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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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杨一鸣打发丁子木上床睡觉后收到了弗里德曼的电邮，那老头子似乎对丁子木非常有兴趣，洋洋洒洒数千字罗列了一堆问题和量表。杨一鸣没敢煮咖啡，担心丁子木会闻到浓烈的味道从而爬起来陪着他一起熬夜，于是自己回卧室冲了一杯速溶，甜腻的口感让他心烦意乱，于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
他想念丁子木煮的咖啡，无论是抹茶的还是兑入朗姆酒的，都醇厚香浓，让人欲罢不能。
杨一鸣洗了一把冷水脸，搬出字典，打起精神开始逐一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是个需要极大耐心和细心的工作，他丝毫不敢疏忽，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表述不清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判断。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做了汇总归纳，把需要丁子木回答的问题又列了一张表，和那些复杂的量表放在一起，准备第二天交给丁子木，让他找一天空闲时给答了。
等把这些案头工作都做完，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丁子木的卧室门口，轻轻拧动门把手，推开一道缝向里望去。窗外明亮的月光透进来，床上隐约显出一个安静的身影。杨一鸣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轻轻走到床边。
丁子木静静地合着眼睛，杨一鸣不太能看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他侧卧着，身体蜷缩起来，像是怀里抱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时下意识采取的防御姿势，把自己柔软的腹部藏起来，留在外面的是坚硬的脊骨和一副肩膀。杨一鸣轻轻伸手，把手掌放在丁子木的肩胛的位置，隔着厚厚的被子，他觉得自己居然能感受到丁子木肩胛骨的硬度。
杨一鸣收回手指，用目光代替唇舌细细地扫过丁子木的面孔，一片朦胧中，他确信他睡得很熟，脸上应该是宁静而安稳的。
晚安。杨一鸣翕动唇吻，无声地说。他轻轻转身，蹑手蹑脚走出去，慢慢地关上了房门。屋子里很暗，所以他没有看到床上的那个人睁开了眼睛。
房门关上，最后一丝光线倏然而逝，房间里复归宁静和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大丁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慢慢地伸出左手压在自己的右肩上。那里，杨一鸣很温柔地抚摸过。
大丁用极轻的声音问：“我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黑暗中，一个略略低沉的声音问。这声音带着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感，似乎他的问题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详实的答案。
但是大丁并不买账，他不耐烦地啧一声问：“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那个声音微微有些提高，带着几分威胁的味道，“你别作啊，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为什么我就是个麻烦？”大丁按捺不住地狠狠挥了一下拳头，“我怎么麻烦了？我做的还不够多吗？这么多年我抱怨过一句吗？我提过什么要求吗？我藏得还不够深吗？”
一连串的质问砸过去，嗓门逐渐抬了起来了。
“别嚷！”那人严厉地说，“你想把他招过来吗？”
大丁冷笑一声：“你以为他不认识你吗？”
“认识又怎么样？我又不想认识他！”
“可是丁子木很信任他。”大丁仿佛在报复一样，带着几分恶意说，“我觉得对于他而言，杨一鸣比你重要得多。”
对方显然是被这句话打击到了，沉默了几秒钟以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一个毛头小子，他又能为丁子木做什么？”
“不管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丁子木那里，你都输了。”大丁冷冷地说，“今时今日的丁子木，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丁子木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大丁指指卧室的门，说，“你敢去厨房看看吗？冰箱里还有他准备的菜，这小子现在一日三餐做饭的水平可以去开饭馆！”
