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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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到我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去啰嗦财富的概念了。我所要说的是，财富有大小之分，小财富能让人拥有大财富，就象办工业，没有投入，决不可能有产出，而有了投入，也不一定非要有产出。
但这没有与彼没有不同，没有投入的“没有”就是零，而曾经投入过的“没有”永远不等于零，因为它只是暂时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着。
在这里，我所要研究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工业投入与产出，而是要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绝不可以贪图小利，不舍小利难发大财，不先失去难得占有。这不是空谈，而是现实。
我不喜欢空谈，只崇尚现实，因为人必须首先面对现实才能超越。成功实际上就是一种超越，而任何超越的起点都是现实。
上小学时那次关于理想的班会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那时，我正饿得发慌，班主任突然向我提问，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能吃饱肚子，而且最好是热乎乎的白面馒头，象电影里的资本家一样。我的回答自是马上惹来哄堂大笑，我因此成了班里最没有志向学生的代表。
但后来的现实却如此出人意料的滑稽，我居然是我们那个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吃上皇粮而且做了干部的学生。
显然，我不是那种容易安于现状的人，胃肠得到了满足之后，出人头地的愿望便应运而生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强烈，烘烤得我坐卧不安夜不能寐，所以，我决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即便是希望看似渺茫的机会。
偶尔听同学提及，我上师范时的班主任不仅路子广而且乐于助人，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由普通教师坐到了副校长的位置，据说帮我这样的小人物不费吹灰之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以后，我便总想着去拜访他，却又苦于没有理由。
偏巧，同事们非要硬拉着我凑份子去给我们校长过生日，在这方面，我从不含糊，只是因为顾着想心事而忽视了。我自不能落后，主动承担起了召集人的角色，我有我的打算，至少可以增加一次单独跟校长接触的机会。
不料，校长竟因不小心把我们凑的份子弄丢了又忘记了告诉夫人，夫人误以为我们蹭吃蹭喝便不断地对校长甩脸子说怪话，搞得校长尴尬不已，索性掀翻了桌子。
宴会不欢而散，我却突然萌生了给恩师过生日的念头。那时候，我有求于人时还常常会产生局促不安的感觉，伴之以嘴不应心词不达意。那天，我借着酒劲费劲了气力才总算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恩师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拒绝了任何超过感情底线的馈赠，他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
自此，我开始了憧憬中的等待。这种等待无疑是甜蜜而又磨人的，在几乎把恩师当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都反反复复琢磨推敲了上百遍后，我开始预测自己将被安排到什么单位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又将怎么开展工作，我甚至在偷偷地模仿校长。
某天，恩师突然紧急约见了我，他说，由于县委换届，他那个关系调走了，原本已经决定的事情被更改了。看得出来，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我祈求他，他答应再试试。我便经常问他，还是没有结果。最后，他说，这事算了吧，什么也不怨，怨就怨咱没有用处。说着，一脸的哀伤。
我欲再求，他说，我已经豁上老脸了，不能再求了，你总得给老师留点儿面子吧。
我说，您毕竟路子广，千万别忘了我啊。
他说，官场上的事太复杂了，以后再说吧。
我知道，自己只能断线了，因为当时对我来说，他是我唯一能够靠得上的关系。
由于人际关系上的大量付出，参加工作后的前五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我却不仅没能有半点儿的积蓄留下，而且落下了一屁股的债，仅师范同学刘小可处的借款就高达五千元之多。
大家知道，当时的五千元可不同于现在，几乎等于她毕业后的全部工资。
她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同样不宽裕，钱纯粹是从嘴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精心打扮的女孩，即便这样也挡不住她的清新脱俗。她落落大方地跟我交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交给了我，因为我骗她说我娘病了，而且说假话时我表现得那么自然，分明没有感到丝毫的羞涩与愧疚。临别时，她还送我一件精致的手工羊毛衣，清脆的声音难以掩饰因为羞涩而泛起到脸上的淡淡红云。和阿凤相识后，为了可怜的愿望，我对刘小可只能故作糊涂了事，至今仍无法释怀。
