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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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是蒋介石最为痛心的时候，因为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苏联等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蒋家王朝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垮台了！
然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又是蒋介石最后战胜代“总统”李宗仁，由幕后走到台前并梦想在大西南建立最后防线、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大陆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因此，他偕长子蒋经国不惜余力奔波于台北、厦门、广州一线，希冀中国的政局会朝着有利于蒋氏的方向发展。可以想见，他们父子坐在“联华号”战舰上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
十月一日的深夜，大海涛声依旧。蒋介石木然地站在“联华号”战舰的甲板上，痴然地望着大海的夜色，似想透过这沉沉的夜幕看到希望的亮光！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依然是一任风吹浪打，黯然神伤。有顷，蒋经国悄然走到蒋介石的身旁，把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父亲的身上。蒋经国的确是成熟了，他清楚与其让父亲独自黯然消愁，不如他把父亲最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父子之间哪怕是进行一场有关国情大势的议论更好些。为此，他有意地说道：“父亲，毛泽东在北平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蒋介石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他们宣布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答话，继续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从毛泽东宣布的所谓政府成员名单看，有近一半的是国民党的叛徒。”
“在我所料之中，不去说这些了。”蒋介石终于开口了。
根据蒋经国这大半年来的经验，他知道心烦的蒋介石只要开了口，接下来的就是他听其训导。因此，他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立正站着说了声“是！”
蒋介石沉吟了相当长的时间，声调低沉地问道：“经儿，接下来，毛泽东会走哪几步棋呢？”
这也是蒋经国最近经常思索的问题。所以，他当即答说：“一、忙于所谓的组阁；二、和我们争夺东南和中南数省；三、部署和我们在西南数省的决战。”
蒋介石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以训导的口吻问道：“经儿，在毛泽东即将走出的这三步棋中，我们该动哪个棋子呢？”
“我认为，毛泽东正在下的组阁这步棋，我们没有制约他的招数；和我们在西南数省决战虽然是决定全局胜负的大棋，但那是在下完福建、两广这手残棋之后的事。我想，这也就是父亲匆忙由山城飞回台湾，又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台北、厦门、广州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经国这番议论是说出了蒋介石心里想的、但没有说出来所谓败军之帅的构想。因此，蒋介石猝然转过身来，十分满意地说：“俗话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难出英雄，就在为父败走麦城的一年之中，经儿变得成熟了。”
“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蒋经国知道现在可以较为平等地与蒋介石讨论天下大势了，遂问道，“父亲，您此行广州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尽量说服白崇禧撤守衡阳、宝庆一线，把桂系主力调往川湘、川黔交界，成为我们固守大西南的屏障。”
“此招棋恐怕走不通。从历史上看，桂系失败的归宿都是退守他们的发祥地广西。”
“这是一招死棋！”蒋介石恶狠狠地说罢停了相当长的时间又说道，“李宗仁、白崇禧一定要这样走，那我只有借毛泽东之手，把桂系消灭在衡宝一线或广西了。”
“两败俱伤，自然也就达到削弱共军的目的了。”蒋经国沉吟片时，又问道，“父亲，这次广州之行，是否请李宗仁让位、下台呢？”
“借用一句戏词说：山人自有安排。”
就其常理而言，面对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势，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权势之争，即使不能握手言和，终也可以就此一笔勾销了。相反，他们之间的暗斗竟朝着明争方面转化了。就说蒋介石对待李宗仁的态度吧，也开始处处设防了！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不久，李宗仁一是因为不知蒋介石此行的政治目的，再是因为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真是到了坐卧不宁的地步了！侍立一旁的程思远看着焦躁踱步、长吁短叹的李宗仁，有些不安地问道：“德公，您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难道你也如此不理解我吗？”李宗仁说罢又叹了口气，分外沉重地说道，“毛泽东已经把北平改为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程思远对李宗仁一错再错的做法很是有意见。时下，他听了李宗仁的这番话，不无调侃地说道：“德公不愧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在说，老蒋父子自山城返回花城以后这段时间里，他们既没有自我谴责之意，也没想过未来的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天天在做一篇文章：如何取德公而代之。”
“这不可能！”李宗仁相当自信地说，“总统是人民选举的，只要我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事到如今，有谁还会相信德公这番话呢？”
“起码健生是这样看的。”
“我看健公未必会站在德公一边。”
恰在这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打来了电话，答应帮着联系蒋氏父子，出席李宗仁的洗尘宴席。对此，程思远很是不理解。李宗仁当即讲：“朱家骅副院长为了缓和我与老蒋的关系，希望我姿态高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思远，你是中央常委，今晚可得与宴作陪哟！”
“这种饭我是不吃的！”程思远断然地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他停了片时，又严肃地说道，“我只想提醒德公，遇事冷静，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蒋介石生性多疑，自从西安事变被扣之后，他对自己的安全格外重视，他的起居饮食都有专人负责。因此，他对李宗仁为之设宴洗尘存有不小的疑虑。据说他对蒋经国曾发出这样的提问：“经儿，广州陷落在即，李德邻为什么还要专门为我设宴接风呢？”
在蒋经国看来，李宗仁此举无外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其二，别有他图。说到后者，蒋经国以将信将疑的口气说道：“父亲，李德邻会不会把宴会变成当今的鸿门宴，在广州演出一幕新西安事变来呢？”
此话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他蹙着眉头想了想，微微地点了点头。
“另外，李德邻为了向毛泽东邀功请赏，会不会在酒菜中下毒呢？”
蒋介石听后笑了，他一边摇头一边操着藐视的口气说道：“李德邻既不是当今的张汉卿，也没有古代荆轲的胆量，他演不出搏浪一击的戏剧来！”