“他几时学会做饭的？”那人大惊。
“他学烹饪的你不知道？”
“可他是学西点的啊。”
大丁嗤笑一声，曲起膝盖把脸埋进去，闷声闷气地说：“他的事你并不全知道……当然我也不知道，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困在这里，我出不去了。”
大丁抬起头，眉眼垂下来，明亮的眼睛里满是绝望和哀求，他说：“哥，我出不去了，真的出不去了，我会不会永远都被困在这里，只有他睡着了才能喘口气？哥，我怕我再也看不到太阳，我讨厌晚上……我觉得……很可怕。”
那人良久没有说话，冬夜漫长且寒冷，一个人的夜尤甚。
***
杨一鸣第二天下午去医院替换回了姐姐，头天晚上熬得太晚，他的精神很差，于是裹着大衣靠在暖气片上昏昏欲睡。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他正半梦半醒着，潜意识里知道自己在医院，可脑子里又觉得自己正坐在一家小小的面包店里，丁子木穿着雪白的厨师服笑眯眯地劝自己尝尝他新做出来的甜点——分裂得一塌糊涂。
杨一鸣万般不舍地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忍着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痛掏出了手机，屏幕上一个陌生的号码闪动着。
“喂？”杨一鸣没精打采地说。
“杨一鸣先生？”话筒里一个陌生的男声响起。杨一鸣打起精神说：“我是，请问您哪位？”
“您好，我叫刘国强，退休前在南城区派出所工作。”
杨一鸣噌地坐正了身子：“您好。”
“所里的同志告诉我，您来查过十四年前的案子，丁家进贼的那个。”
“是的。”杨一鸣压低声音说，同时看了一眼还在沉睡着的母亲和床边的监护仪，然后轻轻走到了阳台上，“我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想知道？”
杨一鸣掐头去尾地介绍了一下福利院的工作和丁子木的“情绪不稳定”，又一次搬出了“教委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大帽子，义正辞严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热心公益的心理咨询师，力求拯救每一个陷入困境的青少年，同时也为强化治安管理，杜绝犯罪贡献一份力量——说得他自己都脸红脖子粗，心想这人一旦不要脸起来，也确实挺无敌的。
刘国强真的买了他的帐！
杨一鸣诚恳地说：“刘队长，非常抱歉具体的细节我不能说，因为这涉及到病人的*，我们有规定不能泄露。”
“这我懂，”刘国强沉着地说，“我们也有类似的规定。”
杨一鸣的心一下子就凉了：“那……”
“但是这个案子不涉及保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细节。”刘国强紧跟着说。
杨一鸣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谢谢。”
“其实很简单，关于丁家的报案我们接到过很多，大部分是邻居看不下去丁奎强打儿子才报警的。不过有时候丁子木的妈妈也会报警说家暴，丁子木自己也报过警，半夜光着脚跑到派出所来说他爸妈又打起来了。您也知道，现行法律下对家暴这一块向来不太好处理，尤其是丁子木的妈妈经常会自己来销案，也不愿意签字，所以只有几次给丁奎强治安拘留了……这您能理解吧？”
杨一鸣“嗯”一声表示能理解，但其实心里非常愤怒。事实上，他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女方会主动销案。
“所以这样的报警接多了以后，我们对涉及丁家的警情多少就有点儿习以为常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听是丁家进贼了，下意识地就觉得肯定又是家暴，只不过邻居怕我们不愿意去，所以报假警说进贼了。等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真不是家暴。郑老太太在院子里晃荡，一圈一圈地，还老大声地唱戏，荒腔走板的也不知道在唱什么，丁家屋子里黑着灯，什么都听不见。”
“老太太一看我们来，就赶紧说自己故意在院子里唱歌，把贼吓跑了。我们问凭什么知道贼跑了，她说她看见有道影子从丁家的后窗翻出去，然后沿着院墙跑到东边，踩着靠墙放着的一辆破自行车跑了。但是她害怕，不敢进屋去看，于是催着我们赶紧去看看丁家那个小孩。”
“丁子木怎样了？”杨一鸣捏着一把冷汗问。
“嗯……这个……”刘国强有些迟疑，这一迟疑，杨一鸣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
“性||侵？”杨一鸣咬咬牙，自己从嗓子里把那两个字挤了出来，因为挤得太艰难，以至于他都能听到嗓子里咯咯的声音，同时整个心都绞疼起来。
“这个……”刘国强斟酌了一下说，“我们不敢确定，当时的情况有点儿……混乱。”