阿凤与小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根据她父亲的要求，虽然我们没有举行那个令我和我的家庭都望而生畏的仪式，但她还是背着父亲到县城搞了个规模绝对可以称得上盛大的结婚晚宴。单是到席的那些满脸傲气的实权人物就足以令我咂舌不已，十多万元的礼金更是让我充分体验到了财富的巨大魅力。
为此，她父亲再次把我们招到了他低矮的小屋，当我急匆匆地从乡驻地赶到时，先期到达的阿凤正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两腮垂泪，手足无措，显然已受到了父亲的训斥。
见我进来，那双略显混沌的眼翻了翻示意我坐下，而后直直地瞅着糊满了报纸的屋顶，似乎努力地在压抑着什么。许久，他才缓缓舒了一口气，象是完全自言自语道，这世上最沉重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债，所以，我一生做事从不轻易求人，从不图人回报。****难，上天难，求人更难，而若能让人有所亏欠则难上加难。
那帮家伙，自以为掌了点儿小权儿，总想方设法要给我回报，我偏不给他们机会。别天真了，凭你们那点儿工资，能干什么？总合起来能算得上小恩小惠？
什么叫关系？关系就是需要，就是来往：两个握有实权的人，只要手一松，那是什么？谈论金钱，你们现在还不够格啊。我会把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做人哪，要大气，不要总把眼光局限在三瓜俩枣上。只有这样，人的心理儿才会平衡，才能活得有滋味。
长期苦苦地追求犹如深陷迷宫黑茫茫一片找不到出路，突然地见到一丝光亮，尽管仍很模糊，心灵的震颤却是巨大的，连他低沉的略带责备的声音竟也变得仙乐一般悦耳动听。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了攀登的感觉，对，就是在攀登，精疲力竭也不肯停下来：总算进来了！
虽然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却要说，旁观者清则清了，却难有当局者那样深切的感受。
无可置疑地，事物各有各的不同，官场亦如此。譬如笑，有微笑、大笑、狂笑、狞笑等等诸多之分，官场偏兴傻笑，别自我感觉良好，美其名曰“平易近人”，不妨随意地挑一个官儿，哪怕自己，看他的笑是不是有点儿憨？怪不得他，只有这样才能活，生存的需要！
有聪明人曾戏言官人的三大理想，说是升官、发财、死老婆。话虽有些过，却生动，最起码反映了官由于生存压迫所形成的古怪心理。
其实，官场上有道极类生死门的坎儿，如果踏不破这道坎儿，一辈子就只配热燎火烧地呆在门外看别人坐庄洗牌，因为你连参与洗牌的资格都没有。非要经不住诱惑，也只能徒增伤感，严重的甚至会招致牢骚断肠而终。
能够踏破这到坎儿的虽只有极少数，但由此而产生的自尊、荣耀、财富却又让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变成多少人的梦想与追求。
当然，要踏破这道坎儿，绝非易事，单靠壮志凌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凤凰涅槃的勇气：就象事物总是相对的，到金字塔尖的路漫长而又遥遥无期，所以，必先修炼，直至有了走完万里长征的决心与勇气。
只要踏破了这道坎儿，练排队就会成为必修课。只有队排好了，才会有洗牌甚至坐庄的机会，但必须按照队列的要求洗牌或坐庄，切不可大声叫嚷甚至自乱了队形。否则，就会被清出队伍重又回到出发点。只有当队伍被打乱至失去控制力的时候，才可以重新排队并按新的规则洗牌和坐庄，而且逢此时还必须要有预见力，不能提前但必须迅速地找到并及时地到达新队列的位置。如此地排队与重新排队，在总体平衡中曲折地前进，也可称之为一道风景。一家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人一生总有太多的悔不当初，不少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才终于踏破了这道坎儿，却又悄无声息地从悔不当初中永远地沉了下去。
我算幸运者，所以，自从选择了这条路，我从不后悔，既然悔不当初带有那么强烈的偶然性，我只有把它咬碎嚼烂然后吞到胃里慢慢消化直至吸尽它的养分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涅槃。
涅槃之后，我终于获得了洗牌与坐庄的权力，却又发现，庄有大小之分，越是大庄越是诱人。坐庄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和随便，同样需要涅槃，因为同样需要胆略和气魄来时刻警惕着自己不被经常会有的当作劣局剔除出去的危险，尤其象我这种无根无底的人，则更要抓牢线绳跟紧队列的步伐，万一的结局出现了，难免要涅槃。
且不说等我一步一步坐到镇党委书记的位置时早已被磨得鹅卵石一般光润可鉴，单说乍做起来难免有些别扭：事无大小巨细牢牢地缠着我，无论如何放松都给人以做作和夸张的感觉，只有“丑媳妇终究熬成婆”的自尊日益疯长起来。区划调整时，我调县大项目引进和管理办公室做副主任，虽说符合了我好大的特点，但那绝对就是一道坎儿。
经过了那道坎儿，我突然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没有，又怎么会没有呢？如果有，会是谁呢？官吗？肯定不是。官只能靠要而不能靠等，如果不要，张三何许人也，李四算老几？所以，官至多能算作个似神非神的东西，到底多大才算大呢？——圈，圆圈，圈圈相套，圈圈相环，似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躲是无处躲，藏又无处藏。
募然醒来，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些奇怪的念头却仍象妖魔一样缠绕着我，久久地盘旋着，抓又抓不住，舍却舍不掉。因此，到复出时，我少了许多浮躁，尤其在对待前任的问题上不会再象以往那样激烈，凡事已能做到如过眼烟云，任它随风淡淡而去。比我更大的官说，小郑成熟了。
这官儿如果当顺了，想不发财都难。几年下来，仅县委县政府因为招商引资明文给我的奖励就高达几十万元。
