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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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一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学会管理经济和城市的工作。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能否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与夺取政权同等重要的新课题。自然，也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上海刚刚解放，不法资本家与国内外敌人勾结，公然制造所谓“银元风潮”，妄图从经济上摧毁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新政权。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未经十天的较量，共产党人就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共产党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不懂经济规律。为此，他们公然叫嚣：“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就连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在他们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土八路”，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对此，毛泽东公然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事后，薄一波是这样诠释毛泽东这句话的：“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不仅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同时还一再提出把几百万解放军变成工作队。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选调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之后，一是健全中财委各级组织，真正成为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陈云是上海人，自三十年代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已近二十年没有与家人相见了。这时，陈云家中尚有相依为命的姐姐以及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舅舅，他自应回家看看，或请留居在沪的亲人到下榻处相聚。然而，陈云想到此次经济会议的重要性，他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对上海经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财经会议制定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他到达上海之后，全力投入到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去了！这就是自律甚严的陈云同志！
陈云此次调研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陈云到达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至于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由于陈云调查的对象多为资本家，他们瞧不起共产党，认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所以他们不仅不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陈云这个老上海知难而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接着，他成功地召开了财经会议，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九月二日，陈云由沪返北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海的工作，他视上海为全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他在听了陈云的有关汇报之后，为了稳定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于翌日九月三日，给饶漱石发去电报，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经济运行中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自上海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于六月二十三日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东海门户，切断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这样一来，“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结果，如上海市长陈毅所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一时间，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提出要求：他们可以用商船帮着我们把原料运到上海，但必须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对此，陈毅坚定地答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从此，一场反封锁斗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批准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使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说到这场反封锁斗争的意义，陈毅市长讲：“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但是，经济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毛泽东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论资本家在“银元风潮”中吃过多大的亏，不法资本家依然会受利益的驱动，在动荡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外敌人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在经济战线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的经济形势逆转，“自十月十五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一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点五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为此，毛泽东找来了陈云，商讨有关解决的办法。
陈云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为此，我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全国政局尚不稳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了挑战。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看问题的视点自然是政治。他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道：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三点八倍，棉布上涨了三点五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远在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对上海的工商业做过调查。他认为上海的工商业带有很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具有极大的投机性。所以，当他听陈云说不法资本家采取的手段是囤积居奇之后，冷笑着说：“万变不离其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
对此，在上海长大的陈云就更有切身的体会。就在他南下上海搞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了解到解放前夕，“上海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的投机买卖，许多商业行号投机活动严重……这些商业机构都是靠着投机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数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此外，当时上海专以此为生俗称“踢皮球”的从业人员就有二十多万人。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陈云冷峻地说道：“若想投机牟取暴利，就必须奇货可居。举例说：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没有所谓洋布，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纱布。”
“他们的手段还是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十一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三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我们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渐渐地形成了。最后，他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商，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平、天津的粮食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蔗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招棋很灵，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而来，未敢轻举妄动。因此，北粮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上海所谓纱布之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为了迅速平抑全国的物价，打击上海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连续向全国发出了十二道指令。为了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他要求：（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们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货时，我应乘机买进。他起草完这份电报，当晚即上报中央。
周恩来阅罢立即在这份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出送阅。”
世人皆知，毛泽东多在夜间办公。他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提笔指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少奇）、朱（德）。”
为求在上海经济战线上发动的这场战役大获全胜，毛泽东又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报告，作出具体部署。首先，陈云报告说：“根据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全国发出指示电。同时，为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的纱布量。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中央下命令了！”毛泽东说罢仍不放心地问道，“恩来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的确有了充足的反击投机家们的子弹了？”
“是的，”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一句话，与上海投机家们决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好！”毛泽东习惯地掷出右手，“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订的决战方案吧！”
