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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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人离不了对比，因为对比激发着人的欲望，没有了对比，人便丧失了前进的动力。
回家务农的第三年，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我倾斜了。那年的四月十四日，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乡中心中学民办教师的考录。这本算不了什么，但相对于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来说，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那时候，不要说追求，我连最起码的“事业”的概念也没有，改变现状就是我的最高理想。因此我当时奉行“架起尾巴做人，勤勤奋奋干事”的做人原则，唯恐有丝毫闪失。
天道酬勤，我做班主任的八零六班在二年后的中考中，55名同学有6人考入中专，49人升入普通高级中学。奇迹，校长说，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八零六一夜成名，成了乡中学、全乡乃至全县的一个品牌。这应该是教师至高的荣誉，我认为。
但我很快就坠入了一个陷阱，现在想起来，那绝对是一个陷阱：那一年，我们乡中学共招了8个班440名学生，8个班主任在分配班级时因为学生搭配严重不均发生了激烈争论，谁也不想接手最差的那个班。这太不公平了，最差的一班的平均分竟然比最好的六班低了近50分，50分哪！！！王维嚷道。他跟我一样是民办教师，但他是乡长的大公子。我原想主动承担最差的一班，但王维以焦急的眼色制止了我，我只好低下头默不作声。
还是抽签决定吧。教导主任不善化解纠纷，又甚自负，所以他一锤定音，大家虽隐隐觉得不妥，却又一时无法说清，或许这果真是个好办法，便如此吧。
一时间，大家显然都积极地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数学天才，先抽签的概率肯定是小的，难免要争先恐后。我不这样认为，那一刻竟会相信天命，其实也不是相信天命，只是我摸不开面子，心里当然也是急的。急也没用，这帮家伙争抢着抽了签却偏又不忙着去揭，而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别人，唯恐别人多抽了似的。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我还是故作漫不经心地揭开了最后一个签：天哪，竟是实力最强的六班！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象做了贼似的脸红耳热，几乎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不要失态，我劝着自己，眼的余光忍不住便要去瞄王维：他正欲离去，分明地，他失了算，第一个竟然抽到了一班。
何苦这样呢？又不关我的事。我试图说服自己，却仍是惴惴不安，虽挡不住从心底里涌上的那份侥幸，但还是象自己做错了事似地那样愧疚，仿佛这本身就是我的错，事实上，他必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至今仍无法忘记他离去时那怨毒的目光。
千万别以为你不惹别人，别人便不会惹你。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校长室时，我已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果然，校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难啊，做人难啊！不过，小王也确有他的难处，咳，偏摊上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娘。谎言！！！王维的母亲在乡农技站干临时工，昨天我刚碰到她风风火火地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但我没有戳穿，只迟疑了一下便说道，那还是由我来做一班的班主任吧。校长长吁了一口气，象是不会站似地（因为我虽去校长室的次数少，确从未见过他认真站立的姿势）终于站了起来，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加重语气说道，我是相信你的，好，有魄力，年轻人。去******，我心里恶狠狠地骂道，脸上却努力地堆着笑。虚伪！但已不知说谁了。
既不知说谁，不妨说自己吧。且说那天，我自始至终盯着校长的脸，那是严肃、庄重、微笑、灿烂，独缺少愧疚的诸多交替丰富地变化。说来奇怪，自那以后我竟养成了一个观察人脸的嗜好。那是一幕幕最生动的活剧，无聊时象放映一样过一遍足可以自慰。别不信，尽可以试试看。
抱怨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更多的还是要面对现实。现实是，尽管我拼尽了全力，期中考试中一班与六班的差距也缩小到不足十分，但仍没有摆脱倒数第一的命运。问题是，我因此失去了进职称的机会，又因为没有职称而使转正的希望化为泡影。别不服，不服也不行，反正依据的就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岂不既客观又公正？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我是一个喜欢将事情装在心里独自承受而不轻易表露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倔强的，而且这样的人的倔强是可以而且必须转移的。倔强的转移受良心支配，有一个压力逐步累积到人最终能够承受的程度而迫不得已实施的变通过程，或许干脆变成了一股动力。事实上，当我面对着一班五十五名生机勃勃的学生时，责任重锤一般剧烈地撞击着我落魄的情绪。班会上，由于突然忆及了自己的遭遇，竟颇多感慨，日后自要大骂自己不该，却意外地把孩子们导入了一场“为什么而读书、怎样读书”的大讨论。绝非偶然，半年后，一班已稳居全年级第三的位置，我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省师范学院。