对于这笔钱，我总不能够理直气壮：招商引资，既然作为镇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局外人或许不能够理解这几年招商引资工作的艰巨性，且不说急需税金来填充的镇财政，单是总是偏高的引资指标已经压得人抬不起头来，就这么多资金，无异于众饿狼环侍的一块肥肉，又哪里去引？所以只能彼此挖墙脚，只能争，因此而耗掉的时间、资金、精力实难以计数。即使项目到手，由于土地政策的限制，要从农民手里扣出土地也难于上青天。因此，我决定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按贡献奖励镇干部，关于这笔钱的争论和说法自然少了许多，而且慢慢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期间，我曾对镇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进行过认真调研，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农村干部因为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且不说，单就机关干部来说，由于时代变了，无私奉献的号召力无疑正在逐步被实惠和职务的升迁所取代。
追求实惠和职务当然没有错，最可怕的是，那种丧失了理想信念之后的追求的疯狂。所以，当站到那个特设的讲台时，我竟有那么点儿悲壮的感觉，无法自制地说，只要大家在工作上对我负责，我保证对大家的待遇和仕途负责。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问题的决定权根本不在镇里，不是非要违反规则，而是我必须要搞平衡，因为我是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我认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首先解决“既不违反规则又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一对矛盾，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而且通过努力都能吃到蛋糕，尽管蛋糕不多。这便是平衡，而非平均。
但人往往抵挡不了虚华外表的诱惑而忽略了事物最关键的本质，有时候明知此路不通偏任由美好的愿望泛滥而最终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基础——E镇有一位县委下派的副镇长，为人诚实厚道，工作也不错，但农村工作经验明显不足，倔强固执且不善协调人际关系。在换届前的干部调整中，因排名比他靠后的一名副镇长跃过他做了副书记而产生了对立情绪，尽管我极力安慰鼓励他，他却仍长期称病不出。
某天，秘书突然问我，您真心希望我进步吗？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浑身洋溢着一股罕见的活力，我打心眼里喜欢他。我莫名其妙地看了看他，而后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滑稽地挠了挠头，冲我别有深意且不失天真地笑了笑。
就是他，居然在换届选举中以高票挤掉了那位县委下派的副镇长。这下，麻烦可大了：********把我调到他的办公室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不是我提前准备了检讨书一味地作深刻检查，他免掉我的心都有。但对新任副镇长，我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实在留任不住只好建议把他平调了事。
说到这里，政治家正欲结束自己的讲述，自由从业者扯着嗓子喊起来，喂，朋友，太避重就轻了吧？难道就没有那么一点点儿灰色收入？
政治家无奈地向大家求助，大家都无声地支持自由从业者，他只好继续说道，其实，我并不缺钱花，仅我岳父大人的馈赠就足以让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不是玩笑话，象我这样出身寒门的人，找一个有钱的岳父大人实在不失为一条发财的捷径。
不过，说心里话，我所看重的并非这些实在的有形的金钱，而是这些金钱在积聚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说，那才是无价之宝，但我岳父大人一直对我秘而不宣。
或许不能绝对地说，渴望有大作为的人都渴望独立，反正，我不愿长期地寄人篱下，我必须要独立，因为我最怕看人脸色的生活，这事关人的尊严。
为此，我曾经把“灰色收入”作为头等重要的指标放到自己的目标体系中进行过专门考察，并因此形成了一套“灰色理论”。既然大家感兴趣，不妨说出来与大家共同斟酌。
所谓灰色收入，特指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至少不能明白说出来甚至关系暧昧的超出了自己正当收入的那部分收入，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至于它的社会作用，无论褒贬，它确非常普遍地存在着。
以我为例，灰色来源、灰色文化、灰色方式、灰色心理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灰色收入的骨架。
灰色来源，是灰色收入的起点，表现为谋人、谋事、谋利、谋物、谋情、谋位的回报，数额因“谋”的大小和处世态度而不同。似我，重前途而不求回报，重恩威而轻金钱，一年当中也决不会少于十几万元。
灰色文化，也称人情文化，特点是以人情为本，目标趋向多元化，逐步导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凡有价值的东西都试图通过人情来解决，哪怕只有十几甚至几块钱的价值；载体趋向金钱化，渐渐地由一般用品至生活必需品至高档消费品至各种服务至美男美女最终归至金钱；手段趋向多样化，辗转反侧，费尽思量，宁肯不计成本，不达目标誓不罢休，那一刻，似乎只剩下了面子，面子才是最重要的；运作趋向合理化，由最初的胆战心惊渐至面热心跳至“送的心安理得，接的泰然受之”。
