食品，其他桌上的必过来打牙祭，如果不在一顿饭的功夫解决掉绝不会罢休，随后就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才略微有所改变，起因是一些就工困难的教职工子女把目光瞄准了面向学生炒菜，学校便渐渐放开了对私营者的限制，校外的经营者也开始挑着水桶进入了校园。
这些所谓的炒菜，实际上就是清水煮菜，根本没有多少油水，即便这样也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于是，在校外的空地上又建了一个针对学生的小饭店，我们几位同学经常到那里去吃五角钱一碗的面条。
小饭店的老板是位看起来还算利落的中年人，很能说，让人一听就知是在吹嘘自己的卫生与薄利，其实用不着吹嘘，也缺不了自愿上钩的学生。
有一次，为了避开放学后的拥挤，我在上午第四节自习课便躲开老师的视线悄悄溜进了他的小饭馆，有幸目睹了他做菜的全过程：
他把刚买回来的还带着泥土的土豆放进水泥围成的水池里，拧开自来水龙头，简单地用水冲过，然后把带皮的土豆用刀麻利地切成碎片，倒入盛满清水的锅里，待土豆煮烂后加入大把的盐，最后用不知多久没洗刷过的长把勺盛一些猪肥肉炼出来的大油慢慢地化到锅里，所谓的炖土豆便成了，不仅看起来油水非常大，吃起来也觉得非常有滋味。
到后来，我曾尝试着照样做过几次，却怎么也吃不出当时的味道。在这里只说在欣赏他的绝技的同时，我意外地看到了或许我不该看到的一幕：
为我们煮的面条快要好了的时候，他突然放下手中的碗筷冲了出去，随后的卫生间传来了水声。我透过窗户望去，他正惬意地提着裤子从里面出来，待勒紧了腰，两根肥实的手指却又捏住了鼻子喷出两道黑乎乎的鼻涕，潇洒地摔掉，而后把手指放到屁股后面的裤子上擦了擦便进了屋。
且不说他的老婆则正唤来散养在外面的一条狗引它去舔刚切过肉片的菜板，只说他进了屋就去为我们捞面条，偏有两根面条不合时宜地挂到了碗外，他居然就用那两根手指把面条又挑进了碗里，动作麻利潇洒之极。
那天，一向花钱最小气的我自是花了钱也没能吃成面条，我宁肯饿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的小饭店，而且一想到那一幕便会对面条心存余悸。但我没有告诉别人，只在心里嘲笑那些奔涌着去他那里的人，仿佛自己可怜的自尊竟得到了些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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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着急迫的供需矛盾，就会有人想方设法走关系，因为走过关系就可以不需排队而直接进入食堂，不仅领到的饭菜质量好，而且快速及时。
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脸面吧，但这时候最怕不公，有了不公，就会有饲养员们因不满而恶作剧的唏嘘声和食具的敲打声。这没用，走关系者很快就能从尴尬和羞怯中解脱出来，与众不同的感觉让他们高昂着头踱着舞步洋洋自得地离去。
因为他们，安静且有秩序的等候队伍渐渐地变得不安分起来：时而有人插队，时而有人叫骂，时而有人尖叫，时而因此爆发战争。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有人用食盒打掉了插队者两颗门牙的那次：一食盒打过去，但见血流如注，胆小的女生早已惊出了声，不自觉地后退以为其留出争斗的空间。
插队者反不如围观者慌张，他沉着而又冷静，根本不觉痛疼似地到就近的水龙头边用凉水潄了口才不慌不忙地返回寻找出手者。
此时的队形虽已完全乱了，但不再有人出声：有的趁乱把自己的位置悄悄地向前挪了挪，有的虽仍在原来的位置上翘首以待但注意力肯定已转移到了如何向前挪动的思考上，有的则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静静地等待着好戏上演。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插队者居然没能辨出到底中了谁的家伙。于是，他竭斯底里地但终因缺了牙齿而口齿不清地吼着：男子汉，敢做敢当，有种的，站出来！再三喊过之后，或许摄于他的八面威风，就是没有男子汉肯站出来，反惹来一些小女生低低地浅笑。
这绝对是有损颜面的，他疯一样逐一盘问着，毫无结果却差一点儿犯了众怒，幸亏有值班老师及时赶来才没有继续发生更大规模的争斗。
值班老师扫了一眼突兀在队列外面的插队者面无表情地追问，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排队？
现场登时静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学校对打架斗殴的处理是极其严厉的，前几天刚发生的那起，要不是他父亲做镇委书记，恐怕早已开除了，即使这样也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并在全校通报批评以儆效尤。据老师讲，这个处分要入档案背一辈子。
肯定因为这个原因，插队者脸上先是勉为其难地泛起一丝红润随即又无可奈何地堆起了一团笑，连连说，没事，没事，自己跌了一跤。
值班老师最善于挑毛病，似乎要把所有的学生都处理一遍才合他的意。他警察办案似地端量了许久终没有发现值得商榷的线索才安心地走了，人群里立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对插队者的赞许，有人提出让插队者先去打饭马上得到了高度一致地支持。插队者由于长足了脸面，野性收敛了不少，几分懊恼几分自得几分苦笑中一举成名，或许独立自主而不是走门路凭关系才是永远值得尊重的。
据说，提议者便是出手者，而且也就是他认为最不可能出手的自己的要好，后来要好主动承认并再三道歉，而插队者也做了自我批评，二人终成莫逆。