在师范学院上学期间，我完全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大魅力所吸引了，一个个理论与实践的难题都迎刃而解。象黑夜里突然见到了光亮，我的思路和眼界为之开阔起来，创造力被激活了象喷泉一样奔涌着。我陆续发表了十几个调研论文，论文所提出的教育理念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后，我拒绝了恩师留校任教的挽留，衣锦还乡地回到了我们乡中心中学。
机会就这样不期而至了，不久，我同学的父亲调我们乡做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我被提拔为主管教研的副校长。我疯了一样，在全面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我们乡中学的教研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改革实施后，我们乡中学以中考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而声名远播。
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是最单纯的，警惕性也最弱。一封匿名信便足以打破了我继续大有作为的梦想，或许真的如工作组长所说，没有办法，只要有人告就不得不查，更何况人家署了真名。不过，凡事要想开些，毕竟干屎摸不到人身上。论调说变就变了，自打组长接了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他的脸上便失了笑，而且在第二天以方便调查为由免去我的职务后便不再露面。经过我再三地要求，才总算在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有了说法—匆忙且简单得没有任何仪式地宣布了对我的调查结论：
庄志贤同志的错误有三:一是思维混乱，不宜再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主要针对我竭力推行的改革）；二是冬季运动会组织不力，导致一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其实发生在我在师范上学期间）；三是气量狭小（针对我在个别教师入党问题上所发表的不同意见）。
莫须有，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东西就不宜公开，只能在小范围内宣布。别以为如此便会象他们所说的是为了保护我，反而迅速地让无数的猜测融入到这个结论并传得沸沸扬扬而使你有口难辨。我愤怒了，但我不屑辩解，其实也无法辩解，因为无人听你辩解，他们在象小孩子念书一样念完之后便飞快地走了。辩解也无用，连校长和已调走了的同学的父亲给我做工作都不行，后来，我多次要求调离乡中学，都没有获得批准。我只好到校总务处去做副主任，校总务处原就没有多少活儿，主任必是误认为我在抢他的事做便常给我脸色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算卖力，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了，三十二岁的我就自动做了乡中学的清净闲人。
不要以为有人会反对，没人会反对，地球离了谁都在转，即使出一点点偏差，只要人不反对，都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尽管这偏差或许会造成一代人的浪费，当然这种浪费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但人其实最注重的还是变化，譬如矿山，在不出事故之前便没人会认为不安全，它或许是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及至出了事又会手忙脚乱。不信？不妨耐心地想一想，这是不是人最惯常的一种思维？否则，倒真成了怪事。
再后来，由于家庭迭遭变故，我变得窘迫起来。
这时候的某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向我提起了家庭教育的问题。他说，现代家庭向孩子的智力投资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家教成了时髦，各类辅导班更是层出不穷。说他的话提醒了我，倒不如说他的话唤醒了我对这一浅见现实的认识，我主动承担了两名初二差生的补课任务。谁曾想，两个孩子居然进步奇快，年终统考都意外地进入了班级的前十名。不是我比别人高明，我不过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而使他们能够用心去学，只要用心去干，人还有干不好的事吗？所以，当根本没想过钱的问题的我收下孩子家长非要塞过来的四百元时，羞愧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熬到深夜贼一样溜到旷野里困兽似地直至吼哑了嗓子才稍好了些。
事情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不住学生家长地再三恳求，我这个所谓的辅导班已收下了十几个孩子，连校长的孩子也强行送到了我的家里。一年算下来，天哪，我竟捞了数倍于我工资的外快。我的困境因此得到了缓解，但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我所热爱的教室，因为人活着总要有良心，有良心就必然有责任。