“父亲，”蒋经国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您不是常对我说‘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老话嘛，在此国难之际，万万不可大意啊！”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虽然对蒋介石满怀怨尤，但今晚设宴款待蒋介石却是真心诚意的。当蒋介石入座之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伸出右手端起面前溢荡着美酒的高脚酒杯，有些怆然地发表祝酒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杯中的美酒。今晚为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明志，共赴国难，干杯！”
李宗仁此举是学着古人歃血为盟的样子，弥合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不领情，反而端起酒杯，十分冷漠地说：“随着福建漳厦会战、湘南衡宝会战的结束，东南厦门、中南广州等地，不日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为此，我希望我们的李代‘总统’德邻兄，尽快把设在广州的首都迁往重庆。”
“蒋公，”李宗仁听后震惊不已，“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重地吗？”
“连白健生都认为衡宝战役一经结束，两广实难确保，难道德公还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蒋公是如何获悉这一消息的？”
“这是白健生亲口对我说的。不信，你可以去电问健生嘛！”
“原来……”
“另外，白健生决定出任国防部部长了。”
“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还不知道呢？”
“健生对我说：蒋公就宣布吧，德公不会不同意的。”
至此，李宗仁完全明白了：和他同舟共济几十年的老搭档白崇禧最终抛弃了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再嫁的寡妇”。他迭声说罢“我懂了，我全都懂了”之后，为使自己尽快平静下来，有意地问道：“蒋公，经国怎么没来啊？”
“不要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蒋经国做什么去了呢？多年之后，李宗仁撰文披露了实情：“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厨监。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多年之后，李宗仁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地慨然道：“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先生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接着，李宗仁与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衡宝战役的隆隆枪炮声中，又公然地开始了所谓权力的争斗。说起这次权力争斗的缘起也十分可笑，几近儿戏。十月二日，蒋介石突然收到汤恩伯自厦门发来的电报，谓李宗仁发表声明，反对汤出任福建省主席，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计今日远行”云云。对此，李宗仁事后愤而作了评述：
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然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经过尤为离奇滑稽……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被撤职，遗缺由汤接管。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过去，李宗仁遇上这类事，他只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闷在自己的心里了事；而今，他或许也发现大势已去，难以挽回，感到自己再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蒋介石一顿，稍纾积愤。这次，李宗仁一改优柔寡断的秉性，说干就干，当即给蒋介石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然而，蒋介石却从没有移樽就教的习惯，反请李宗仁来自己的行营晤谈。李宗仁一听气上加气，为泄积愤，又只好违背自己的初衷，满脸不高兴地赶往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仅此一招而言，李宗仁又输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是陈济棠的前公馆。这座私人住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李宗仁抵达梅村之后，蒋介石引他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李宗仁一落座，就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的。”
李宗仁为什么如此郑重地出言相训呢？他认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上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气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李宗仁在历数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种种霸道之处以后，又厉言提到一年来蒋氏在幕后掣肘的事情。接着，他愤慨地讲：“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喦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越说越气，又把怒气通通地撒在汤恩伯的身上，他在指斥汤氏这些年来在军政两界的昭著败绩之后，猝然站起身来，愤怒地说道：“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是属于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政客，他的嬉笑怒骂历来是视情而为。把话说白了，他认为该骂人的时候一定要骂；该忍的时候一定能忍。今天，他坐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表面上装作“唯唯诺诺，讷讷不能出口”的样子，实际上他却暗自嘲笑李宗仁的无能。自然，蒋氏清楚李宗仁在政坛上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于是含笑向李宗仁有分有寸地道歉：“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请你原谅。”
李宗仁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或者说心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又故作大度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就是李宗仁，他岂能不败在蒋氏的手下！
这就是蒋介石，他一定会把李氏当做手中的玩偶！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因为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与李宗仁反目呢？据史家分析：蒋氏一是认为福州失守，厦门难以确保，福建全省必然很快落于中共之手，所谓福建省主席不过是空言而已，故认为“不可走马换将，应即设法劝慰”，给汤恩伯一个台阶下；再是认为广州失守在即，桂系集团随之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大陆，加之白崇禧意欲倒戈，李宗仁的代“总统”也就名存实亡了，故不屑于为此事和李宗仁反目，给后人留下一份谈资，遂于翌日十月三日早上六时飞离广州，回到了台北，继续策划逼迫李宗仁让位的大事去了！