“怎么说？”
“那孩子太小，虽然我们也见过一些心理变态的，但是对着这么小的男孩子下手的变态还真是头回见。当时现场没有任何性||侵的迹象，但是那个孩子是赤|裸着的，不过那时是夏天，天气热光着睡也不奇怪；他身上有掐痕和勒痕，痕迹很新，但是那孩子常年带伤，每天都新伤摞旧伤，所以也不好判断。房间里很乱，但是他家一向特别乱；床上尤其乱，被子枕头床单什么的全都揉搓成了一团，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是进贼了，小偷想要制住在床上睡觉的事主，导致缠斗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从现场看根本没法判断。”
“那您询问过那个孩子吗？”
“当然，”刘国强肯定地说，“我们第一时间就检查了那个孩子的伤，并且向他做了询问，但是他似乎是被吓傻了，整个人就蜷缩成一团，谁靠近他他都哭，不但哭，还不停地求饶……那可怜劲儿啊，别提了。”
杨一鸣沉默着，觉得自己的心一路往下坠着，那是一个深渊，深到永无终点。
“后来，我们实在问不下去了，孩子的妈妈也回来了，又哭又闹的，郑老太太再三强调自己发现得早，小偷什么都没拿走，孩子也没事儿……”
“你们信了？”杨一鸣带着点儿质问的情绪追问道。
“半信半疑吧，”刘国强叹口气说，“我们总觉得那孩子不对劲儿，不像是普通的惊吓，而且，天气就算再热，谁家八岁的孩子还光着睡啊？再说，那些掐痕又全在大腿根儿上。”
“为什么不查？”
刘国强沉默了一下，颇有几分自责地说，“他母亲拒绝追查，这个孩子又死活不张嘴，只是抱着他妈妈哭。我们想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他死都不肯，他妈妈也坚决不同意。我们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走访过他家十多次，每次都无功而返，最后也就只能当做是入室盗窃未遂处理。其实，这也有问题，门锁完全没有损害的痕迹，窗户上只有翻出去的痕迹没有翻进来的。我们推断是有人拿着钥匙开门进来的，所以当时我们怀疑……”
“丁奎强？”杨一鸣咬着牙问，觉得自己的骨头缝里都在冒凉气。
“反正不可能是他妈妈。”刘国强肯定地说，“当时我们无意听见郑老太太跟丁子木妈妈说了几句话，具体的内容听不太清楚，但是隐隐约约大概意思是‘既然没什么事儿就算了，以后小心点儿就行，要是说出去孩子没法做人了’。”
“没法做人？”杨一鸣下意识地重复一句。
“对，就是这句‘没法做人’让我对这个案子一直耿耿于怀，我总觉得欠了那个孩子的，没能给他一个公道。”刘国强又长叹一口气，说，“但是从现场，我们采不到证据。”
杨一鸣深深吸口气，道了谢挂断了电话。他曾经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电话上，他希望能从外围找到线索，可以尽量减少对丁子木的压力。但事实上，这个线索跟他之前推断的几乎一样，真相依然是一个谜。
徐霖！
杨一鸣死死地攥着手机，坚硬的手机硌得他手掌生疼，他一定要跟这个徐霖谈谈。
回到家，杨一鸣打发丁子木上床睡觉后收到了弗里德曼的电邮，那老头子似乎对丁子木非常有兴趣，洋洋洒洒数千字罗列了一堆问题和量表。杨一鸣没敢煮咖啡，担心丁子木会闻到浓烈的味道从而爬起来陪着他一起熬夜，于是自己回卧室冲了一杯速溶，甜腻的口感让他心烦意乱，于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
他想念丁子木煮的咖啡，无论是抹茶的还是兑入朗姆酒的，都醇厚香浓，让人欲罢不能。
杨一鸣洗了一把冷水脸，搬出字典，打起精神开始逐一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是个需要极大耐心和细心的工作，他丝毫不敢疏忽，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表述不清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判断。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做了汇总归纳，把需要丁子木回答的问题又列了一张表，和那些复杂的量表放在一起，准备第二天交给丁子木，让他找一天空闲时给答了。
等把这些案头工作都做完，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丁子木的卧室门口，轻轻拧动门把手，推开一道缝向里望去。窗外明亮的月光透进来，床上隐约显出一个安静的身影。杨一鸣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轻轻走到床边。
丁子木静静地合着眼睛，杨一鸣不太能看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他侧卧着，身体蜷缩起来，像是怀里抱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时下意识采取的防御姿势，把自己柔软的腹部藏起来，留在外面的是坚硬的脊骨和一副肩膀。杨一鸣轻轻伸手，把手掌放在丁子木的肩胛的位置，隔着厚厚的被子，他觉得自己居然能感受到丁子木肩胛骨的硬度。