陈云亲自制订的方案共分三个步骤：一、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和呆货，供上海的投机家们抢购；二、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价格抛售纱布，再次供投机家们抢购；三、当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压价抛售。接着，周恩来又补充说道：“这样一来，吃到投机家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就涨死。一句话，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当他获悉这些投机家们的融资手段一是借高利贷，再是向人民银行借贷后，他又严肃地指出：要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这些投机家不还钱，就以实物抵押。最后，他终于下达了命令：“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让这些投机家们在商场中变成瞎子、聋子，要做到像蒋介石那样听从我们的指挥。为此，请总理电告上海的陈毅同志：欲要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陈云同志，你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请下达决战的命令吧！”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的命令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与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在同一天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一起抛售纱布。
开市之后，上海等地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不知是计，一看市面上有纱布售出，拿出全部资本争相购进，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根据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当天出售，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获高利。另外，正像俗话说的那样：“资本家生得怪，越贵他越买，越贱他越卖。”结果，上海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争相借贷、争相抢购纱布的风潮，搞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陈毅市长及其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他命令上海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市面上绝无告罄的态势出现。随着库存滞销的冷货、呆货等抛售完毕之后，这些国营花纱布公司又根据市委的指示一边抛售上等的纱布，一边逐日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一看国营公司货源充足，价格一路走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开始抛售自己原有的以及最近吃进的纱布。结果，他们抛售得越多，市民们越不买，因而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据史记载：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降了一半。接着，陈毅市长根据中财委的指示，又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
首先，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借贷，让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无法周转可供投机用的资本，唯有降价、亏老本抛售手中囤积居奇的纱布；
其次，严格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必须照发工人的工资。结果，这些不法资本家不仅无工可开，而且也无工资可发，被逼得只有夜对苍天叫苦不迭；
第三，国家税务部门加紧征税，严格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百分之三。
这样一来，参与投机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他们“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市政府出面，由国营花纱布公司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棉布。国营公司乘机以极低的价格又买进大量的纱布。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历经这一买一卖，仅仅几天，就赔得“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由此，上海及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当时，对于我党在上海打击投机势力的做法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如上海的某位大资本家曾这样对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当即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过去，那些曾经说共产党经济打零分的资本家，而今却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毛泽东在接到上海打击投机势力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后，对陈云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另外一场禁毒、禁娼、取缔黑社会的战斗，也在上海初战告捷。
毛泽东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旧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知造成中国如此黑暗、腐败的罪魁祸首是历代帝王和一切统治阶级。随着时代的推移，勾栏妓院、行帮迷信应运而生。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旧中国彻底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全国人民指出：妓院、烟馆、黑社会是附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三个大毒瘤，不下定决心清除它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地变黑。世人皆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藏污纳垢之地。据史记载：赌场、按摩院之多位居全国之冠。说到大小妓院更是无计其数。据说有个干部做过调查研究，从四马路（今福州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遇到妓女有七百六十四个！说到上海的流氓，多与青帮、洪帮有关系，就说是解放之后，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依然是司空见惯；昔日的“码头霸”、“扒窃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依旧招摇过市。这些流氓集团依附于青帮、洪帮，实际上是上海底层的控制者。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市长坚决打击各种黑社会势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取缔妓院、赌场和烟馆。
毛泽东早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曾通过与青帮有着关系的章士钊先生向杜月笙传过话；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潘汉年与时在香港的杜月笙谈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时候只要他命令弟子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上海解放以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居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八十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据史记载，上海的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两千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经过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四千多妓女。真是不寒而栗啊！
就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妓院、烟馆、黑社会的同时，毛泽东请来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一道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除这三大毒瘤的运动。那天下午，毛泽东独自在中南海岸边踽踽踱步，不时眺望故宫的深墙和角楼，似陷入十分深沉的凝思。有顷，彭真和罗瑞卿来到跟前，询问毛泽东在想些什么？毛泽东很是意外地问道：“请问二位，你们知不知道皇帝有多少个老婆？”
彭真和罗瑞卿被问得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稍顷，罗瑞卿看了看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知趣地摇了摇头。
“彭真同志，你是北京市委书记，应该知道吧？”毛泽东问道。
彭真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了想，很不自然地答说：“主席，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清朝皇帝已经退位整整三十八年了！”
“这不是理由嘛！”毛泽东沉吟片刻，“你是当今北京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事嘛！你们二位听没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
彭真与罗瑞卿相继点了点头。
“罗部长，算算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八十一。”罗瑞卿似有所悟，“也就是说，皇帝有八十一个老婆。”
“这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帝玩弄的女性！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龌龊不堪！因此，我对着紫禁城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却是妓院的衍生之地。”毛泽东越说越气，他停了一下，又严肃地说道，“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一是要你们在首都查禁妓院、烟馆，坚决地取缔黑社会；再是研究一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
彭真和罗瑞卿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原因。因此，他们当即表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还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落实毛泽东交给的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这三大任务。
毛泽东转而又问道：“彭真同志，你知道如今的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彭真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罗瑞卿也摇了摇头。
接着，毛泽东把陈毅在上海查封妓院、上街“钓”暗娼等方面的经验讲了一遍，又指示道：“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有二：一是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二是搞出一套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再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推广。”
彭真和罗瑞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就查封了二百二十四家妓院，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为了扩大战果，他们不仅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且还把这些妓女集中起来学习，要她们学会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毛泽东听后并未出现喜悦之情，相反，他却皱起了眉头。思索有时，又要通了彭真的电话：“你把那一千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同时，你们还要请高明的大夫，为她们进行全面的检查。”
“主席，这个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从检查的结果看，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有性病。”
“一定要把她们的性病根治好！”
“可我们没有那样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
“动用外汇去买，也要把她们的性病治好！”
随着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认为要在新中国根除妓院，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若想在中国根除黑社会，也必须制定一部在全国行之有效的法律。为此，他正式向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提出：一定要在近期制定出上述两部法律，在全国颁布执行！