教授讲到后来情绪有些激动，但经营家高明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便已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教授说，人离不了对比，因为对比激发着人的欲望，没有了对比，人便丧失了前进的动力。
回家务农的第三年，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我倾斜了。那年的四月十四日，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乡中心中学民办教师的考录。这本算不了什么，但相对于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来说，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那时候，不要说追求，我连最起码的“事业”的概念也没有，改变现状就是我的最高理想。因此我当时奉行“架起尾巴做人，勤勤奋奋干事”的做人原则，唯恐有丝毫闪失。
天道酬勤，我做班主任的八零六班在二年后的中考中，55名同学有6人考入中专，49人升入普通高级中学。奇迹，校长说，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八零六一夜成名，成了乡中学、全乡乃至全县的一个品牌。这应该是教师至高的荣誉，我认为。
但我很快就坠入了一个陷阱，现在想起来，那绝对是一个陷阱：那一年，我们乡中学共招了8个班440名学生，8个班主任在分配班级时因为学生搭配严重不均发生了激烈争论，谁也不想接手最差的那个班。这太不公平了，最差的一班的平均分竟然比最好的六班低了近50分，50分哪！！！王维嚷道。他跟我一样是民办教师，但他是乡长的大公子。我原想主动承担最差的一班，但王维以焦急的眼色制止了我，我只好低下头默不作声。
还是抽签决定吧。教导主任不善化解纠纷，又甚自负，所以他一锤定音，大家虽隐隐觉得不妥，却又一时无法说清，或许这果真是个好办法，便如此吧。
一时间，大家显然都积极地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数学天才，先抽签的概率肯定是小的，难免要争先恐后。我不这样认为，那一刻竟会相信天命，其实也不是相信天命，只是我摸不开面子，心里当然也是急的。急也没用，这帮家伙争抢着抽了签却偏又不忙着去揭，而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别人，唯恐别人多抽了似的。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我还是故作漫不经心地揭开了最后一个签：天哪，竟是实力最强的六班！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象做了贼似的脸红耳热，几乎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不要失态，我劝着自己，眼的余光忍不住便要去瞄王维：他正欲离去，分明地，他失了算，第一个竟然抽到了一班。
何苦这样呢？又不关我的事。我试图说服自己，却仍是惴惴不安，虽挡不住从心底里涌上的那份侥幸，但还是象自己做错了事似地那样愧疚，仿佛这本身就是我的错，事实上，他必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至今仍无法忘记他离去时那怨毒的目光。
千万别以为你不惹别人，别人便不会惹你。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校长室时，我已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果然，校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难啊，做人难啊！不过，小王也确有他的难处，咳，偏摊上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娘。谎言！！！王维的母亲在乡农技站干临时工，昨天我刚碰到她风风火火地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但我没有戳穿，只迟疑了一下便说道，那还是由我来做一班的班主任吧。校长长吁了一口气，象是不会站似地（因为我虽去校长室的次数少，确从未见过他认真站立的姿势）终于站了起来，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加重语气说道，我是相信你的，好，有魄力，年轻人。去******，我心里恶狠狠地骂道，脸上却努力地堆着笑。虚伪！但已不知说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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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更多的还是要面对现实。现实是，尽管我拼尽了全力，期中考试中一班与六班的差距也缩小到不足十分，但仍没有摆脱倒数第一的命运。问题是，我因此失去了进职称的机会，又因为没有职称而使转正的希望化为泡影。别不服，不服也不行，反正依据的就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岂不既客观又公正？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我是一个喜欢将事情装在心里独自承受而不轻易表露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倔强的，而且这样的人的倔强是可以而且必须转移的。倔强的转移受良心支配，有一个压力逐步累积到人最终能够承受的程度而迫不得已实施的变通过程，或许干脆变成了一股动力。