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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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思想和行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但光有思想还不行，只有敢于行动的人才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由于家景贫寒，初中毕业时，虽然我有足够高的成绩，但我不得不选择了我并不怎么喜欢却能够吃商品粮的县立中等师范，直到现在，我那时的班主任还在为我当初的选择而惋惜不已，没办法，别无选择。四年后，我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到山区做了一名小学教师。毕竟吃上了皇粮，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步登天了，但我没有因此而满足，总想着而且也相信自己必能有所改变——凭我，怎么会呢？只是学历，太低了。所以，在我利用工作之余获得国家高教自学的文凭之后，便开始实施改变命运的计划。
要知道，高教自学虽比不了全日制，其含金量与多如牛毛的函授学历相比却毫不逊色。——我因此才有资格参加了全县几乎所有的公务员、优秀干部、公安、报社等招录，笔试虽都优秀，面试却总是遗憾地差之毫厘，难免要垂头丧气，倍感时运不济。于是，便有朋友劝我，凡事玩玩可以，不可太认真，叫人操纵了也未可知。人为操纵？莫须有吧。这一认识显然没有解除反而加重了我的失落情绪，我终日沉浸于渐渐兴起的玩麻将和扑克牌借以麻醉自己的神经。
聪明人干什么都不低劣，我就是这样的聪明人，竟练就了一手绝活：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局势，想赢的时候绝对输不了，想输的时候绝对赢不了。我的表现令校长极为不满，屡屡找我谈话，我只好转向易经八卦的研究，很快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到后来，竟本能地凡行动都要经过占卜，只要卦象好的就坚决执行，卦象不好的想方设法予以推脱，倒是独得其乐。
那年，县委组派农村工作队，要求从山区抽调一名教师参加，校长便推荐了我。那时不象现在，抽调的人员都由个单位自己派，自然尽是跟我一路的货色，跟脚的鞋子没人舍得扔。偏是校长会说话，竟与我曾考过的早已不作数的优秀干部联系起来，虽然让我哭笑不得，毕竟面子上好看了。同事们由于不解内情，常以此取笑我，竟似是羡慕。渐渐地，我也乐于往那个方面去想，希望果真如此。果真如此，连续三年参加工作队后，我调入D乡做团委干事。
在做团委干事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团委书记那官不大架不小的骄横模样，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定叫你难看。不料，他提拔为乡委委员时，竟推荐我代理了他的位置。
这时候，财税体制改革开始了，国税与地税的分离虽极大地调动了乡级财政创收的积极性，但创收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经费超支的步伐，机关干部的工资开始明显少于档案工资。同时，乡镇干部的选拔任用也出现了新变化——一大批县里的中层干部被派到乡镇做领导，而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被挤到了乡镇的领导岗位之外。我便调到了人人羡慕的县民政局，先后做了副科长、科长，我知道，我原来的关系或许已用到了尽头。
我原以为，县直部门再大也不过是部门而不是政府。到了民政局才发现，竟不是这么回事，二者居然惊人的相似。唯一的差别，便是人员却都有着深不可测的背景：他们有不少从曾经辉煌过的工厂调来，工人身份却在做着干部的工作，有的甚至办理了招聘享受着干部待遇，而且享受正科或副科待遇的人员奇多，达一半以上。所以，同样地僧多粥少，要想进步，不知比乡镇又难了多少，这也算是他们的中层能够直接做乡镇副职领导的代价吧。
我暗地里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假如一个人八岁开始上学，即使不再读研读博，按现在的学龄，到参加工作至少要到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若完全靠个人，逐步地由见习期到办事员到科员再到副科、正科不出意外至少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年龄便要达到三十六、七岁，已经超了三十五这个副局的提拔年龄。所以说，混政界是风险最大且最不明智的选择。
好了，不啰嗦了，只说只有到了县直部门我才真正感受了，什么叫寂寞什么叫无可奈何——说又不能说，做又做不得。说归说，我不赞成因为无可奈何便无所作为的做法，我始终认为，凡事都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和玩命似地拼搏。除了自己，无论单位大小，最能主宰命运的当然是单位的一把手。