也就是在这前后，毛泽东就要动身去苏联访问了。因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出访苏联的工作方面来了……
七
毛泽东自一九四八年三月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东渡黄河以后，就曾计划出访苏联。但是，因国内政治、军事迅速发展，终未成行。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尤其是随着我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创建新中国的大任迫在眉睫。在毛泽东看来，“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恰在这时，美国政府不改侵略本性，依然在支持业已倒台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使得毛泽东想与美国政府建交的念头终归破灭。由哪个大国率先承认新的中国呢？从全球外交全局来看，苏联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有友好的一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公开打出“一边倒”的口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出访苏联，得到斯大林的允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便率先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望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基于国际大势的需要，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十月二日，斯大林指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发来如下这则电报：
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当时，周恩来虽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由于外交部尚未正式成立，所以周恩来把上述电文转送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收到苏联建交的电报，他是十分高兴的！他看罢电文之后，当即挥毫写下了这则《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
在本月一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以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出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后，苏联政府业已收到此项公告，并于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以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周恩来部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毛泽东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准备讨论政务院组阁的会前，他把上述新闻稿交给周恩来，并风趣地说道：“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呈请周总理审阅。”
周恩来听后笑了，接过毛泽东起草的这则新闻稿以及附录的葛罗米柯的来电认真拜读，他阅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很好！立即交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广为播发。”
“完全正确！”毛泽东猝然间来了情绪，“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和我们建交。”
“据我估计，随着苏联和我国建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接着，我们要通过这连续的建交宣传，再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和我国为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既然和苏联宣布建交，那我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
“王稼祥，是在西柏坡的时候选定的。”毛泽东说罢又问道，“周总理，你这位外交部长什么时候组建外交部啊？”
“快了，”周恩来边说边把一沓文件送呈毛泽东审阅，“这是有关组建外交部的宗旨以及人选。”
毛泽东看罢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深沉地说道：“近一百年以来，由于当道者昏庸无能，无一不是跪着办外交，搞得丧权辱国。因此，一定要告诫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从现在起，要挺起胸膛来为国争光！”
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继苏联与我国建交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在十月底以前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电告周恩来外长。由于照顾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暂被搁置。就这样，我们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仅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诸国的外交地位，而且也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十月十六日在我国外交史上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罗申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递交国书。由于这是第一位大使递交国书，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接受国书的礼仪。是日，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在外交部长周恩来、内定的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接交国书的仪式。当时，毛泽东双手接过苏联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之后，当即发表了自己亲笔起草的《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罗申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贵大使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此，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毛泽东在郑重地发表完上述答词之后，遂与苏联驻华首任大使罗申进行交谈。首先，他指着身边的周恩来介绍道：“贵大使，这位就是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罗申曾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是一位能操汉语的中国通，自然知道周恩来在当今中国的地位以及办外交的能力。因此，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久闻总理阁下大名，今日相见，实在幸会。”
周恩来十分了解罗申的底细，不失身份地说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不必这样客气。请坐下谈吧！”
毛泽东伸手示意请罗申落座，接着自己才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罗申等周恩来、王稼祥等落座之后，热情地说道：“主席阁下，总理阁下，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贵国，他对中国取得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毛泽东是一位纵横大家，他自然知道苏联对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自然，他也清楚中国共产党乃至于自己需要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他很策略地说道：“这胜利不仅有苏联无私的援助，也与斯大林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为此，请贵大使向贵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转告我最真诚的感谢。”
寒暄过后，周恩来为了实现毛泽东尽快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会晤，他有意地问道：“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适逢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不知贵国计划如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据我所知，除举行国庆而外，还要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出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的敏感，抓住了这一重要的话题，他有意地说道：“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早在延安的时候，就为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寿写过文章。这次如能亲奉其盛，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贺七十大寿，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罗申作为外交家，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为斯大林祝寿的政治影响，所以他当即高兴地说：“这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光荣！”
“好，”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说道，“请贵大使先向贵国政府报告一下，我一旦收到邀请信，将立即动身赴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呈交国书的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握住罗申的手说道：“我们将为贵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谢谢主席阁下！我一定把您的盛情厚意转告斯大林同志。”罗申说罢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一一握手，乘车离去。
“总理阁下，”毛泽东下意识地叫了一句，猝然醒悟，与周恩来等一道忍不住地笑了，“你准备何时安排我们的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稼祥同志赴任啊？”
“十月二十日。”
“稼祥同志，”毛泽东转身看着身边的王稼祥，“你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你谈一次。”
毛泽东知道，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支柱是苏联。搞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新中国就能打破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封锁。自然，也就粉碎了美、英帝国主义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妄想。为此，他在接见王稼祥的时候说：“稼祥同志，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这足以使你感到责任的重大了！”
“自从主席在西柏坡和我谈话之后，我的注意点就放在了苏联方面。”王稼祥深沉地说道。
“这还不够！”毛泽东说罢转向周恩来，“总理想得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完成第一副部长的工作。”
“稼祥同志，”周恩来接着说道，“主席再三强调：你要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近一二年内，和我国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这些工作。”王稼祥说道。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
王稼祥明白，大使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交给他的这一项工作，就类似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务。为此，他严肃地提出要求：“如要完成好后一项任务，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同志和联共中央。”