灰色方式，即灰色收入的处置方式，或孜孜以求泰然受之用于自己及儿孙挥霍，或畏于道德和法律变通处之。由于多数灰色收入难以推脱或不能推脱，每到年终，我总要对其清理甄别，择其要害或捐助或存入廉政账号，宁做无名英雄也决不肯因小利而招祸。
灰色心理，主要有付出和收入两种基本形式。在这里，我通过自己的两次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我第一次送礼，是节日例事，送的是节日一个月前即经过反复酝酿权衡确定的由同学自南方带回的一筐重六十斤的水果。
对于这种当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南方水果，我和父母甚至都没有舍得尝一颗，唯恐人家发现不整筐而着恼。总算决定了，去送的路上，我还是做贼一样，不停地在逃避着自己说服着自己唯恐自己泄了好不容易才鼓起来的那口气，可眼前展现的仍尽是碰到熟人或遭人拒绝甚至训斥之类的尴尬，不觉已来来往往了几个来回，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正彷徨未定时，不知谁家的猫不合时宜地突然从黑暗里蹿了过去，一个紧张间，害得我特意换上的新裤子撕破了裤裆，这水果好沉哪，仿佛已超出了十倍的重量！却激起了我的勇气，原先成百遍准备的优雅动作一扫而光，我肯定就那么莽撞地闯了进去。
那一刻，尽管我强自镇定，却仍是语无伦次。其实，勿需我说话，人家也明白，更不需要我画蛇添足地去教人家储存方法——由于紧张，我的表现肯定拙劣到了极致！
然而，待事后要对自己的表现褒贬一番时，好长时间都忆不起，只有当时人家的灯光刺眼最清晰。
万事开头难，自从有了第一次，我才真正平静了，渐渐地，非常偶尔地才能碰上的拒收的尴尬，也不再会让我手足无措，不过事后骂几句“假正经”了事。
人最难得的是角色的转变，最宝贵的是能够尝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觉。及至自己长到收入者高度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收入者的难处：即使想收，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收，因为良心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必须把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量的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达到“既协调了关系又不致陷入泥潭”之目的。
这实在是一门值得终生研究的学问，只要不甘愿自断前程！——对于这些礼物，尽可以或婉拒或退还或享用或变通处之，但必须给对方留足面子，即使婉拒，最好能达到因此而结成生死之交的效果，否则，足有引鬼缠身的麻烦和理由。
我的第一笔收入就是个烫手的山药，是局长的大公子喝醉了酒拼哥们儿义气甩给我的，始终让我如鲠在喉，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因为大公子不傻，不会白甩，据我估算，他那时已直接或间接从局里得到了不下二百万的好处，尽管我当时对许多问题还没有直接决定权，只不过是个经办的小脚色，充其量能算作个帮凶，他却莫名其妙地把功劳悉数归于我，而且经常故意表现出对他老爹的不满，说哥们儿让发了点儿小财老爹就不依不饶。岂非？这个岂非让我感到后怕。所以，我多次委婉提及，却都被他骂咧咧地挡回了。
也是出于自己微小作用的考虑，反正这钱放在手里也无用，恰有同学因房地产不景气正四处筹钱，便借给了同学。归还时，同学强行以楼房作抵顶，反正身外之物，无所谓。两年后，楼价居然暴涨，我对抵顶的楼房进行了处理，这笔收入的数额竟一下子猛增到原来的四倍！
意外之余，我愈加恐惧，直到我巧妙地变换方式把这笔钱全部转送给局长大人之后，心才稍安了些，当然，我心存侥幸地把由此而带来的利润存入了自己的小金库——这毕竟不是直接的灰色收入。
多少年后的某一天午后，我突然有了种不妙的感觉：总莫名其妙地感觉有事，虽记不起说不出到底有什么事，心却空落落的似掉在半空找不到着落，而且仿佛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我，盯得我脊背直冒汗。之后，这感觉无限夸张起来，连听到那司空见惯的警笛声都要心惊肉跳好一阵子。
我疑心自己病了，医生却坚定地否认了我的怀疑。迫不得已，我托人找来一位大师。大师说，妖魔附身，典型的妖魔附身！我问，何为妖魔？大师说，这东西可怪了，碰上不赶点子，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物，既可以是脏东西又可以是好东西。我不悟天机，再欲追问，大师已抽身而去。
百般无奈时，我终于又想到了小金库里的那笔利润，便毫不犹豫地化名“福”捐给了希望工程。我的病居然好了，觉也睡安稳了。
——就在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寻找好心人“福”的同时，局长的大公子出事了，牵连出了已退休多年的局长。我难免又要惴惴不安，随时准备向找上门来的纪检人员说清情况。案子很快就结了，居然没人上门！这哥们儿！心里一阵侥幸，“福”的化名是不敢再用了。
政治家未及结束讲述，乡丁突然插话问道，碰到没有决定权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汇报呢？
政治家一本正经地说，汇报可是门大学问呢，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汇报。有的必须回报，有的则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如果所有的问题都汇报给领导，轻者会被认为不敢负责任，要你干啥？重则会被认为故意找麻烦，就更不能用你了。反正，大小问题都汇报的必定不是领导所喜欢的人。当然了，不汇报也不行，那样的话，不仅失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且会被认为喜欢自以为是。不要以为复杂，其实也不复杂，这就要靠个人悟性了，悟性是个人素质问题，悟性不强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有办法。