杨一鸣收回手指，用目光代替唇舌细细地扫过丁子木的面孔，一片朦胧中，他确信他睡得很熟，脸上应该是宁静而安稳的。
晚安。杨一鸣翕动唇吻，无声地说。他轻轻转身，蹑手蹑脚走出去，慢慢地关上了房门。屋子里很暗，所以他没有看到床上的那个人睁开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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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久，大丁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慢慢地伸出左手压在自己的右肩上。那里，杨一鸣很温柔地抚摸过。
大丁用极轻的声音问：“我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黑暗中，一个略略低沉的声音问。这声音带着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感，似乎他的问题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详实的答案。
但是大丁并不买账，他不耐烦地啧一声问：“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那个声音微微有些提高，带着几分威胁的味道，“你别作啊，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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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嚷！”那人严厉地说，“你想把他招过来吗？”
大丁冷笑一声：“你以为他不认识你吗？”
“认识又怎么样？我又不想认识他！”
“可是丁子木很信任他。”大丁仿佛在报复一样，带着几分恶意说，“我觉得对于他而言，杨一鸣比你重要得多。”
对方显然是被这句话打击到了，沉默了几秒钟以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一个毛头小子，他又能为丁子木做什么？”
“不管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丁子木那里，你都输了。”大丁冷冷地说，“今时今日的丁子木，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丁子木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大丁指指卧室的门，说，“你敢去厨房看看吗？冰箱里还有他准备的菜，这小子现在一日三餐做饭的水平可以去开饭馆！”
“他几时学会做饭的？”那人大惊。
“他学烹饪的你不知道？”
“可他是学西点的啊。”
大丁嗤笑一声，曲起膝盖把脸埋进去，闷声闷气地说：“他的事你并不全知道……当然我也不知道，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困在这里，我出不去了。”
大丁抬起头，眉眼垂下来，明亮的眼睛里满是绝望和哀求，他说：“哥，我出不去了，真的出不去了，我会不会永远都被困在这里，只有他睡着了才能喘口气？哥，我怕我再也看不到太阳，我讨厌晚上……我觉得……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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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鸣掐头去尾地介绍了一下福利院的工作和丁子木的“情绪不稳定”，又一次搬出了“教委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大帽子，义正辞严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热心公益的心理咨询师，力求拯救每一个陷入困境的青少年，同时也为强化治安管理，杜绝犯罪贡献一份力量——说得他自己都脸红脖子粗，心想这人一旦不要脸起来，也确实挺无敌的。
刘国强真的买了他的帐！
杨一鸣诚恳地说：“刘队长，非常抱歉具体的细节我不能说，因为这涉及到病人的*，我们有规定不能泄露。”
“这我懂，”刘国强沉着地说，“我们也有类似的规定。”
杨一鸣的心一下子就凉了：“那……”
“但是这个案子不涉及保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细节。”刘国强紧跟着说。
杨一鸣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谢谢。”