“我已经给斯大林同志写好了一封信。”毛泽东转身取来一封写好的信，“在你呈转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王稼祥双手接过了这封信。由于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述了他对斯大林的态度，现恭录如下：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任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自然更知道与苏联关系的重要。为此，他在王稼祥离京赴任的那天，破例与王稼祥同乘一辆轿车送到机场。沿途，他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王稼祥也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仅毛泽东召见、周恩来亲送机场赴任而言，就可知道党中央、政务院对自己寄予了何等的厚望。因此，他深沉地说道：“有主席和总理的支持，我会努力工作的。”
“稼祥同志，”周恩来又加重了语气，“无论是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尽快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对此，王稼祥又深沉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在重视对苏联外交关系并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的同时，他依然在关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态度。虽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所谓的麦卡锡主义主导了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泽东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人民传递信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在这期间，他曾借《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并强烈地谴责了美国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的罪行：“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十一位领袖……但是事实毕竟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不久，随着国际大势的猝变，中美关系走上了势不两立的轨道。对此，毛泽东曾说过：“我一生有两口气咽不下去，第一就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可以想见，在二十多年过去以后，他在中南海与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纵论天下大势的时候，他内心的自豪感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王稼祥不仅早年留学苏联，而且也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常驻莫斯科，与斯大林有过不少交往。因此，他上任不久，联共中央就向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欢迎毛泽东借给斯大林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为此，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议出访苏联的事情：“我什么时候动身去苏联呢？斯大林的生日是十二且二十一日，我只要提前五天左右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了。如果再除去坐火车的时间，我看十二月初动身就行了。”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刘少奇接着又说道，“另外，我还认为，一是出于外交礼仪，再是表示我们对斯大林的尊重，主席应当亲自发电通知斯大林同志”。
“我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周恩来补充道，“同时，主席还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王稼祥同志，请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说到做准备工作，就必明确我这次出访苏联的任务。”毛泽东习惯地数着手指头，“一、给斯大林祝寿；二、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三、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的判断，最难办的是第二项任务。”
“可是，这又是我们最急迫需要的。”刘少奇在论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之后，又说道，“因为这是受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一位务实的外交家，他清楚如果苏联和我们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就必须废弃与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不无担心地发出这样的提问：“斯大林会同意这样做吗？”
“就常识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没有道理再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接着，刘少奇又讲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简言之，我估计斯大林不会反悔的。”
对此，毛泽东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他严肃地说道：“少奇同志，不要忘了，蒋介石指派宋子文和苏联签的那纸条约，是出卖主权的啊！姑且不论外***问题，就说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地的回归吧，斯大林不会轻易地说：我们全都归还中国了！”
“我看需要主席给斯大林做工作。”周恩来急忙说道。
会后，毛泽东请周恩来向在华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通报了有关他访苏事宜，接着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稼祥发去电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也请斯大林酌定。
中央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继列宁成为联共第一书记及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他采用铁的手腕除掉异己，巩固了自己所谓绝对权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以最高统帅的地位领导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功勋。与此同时，他不仅练达纵横于世的治国之术，而且也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公认的领袖。斯大林就要迎来七十大寿了，就个人而言，他以及联共中央都需要借此搞一次与共产国际领袖相符的崇拜活动；就国际关系来说，他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需要借此大造声势，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他作为当代著名的大政治家，自然知道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砝码的重量以及对完成上述两个目的的作用，因此他很快给毛泽东发来了邀请访苏的电文。
毛泽东访苏自有自己的目的，当他收到斯大林的邀请电后，立即给斯大林发了电报：
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出访苏联，因为这是他从中国这个舞台走向世界那个更大的舞台的开始。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位十分现实的政治大家，他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那个大舞台，全因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世界上任何大的政治家，都不能不正视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在重视出访苏联的同时，他更重视新中国的安定和团结。为此，他请来了刘少奇，有些沉重地说道：“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的这副重担，我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刘少奇在七大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既是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毛泽东认同并亲自挑选的。因此，当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留在延安的刘少奇就自然而然地挑起了毛泽东的担子。时下，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又是政务院的总理，然而毛泽东一旦出访苏联，国内政坛尤其是在党内留下的空白，也很自然地由刘少奇来填补。可是，刘少奇也清楚建国伊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许多难题要解，他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尤其是在指挥全军作战上都不具备毛泽东的权威性。所以，刘少奇很是谦虚地说道：“好在苏联的通信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弼时等同志嘛，主席就安心地出访苏联吧！”
“不行啊，”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弼时病情很重，必须以休息为主；老总年事已高，且又专注军机大事；恩来嘛，也有可能中途去莫斯科。因此你必须有这样的准备：内政、外交都要抓起来”。
刘少奇微微地点了点头。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所谓内政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在军事上继续歼灭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再是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在城市稳定金融，保障供给。说到军事，毛泽东又认为中央有以朱老总为首的中央军委，下有四大野战军的首长，完成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是有把握的；说到经济问题，管理城市上有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委，下有各大中城市的领导，也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因此，他专门对刘少奇交代了农村急需解决的一些大事：“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明年的春耕。你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
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一直分管农村土改工作。因此，昔日在土改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偏差，他是应负一定责任的。自从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他依然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负责修订土地法大纲，以及指导全国的土改等工作。因此，他在谈了农村有关的情况之后，又很有针对性地说道：“说到新区的土改，又必须看到江南的地主和富农的特殊性，他们多与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搞不好，还会影响城市的金融稳定。”
“恐怕还会伤害一些长期与我们合作的朋友。”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说道，“所以，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分两步走：一、先减租退押；二、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总之，我们的目的既要摧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要利于恢复、发展农村的生产。”
接着，当他们再议到出访苏联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刘少奇有些担心地说：“由于主席出访苏联是件大事，务必在准备阶段做好保密工作，不能透出半点风声。”
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不久，李克农严肃地走进了菊香书屋，双手捧上一份绝密件：“主席，我们破译了伪北平保密局一潜伏电台向台湾的报告：毛泽东近期赴苏联访问。”
毛泽东听后一怔，稍许凝思，平静地问道：“台湾的回电是怎么说的？”
“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接过这份密件，认真地看了一遍，信手放在了写字台上，他看着咳嗽不止的李克农，关切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克农，天渐渐地冷了起来，你可要注意起居饮食，不要犯了哮喘病。”
李克农离去之后，毛泽东走到写字台前，提笔在这份密件上作了如下批不：
公安部：
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毛泽东掷笔于桌上，隔窗望着初冬的长空陷入沉思，他似乎是在自问：敌人是如何获悉我出访苏联的消息呢？蒋某人又将会利用这一消息做什么文章呢？……（未完待续）