蒋介石离去不久，衡宝战役与漳厦战役相继进入尾声阶段，坐镇广州的李宗仁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迎来了国民党的国庆节。可以想见，李氏作为末代“总统”将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欢度国庆节。更为悲凉的是，广州的十月十日已经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据李氏记述：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用李氏的话说，因为他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的事情，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恰在这时，远在香港的顾孟余先生托程思远向李宗仁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就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清界限，另搞一套。”其用心可谓良苦！
李宗仁当然清楚顾孟余这一建议的本意是：另组国民政府，重开国共和谈，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时的李宗仁一是感到自己手中的牌所剩不多了，再是白崇禧就要兵败湘南衡阳、宝庆，白氏绝不会赞同他另组政府，重开和谈。所以，他沉吟许久，借口“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拒绝了顾孟余的建议。
十月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推进到广州市郊，李宗仁怀着怆然的心情偕随员乘机飞往桂林。翌日也就是广州解放前一天十月十三日，李宗仁又由桂林转飞重庆。
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接着，又兵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臂；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嵩、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结果，白崇禧自衡、宝南撤之后，全军又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换言之，退守广西的桂系败局已定。
撤往重庆的李宗仁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此，他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回忆：“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同时，“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了。”结果，一场拥蒋复职、逼李下台的闹剧又在山城拉开了帷幕。
在蒋介石的身边，有一位善观政坛风云的老政客叫吴忠信。昔日，他在南京看到蒋介石混不下去的时候，曾主动地向蒋介石劝退；今天，他又认为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当到尽头了，又主动地请李让贤：“德公，我奉蒋先生之命将赴台北，不知你有无知难而退之意？”
李宗仁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他清楚吴氏劝退是有背景的，即使不是秉蒋介石之意，那也代表了国民党中的某些实力派。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不准备自行引退，如果蒋先生执意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
由此开始，蒋介石及其谋士、重臣和门生，把这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等到广州失守，李宗仁飞赴重庆之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由幕后走到台前，数度约所谓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人研讨复职问题。但多数人认为，蒋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援引“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此为举国所共识。倘非李宗仁“知难而退”，则蒋不宜径自宣布复职。
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性格上的最大差别是：他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此，他一方面利用舆论阵地大造“劝进”、“复职”的声势，另一方面动用各种说客活动于李宗仁的门下，劝其“让贤”。
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先后登门拜访李宗仁，他们不敢明言要李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李拍一电报请蒋介石来渝坐镇。但李知其目的，不为所动。旋即，他们便隐约说出希望李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对蒋的“劝进”。其中，那位老政客吴忠信更是叨叨不休，气得李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说客见李宗仁态度坚决，不敢再勉强逼李“让贤”。
不久，李宗仁听说蒋介石有意来渝，他认为蒋氏此次山城之行，必然强迫他签署所谓“劝进”书。他思来想去，决定在蒋氏到渝之时，他借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但是，再窝囊的李宗仁也难咽下这口气，并认为蒋介石欺人太甚，目无法统。为此，他暗自定下这样的决心：“宪法赋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犯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准备维护国家名气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这就是李宗仁后来在美国与蒋介石争“总统”名气的由来。
俗话说得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白崇禧决计投降蒋介石之后，就在李宗仁启程赴渝的时候，他曾公开说过：“德公到渝后，将设法劝他出国医治胃病。”当四川演成一派吁请蒋氏来渝主持大计的风潮时，他又公然提出以李退白进而换取蒋介石复职的方案：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
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
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程思远把白崇禧的上述方案交给了心乱如麻的李宗仁。李看罢气得把这一方案用力摔在了地上，愤慨地说道：“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啊！……”
对此，程思远却像明镜似的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平静地说道：“德公，您早应该想到哇！我敢断言：蒋某人既然能利用健公把你推向国外，当然也会让拥兵自重的健公嘛，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思远，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呢？”
“一、欢迎蒋介石来渝；二、在老蒋到达山城之前，我们折回南宁，再从长计议。”
“对！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好！我再提醒德公一句话：就是去了美国，也不把‘总统’的帽子捧到老蒋的头上。”
“我还没有白健生那样下贱！”
不久，李宗仁偕程思远等飞离山城，经昆明飞香港，因赴美治病离开祖国，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飞回。自然，他与蒋介石合演的这出争权夺利的戏剧也画上了个句号。
也就是在李宗仁飞离重庆不久，蒋介石偕长子蒋经国等随员由台北飞往重庆。蒋经国望着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小声问道：“父亲，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他为什么要飞回老巢南宁呢？”
“他作为政治家，怎么会看着我取他而代之呢？”