事实上，当我面对着一班五十五名生机勃勃的学生时，责任重锤一般剧烈地撞击着我落魄的情绪。班会上，由于突然忆及了自己的遭遇，竟颇多感慨，日后自要大骂自己不该，却意外地把孩子们导入了一场“为什么而读书、怎样读书”的大讨论。绝非偶然，半年后，一班已稳居全年级第三的位置，我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省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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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就这样不期而至了，不久，我同学的父亲调我们乡做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我被提拔为主管教研的副校长。我疯了一样，在全面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我们乡中学的教研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改革实施后，我们乡中学以中考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而声名远播。
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是最单纯的，警惕性也最弱。一封匿名信便足以打破了我继续大有作为的梦想，或许真的如工作组长所说，没有办法，只要有人告就不得不查，更何况人家署了真名。不过，凡事要想开些，毕竟干屎摸不到人身上。论调说变就变了，自打组长接了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他的脸上便失了笑，而且在第二天以方便调查为由免去我的职务后便不再露面。经过我再三地要求，才总算在四个月后的某一天有了说法—匆忙且简单得没有任何仪式地宣布了对我的调查结论：
庄志贤同志的错误有三:一是思维混乱，不宜再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主要针对我竭力推行的改革）；二是冬季运动会组织不力，导致一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其实发生在我在师范上学期间）；三是气量狭小（针对我在个别教师入党问题上所发表的不同意见）。
莫须有，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东西就不宜公开，只能在小范围内宣布。别以为如此便会象他们所说的是为了保护我，反而迅速地让无数的猜测融入到这个结论并传得沸沸扬扬而使你有口难辨。我愤怒了，但我不屑辩解，其实也无法辩解，因为无人听你辩解，他们在象小孩子念书一样念完之后便飞快地走了。辩解也无用，连校长和已调走了的同学的父亲给我做工作都不行，后来，我多次要求调离乡中学，都没有获得批准。我只好到校总务处去做副主任，校总务处原就没有多少活儿，主任必是误认为我在抢他的事做便常给我脸色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算卖力，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了，三十二岁的我就自动做了乡中学的清净闲人。
不要以为有人会反对，没人会反对，地球离了谁都在转，即使出一点点偏差，只要人不反对，都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尽管这偏差或许会造成一代人的浪费，当然这种浪费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但人其实最注重的还是变化，譬如矿山，在不出事故之前便没人会认为不安全，它或许是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及至出了事又会手忙脚乱。不信？不妨耐心地想一想，这是不是人最惯常的一种思维？否则，倒真成了怪事。
再后来，由于家庭迭遭变故，我变得窘迫起来。
这时候的某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向我提起了家庭教育的问题。他说，现代家庭向孩子的智力投资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家教成了时髦，各类辅导班更是层出不穷。说他的话提醒了我，倒不如说他的话唤醒了我对这一浅见现实的认识，我主动承担了两名初二差生的补课任务。谁曾想，两个孩子居然进步奇快，年终统考都意外地进入了班级的前十名。不是我比别人高明，我不过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而使他们能够用心去学，只要用心去干，人还有干不好的事吗？所以，当根本没想过钱的问题的我收下孩子家长非要塞过来的四百元时，羞愧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熬到深夜贼一样溜到旷野里困兽似地直至吼哑了嗓子才稍好了些。
事情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不住学生家长地再三恳求，我这个所谓的辅导班已收下了十几个孩子，连校长的孩子也强行送到了我的家里。一年算下来，天哪，我竟捞了数倍于我工资的外快。我的困境因此得到了缓解，但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我所热爱的教室，因为人活着总要有良心，有良心就必然有责任。
教授讲到后来情绪有些激动，但经营家高明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便已开始了自己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