政治家说，到我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去啰嗦财富的概念了。我所要说的是，财富有大小之分，小财富能让人拥有大财富，就象办工业，没有投入，决不可能有产出，而有了投入，也不一定非要有产出。
但这没有与彼没有不同，没有投入的“没有”就是零，而曾经投入过的“没有”永远不等于零，因为它只是暂时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着。
在这里，我所要研究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工业投入与产出，而是要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绝不可以贪图小利，不舍小利难发大财，不先失去难得占有。这不是空谈，而是现实。
我不喜欢空谈，只崇尚现实，因为人必须首先面对现实才能超越。成功实际上就是一种超越，而任何超越的起点都是现实。
上小学时那次关于理想的班会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那时，我正饿得发慌，班主任突然向我提问，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能吃饱肚子，而且最好是热乎乎的白面馒头，象电影里的资本家一样。我的回答自是马上惹来哄堂大笑，我因此成了班里最没有志向学生的代表。
但后来的现实却如此出人意料的滑稽，我居然是我们那个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吃上皇粮而且做了干部的学生。
显然，我不是那种容易安于现状的人，胃肠得到了满足之后，出人头地的愿望便应运而生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强烈，烘烤得我坐卧不安夜不能寐，所以，我决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即便是希望看似渺茫的机会。
偶尔听同学提及，我上师范时的班主任不仅路子广而且乐于助人，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由普通教师坐到了副校长的位置，据说帮我这样的小人物不费吹灰之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以后，我便总想着去拜访他，却又苦于没有理由。
偏巧，同事们非要硬拉着我凑份子去给我们校长过生日，在这方面，我从不含糊，只是因为顾着想心事而忽视了。我自不能落后，主动承担起了召集人的角色，我有我的打算，至少可以增加一次单独跟校长接触的机会。
不料，校长竟因不小心把我们凑的份子弄丢了又忘记了告诉夫人，夫人误以为我们蹭吃蹭喝便不断地对校长甩脸子说怪话，搞得校长尴尬不已，索性掀翻了桌子。
宴会不欢而散，我却突然萌生了给恩师过生日的念头。那时候，我有求于人时还常常会产生局促不安的感觉，伴之以嘴不应心词不达意。那天，我借着酒劲费劲了气力才总算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恩师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拒绝了任何超过感情底线的馈赠，他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
自此，我开始了憧憬中的等待。这种等待无疑是甜蜜而又磨人的，在几乎把恩师当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都反反复复琢磨推敲了上百遍后，我开始预测自己将被安排到什么单位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又将怎么开展工作，我甚至在偷偷地模仿校长。
某天，恩师突然紧急约见了我，他说，由于县委换届，他那个关系调走了，原本已经决定的事情被更改了。看得出来，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我祈求他，他答应再试试。我便经常问他，还是没有结果。最后，他说，这事算了吧，什么也不怨，怨就怨咱没有用处。说着，一脸的哀伤。
我欲再求，他说，我已经豁上老脸了，不能再求了，你总得给老师留点儿面子吧。
我说，您毕竟路子广，千万别忘了我啊。
他说，官场上的事太复杂了，以后再说吧。
我知道，自己只能断线了，因为当时对我来说，他是我唯一能够靠得上的关系。
由于人际关系上的大量付出，参加工作后的前五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我却不仅没能有半点儿的积蓄留下，而且落下了一屁股的债，仅师范同学刘小可处的借款就高达五千元之多。
大家知道，当时的五千元可不同于现在，几乎等于她毕业后的全部工资。
她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同样不宽裕，钱纯粹是从嘴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精心打扮的女孩，即便这样也挡不住她的清新脱俗。她落落大方地跟我交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交给了我，因为我骗她说我娘病了，而且说假话时我表现得那么自然，分明没有感到丝毫的羞涩与愧疚。临别时，她还送我一件精致的手工羊毛衣，清脆的声音难以掩饰因为羞涩而泛起到脸上的淡淡红云。和阿凤相识后，为了可怜的愿望，我对刘小可只能故作糊涂了事，至今仍无法释怀。
阿凤与小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根据她父亲的要求，虽然我们没有举行那个令我和我的家庭都望而生畏的仪式，但她还是背着父亲到县城搞了个规模绝对可以称得上盛大的结婚晚宴。单是到席的那些满脸傲气的实权人物就足以令我咂舌不已，十多万元的礼金更是让我充分体验到了财富的巨大魅力。