“其实很简单，关于丁家的报案我们接到过很多，大部分是邻居看不下去丁奎强打儿子才报警的。不过有时候丁子木的妈妈也会报警说家暴，丁子木自己也报过警，半夜光着脚跑到派出所来说他爸妈又打起来了。您也知道，现行法律下对家暴这一块向来不太好处理，尤其是丁子木的妈妈经常会自己来销案，也不愿意签字，所以只有几次给丁奎强治安拘留了……这您能理解吧？”
杨一鸣“嗯”一声表示能理解，但其实心里非常愤怒。事实上，他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女方会主动销案。
“所以这样的报警接多了以后，我们对涉及丁家的警情多少就有点儿习以为常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听是丁家进贼了，下意识地就觉得肯定又是家暴，只不过邻居怕我们不愿意去，所以报假警说进贼了。等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真不是家暴。郑老太太在院子里晃荡，一圈一圈地，还老大声地唱戏，荒腔走板的也不知道在唱什么，丁家屋子里黑着灯，什么都听不见。”
“老太太一看我们来，就赶紧说自己故意在院子里唱歌，把贼吓跑了。我们问凭什么知道贼跑了，她说她看见有道影子从丁家的后窗翻出去，然后沿着院墙跑到东边，踩着靠墙放着的一辆破自行车跑了。但是她害怕，不敢进屋去看，于是催着我们赶紧去看看丁家那个小孩。”
“丁子木怎样了？”杨一鸣捏着一把冷汗问。
“嗯……这个……”刘国强有些迟疑，这一迟疑，杨一鸣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
“性||侵？”杨一鸣咬咬牙，自己从嗓子里把那两个字挤了出来，因为挤得太艰难，以至于他都能听到嗓子里咯咯的声音，同时整个心都绞疼起来。
“这个……”刘国强斟酌了一下说，“我们不敢确定，当时的情况有点儿……混乱。”
“怎么说？”
“那孩子太小，虽然我们也见过一些心理变态的，但是对着这么小的男孩子下手的变态还真是头回见。当时现场没有任何性||侵的迹象，但是那个孩子是赤|裸着的，不过那时是夏天，天气热光着睡也不奇怪；他身上有掐痕和勒痕，痕迹很新，但是那孩子常年带伤，每天都新伤摞旧伤，所以也不好判断。房间里很乱，但是他家一向特别乱；床上尤其乱，被子枕头床单什么的全都揉搓成了一团，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是进贼了，小偷想要制住在床上睡觉的事主，导致缠斗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从现场看根本没法判断。”
“那您询问过那个孩子吗？”
“当然，”刘国强肯定地说，“我们第一时间就检查了那个孩子的伤，并且向他做了询问，但是他似乎是被吓傻了，整个人就蜷缩成一团，谁靠近他他都哭，不但哭，还不停地求饶……那可怜劲儿啊，别提了。”
杨一鸣沉默着，觉得自己的心一路往下坠着，那是一个深渊，深到永无终点。
“后来，我们实在问不下去了，孩子的妈妈也回来了，又哭又闹的，郑老太太再三强调自己发现得早，小偷什么都没拿走，孩子也没事儿……”
“你们信了？”杨一鸣带着点儿质问的情绪追问道。
“半信半疑吧，”刘国强叹口气说，“我们总觉得那孩子不对劲儿，不像是普通的惊吓，而且，天气就算再热，谁家八岁的孩子还光着睡啊？再说，那些掐痕又全在大腿根儿上。”
“为什么不查？”
刘国强沉默了一下，颇有几分自责地说，“他母亲拒绝追查，这个孩子又死活不张嘴，只是抱着他妈妈哭。我们想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他死都不肯，他妈妈也坚决不同意。我们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走访过他家十多次，每次都无功而返，最后也就只能当做是入室盗窃未遂处理。其实，这也有问题，门锁完全没有损害的痕迹，窗户上只有翻出去的痕迹没有翻进来的。我们推断是有人拿着钥匙开门进来的，所以当时我们怀疑……”
“丁奎强？”杨一鸣咬着牙问，觉得自己的骨头缝里都在冒凉气。
“反正不可能是他妈妈。”刘国强肯定地说，“当时我们无意听见郑老太太跟丁子木妈妈说了几句话，具体的内容听不太清楚，但是隐隐约约大概意思是‘既然没什么事儿就算了，以后小心点儿就行，要是说出去孩子没法做人了’。”
“没法做人？”杨一鸣下意识地重复一句。
“对，就是这句‘没法做人’让我对这个案子一直耿耿于怀，我总觉得欠了那个孩子的，没能给他一个公道。”刘国强又长叹一口气，说，“但是从现场，我们采不到证据。”
杨一鸣深深吸口气，道了谢挂断了电话。他曾经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电话上，他希望能从外围找到线索，可以尽量减少对丁子木的压力。但事实上，这个线索跟他之前推断的几乎一样，真相依然是一个谜。
徐霖！
杨一鸣死死地攥着手机，坚硬的手机硌得他手掌生疼，他一定要跟这个徐霖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