“仅此而言，李宗仁的人品，要比再嫁的寡妇白崇禧好。”
“所以，为父可以利用白挤走李，但李走后我绝不会重用白。”
“父亲此次山城之行欲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尽人事而已！”
“难道我们在大陆就只有听天命了吗？”
蒋介石久久没有回答。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时下，我们只剩下毛泽东走错棋一途了……”
五
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一是日理万机，再是如履薄冰，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不敢走错一步棋，给国内外敌人以攻击新中国的口实。
虽说在衡宝战役、漳厦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但是，退守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尚未消灭，蒋介石还把西南诸省当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复兴之地，因此毛泽东还从战略的高度为我军向中南、向西南、向西北等地进军，并最后把国民党的残部消灭在大陆而制订作战方案。为此，他借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等高级将领即将返回前线的时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军事会议。首先，由朱德总司令发言：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政府迁到了山城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我们也就开始了以四川为重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今天的军事会议，就是主席给大家交代具体的作战任务。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消灭广西的白崇禧，主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解放西南诸省如四川、西康、西藏、云南、贵州等省，需要采用以军事手段为主，策动敌人举行和平起义为辅或二者相结合的形式。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为消灭白崇禧集团给四野林彪等发过数电，迨至广州解放的前夕，又发去了《关于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的电文。他在详细陈述解放广州及消灭在粤之敌的部署之后，又对消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作出指示：
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为消灭盘踞在西南诸省国民党残部以及诸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布下了三步大棋，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由现在的驻地常德、湘潭一线迅速穿过湘西，出奇兵，由川东南进入四川；二、为歼灭由陕、甘南部退入川西北的胡宗南所部，由贺龙率部入川；三、二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在协同邓华兵团占领广州后，旋即挥兵入桂，协助四野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然后经桂西进入滇南。完成上述部署之后，龟缩在川、康、滇、黔的国民党残部完全被我军合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即使敌军不缴械投降，也会被我军歼灭在西南边陲的高寒山地。为此，毛泽东根据上述战略部署，又向有关的野战军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说道：“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由你率一个兵团由川北入川，你看带哪个兵团入川好呢？”
贺龙心里清楚毛泽东如此相问的缘由：就其常规，他应当率领跟随自己转战多年的部队，这无论是对他这个指挥者来讲，还是对被指挥的兵团首长而言，都因相互熟悉而有利于作战。但是，贺龙清楚，以他当年带领的红二方面军发展而来的八路军一二○师进而组建为第一野战军的老部队，已经在彭德怀的统领下向西北进军，正与敌军战斗在丝绸古道上。他若调回其中的一个兵团随他入川，势必影响大西北的解放。他稍许沉思后，毫不犹豫地说道：“我熟悉的部队，正随彭老总进军新疆，不可以调回。如中央同意，就把周士第同志的第十八兵团拨给我吧！”
这件事不仅看出贺龙的高风亮节，也的确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好评。为此，毛泽东当即答说：“可以！请你立即赶往西安接交任务，率十八兵团入川，要求于明年一月份解放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并布置明年的春耕，不误农时。”
贺龙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战斗任务。接着，毛泽东又说道：“这样一来，我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中央决定：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为此，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必须立即赶赴湘西前线，率部入川。”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刘伯承代为答说。
“另外，为切断西南各省的残敌退往越南、缅甸，中央军委准备命令陈赓兵团归建二野，经由广西插入云南。”
“务请主席电告林彪同志。”邓小平很是周到地说。
毛泽东微微地点点头，走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沿着川、滇西部画了一道直线，说道：“中央希望明年的一月，战局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解放军压到这一线，让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向南败退。然后，我们再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与会者听后非常兴奋。朱总司令接着补充说：“同志们可能都明白了主席的战略用意，那就是刘邓所部及陈赓的四兵团，等于为最后消灭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队，搞了一个更大的战略迂回。”
不久，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人的电文：根据退入广西的白崇禧所部有可能向西逃入云南的情势，他们提出“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的战略构想。实事求是地说，林彪提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仅仅是聚歼白崇禧残部的作战方略。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大迂回”的战略构想，是在大西南全歼国民党残部的战略决策。因此，是有着根本差异的。但是，林彪等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也的确促使毛泽东完善了他的“大迂回”战略的意图，并于十月十九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认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龙）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难。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根据林彪等人提出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多。”对此，毛泽东作了如下评估：“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敌军有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缺粮，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从上述可知，毛泽东对军事解决西南诸省问题已了然于胸。为此，他命令“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密令我第二条战线的同志，在残留西南诸省国民党军政两界进行策反，从而大大推进了西南诸省的解放。
