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宣室问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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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帝十五年,新垣平宝鼎之事出,后事败,新桓平夷三族。”
文帝继位十五年后,才运作贾谊当年所提之事,整个宝鼎事件就是文帝策划的,新桓平不过是他推出的傀儡。
《史记》: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一个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将文帝的意图暴露无遗。
作《王制》,意欲提振王权也。
商汤伐夏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作《泰誓》;战于牧野,又作《牧誓》;周公平叛,作《大诰》。
这些都是为了提振自身气势,震慑敌人用的。
封禅同样如此,秦始皇封禅泰山六次巡狩天下,都是为了震慑六国余孽,汉武帝十次东巡六次封禅,除了求仙之外,也在一直不遗余力的提高皇帝权威,包括后来的唐太宗封禅。
宋真宗最能说明情况,宋真宗与契丹签了澶渊之盟后,被很多人认为城下之盟,是耻辱。一时毁誉无数。宋真宗为了洗刷污点,提振威名,搞出了天书事件并封禅泰山。
间接拉低了封禅资格,自此之后,再无人好意思封禅。
故,文帝无论是作《王制》,还是谋划巡狩封禅,都是为了提振自己权利,打压勋贵集团的目的。
可惜哪怕文帝即位十五年了,早已坐稳了帝位,面对勋贵集团的反扑还是扛不住,将新桓平丢了出去,夷了三族才平息勋贵集团的怒火。
史记记载:自此之后,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文帝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压制勋贵集团的事了。
此事极为隐秘,毕竟是文帝不光彩的隐讳事,杨玉只寥寥提了一句,并未细说。但已经足够了,还是让刘启心中一凛,因为那时他已二十四岁成年了,开始问政,恰好知道内幕。
夫子晁错以前给他讲过此事,不过晁错着重提到的却是欲想改革,就必须心志坚定,不畏艰难,不如此无以功成。
刘启深深记住了此事,故登基以来如此大刀阔斧的开拓进取,对功勋集团的任何反对都弃之不理,未尝没有洗刷文帝耻辱的想法。
杨玉看向景帝,缓缓摇头:“反观陛下,何之急也,何其不慎也。”
刘启反复思考,也觉得有理,不禁问道:“那如今不削藩,改行推恩令呢?”
既然中方先生诟病削藩令太过强硬无情,时机选择的不恰当,有些操之过急,易引起诸侯王的敌视。推恩令却刚好相反,润物细无声,化一切于无形,想来是可以的。
想到这里,刘启露出期待之色,
没想到,杨玉还是摇头:“推恩令虽好,足以塞天下人之口,使诸侯王亦没有反叛之借口,但推恩令与削藩何异?归根结底都是挖诸侯王之根基。
今汉弱诸侯强,颁行推恩令,诸侯王必反,不然就是束手就缚,坐以待毙。未闻世间有愿为鱼肉者,何况一国之诸侯哉。”
历史上汉武帝推恩令施行的畅通无阻,那是因为他老爹景帝给他打好了基础,七国之乱打赢后,诸侯国就近乎半废了。
然后又用十几年一点点收回诸侯国的权利,将其塑造成只能享受租赋的吉祥物。
朝廷强诸侯弱,后者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中央朝廷。
现在呢,则刚好相反,朝廷处于弱势。
“且陛下现在就算下旨永不削藩,诸侯亦不信矣。”
诸侯国那里,刘启已经信誉破产了。他刚登基三年,就削了四个诸侯国的封土,还都是大国强国,吴王那里更不用说了,砸死了人家儿子。
功勋集团那里呢,刘启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历史上刘启是如何挽回形象的呢?
首先便是将晁错丢出去杀了,先让功勋集团出一口恶气,功勋集团才同意带兵抵抗七国叛军,不然指望景帝这个皇帝去领军?
然后......朝廷竟胜了!
谁都没想到七国叛军声势如此浩大,竟如此菜,如此不堪一击。
不管怎么说,朝廷胜了。
既然胜了,那么对诸侯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压服就行,还讲什么名誉形象啊。皇帝名誉不好,形象不堪又如何,你敢反怎么的。
这是对诸侯国。
对功勋集团呢,诸侯国的失败,削藩的成功,证明了景帝是正确的。别管过程是不是戏剧性,但景帝一直强力推动削藩这一步是正确的。
削藩之后,朝廷受益无穷。
你看,压在朝廷心头的大患不就一朝而解了吗?