这些故事仅发生于我们那一级，据说待我们毕业后已有了很大改善。
在我养病期间，同桌的他独自承担了为我打水买饭的任务。他是一个原则性、灵活性、纪律性都很强的男孩子，平日里少有言语，动作却干练毫不拖泥带水。即便这样，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一个人同时兼顾两个人的水饭也足以让他忙乱不堪，他虽无怨言，我却甚是过意不去。
说是养病，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必是我从初一就开始的定期发生于春末夏初的懒病由于受到了强烈刺激提前犯了。我至今仍说不清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只要犯了就会四肢无力懒懒地只有躺着才是最正经的选择，其时大脑处于半停顿状态什么都装不下，遇有干扰会感到委屈和烦躁不安，常有痛哭一场的欲望，我父亲曾为我遍寻名医也没能查出病因。
厌食是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凡生病都必然具备的症状，或许我当时犯的是一种因为我的特殊经历而形成的心理病，因为刺激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心理的异常强烈的感受，食量也偏偏出人意料地大得惊人。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确生了病，我故作痛苦的样子只吃平日里一半的饭，只要同桌稍稍劝过，我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剩饭消灭掉，那时候的我们都是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待他离开，由于饿，我不得不偷着跑出去找小卖部买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来充饥，真正吃饱喝足之后便象猪一样钻进极少叠起来的被窝里睡觉。
人的理想的原始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暂时无法做到的事情的渴望，睡觉对我们来说也是奢侈的，因此我当时的理想便是在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时叫一桌丰盛的饭菜吃过之后睡上他九九八十一天，其实人何尝又能独立自主呢？开始的几天睡得还算香甜，渐渐地便有无聊袭来。
寂寞与无聊是一对孪生姊妹，我那时还不具有象现在这样独自享受寂寞的勇气和耐心，它常让我感到恐惧。我偷偷地找一些时下非常流行却遭到学校明令禁止的金庸先生的书来读，金庸先生的书是非常优秀的，正是因为优秀学生们才容易着迷而耽误学业。
然而，越是明令禁止的东西往往越不容易禁止，就象学生吸烟现象一样，尽管老师们再三重申纪律并当场抓获了几位也给予了一些较重的处分，但仍有不少下了课就躲进厕所里去吸的瘾君子，搞得厕所上空常烟雾缭绕，因为逆反的心理早已把吸烟变成了一种时尚，而并非真的有什么瘾，追求的只是自我感觉中的潇洒。
还有，譬如恋爱，我想多是由于怕被老师家长发现而遭受严训的冒险刺激所致，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或许刺激就是潇洒，至于恋爱理所当然地要无果而终，真正受影响的是学业。
没办法，由于受自制力的限制，追求表面上的刺激和潇洒很容易就能主宰我们：躺倒床上点一根烟，读着金庸先生的小说，细细地品那些爱情的悲欢离合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任想象尽力地去触及一些不可能也无法理解的现实的那种紧张、激动、兴奋与刺激现再也无法体验到，更何况还有最容易被老师发现却无法排解的香烟的味道和由此而产生的烟雾。
日子就这样在我内心剧烈变化而表面却不显波浪的平静中打发着，除了“熊们”偶尔地突然记起似地关心一下故作迷糊的我，我甚至连自己都忽视了我的存在，好象我原本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有我无我地球都照样不停地转着。
但我的意识尚存，从“熊们”不经意的广泛而又跳跃度极大的有时候往往甚为激烈的争论中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班主任是单职工，家境异常窘困，据说他前几年就得了肺病，却因经济和工作双重原因一直不肯就医，现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从他不停地猛抽旱烟的劲头，我自不能相信，经再三追问，同桌说，自班主任三天前摔倒在课堂后再也没见过他，据说住了院，同学们正酝酿着集体去看他。
我心突地跳了一下，让他去看时一定要叫上我，但“熊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这事，好长时间都没有去看他。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做着近段日子的例行功课，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身心俱颤的咳嗽声，我知道班主任来了，这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严肃的人，我连忙把正在读的《天龙八部》和烟火连同自己一起藏到被窝里假寐。
意念中，他轻轻地抽了抽鼻子，显是闻到了空气中的焦臭味和掺杂于其中的浓烈的烟味。为了不让自己虽竭力掩饰仍抖动的眼珠露出破绽，我故作迷糊地翻过身子背对着他。
他缓缓地走近给我扯了扯因翻身而裸露了大半个身子的被子，因强自抑制着咳嗽粗重地喘着气，我猜想他一定在憋得脸通红，却独没有翻过身来验证一番的勇气。我分明感觉到他从衣兜里掏出一物件塞到了我的枕下，因此在他剧烈地咳嗽着离去后，我一转身就爬了起来。