我们局长无疑是位僵尸一样顽固不化的小老头，无论我怎样去恭维他，他都没有一丝热气，连表示态度也尽用些“嗯”、“哼”、“哈”之类的简单的线一样的词语，让人摸不着头脑。局长的大公子跟不少官家子弟一样，是个商人，热情豪爽又特讲义气。为此，有人甚至怀疑大公子到底是不是他的种，这个怀疑竟一直持续到他退休后突然变得爱说爱笑起来。
碎话少说，且说与大公子之间几番交往，我们便称兄道弟起来。我所关注的自然不是这位兄弟，而是局长，但局长大人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丝毫的兴趣，偶尔的一句“小郑不错”，已算是天大的恩赐了。直到临退休时，他才为我提供一个机会——陪分管副县长去外地考察。本来要他去的，他却让给了我，他有的是理由，如身体不好、我熟悉业务云云。这，竟成了我的一个转机。
副县长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比我还小了一岁。其实，用不着局长再三地叮嘱，我也有信心陪好他，只不过第一次单独陪这么高级别的领导，难免要战战兢兢。幸喜副县长幽默和蔼，只一会儿就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或许大干部都有这样轻松就能抓住下属的本领，这也算本事吧，其实不难，只要不摆架子，下属就会自动粘上来，不过，不摆架子却难。所以，隔阂总是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我来说，仅消除隔阂显然是不够的。正茫然无措，他居然跟我谈起了占卜、喝酒、麻将之类不入流的东西，而且每一样都有独到的见解。实在没想到，心灰意冷时聊以自慰的东西竟全部派上了用场。我的明显高于他又故作拙劣的表现，分明已赢得了他的好感，因为我们顺畅的交流，确让他欢快起来。
为了更准确地表述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故作拙劣”这个词：故作拙劣，必须以不拙劣为前提，否则，便称不上故作了，而应该叫做做作，做作无疑是令人恶心的，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永远无法达到顺畅的地步，而只有顺畅才是交流的至高境界。
这竟是他的嗜好？！狂喜之下，却听他又带有教诲意味地说，人必须好而不嗜，好是优点，但到了嗜的地步便成了致命的弱点。我蓦然一惊，忙道，我也是没事的时候瞎琢磨，没事的时候琢磨点儿事挺有意思的。他欣赏地看着我说，干部，就是要琢磨事的，若不然，要干部干什么？
就这样，由于共同的爱好，我们日渐顺畅地交流着，到四十天行程结束时，我们成了莫逆，对我的那篇妙笔生花的考察报告更是连喊了三声“好”。
几个月后，他去县纪委做书记，便调我做了办公室主任，随后又提拔为县纪委常委。
再后来，由于书记的竭力推荐，在一次干部调整中，我被安排到D乡做党委书记，成了全县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
一下子登上权力的巅峰，我真不习惯这种背着手、挺着胸、昂着头、板着脸、踱着方步前呼后应的机械动作，一天下来，腿打直、脖生硬、脸肌生痛。为什么有人会乐此不彼呢？原来，环境和条件最能改变人，不久，我就能做到轻松自如了。
为了让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该有的表情，我发明了“对着镜子练表情”的做法，别小瞧了这一发明，它让我尽快地适应了面部表情必需的丰富变化：该庄重严肃的时候，绝对地庄重严肃；若需转换，立即就能笑颜如花。
物同此理，我突然领悟了一定级别的领导为什么总喜欢在办公室里安装梳妆镜的道理，或许大家都在做，这只是一个不宜公开的发现。
然而，这种甜蜜的辛苦持续了不久就被危机打破了。勿需几个回合，我就轻松地查清了危机源——乡长。
乡长四十多岁，搭末班车才坐到乡长的位子，原不该再对我构成威胁，事实上，我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财权全交给了他。据说，老书记调走后，他曾竭力争过书记的位子。对我来说，这可是个新情况，里面有个认识人的问题，切不可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争便争了，谁不在争，问题是，为什么不说呢，在那次由他所要求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中，我可是什么都讲了。说什么崇拜我，说什么乡镇无腐败，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难道非组织活动就不是腐败吗？虽然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莫须有吧，莫须有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一刻，我只觉认准了这一点儿，因为我绝不允许班子里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实际上是对我权威的挑战。通过一个突然的党委会，我顺利地收回了财权。
从此，他公开与我对立起来，到处宣扬我的劣迹。心胸狭隘？不狭隘怎么能真得住你们？不要总习惯地谴责心胸狭窄的人，维护自己算不得错误，只有傻子才能完全地忘我。我这样认为，所以，之后一段时间，我把精力重点放在了解决乡长问题上。