六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一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学会管理经济和城市的工作。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能否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与夺取政权同等重要的新课题。自然，也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上海刚刚解放，不法资本家与国内外敌人勾结，公然制造所谓“银元风潮”，妄图从经济上摧毁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新政权。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未经十天的较量，共产党人就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共产党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不懂经济规律。为此，他们公然叫嚣：“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就连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在他们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土八路”，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对此，毛泽东公然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事后，薄一波是这样诠释毛泽东这句话的：“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不仅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同时还一再提出把几百万解放军变成工作队。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选调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之后，一是健全中财委各级组织，真正成为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陈云是上海人，自三十年代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已近二十年没有与家人相见了。这时，陈云家中尚有相依为命的姐姐以及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舅舅，他自应回家看看，或请留居在沪的亲人到下榻处相聚。然而，陈云想到此次经济会议的重要性，他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对上海经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财经会议制定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他到达上海之后，全力投入到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去了！这就是自律甚严的陈云同志！
陈云此次调研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陈云到达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至于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由于陈云调查的对象多为资本家，他们瞧不起共产党，认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所以他们不仅不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陈云这个老上海知难而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接着，他成功地召开了财经会议，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九月二日，陈云由沪返北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海的工作，他视上海为全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他在听了陈云的有关汇报之后，为了稳定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于翌日九月三日，给饶漱石发去电报，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经济运行中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自上海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于六月二十三日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东海门户，切断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这样一来，“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结果，如上海市长陈毅所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一时间，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提出要求：他们可以用商船帮着我们把原料运到上海，但必须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对此，陈毅坚定地答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从此，一场反封锁斗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批准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使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说到这场反封锁斗争的意义，陈毅市长讲：“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但是，经济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毛泽东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论资本家在“银元风潮”中吃过多大的亏，不法资本家依然会受利益的驱动，在动荡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外敌人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在经济战线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的经济形势逆转，“自十月十五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一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点五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为此，毛泽东找来了陈云，商讨有关解决的办法。
陈云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为此，我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全国政局尚不稳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了挑战。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看问题的视点自然是政治。他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道：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三点八倍，棉布上涨了三点五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远在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对上海的工商业做过调查。他认为上海的工商业带有很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具有极大的投机性。所以，当他听陈云说不法资本家采取的手段是囤积居奇之后，冷笑着说：“万变不离其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
对此，在上海长大的陈云就更有切身的体会。就在他南下上海搞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了解到解放前夕，“上海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的投机买卖，许多商业行号投机活动严重……这些商业机构都是靠着投机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数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此外，当时上海专以此为生俗称“踢皮球”的从业人员就有二十多万人。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陈云冷峻地说道：“若想投机牟取暴利，就必须奇货可居。举例说：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没有所谓洋布，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纱布。”
“他们的手段还是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十一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三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我们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渐渐地形成了。最后，他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商，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平、天津的粮食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蔗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招棋很灵，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而来，未敢轻举妄动。因此，北粮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上海所谓纱布之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为了迅速平抑全国的物价，打击上海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连续向全国发出了十二道指令。为了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他要求：（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们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货时，我应乘机买进。他起草完这份电报，当晚即上报中央。
周恩来阅罢立即在这份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出送阅。”
世人皆知，毛泽东多在夜间办公。他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提笔指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少奇）、朱（德）。”
为求在上海经济战线上发动的这场战役大获全胜，毛泽东又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报告，作出具体部署。首先，陈云报告说：“根据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全国发出指示电。同时，为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的纱布量。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中央下命令了！”毛泽东说罢仍不放心地问道，“恩来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的确有了充足的反击投机家们的子弹了？”
“是的，”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一句话，与上海投机家们决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好！”毛泽东习惯地掷出右手，“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订的决战方案吧！”