所以,功勋集团再无话可说。
就这样,景帝重新树立了皇帝形象。
景帝既然对了,那么说明晁错也是对的,只是可惜了,死的怨呐。
但为了照顾景帝与功臣们的颜面,无论是景帝朝,还是后世都选择性的遗忘了晁错这个人。
刘启一听推恩令不行,不禁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
他避席起身,一揖揖地,恳求道:“到底该如何做,望先生教我。”
杨玉不慌不忙,如稳坐钓鱼台,徐徐说道:“初文帝即位,先对天下普施恩惠,稳固朝堂,笼络功臣,交好四夷,远近之诸侯和四夷部族与朝廷的关系都很融洽。然后,文帝才表彰和赏赐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旧部功臣,仅封立宋昌为壮武侯,余者有小封而无大表。典型的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厚彼薄己。”
说到这里,杨玉瞥了一眼晁错,意味不言自明。
刘启跟晁错一愣,瞬间明白什么意思,周仁头勾的更低了。
刘启继位之初,先提拔晁错为内史,列位九卿,第二年更是直接觐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出所料下一步就是丞相了,这简直赤裸裸毫不掩饰的碰触功勋集团的逆鳞,以丞相为首的功勋集团如何会不反抗。
刘启有些尴尬,心知肚明自己所作所为跟文帝可谓截然相反。脸上火辣辣的,立在当场,不知该说什么。
晁错沉默了,当日杨玉大力驳斥他之削藩令,颂扬推恩令,他本以为对方见到天子后会大力向天子推举推恩令。
以其所作所为,这多半是必然之事。
关于推恩令的利弊他早已洞悉,深知其虽好,却唯独不适合当下,所以当时就拒绝了。
之前郑当时向天子举荐中方不败,惹得天子心动不已,急欲见到中方不败时,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反对,而是保持了沉默。是因为早已看出天子在多日的压力下,已然失了分寸,急于求成之心甚切。
他若贸然反对,恐引起天子误会与不快,以为他妒贤嫉能,自己无良法,却阻他人之策。
所以才没有出言反对,当时想的是等中方不败见到天子,向天子当面宣讲推恩令时,他再出面一一驳斥。
让天子明彻其弊害,以打消念头。
可是,没想到对方自见到天子后竟对推恩令只字不提,反而在天子主动提及推恩令时,一口否决,这大大出乎了晁错意料。
思来想去,晁错只想到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日对方向自己提及推恩令,多半是故意为之,意图打动自己,借自己之手见到景帝。
推恩令不过是对方丢出来的敲门砖。毕竟乍听之下,确实耸人听闻,惹人心动,不细细分辨很容易被其蛊惑。
其多半没想到自己拒绝了,后来才不得不借助郑当时。
原来这一切都在对方的谋划中,对方早有成熟的通盘考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行事不顾左右,原来是自己多虑了。
晁错以为自己洞彻了真相,多半是这样,不然一切都说不通。
想想也是,推恩令是对方想出的,若说其不清楚其中利弊,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至于为何不对自己和盘托出,仔细言说,想来对方是怕自己据为己有,窃其功劳吧。他固然自有操守,但对方不知呀。
晁错踟蹰了,对方突然一翻前语,虽然打消了他最大的担忧,但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
“后文帝十五年,新垣平宝鼎之事出,后事败,新桓平夷三族。”
文帝继位十五年后,才运作贾谊当年所提之事,整个宝鼎事件就是文帝策划的,新桓平不过是他推出的傀儡。
《史记》: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一个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将文帝的意图暴露无遗。
作《王制》,意欲提振王权也。
商汤伐夏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作《泰誓》;战于牧野,又作《牧誓》;周公平叛,作《大诰》。
这些都是为了提振自身气势,震慑敌人用的。
封禅同样如此,秦始皇封禅泰山六次巡狩天下,都是为了震慑六国余孽,汉武帝十次东巡六次封禅,除了求仙之外,也在一直不遗余力的提高皇帝权威,包括后来的唐太宗封禅。
宋真宗最能说明情况,宋真宗与契丹签了澶渊之盟后,被很多人认为城下之盟,是耻辱。一时毁誉无数。宋真宗为了洗刷污点,提振威名,搞出了天书事件并封禅泰山。
间接拉低了封禅资格,自此之后,再无人好意思封禅。
故,文帝无论是作《王制》,还是谋划巡狩封禅,都是为了提振自己权利,打压勋贵集团的目的。
可惜哪怕文帝即位十五年了,早已坐稳了帝位,面对勋贵集团的反扑还是扛不住,将新桓平丢了出去,夷了三族才平息勋贵集团的怒火。
史记记载:自此之后,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文帝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压制勋贵集团的事了。
此事极为隐秘,毕竟是文帝不光彩的隐讳事,杨玉只寥寥提了一句,并未细说。但已经足够了,还是让刘启心中一凛,因为那时他已二十四岁成年了,开始问政,恰好知道内幕。
夫子晁错以前给他讲过此事,不过晁错着重提到的却是欲想改革,就必须心志坚定,不畏艰难,不如此无以功成。
刘启深深记住了此事,故登基以来如此大刀阔斧的开拓进取,对功勋集团的任何反对都弃之不理,未尝没有洗刷文帝耻辱的想法。
杨玉看向景帝,缓缓摇头:“反观陛下,何之急也,何其不慎也。”
刘启反复思考,也觉得有理,不禁问道:“那如今不削藩,改行推恩令呢?”