毛泽东在部署完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向大西南进军之后，在他看来，不会再有需要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大战役了。我各野战军首长能够独立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相对地集中到内政外交方面来了。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十月二十九日收到了粟裕等同志发来的有关金门战役全军覆没的报告，令他震愕不已！
据军史记述：我军在完成漳厦战役之后，使金门守敌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加强该岛防御，敌军将潮安、汕头地区的第十二兵团所属两个师先后增到大金门，该兵团后续部队也有继续向金门增援的迹象。”
我第十兵团在解放厦门后，兵团领导主要用于城市接管，仅“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岛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夺取小金门岛”。要夺取大小金门岛，不仅需要有运送兵力的渡船，而且还须有掩护我军渡海作战的制空权也就是必须要有空军相配合。那时，我军既没有渡海作战的军舰，也没有与蒋介石所部进行空战的飞机，仅仅“搜集到一次可运送三个团的船只。为求在敌第十二兵团尚未全部到达之际攻占大、小金门岛，第十兵团首长决定把所有船只集中使用，准备一夜间连续运送两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夺取大金门岛，尔后再攻小金门岛。二十四日夜，我军发起金门战役”。
是日夜，我“第二十八军二个团又一个营，第二十九军一个团，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起航，途中遭敌炮火拦击，受到部分伤亡，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二十五日二时许，各船陆续在龙口、古宁头附近靠岸登岛。各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要求下，分头向敌勇猛攻击，大胆穿插”。一场惨烈的攻岛战役在大金门岛上展开了！
就在这时，敌“第十二兵团之第十八军已到达该岛加入战斗，协同原有守军，在坦克配合下对我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我军被迫退至古宁头地区继续坚持战斗。由于我军登陆时已是退潮时间，所乘船只全部搁浅，进而被敌飞机及地面火炮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可渡，登陆部队处于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之境地。二十五日，后续部队虽四处搜罗船只，但仅够装载四个连的兵力，于当晚起航登岛，与坚持古宁头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登岛的全体指战员仍临危不惧，顽强战斗，连续向敌猛烈地反击。但因兵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激战至二十七日，两批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九千零八十六人（内有船工、民夫等三百五十人）一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无一生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粟裕作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震惊！自解放战争打响以来，他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领导下，协助陈毅同志指挥过无数个大的战役，均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华东全境业已解放仅仅剩下攻占沿海岛屿的情况下，竟然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为此，他于十月二十八日致电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及福建省委，指出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告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于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在接到上述电文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我全军将士在取得辉煌的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候，一种骄傲、轻敌的苗头在萌芽、滋长。为此，他决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转《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并要求各部“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另外，他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重笔写下了这段批语：
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十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在向全军发出上述指示不久，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于十一月三日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由于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致使我军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被迫撤出战斗。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伤亡。毛泽东接到报告之后，仔细分析了敌我态势以及失利的原因，继而又对第三野战军有关解放舟山群岛作战方案进行审核，发出了《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的电令。他明确指出：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意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在发出上述电令之后，他的战略思路进行了转移，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在攻击海岛的战役中迭次失败？自然，他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我人民解放军主要是陆军，于渡海作战没有经验；另外，敌人不仅有着较为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有美国人武装起来的空军。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及制海权的前提下，如何解放沿海岛屿以及攻占海南岛、台湾都成了我军作战史上的新课题。换言之，必须审慎研究我军尚不熟悉的渡海作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