乡长调走后，我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给机关干部长了一百元工资；一是大面积调整了镇管的中层干部，起用了一批原来长期不得志的人员，同时调整了县管的班子成员分工，我一直不怀好感的已做了副镇长的当年的团委书记破例取代党务书记，做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机关工作。通过调整，我感觉，自己的权威才真正树了起来。
随后的区划调整中，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我调到县大项目办做了一名正局级的副主任。
二年后，由于已调任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的县纪委书记的干预，我被安排到区划调整后的E镇做书记。
或许有人会不承认，人做事最缺少的往往就是经历，有了D乡的经历，我明显轻松自如起来——首先利用制衡术迅速站稳脚跟后，突出抓了招商引资和宣传两项工作，宣传主要为招商引资服务，所以也可以说成一项工作。但就这一项工作，便让E镇跃居全县年终考核第一的成绩连续保持了三年。
这便是亮点，为政者必须要抓亮点，有了亮点不仅可以提升自己，而且因为上面的领导喜欢看亮点，亮点实际上就是政绩，还有更重要的，便是一俊遮百丑。
亮点的选择着实不易，没有一定之规，却大致有个原则：绝不能把表面上表现最突出的问题的整治作为亮点。当然，还要揣摩上面的意思。即使这些都具备了也不行，还有人顺与不顺或者说人常常不承认的七凑八凑的因素。到大项目办，本身是对我的否认，却让我掌握了大量招商引资的信息，不能不算是我的幸运。
或许如嫉妒者所说，这人顺了，一顺百顺。县委的高额奖金和荣誉且不说，不仅我的追随者根据我向县委的建议纷纷得到了提拔，我本人也被内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
说到这里，大家以为政治家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正欲吁一口气，却不料他顿了顿又说道，偏偏这个时候，被我忽视了的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出现了问题，农民开始成群结伙地上访。偏是上面的人重视这一块，影响威信倒不说，什么事都找书记，连外出接上访户这种小事都要书记亲自去，说是什么以示重视。不去就不重视了？咳，真是烦死人。说实在的，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党政办的电话就会心惊肉跳好一阵子，一提到上访脑袋都会变大。说着，政治家表现出少有的烦躁，说，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反正，到这里也足够表现背景的了。
大家欲再劝，但他甚坚决，只好转向了农村小老头。农村小老头只说了一句“我是最后一个，给大家换换口味”，便再没有任何插曲，笑眯眯地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政治家说，思想和行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但光有思想还不行，只有敢于行动的人才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由于家景贫寒，初中毕业时，虽然我有足够高的成绩，但我不得不选择了我并不怎么喜欢却能够吃商品粮的县立中等师范，直到现在，我那时的班主任还在为我当初的选择而惋惜不已，没办法，别无选择。四年后，我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到山区做了一名小学教师。毕竟吃上了皇粮，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步登天了，但我没有因此而满足，总想着而且也相信自己必能有所改变——凭我，怎么会呢？只是学历，太低了。所以，在我利用工作之余获得国家高教自学的文凭之后，便开始实施改变命运的计划。
要知道，高教自学虽比不了全日制，其含金量与多如牛毛的函授学历相比却毫不逊色。——我因此才有资格参加了全县几乎所有的公务员、优秀干部、公安、报社等招录，笔试虽都优秀，面试却总是遗憾地差之毫厘，难免要垂头丧气，倍感时运不济。于是，便有朋友劝我，凡事玩玩可以，不可太认真，叫人操纵了也未可知。人为操纵？莫须有吧。这一认识显然没有解除反而加重了我的失落情绪，我终日沉浸于渐渐兴起的玩麻将和扑克牌借以麻醉自己的神经。
聪明人干什么都不低劣，我就是这样的聪明人，竟练就了一手绝活：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局势，想赢的时候绝对输不了，想输的时候绝对赢不了。我的表现令校长极为不满，屡屡找我谈话，我只好转向易经八卦的研究，很快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到后来，竟本能地凡行动都要经过占卜，只要卦象好的就坚决执行，卦象不好的想方设法予以推脱，倒是独得其乐。
那年，县委组派农村工作队，要求从山区抽调一名教师参加，校长便推荐了我。那时不象现在，抽调的人员都由个单位自己派，自然尽是跟我一路的货色，跟脚的鞋子没人舍得扔。偏是校长会说话，竟与我曾考过的早已不作数的优秀干部联系起来，虽然让我哭笑不得，毕竟面子上好看了。同事们由于不解内情，常以此取笑我，竟似是羡慕。渐渐地，我也乐于往那个方面去想，希望果真如此。果真如此，连续三年参加工作队后，我调入D乡做团委干事。