信封！里面是一封恰如其分地反映着他的性格的折叠得认真仔细的信和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包括了从十元到一分所有面值的钞票的四十元钱。
我忙不迭地打开来信，上面没头没尾地写着：这是四十元钱，算是你父亲送给我的花生米的钱可能有点少，原打算高考后直接与你父亲当面算清，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因为我必须去住院了。临行前，辗转反侧总觉得有一块心病，一定要再告诉你一声，你的智力不错，只要能够克服傲气，肯定能大有前途……
信不自觉地从我手中滑落下来，良久，我募地掀开被子，趿着鞋子便追出了门外，却已只留下了救护车排出的一道烟尘，当晚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死去的，我竭力地去想象他佝偻着的身体和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地奋力挣扎，鼻子酸酸的止不住地要流泪，此时的教室里女生的抽泣声已响成了一片。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白杨树的嫩芽正渐渐地由黄变绿，天空却突然阴沉起来把之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灰蒙蒙的死气。那一刻，我的眼前霎时明亮了起来，这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变化，但为时已晚，随后的高考中，我终因自己最讨厌的物理课落后太多而只能上了三类大学。
对我来说，这既值得庆幸又有损颜面，庆幸的是那时能够考上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有损颜面的是原来成绩曾不如我的一些居然上了名牌大学。
有损颜面的感觉最容易被夸张成自卑，而自卑在面对自己熟悉的或熟悉自己的人时表现得最强烈，我变得羞于见人，常常的浓浓的莫名其妙的自卑让我开始闭门不出。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根本算不上思考的思考，我决定通过写一本书来缩短自己与考入名牌大学的同学之间的差别。
此后，我便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但简单的线一样的经历让这个目标的实现如同登天一样难，尽管我没日没夜地写出了上百万的文字，却连豆腐块一样的东西也没能发表过，我便以曹雪芹来鼓励自己，据说他一生只写了一本《红楼梦》：人一生不必要写太多的东西，有一本红楼就足够了。
这也算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显然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后日益清晰起来，但在反复中必少不了这一段：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要存在的诸多矛盾，让我这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目标不仅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徘徊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常扰得我心烦气躁。
直到大学毕业，我在这个目标上仍毫无建树，学业却被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目标彻底变成了一个总不兑现的口头承诺，虽然我打心底并不想放弃，或许我只是在拿着那个闭门造车出来的东西聊以自慰，直至终于有一天小偷把这个东西连同我的公文包一并偷去也没能绝了我的念头而让我变得现实起来。
3
唯有生活才是最现实的，有了一张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便从一名蹩脚的学生变成了镇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
按照中国古代的管理制度，我这个干部大致相当于乡丁，用时下较为流行的一句话说，便是虾皮蟹子毛之流，没有人会瞧得起你，却毕竟让我固定拥有了每月一百元的工资。
那个时候的定位对比仍被局限在同学之间进行，多数同学被留在了更高一级的机关，有一位甚至直接留在了我的上级机关，每逢他们到乡镇检查，我都要借故请假，我无法承受由于悬殊的对比所带来的沉重的自卑感和浓烈的妒火。
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去谋求自我突破，别无所长，目光又只能重新转移到企图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在连续参加了几期所谓的写作函授班后，我渐渐地降低了自己的目标，尝试着去写一些小短文或类似于诗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发表一二件并以此引起人们的注目。
我开始注意搜集各大报刊的通讯地址，漫无目的地投稿，认为只要多总有一天指不定那一篇就能引起编辑的注意。如此的急功近利难免便要常常把没经仔细推敲的粗制滥作也投了出去，但我已把投稿当成了一种自信和乐趣，这不仅需要经常搜肠刮肚地去炮制一些文章而让我充实，算起来竟也耗去了我不少钱财。