为此，她父亲再次把我们招到了他低矮的小屋，当我急匆匆地从乡驻地赶到时，先期到达的阿凤正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两腮垂泪，手足无措，显然已受到了父亲的训斥。
见我进来，那双略显混沌的眼翻了翻示意我坐下，而后直直地瞅着糊满了报纸的屋顶，似乎努力地在压抑着什么。许久，他才缓缓舒了一口气，象是完全自言自语道，这世上最沉重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债，所以，我一生做事从不轻易求人，从不图人回报。****难，上天难，求人更难，而若能让人有所亏欠则难上加难。
那帮家伙，自以为掌了点儿小权儿，总想方设法要给我回报，我偏不给他们机会。别天真了，凭你们那点儿工资，能干什么？总合起来能算得上小恩小惠？
什么叫关系？关系就是需要，就是来往：两个握有实权的人，只要手一松，那是什么？谈论金钱，你们现在还不够格啊。我会把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做人哪，要大气，不要总把眼光局限在三瓜俩枣上。只有这样，人的心理儿才会平衡，才能活得有滋味。
长期苦苦地追求犹如深陷迷宫黑茫茫一片找不到出路，突然地见到一丝光亮，尽管仍很模糊，心灵的震颤却是巨大的，连他低沉的略带责备的声音竟也变得仙乐一般悦耳动听。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了攀登的感觉，对，就是在攀登，精疲力竭也不肯停下来：总算进来了！
虽然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却要说，旁观者清则清了，却难有当局者那样深切的感受。
无可置疑地，事物各有各的不同，官场亦如此。譬如笑，有微笑、大笑、狂笑、狞笑等等诸多之分，官场偏兴傻笑，别自我感觉良好，美其名曰“平易近人”，不妨随意地挑一个官儿，哪怕自己，看他的笑是不是有点儿憨？怪不得他，只有这样才能活，生存的需要！
有聪明人曾戏言官人的三大理想，说是升官、发财、死老婆。话虽有些过，却生动，最起码反映了官由于生存压迫所形成的古怪心理。
其实，官场上有道极类生死门的坎儿，如果踏不破这道坎儿，一辈子就只配热燎火烧地呆在门外看别人坐庄洗牌，因为你连参与洗牌的资格都没有。非要经不住诱惑，也只能徒增伤感，严重的甚至会招致牢骚断肠而终。
能够踏破这到坎儿的虽只有极少数，但由此而产生的自尊、荣耀、财富却又让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变成多少人的梦想与追求。
当然，要踏破这道坎儿，绝非易事，单靠壮志凌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凤凰涅槃的勇气：就象事物总是相对的，到金字塔尖的路漫长而又遥遥无期，所以，必先修炼，直至有了走完万里长征的决心与勇气。
只要踏破了这道坎儿，练排队就会成为必修课。只有队排好了，才会有洗牌甚至坐庄的机会，但必须按照队列的要求洗牌或坐庄，切不可大声叫嚷甚至自乱了队形。否则，就会被清出队伍重又回到出发点。只有当队伍被打乱至失去控制力的时候，才可以重新排队并按新的规则洗牌和坐庄，而且逢此时还必须要有预见力，不能提前但必须迅速地找到并及时地到达新队列的位置。如此地排队与重新排队，在总体平衡中曲折地前进，也可称之为一道风景。一家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人一生总有太多的悔不当初，不少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才终于踏破了这道坎儿，却又悄无声息地从悔不当初中永远地沉了下去。
我算幸运者，所以，自从选择了这条路，我从不后悔，既然悔不当初带有那么强烈的偶然性，我只有把它咬碎嚼烂然后吞到胃里慢慢消化直至吸尽它的养分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涅槃。
涅槃之后，我终于获得了洗牌与坐庄的权力，却又发现，庄有大小之分，越是大庄越是诱人。坐庄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和随便，同样需要涅槃，因为同样需要胆略和气魄来时刻警惕着自己不被经常会有的当作劣局剔除出去的危险，尤其象我这种无根无底的人，则更要抓牢线绳跟紧队列的步伐，万一的结局出现了，难免要涅槃。
且不说等我一步一步坐到镇党委书记的位置时早已被磨得鹅卵石一般光润可鉴，单说乍做起来难免有些别扭：事无大小巨细牢牢地缠着我，无论如何放松都给人以做作和夸张的感觉，只有“丑媳妇终究熬成婆”的自尊日益疯长起来。区划调整时，我调县大项目引进和管理办公室做副主任，虽说符合了我好大的特点，但那绝对就是一道坎儿。
经过了那道坎儿，我突然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没有，又怎么会没有呢？如果有，会是谁呢？官吗？肯定不是。官只能靠要而不能靠等，如果不要，张三何许人也，李四算老几？所以，官至多能算作个似神非神的东西，到底多大才算大呢？——圈，圆圈，圈圈相套，圈圈相环，似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躲是无处躲，藏又无处藏。
募然醒来，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些奇怪的念头却仍象妖魔一样缠绕着我，久久地盘旋着，抓又抓不住，舍却舍不掉。因此，到复出时，我少了许多浮躁，尤其在对待前任的问题上不会再象以往那样激烈，凡事已能做到如过眼烟云，任它随风淡淡而去。比我更大的官说，小郑成熟了。
这官儿如果当顺了，想不发财都难。几年下来，仅县委县政府因为招商引资明文给我的奖励就高达几十万元。