陈云亲自制订的方案共分三个步骤：一、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和呆货，供上海的投机家们抢购；二、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价格抛售纱布，再次供投机家们抢购；三、当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压价抛售。接着，周恩来又补充说道：“这样一来，吃到投机家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就涨死。一句话，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当他获悉这些投机家们的融资手段一是借高利贷，再是向人民银行借贷后，他又严肃地指出：要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这些投机家不还钱，就以实物抵押。最后，他终于下达了命令：“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让这些投机家们在商场中变成瞎子、聋子，要做到像蒋介石那样听从我们的指挥。为此，请总理电告上海的陈毅同志：欲要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陈云同志，你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请下达决战的命令吧！”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的命令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与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在同一天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一起抛售纱布。
开市之后，上海等地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不知是计，一看市面上有纱布售出，拿出全部资本争相购进，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根据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当天出售，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获高利。另外，正像俗话说的那样：“资本家生得怪，越贵他越买，越贱他越卖。”结果，上海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争相借贷、争相抢购纱布的风潮，搞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陈毅市长及其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他命令上海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市面上绝无告罄的态势出现。随着库存滞销的冷货、呆货等抛售完毕之后，这些国营花纱布公司又根据市委的指示一边抛售上等的纱布，一边逐日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一看国营公司货源充足，价格一路走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开始抛售自己原有的以及最近吃进的纱布。结果，他们抛售得越多，市民们越不买，因而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据史记载：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降了一半。接着，陈毅市长根据中财委的指示，又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
首先，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借贷，让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无法周转可供投机用的资本，唯有降价、亏老本抛售手中囤积居奇的纱布；
其次，严格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必须照发工人的工资。结果，这些不法资本家不仅无工可开，而且也无工资可发，被逼得只有夜对苍天叫苦不迭；
第三，国家税务部门加紧征税，严格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百分之三。
这样一来，参与投机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他们“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市政府出面，由国营花纱布公司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棉布。国营公司乘机以极低的价格又买进大量的纱布。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历经这一买一卖，仅仅几天，就赔得“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由此，上海及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当时，对于我党在上海打击投机势力的做法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如上海的某位大资本家曾这样对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当即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过去，那些曾经说共产党经济打零分的资本家，而今却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毛泽东在接到上海打击投机势力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后，对陈云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另外一场禁毒、禁娼、取缔黑社会的战斗，也在上海初战告捷。
毛泽东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旧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知造成中国如此黑暗、腐败的罪魁祸首是历代帝王和一切统治阶级。随着时代的推移，勾栏妓院、行帮迷信应运而生。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旧中国彻底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全国人民指出：妓院、烟馆、黑社会是附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三个大毒瘤，不下定决心清除它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地变黑。世人皆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藏污纳垢之地。据史记载：赌场、按摩院之多位居全国之冠。说到大小妓院更是无计其数。据说有个干部做过调查研究，从四马路（今福州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遇到妓女有七百六十四个！说到上海的流氓，多与青帮、洪帮有关系，就说是解放之后，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依然是司空见惯；昔日的“码头霸”、“扒窃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依旧招摇过市。这些流氓集团依附于青帮、洪帮，实际上是上海底层的控制者。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市长坚决打击各种黑社会势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取缔妓院、赌场和烟馆。
毛泽东早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曾通过与青帮有着关系的章士钊先生向杜月笙传过话；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潘汉年与时在香港的杜月笙谈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时候只要他命令弟子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上海解放以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居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八十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据史记载，上海的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两千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经过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四千多妓女。真是不寒而栗啊！
就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妓院、烟馆、黑社会的同时，毛泽东请来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一道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除这三大毒瘤的运动。那天下午，毛泽东独自在中南海岸边踽踽踱步，不时眺望故宫的深墙和角楼，似陷入十分深沉的凝思。有顷，彭真和罗瑞卿来到跟前，询问毛泽东在想些什么？毛泽东很是意外地问道：“请问二位，你们知不知道皇帝有多少个老婆？”
彭真和罗瑞卿被问得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稍顷，罗瑞卿看了看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知趣地摇了摇头。
“彭真同志，你是北京市委书记，应该知道吧？”毛泽东问道。
彭真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了想，很不自然地答说：“主席，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清朝皇帝已经退位整整三十八年了！”
“这不是理由嘛！”毛泽东沉吟片刻，“你是当今北京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事嘛！你们二位听没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
彭真与罗瑞卿相继点了点头。
“罗部长，算算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八十一。”罗瑞卿似有所悟，“也就是说，皇帝有八十一个老婆。”
“这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帝玩弄的女性！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龌龊不堪！因此，我对着紫禁城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却是妓院的衍生之地。”毛泽东越说越气，他停了一下，又严肃地说道，“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一是要你们在首都查禁妓院、烟馆，坚决地取缔黑社会；再是研究一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
彭真和罗瑞卿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原因。因此，他们当即表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还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落实毛泽东交给的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这三大任务。
毛泽东转而又问道：“彭真同志，你知道如今的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彭真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罗瑞卿也摇了摇头。
接着，毛泽东把陈毅在上海查封妓院、上街“钓”暗娼等方面的经验讲了一遍，又指示道：“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有二：一是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二是搞出一套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再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推广。”
彭真和罗瑞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就查封了二百二十四家妓院，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为了扩大战果，他们不仅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且还把这些妓女集中起来学习，要她们学会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毛泽东听后并未出现喜悦之情，相反，他却皱起了眉头。思索有时，又要通了彭真的电话：“你把那一千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同时，你们还要请高明的大夫，为她们进行全面的检查。”
“主席，这个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从检查的结果看，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有性病。”
“一定要把她们的性病根治好！”
“可我们没有那样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
“动用外汇去买，也要把她们的性病治好！”
随着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认为要在新中国根除妓院，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若想在中国根除黑社会，也必须制定一部在全国行之有效的法律。为此，他正式向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提出：一定要在近期制定出上述两部法律，在全国颁布执行！