这些稿件自然多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丝声响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二家报刊遇有心底善良的编辑看到稿件中注有退稿的强烈要求并附有邮资时也会退回部分稿件，而且多会附上欢迎继续来稿之类简单而又做作的客套话，有的甚至干脆把欢迎来稿字样刻成印章直接盖到了稿件上，即使这样，也常常令我兴奋不已，拿着稿仔细端量许久。
或许人的观念都需要在经历中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顽固，必须要靠经历来打破，只有打破了这些既有观念，人才能形成新的观念，而只有有了观念的更新，人也才会真正清醒起来。应该说，到我结识了镇里的通讯报道员，我才仿佛清醒了些，或许这又是我的一次转变。
他是一名临时工，是镇里雇来专门负责向县报投稿以宣传镇里先进事迹的专职人员，受职业影响，也经常向县报以外的其他报纸投一些文学稿子。他要求不高，一年中能有几个豆腐块的东西见报已让他非常满足，因为这已经有了他吹嘘的资本。他告诉我，投稿同样需要朋友，没办法，编辑偏认朋友的稿子，为了提高见报率，镇里都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去报社打点，被派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必定是他，一来二往便有了朋友。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但以我当时的阅历要结识这样的朋友着实不是易事，便凭感觉通过汇款的方式负债对一家外省小报纸的主编拟编撰的一本文集进行了赞助，他虽没有按照承诺让我成为文集的特约编辑，我的那些似诗非诗的所谓诗总算在他主编的刊物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
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成了一个终结，因为这样的发表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而且让我过上了一段经济上极为艰苦的日子。在一个心情烦躁的日子，我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文稿，我决定另图发展。
一旦从那种欲梦欲仙的充满渴望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我象一只突然泄了气的气球自半空中掉了下来，轻松之余时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紧张的袭扰。无所事事且又没有任何目标，平凡的如同白开水一样的机关生活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无法自抑的倾诉欲，我不久就在同事间得了个爱唠叨的雅号。
年轻人爱唠叨最不受欢迎，常常与空虚、无聊、靠不住相联系，只有“勤快、少言语、凡事默记于心”才是年轻人最该具有的品质。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同事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绝不能象在学生宿舍里那样漫无目的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尤其象我这种在别人看来具有较高学历也算作是一种优势的人更容易惹人注目，稍有不慎，便会有人给你捏造一些不可理喻的故事，冠以一些不怎么雅观的雅号，让你心里痒痒的总觉与自己所要竭力塑造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却又动不得怒发不得火而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实是心有不甘。
我决定改变自己，可改也难，只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我就耐不住这种与学生时代那种有目标的且可以无限发泄的寂寞截然不同的寂寞。似乎遥遥无期的无聊，让我不得不重与因自卑而久已断了联系的同学联系，但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信才总算联系上了一二位，他们也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慷慨，一言一行都透着虚伪和傲气。
不过，与他们相处我倒有一招：悄悄地把自己密封起来，不去做无所谓的对比，耐心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并用来抵消自己的劣势，从而压制时常自心底浮起的自卑，屡试凑效。
难道我就不能推而广之吗？我跟人治气似地想着，回头再看自己：这个二十三级的小官虽在机关里不被人重视，却足以让那些平头老百姓不敢斜视。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我丧失已久的脸面，我便乐得与他们交往。
他们经常能说出镇里一些官不大甚至没有任何官职但绝对能够管得着他们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人物的名字，并以曾经与之有过或许只有一面之交而沾沾自喜，只要他们提及，即使并没有深交，我也会竭力地吹嘘与他关系如何如何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向我流露出庄重的既羡且妒的神色，嘴里则常常感慨万千地说着，了不起，不愧是镇干部。每当此时，我心里就会象抹了蜜一样甜。