对于这笔钱，我总不能够理直气壮：招商引资，既然作为镇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局外人或许不能够理解这几年招商引资工作的艰巨性，且不说急需税金来填充的镇财政，单是总是偏高的引资指标已经压得人抬不起头来，就这么多资金，无异于众饿狼环侍的一块肥肉，又哪里去引？所以只能彼此挖墙脚，只能争，因此而耗掉的时间、资金、精力实难以计数。即使项目到手，由于土地政策的限制，要从农民手里扣出土地也难于上青天。因此，我决定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按贡献奖励镇干部，关于这笔钱的争论和说法自然少了许多，而且慢慢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期间，我曾对镇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进行过认真调研，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农村干部因为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且不说，单就机关干部来说，由于时代变了，无私奉献的号召力无疑正在逐步被实惠和职务的升迁所取代。
追求实惠和职务当然没有错，最可怕的是，那种丧失了理想信念之后的追求的疯狂。所以，当站到那个特设的讲台时，我竟有那么点儿悲壮的感觉，无法自制地说，只要大家在工作上对我负责，我保证对大家的待遇和仕途负责。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问题的决定权根本不在镇里，不是非要违反规则，而是我必须要搞平衡，因为我是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我认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首先解决“既不违反规则又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一对矛盾，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而且通过努力都能吃到蛋糕，尽管蛋糕不多。这便是平衡，而非平均。
但人往往抵挡不了虚华外表的诱惑而忽略了事物最关键的本质，有时候明知此路不通偏任由美好的愿望泛滥而最终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基础——E镇有一位县委下派的副镇长，为人诚实厚道，工作也不错，但农村工作经验明显不足，倔强固执且不善协调人际关系。在换届前的干部调整中，因排名比他靠后的一名副镇长跃过他做了副书记而产生了对立情绪，尽管我极力安慰鼓励他，他却仍长期称病不出。
某天，秘书突然问我，您真心希望我进步吗？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浑身洋溢着一股罕见的活力，我打心眼里喜欢他。我莫名其妙地看了看他，而后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滑稽地挠了挠头，冲我别有深意且不失天真地笑了笑。
就是他，居然在换届选举中以高票挤掉了那位县委下派的副镇长。这下，麻烦可大了：********把我调到他的办公室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不是我提前准备了检讨书一味地作深刻检查，他免掉我的心都有。但对新任副镇长，我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实在留任不住只好建议把他平调了事。
说到这里，政治家正欲结束自己的讲述，自由从业者扯着嗓子喊起来，喂，朋友，太避重就轻了吧？难道就没有那么一点点儿灰色收入？
政治家无奈地向大家求助，大家都无声地支持自由从业者，他只好继续说道，其实，我并不缺钱花，仅我岳父大人的馈赠就足以让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不是玩笑话，象我这样出身寒门的人，找一个有钱的岳父大人实在不失为一条发财的捷径。
不过，说心里话，我所看重的并非这些实在的有形的金钱，而是这些金钱在积聚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说，那才是无价之宝，但我岳父大人一直对我秘而不宣。
或许不能绝对地说，渴望有大作为的人都渴望独立，反正，我不愿长期地寄人篱下，我必须要独立，因为我最怕看人脸色的生活，这事关人的尊严。
为此，我曾经把“灰色收入”作为头等重要的指标放到自己的目标体系中进行过专门考察，并因此形成了一套“灰色理论”。既然大家感兴趣，不妨说出来与大家共同斟酌。
所谓灰色收入，特指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至少不能明白说出来甚至关系暧昧的超出了自己正当收入的那部分收入，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至于它的社会作用，无论褒贬，它确非常普遍地存在着。
以我为例，灰色来源、灰色文化、灰色方式、灰色心理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灰色收入的骨架。
灰色来源，是灰色收入的起点，表现为谋人、谋事、谋利、谋物、谋情、谋位的回报，数额因“谋”的大小和处世态度而不同。似我，重前途而不求回报，重恩威而轻金钱，一年当中也决不会少于十几万元。
灰色文化，也称人情文化，特点是以人情为本，目标趋向多元化，逐步导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凡有价值的东西都试图通过人情来解决，哪怕只有十几甚至几块钱的价值；载体趋向金钱化，渐渐地由一般用品至生活必需品至高档消费品至各种服务至美男美女最终归至金钱；手段趋向多样化，辗转反侧，费尽思量，宁肯不计成本，不达目标誓不罢休，那一刻，似乎只剩下了面子，面子才是最重要的；运作趋向合理化，由最初的胆战心惊渐至面热心跳至“送的心安理得，接的泰然受之”。
灰色方式，即灰色收入的处置方式，或孜孜以求泰然受之用于自己及儿孙挥霍，或畏于道德和法律变通处之。由于多数灰色收入难以推脱或不能推脱，每到年终，我总要对其清理甄别，择其要害或捐助或存入廉政账号，宁做无名英雄也决不肯因小利而招祸。