也就是在这前后，毛泽东就要动身去苏联访问了。因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出访苏联的工作方面来了……
七
毛泽东自一九四八年三月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东渡黄河以后，就曾计划出访苏联。但是，因国内政治、军事迅速发展，终未成行。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尤其是随着我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创建新中国的大任迫在眉睫。在毛泽东看来，“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恰在这时，美国政府不改侵略本性，依然在支持业已倒台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使得毛泽东想与美国政府建交的念头终归破灭。由哪个大国率先承认新的中国呢？从全球外交全局来看，苏联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有友好的一面，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公开打出“一边倒”的口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出访苏联，得到斯大林的允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便率先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望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基于国际大势的需要，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十月二日，斯大林指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发来如下这则电报：
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当时，周恩来虽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由于外交部尚未正式成立，所以周恩来把上述电文转送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收到苏联建交的电报，他是十分高兴的！他看罢电文之后，当即挥毫写下了这则《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
在本月一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以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出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后，苏联政府业已收到此项公告，并于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以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周恩来部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毛泽东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准备讨论政务院组阁的会前，他把上述新闻稿交给周恩来，并风趣地说道：“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呈请周总理审阅。”
周恩来听后笑了，接过毛泽东起草的这则新闻稿以及附录的葛罗米柯的来电认真拜读，他阅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很好！立即交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广为播发。”
“完全正确！”毛泽东猝然间来了情绪，“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和我们建交。”
“据我估计，随着苏联和我国建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接着，我们要通过这连续的建交宣传，再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和我国为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既然和苏联宣布建交，那我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
“王稼祥，是在西柏坡的时候选定的。”毛泽东说罢又问道，“周总理，你这位外交部长什么时候组建外交部啊？”
“快了，”周恩来边说边把一沓文件送呈毛泽东审阅，“这是有关组建外交部的宗旨以及人选。”
毛泽东看罢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深沉地说道：“近一百年以来，由于当道者昏庸无能，无一不是跪着办外交，搞得丧权辱国。因此，一定要告诫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从现在起，要挺起胸膛来为国争光！”
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继苏联与我国建交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在十月底以前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电告周恩来外长。由于照顾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暂被搁置。就这样，我们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仅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诸国的外交地位，而且也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十月十六日在我国外交史上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罗申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递交国书。由于这是第一位大使递交国书，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接受国书的礼仪。是日，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在外交部长周恩来、内定的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接交国书的仪式。当时，毛泽东双手接过苏联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之后，当即发表了自己亲笔起草的《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罗申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贵大使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此，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毛泽东在郑重地发表完上述答词之后，遂与苏联驻华首任大使罗申进行交谈。首先，他指着身边的周恩来介绍道：“贵大使，这位就是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罗申曾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是一位能操汉语的中国通，自然知道周恩来在当今中国的地位以及办外交的能力。因此，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久闻总理阁下大名，今日相见，实在幸会。”
周恩来十分了解罗申的底细，不失身份地说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不必这样客气。请坐下谈吧！”
毛泽东伸手示意请罗申落座，接着自己才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罗申等周恩来、王稼祥等落座之后，热情地说道：“主席阁下，总理阁下，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贵国，他对中国取得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毛泽东是一位纵横大家，他自然知道苏联对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自然，他也清楚中国共产党乃至于自己需要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他很策略地说道：“这胜利不仅有苏联无私的援助，也与斯大林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为此，请贵大使向贵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转告我最真诚的感谢。”
寒暄过后，周恩来为了实现毛泽东尽快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会晤，他有意地问道：“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适逢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不知贵国计划如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据我所知，除举行国庆而外，还要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出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的敏感，抓住了这一重要的话题，他有意地说道：“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早在延安的时候，就为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寿写过文章。这次如能亲奉其盛，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贺七十大寿，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罗申作为外交家，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为斯大林祝寿的政治影响，所以他当即高兴地说：“这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光荣！”
“好，”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说道，“请贵大使先向贵国政府报告一下，我一旦收到邀请信，将立即动身赴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呈交国书的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握住罗申的手说道：“我们将为贵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谢谢主席阁下！我一定把您的盛情厚意转告斯大林同志。”罗申说罢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一一握手，乘车离去。
“总理阁下，”毛泽东下意识地叫了一句，猝然醒悟，与周恩来等一道忍不住地笑了，“你准备何时安排我们的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稼祥同志赴任啊？”
“十月二十日。”
“稼祥同志，”毛泽东转身看着身边的王稼祥，“你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你谈一次。”
毛泽东知道，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支柱是苏联。搞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新中国就能打破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封锁。自然，也就粉碎了美、英帝国主义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妄想。为此，他在接见王稼祥的时候说：“稼祥同志，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这足以使你感到责任的重大了！”
“自从主席在西柏坡和我谈话之后，我的注意点就放在了苏联方面。”王稼祥深沉地说道。
“这还不够！”毛泽东说罢转向周恩来，“总理想得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完成第一副部长的工作。”
“稼祥同志，”周恩来接着说道，“主席再三强调：你要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近一二年内，和我国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这些工作。”王稼祥说道。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
王稼祥明白，大使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交给他的这一项工作，就类似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务。为此，他严肃地提出要求：“如要完成好后一项任务，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同志和联共中央。”