渐渐地，我惊奇地发现，或许由于写那些东西的缘故，自己竟是这个方面的天才，即使跟某一领导偶尔地碰一次面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笑一次，我也能演绎出极富情节的故事，尽管我的这些几乎完全属于谎言的故事常遭到档次稍高一点儿的人譬如村支书的鄙视，但我只能靠之维持着自我，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在我独自想起来时也常常让我因羞愧而脸红。
或许这也是人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进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点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乱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具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吹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子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根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牌子最多的时期，身份证、结婚证、粮食证、公费医疗证、工资证、职称证、毕业证等等形形色色不下十几种，连自行车也要花五元钱到公安派出所办一牌照，否则被公安人员查住不仅要强制补办牌照还要缴纳十元钱的罚款。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宁肯花上百元钱去打理关系也不愿去缴纳十元钱的罚款，为的只是一句“咱有关系，查住了再要回来”的显摆话。既然这样，找上门来要自行车的人必多，象我就是车管员似的。
其实，我与车管员不过在同一个机关里点名罢了，并没有太多的交往。第一次，车管员倒很给面子，他没有太多难为同样难为情地找到他的我，只装作无可奈何地放行了，临末仍没忘记和颜悦色地加上一句“要没小林的面子必要罚款的”。
办事者的千恩万谢自是让我挣足了面子，但再而三之后，车管员瘦长的脸早已变成了驴脸，我掏了刚发下来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较为流行的“双马”烟送给他极力地巴结他，他的脸才稍稍还原了些。
诸如此类赔钱的事，我一年当中着实办了不少，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这样随之而去，自己只好过紧紧巴巴的日子了。
当然，我的名声也在机关之外疯长起来，因此便有了其二：我有一远亲表弟素喜赌钱，一日正输红了眼非要翻本被派出所长逮了正着，因表弟属于屡教不改型，素有“黑脸包公”之称的所长扬言，必须交五千元罚款，否则立即逮捕。
我当然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翘了脚也办不到类似大事。终经不住表姨提着两瓶二锅头苦苦地哀求，心一软，竟答应了下来。我试探着找到了所长，所长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地问，钱带来了吗？完全是是一副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模样。
原想就此罢休，却实在抹不开面子，便买了两条当时连自己的老父亲我都舍不得送的“石林”烟，企图去找自己经过反复权衡对比认为对自己还不错的镇长帮着讲情，镇长正忙，见我带了礼物，镇长的老婆便把他从里间叫出，镇长当时居然还认不出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三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也不肯收下我自视珍贵的两条烟。
后来跟镇长混熟了小心翼翼地再提这事时，镇长只笑了笑，说那时自己正忙，似乎已忘记了这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据说这才是人正宗成熟的标志。
显然是接连的碰壁激发了我的犟劲，我不能就此损了自己的脸面，倒不如说我实在受不了遭人俯视的那种感觉，我毫不迟疑地从银行提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元，又向同事借了四千元，代表弟交了罚款，却莫名其妙地说所长同意免交了。
表姨自是喜出望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逢人就夸我的本事大，肯定是大官。岂不知，表弟放出来的那天我躲到自己的宿舍里抽掉了整整五包“石林烟”，想到交钱的场面手就不停地颤抖。
脸面算是赚足了，可天下岂有如此脸面？但在这种尴尬与脸面的交替中，我的心态居然慢慢地放平了，我似乎重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暗暗发誓，待自己真正有“用途”时一定要做一个不摆架子容易办事的人。
及至到了那个时候，守着一大堆规矩，我真的不知道当初的那些办事者或者正在继续着的办事者到底是怎样把那些明令禁止的轻而易举地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可以自由裁决的东西，我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正如我当初想象的现在人们所公认的最难办事的人，而且总那么无怨无悔。
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或许执着的人总会有执着的做法，或许……难道这与目前的结局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