在做团委干事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团委书记那官不大架不小的骄横模样，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定叫你难看。不料，他提拔为乡委委员时，竟推荐我代理了他的位置。
这时候，财税体制改革开始了，国税与地税的分离虽极大地调动了乡级财政创收的积极性，但创收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经费超支的步伐，机关干部的工资开始明显少于档案工资。同时，乡镇干部的选拔任用也出现了新变化——一大批县里的中层干部被派到乡镇做领导，而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被挤到了乡镇的领导岗位之外。我便调到了人人羡慕的县民政局，先后做了副科长、科长，我知道，我原来的关系或许已用到了尽头。
我原以为，县直部门再大也不过是部门而不是政府。到了民政局才发现，竟不是这么回事，二者居然惊人的相似。唯一的差别，便是人员却都有着深不可测的背景：他们有不少从曾经辉煌过的工厂调来，工人身份却在做着干部的工作，有的甚至办理了招聘享受着干部待遇，而且享受正科或副科待遇的人员奇多，达一半以上。所以，同样地僧多粥少，要想进步，不知比乡镇又难了多少，这也算是他们的中层能够直接做乡镇副职领导的代价吧。
我暗地里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假如一个人八岁开始上学，即使不再读研读博，按现在的学龄，到参加工作至少要到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若完全靠个人，逐步地由见习期到办事员到科员再到副科、正科不出意外至少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年龄便要达到三十六、七岁，已经超了三十五这个副局的提拔年龄。所以说，混政界是风险最大且最不明智的选择。
好了，不啰嗦了，只说只有到了县直部门我才真正感受了，什么叫寂寞什么叫无可奈何——说又不能说，做又做不得。说归说，我不赞成因为无可奈何便无所作为的做法，我始终认为，凡事都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和玩命似地拼搏。除了自己，无论单位大小，最能主宰命运的当然是单位的一把手。
我们局长无疑是位僵尸一样顽固不化的小老头，无论我怎样去恭维他，他都没有一丝热气，连表示态度也尽用些“嗯”、“哼”、“哈”之类的简单的线一样的词语，让人摸不着头脑。局长的大公子跟不少官家子弟一样，是个商人，热情豪爽又特讲义气。为此，有人甚至怀疑大公子到底是不是他的种，这个怀疑竟一直持续到他退休后突然变得爱说爱笑起来。
碎话少说，且说与大公子之间几番交往，我们便称兄道弟起来。我所关注的自然不是这位兄弟，而是局长，但局长大人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丝毫的兴趣，偶尔的一句“小郑不错”，已算是天大的恩赐了。直到临退休时，他才为我提供一个机会——陪分管副县长去外地考察。本来要他去的，他却让给了我，他有的是理由，如身体不好、我熟悉业务云云。这，竟成了我的一个转机。
副县长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比我还小了一岁。其实，用不着局长再三地叮嘱，我也有信心陪好他，只不过第一次单独陪这么高级别的领导，难免要战战兢兢。幸喜副县长幽默和蔼，只一会儿就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或许大干部都有这样轻松就能抓住下属的本领，这也算本事吧，其实不难，只要不摆架子，下属就会自动粘上来，不过，不摆架子却难。所以，隔阂总是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我来说，仅消除隔阂显然是不够的。正茫然无措，他居然跟我谈起了占卜、喝酒、麻将之类不入流的东西，而且每一样都有独到的见解。实在没想到，心灰意冷时聊以自慰的东西竟全部派上了用场。我的明显高于他又故作拙劣的表现，分明已赢得了他的好感，因为我们顺畅的交流，确让他欢快起来。
为了更准确地表述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故作拙劣”这个词：故作拙劣，必须以不拙劣为前提，否则，便称不上故作了，而应该叫做做作，做作无疑是令人恶心的，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永远无法达到顺畅的地步，而只有顺畅才是交流的至高境界。
这竟是他的嗜好？！狂喜之下，却听他又带有教诲意味地说，人必须好而不嗜，好是优点，但到了嗜的地步便成了致命的弱点。我蓦然一惊，忙道，我也是没事的时候瞎琢磨，没事的时候琢磨点儿事挺有意思的。他欣赏地看着我说，干部，就是要琢磨事的，若不然，要干部干什么？
就这样，由于共同的爱好，我们日渐顺畅地交流着，到四十天行程结束时，我们成了莫逆，对我的那篇妙笔生花的考察报告更是连喊了三声“好”。
几个月后，他去县纪委做书记，便调我做了办公室主任，随后又提拔为县纪委常委。
再后来，由于书记的竭力推荐，在一次干部调整中，我被安排到D乡做党委书记，成了全县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