“我已经给斯大林同志写好了一封信。”毛泽东转身取来一封写好的信，“在你呈转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王稼祥双手接过了这封信。由于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述了他对斯大林的态度，现恭录如下：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任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自然更知道与苏联关系的重要。为此，他在王稼祥离京赴任的那天，破例与王稼祥同乘一辆轿车送到机场。沿途，他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王稼祥也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仅毛泽东召见、周恩来亲送机场赴任而言，就可知道党中央、政务院对自己寄予了何等的厚望。因此，他深沉地说道：“有主席和总理的支持，我会努力工作的。”
“稼祥同志，”周恩来又加重了语气，“无论是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尽快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对此，王稼祥又深沉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在重视对苏联外交关系并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的同时，他依然在关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态度。虽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所谓的麦卡锡主义主导了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泽东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人民传递信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在这期间，他曾借《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并强烈地谴责了美国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的罪行：“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十一位领袖……但是事实毕竟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不久，随着国际大势的猝变，中美关系走上了势不两立的轨道。对此，毛泽东曾说过：“我一生有两口气咽不下去，第一就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可以想见，在二十多年过去以后，他在中南海与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纵论天下大势的时候，他内心的自豪感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王稼祥不仅早年留学苏联，而且也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常驻莫斯科，与斯大林有过不少交往。因此，他上任不久，联共中央就向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欢迎毛泽东借给斯大林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为此，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议出访苏联的事情：“我什么时候动身去苏联呢？斯大林的生日是十二且二十一日，我只要提前五天左右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了。如果再除去坐火车的时间，我看十二月初动身就行了。”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刘少奇接着又说道，“另外，我还认为，一是出于外交礼仪，再是表示我们对斯大林的尊重，主席应当亲自发电通知斯大林同志”。
“我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周恩来补充道，“同时，主席还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王稼祥同志，请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说到做准备工作，就必明确我这次出访苏联的任务。”毛泽东习惯地数着手指头，“一、给斯大林祝寿；二、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三、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的判断，最难办的是第二项任务。”
“可是，这又是我们最急迫需要的。”刘少奇在论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之后，又说道，“因为这是受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一位务实的外交家，他清楚如果苏联和我们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就必须废弃与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不无担心地发出这样的提问：“斯大林会同意这样做吗？”
“就常识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没有道理再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接着，刘少奇又讲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简言之，我估计斯大林不会反悔的。”
对此，毛泽东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他严肃地说道：“少奇同志，不要忘了，蒋介石指派宋子文和苏联签的那纸条约，是出卖主权的啊！姑且不论外***问题，就说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地的回归吧，斯大林不会轻易地说：我们全都归还中国了！”
“我看需要主席给斯大林做工作。”周恩来急忙说道。
会后，毛泽东请周恩来向在华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通报了有关他访苏事宜，接着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稼祥发去电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也请斯大林酌定。
中央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继列宁成为联共第一书记及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他采用铁的手腕除掉异己，巩固了自己所谓绝对权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以最高统帅的地位领导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功勋。与此同时，他不仅练达纵横于世的治国之术，而且也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公认的领袖。斯大林就要迎来七十大寿了，就个人而言，他以及联共中央都需要借此搞一次与共产国际领袖相符的崇拜活动；就国际关系来说，他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需要借此大造声势，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他作为当代著名的大政治家，自然知道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砝码的重量以及对完成上述两个目的的作用，因此他很快给毛泽东发来了邀请访苏的电文。
毛泽东访苏自有自己的目的，当他收到斯大林的邀请电后，立即给斯大林发了电报：
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出访苏联，因为这是他从中国这个舞台走向世界那个更大的舞台的开始。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位十分现实的政治大家，他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那个大舞台，全因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世界上任何大的政治家，都不能不正视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在重视出访苏联的同时，他更重视新中国的安定和团结。为此，他请来了刘少奇，有些沉重地说道：“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的这副重担，我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刘少奇在七大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既是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毛泽东认同并亲自挑选的。因此，当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留在延安的刘少奇就自然而然地挑起了毛泽东的担子。时下，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又是政务院的总理，然而毛泽东一旦出访苏联，国内政坛尤其是在党内留下的空白，也很自然地由刘少奇来填补。可是，刘少奇也清楚建国伊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许多难题要解，他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尤其是在指挥全军作战上都不具备毛泽东的权威性。所以，刘少奇很是谦虚地说道：“好在苏联的通信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弼时等同志嘛，主席就安心地出访苏联吧！”
“不行啊，”毛泽东微微地摇了摇头，“弼时病情很重，必须以休息为主；老总年事已高，且又专注军机大事；恩来嘛，也有可能中途去莫斯科。因此你必须有这样的准备：内政、外交都要抓起来”。
刘少奇微微地点了点头。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所谓内政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在军事上继续歼灭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再是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在城市稳定金融，保障供给。说到军事，毛泽东又认为中央有以朱老总为首的中央军委，下有四大野战军的首长，完成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是有把握的；说到经济问题，管理城市上有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委，下有各大中城市的领导，也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因此，他专门对刘少奇交代了农村急需解决的一些大事：“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明年的春耕。你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
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一直分管农村土改工作。因此，昔日在土改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偏差，他是应负一定责任的。自从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他依然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负责修订土地法大纲，以及指导全国的土改等工作。因此，他在谈了农村有关的情况之后，又很有针对性地说道：“说到新区的土改，又必须看到江南的地主和富农的特殊性，他们多与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搞不好，还会影响城市的金融稳定。”
“恐怕还会伤害一些长期与我们合作的朋友。”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说道，“所以，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分两步走：一、先减租退押；二、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总之，我们的目的既要摧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要利于恢复、发展农村的生产。”
接着，当他们再议到出访苏联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刘少奇有些担心地说：“由于主席出访苏联是件大事，务必在准备阶段做好保密工作，不能透出半点风声。”
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不久，李克农严肃地走进了菊香书屋，双手捧上一份绝密件：“主席，我们破译了伪北平保密局一潜伏电台向台湾的报告：毛泽东近期赴苏联访问。”
毛泽东听后一怔，稍许凝思，平静地问道：“台湾的回电是怎么说的？”
“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接过这份密件，认真地看了一遍，信手放在了写字台上，他看着咳嗽不止的李克农，关切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克农，天渐渐地冷了起来，你可要注意起居饮食，不要犯了哮喘病。”
李克农离去之后，毛泽东走到写字台前，提笔在这份密件上作了如下批不：
公安部：
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毛泽东掷笔于桌上，隔窗望着初冬的长空陷入沉思，他似乎是在自问：敌人是如何获悉我出访苏联的消息呢？蒋某人又将会利用这一消息做什么文章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