灰色心理，主要有付出和收入两种基本形式。在这里，我通过自己的两次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我第一次送礼，是节日例事，送的是节日一个月前即经过反复酝酿权衡确定的由同学自南方带回的一筐重六十斤的水果。
对于这种当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南方水果，我和父母甚至都没有舍得尝一颗，唯恐人家发现不整筐而着恼。总算决定了，去送的路上，我还是做贼一样，不停地在逃避着自己说服着自己唯恐自己泄了好不容易才鼓起来的那口气，可眼前展现的仍尽是碰到熟人或遭人拒绝甚至训斥之类的尴尬，不觉已来来往往了几个来回，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正彷徨未定时，不知谁家的猫不合时宜地突然从黑暗里蹿了过去，一个紧张间，害得我特意换上的新裤子撕破了裤裆，这水果好沉哪，仿佛已超出了十倍的重量！却激起了我的勇气，原先成百遍准备的优雅动作一扫而光，我肯定就那么莽撞地闯了进去。
那一刻，尽管我强自镇定，却仍是语无伦次。其实，勿需我说话，人家也明白，更不需要我画蛇添足地去教人家储存方法——由于紧张，我的表现肯定拙劣到了极致！
然而，待事后要对自己的表现褒贬一番时，好长时间都忆不起，只有当时人家的灯光刺眼最清晰。
万事开头难，自从有了第一次，我才真正平静了，渐渐地，非常偶尔地才能碰上的拒收的尴尬，也不再会让我手足无措，不过事后骂几句“假正经”了事。
人最难得的是角色的转变，最宝贵的是能够尝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觉。及至自己长到收入者高度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收入者的难处：即使想收，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收，因为良心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必须把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量的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达到“既协调了关系又不致陷入泥潭”之目的。
这实在是一门值得终生研究的学问，只要不甘愿自断前程！——对于这些礼物，尽可以或婉拒或退还或享用或变通处之，但必须给对方留足面子，即使婉拒，最好能达到因此而结成生死之交的效果，否则，足有引鬼缠身的麻烦和理由。
我的第一笔收入就是个烫手的山药，是局长的大公子喝醉了酒拼哥们儿义气甩给我的，始终让我如鲠在喉，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因为大公子不傻，不会白甩，据我估算，他那时已直接或间接从局里得到了不下二百万的好处，尽管我当时对许多问题还没有直接决定权，只不过是个经办的小脚色，充其量能算作个帮凶，他却莫名其妙地把功劳悉数归于我，而且经常故意表现出对他老爹的不满，说哥们儿让发了点儿小财老爹就不依不饶。岂非？这个岂非让我感到后怕。所以，我多次委婉提及，却都被他骂咧咧地挡回了。
也是出于自己微小作用的考虑，反正这钱放在手里也无用，恰有同学因房地产不景气正四处筹钱，便借给了同学。归还时，同学强行以楼房作抵顶，反正身外之物，无所谓。两年后，楼价居然暴涨，我对抵顶的楼房进行了处理，这笔收入的数额竟一下子猛增到原来的四倍！
意外之余，我愈加恐惧，直到我巧妙地变换方式把这笔钱全部转送给局长大人之后，心才稍安了些，当然，我心存侥幸地把由此而带来的利润存入了自己的小金库——这毕竟不是直接的灰色收入。
多少年后的某一天午后，我突然有了种不妙的感觉：总莫名其妙地感觉有事，虽记不起说不出到底有什么事，心却空落落的似掉在半空找不到着落，而且仿佛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我，盯得我脊背直冒汗。之后，这感觉无限夸张起来，连听到那司空见惯的警笛声都要心惊肉跳好一阵子。
我疑心自己病了，医生却坚定地否认了我的怀疑。迫不得已，我托人找来一位大师。大师说，妖魔附身，典型的妖魔附身！我问，何为妖魔？大师说，这东西可怪了，碰上不赶点子，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物，既可以是脏东西又可以是好东西。我不悟天机，再欲追问，大师已抽身而去。
百般无奈时，我终于又想到了小金库里的那笔利润，便毫不犹豫地化名“福”捐给了希望工程。我的病居然好了，觉也睡安稳了。
——就在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寻找好心人“福”的同时，局长的大公子出事了，牵连出了已退休多年的局长。我难免又要惴惴不安，随时准备向找上门来的纪检人员说清情况。案子很快就结了，居然没人上门！这哥们儿！心里一阵侥幸，“福”的化名是不敢再用了。
政治家未及结束讲述，乡丁突然插话问道，碰到没有决定权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汇报呢？
政治家一本正经地说，汇报可是门大学问呢，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汇报。有的必须回报，有的则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如果所有的问题都汇报给领导，轻者会被认为不敢负责任，要你干啥？重则会被认为故意找麻烦，就更不能用你了。反正，大小问题都汇报的必定不是领导所喜欢的人。当然了，不汇报也不行，那样的话，不仅失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且会被认为喜欢自以为是。不要以为复杂，其实也不复杂，这就要靠个人悟性了，悟性是个人素质问题，悟性不强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