既然中方先生诟病削藩令太过强硬无情,时机选择的不恰当,有些操之过急,易引起诸侯王的敌视。推恩令却刚好相反,润物细无声,化一切于无形,想来是可以的。
想到这里,刘启露出期待之色,
没想到,杨玉还是摇头:“推恩令虽好,足以塞天下人之口,使诸侯王亦没有反叛之借口,但推恩令与削藩何异?归根结底都是挖诸侯王之根基。
今汉弱诸侯强,颁行推恩令,诸侯王必反,不然就是束手就缚,坐以待毙。未闻世间有愿为鱼肉者,何况一国之诸侯哉。”
历史上汉武帝推恩令施行的畅通无阻,那是因为他老爹景帝给他打好了基础,七国之乱打赢后,诸侯国就近乎半废了。
然后又用十几年一点点收回诸侯国的权利,将其塑造成只能享受租赋的吉祥物。
朝廷强诸侯弱,后者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中央朝廷。
现在呢,则刚好相反,朝廷处于弱势。
“且陛下现在就算下旨永不削藩,诸侯亦不信矣。”
诸侯国那里,刘启已经信誉破产了。他刚登基三年,就削了四个诸侯国的封土,还都是大国强国,吴王那里更不用说了,砸死了人家儿子。
功勋集团那里呢,刘启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历史上刘启是如何挽回形象的呢?
首先便是将晁错丢出去杀了,先让功勋集团出一口恶气,功勋集团才同意带兵抵抗七国叛军,不然指望景帝这个皇帝去领军?
然后......朝廷竟胜了!
谁都没想到七国叛军声势如此浩大,竟如此菜,如此不堪一击。
不管怎么说,朝廷胜了。
既然胜了,那么对诸侯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压服就行,还讲什么名誉形象啊。皇帝名誉不好,形象不堪又如何,你敢反怎么的。
这是对诸侯国。
对功勋集团呢,诸侯国的失败,削藩的成功,证明了景帝是正确的。别管过程是不是戏剧性,但景帝一直强力推动削藩这一步是正确的。
削藩之后,朝廷受益无穷。
你看,压在朝廷心头的大患不就一朝而解了吗?
所以,功勋集团再无话可说。
就这样,景帝重新树立了皇帝形象。
景帝既然对了,那么说明晁错也是对的,只是可惜了,死的怨呐。
但为了照顾景帝与功臣们的颜面,无论是景帝朝,还是后世都选择性的遗忘了晁错这个人。
刘启一听推恩令不行,不禁急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
他避席起身,一揖揖地,恳求道:“到底该如何做,望先生教我。”
杨玉不慌不忙,如稳坐钓鱼台,徐徐说道:“初文帝即位,先对天下普施恩惠,稳固朝堂,笼络功臣,交好四夷,远近之诸侯和四夷部族与朝廷的关系都很融洽。然后,文帝才表彰和赏赐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旧部功臣,仅封立宋昌为壮武侯,余者有小封而无大表。典型的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厚彼薄己。”
说到这里,杨玉瞥了一眼晁错,意味不言自明。
刘启跟晁错一愣,瞬间明白什么意思,周仁头勾的更低了。
刘启继位之初,先提拔晁错为内史,列位九卿,第二年更是直接觐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出所料下一步就是丞相了,这简直赤裸裸毫不掩饰的碰触功勋集团的逆鳞,以丞相为首的功勋集团如何会不反抗。
刘启有些尴尬,心知肚明自己所作所为跟文帝可谓截然相反。脸上火辣辣的,立在当场,不知该说什么。
晁错沉默了,当日杨玉大力驳斥他之削藩令,颂扬推恩令,他本以为对方见到天子后会大力向天子推举推恩令。
以其所作所为,这多半是必然之事。
关于推恩令的利弊他早已洞悉,深知其虽好,却唯独不适合当下,所以当时就拒绝了。
之前郑当时向天子举荐中方不败,惹得天子心动不已,急欲见到中方不败时,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反对,而是保持了沉默。是因为早已看出天子在多日的压力下,已然失了分寸,急于求成之心甚切。
他若贸然反对,恐引起天子误会与不快,以为他妒贤嫉能,自己无良法,却阻他人之策。
所以才没有出言反对,当时想的是等中方不败见到天子,向天子当面宣讲推恩令时,他再出面一一驳斥。
让天子明彻其弊害,以打消念头。
可是,没想到对方自见到天子后竟对推恩令只字不提,反而在天子主动提及推恩令时,一口否决,这大大出乎了晁错意料。
思来想去,晁错只想到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日对方向自己提及推恩令,多半是故意为之,意图打动自己,借自己之手见到景帝。
推恩令不过是对方丢出来的敲门砖。毕竟乍听之下,确实耸人听闻,惹人心动,不细细分辨很容易被其蛊惑。
其多半没想到自己拒绝了,后来才不得不借助郑当时。
原来这一切都在对方的谋划中,对方早有成熟的通盘考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行事不顾左右,原来是自己多虑了。
晁错以为自己洞彻了真相,多半是这样,不然一切都说不通。
想想也是,推恩令是对方想出的,若说其不清楚其中利弊,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至于为何不对自己和盘托出,仔细言说,想来对方是怕自己据为己有,窃其功劳吧。他固然自有操守,但对方不知呀。
晁错踟蹰了,对方突然一翻前语,虽然打消了他最大的担忧,但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