一下子登上权力的巅峰，我真不习惯这种背着手、挺着胸、昂着头、板着脸、踱着方步前呼后应的机械动作，一天下来，腿打直、脖生硬、脸肌生痛。为什么有人会乐此不彼呢？原来，环境和条件最能改变人，不久，我就能做到轻松自如了。
为了让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该有的表情，我发明了“对着镜子练表情”的做法，别小瞧了这一发明，它让我尽快地适应了面部表情必需的丰富变化：该庄重严肃的时候，绝对地庄重严肃；若需转换，立即就能笑颜如花。
物同此理，我突然领悟了一定级别的领导为什么总喜欢在办公室里安装梳妆镜的道理，或许大家都在做，这只是一个不宜公开的发现。
然而，这种甜蜜的辛苦持续了不久就被危机打破了。勿需几个回合，我就轻松地查清了危机源——乡长。
乡长四十多岁，搭末班车才坐到乡长的位子，原不该再对我构成威胁，事实上，我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财权全交给了他。据说，老书记调走后，他曾竭力争过书记的位子。对我来说，这可是个新情况，里面有个认识人的问题，切不可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争便争了，谁不在争，问题是，为什么不说呢，在那次由他所要求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中，我可是什么都讲了。说什么崇拜我，说什么乡镇无腐败，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难道非组织活动就不是腐败吗？虽然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莫须有吧，莫须有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一刻，我只觉认准了这一点儿，因为我绝不允许班子里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实际上是对我权威的挑战。通过一个突然的党委会，我顺利地收回了财权。
从此，他公开与我对立起来，到处宣扬我的劣迹。心胸狭隘？不狭隘怎么能真得住你们？不要总习惯地谴责心胸狭窄的人，维护自己算不得错误，只有傻子才能完全地忘我。我这样认为，所以，之后一段时间，我把精力重点放在了解决乡长问题上。
乡长调走后，我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给机关干部长了一百元工资；一是大面积调整了镇管的中层干部，起用了一批原来长期不得志的人员，同时调整了县管的班子成员分工，我一直不怀好感的已做了副镇长的当年的团委书记破例取代党务书记，做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机关工作。通过调整，我感觉，自己的权威才真正树了起来。
随后的区划调整中，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我调到县大项目办做了一名正局级的副主任。
二年后，由于已调任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的县纪委书记的干预，我被安排到区划调整后的E镇做书记。
或许有人会不承认，人做事最缺少的往往就是经历，有了D乡的经历，我明显轻松自如起来——首先利用制衡术迅速站稳脚跟后，突出抓了招商引资和宣传两项工作，宣传主要为招商引资服务，所以也可以说成一项工作。但就这一项工作，便让E镇跃居全县年终考核第一的成绩连续保持了三年。
这便是亮点，为政者必须要抓亮点，有了亮点不仅可以提升自己，而且因为上面的领导喜欢看亮点，亮点实际上就是政绩，还有更重要的，便是一俊遮百丑。
亮点的选择着实不易，没有一定之规，却大致有个原则：绝不能把表面上表现最突出的问题的整治作为亮点。当然，还要揣摩上面的意思。即使这些都具备了也不行，还有人顺与不顺或者说人常常不承认的七凑八凑的因素。到大项目办，本身是对我的否认，却让我掌握了大量招商引资的信息，不能不算是我的幸运。
或许如嫉妒者所说，这人顺了，一顺百顺。县委的高额奖金和荣誉且不说，不仅我的追随者根据我向县委的建议纷纷得到了提拔，我本人也被内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
说到这里，大家以为政治家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正欲吁一口气，却不料他顿了顿又说道，偏偏这个时候，被我忽视了的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出现了问题，农民开始成群结伙地上访。偏是上面的人重视这一块，影响威信倒不说，什么事都找书记，连外出接上访户这种小事都要书记亲自去，说是什么以示重视。不去就不重视了？咳，真是烦死人。说实在的，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党政办的电话就会心惊肉跳好一阵子，一提到上访脑袋都会变大。说着，政治家表现出少有的烦躁，说，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反正，到这里也足够表现背景的了。
大家欲再劝，但他甚坚决，只好转向了农村小老头。农村小老头只说了一句“我是最后一个，给大家换换口味”，便再没有任何插曲，笑眯眯地开始了自己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