据史记载，我军在攻占华东地区主要城市之后，毛泽东曾于七月与朱德总司令研讨过解放台湾的问题。那时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可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但是，我军经过金门岛战役与定海战役的失败，审慎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半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骤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入侵我台湾海峡，使得我不得不改变解放台湾的计划。
也正因为有了金门战役、定海战役的失败，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为此，他曾于金门战役失利后不久的十月三十一日，明确指示林彪等四野首长：“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视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越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关（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在这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外交尤其是访问苏联等大事上，但是他时时都在思索渡海作战以及解放海南岛这一问题。
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四大野战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盘踞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敌大部就要全部消灭。为了确保新中国的安全，或者说随时准备对付外来入侵之敌以及消灭残留大陆的兵匪，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前夕，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进行了部署。略谓：
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
关于向西北进军尤其是新疆和平起义以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请看他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所走的几步棋：
首先，是对待新疆民族军的问题。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举行武装起义，并形成三区自治的区域。同时，以三区武装起义部队为核心，发展成一万四千余人的民族军，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进驻新疆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军就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致电彭德怀等一野的首长：“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这样，就把民族军的历史功绩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中了。另外，为了体现民族平等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指示：“民族军必须有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在成立以王震为书记的新疆分局的时候，毛泽东又指示：原新疆“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其次，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中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早在一野向西北进军的初期就指出：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没有党的骨干分子。时下，新疆成立分局党组了，依然找不到一位少数民族党员参加。为此，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发展赛福鼎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在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乘坐飞机遇难之后，赛福鼎作为新疆三区的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他在留居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亲身感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此，他于十月十五日向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获悉此事之后，决定利用设家宴的办法，与赛福鼎边谈新疆的工作边谈入党的问题。自然，每当说到新疆问题，毛泽东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件事，一是惨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以及陈潭秋等同志，一是乘坐飞机遇难的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如果他们还在，新疆成立党的组织还能没有党的骨干吗？因此，他在等赛福鼎到来之前，提笔展纸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位遇难的同志写下了这幅碑文：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木奴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当赛福鼎走进菊香书屋之后，毛泽东把亲笔写的这幅碑文交到赛福鼎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赛福鼎同志，你看看，我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行吗？不行的话，我再重写。”赛福鼎双手接过这幅碑文，很快看完，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道：“用我们维族的话说：亚克西！阿哈买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安息了。”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新疆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没有看到新疆的新生。”
接着，赛福鼎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新疆三区革命的历史以及诸少数民族的风俗之后，郑重地取出一页文稿，双手恭敬地捧到毛泽东的面前，说道：“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今天，听说主席请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看我赛福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份入党申请书，很快审阅完毕。旋即又把这份入党申请书放在桌上，说道：“赛福鼎同志，我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席！”
“赛福鼎同志！”
毛泽东伸出双手，用力地握住赛福鼎的双手，许久许久没有放开……毛泽东望着赛福鼎那激动的表情，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请赛福鼎落座，二人就新疆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突然，秘书走进屋来，把一沓文件交给毛泽东。赛福鼎急忙站起身来，说道：“主席，您的工作太忙，我告辞了。”
“不！讲好了的，吃完了饭再走。”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伊斯兰教……”
“这我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北京饭店，请了一位有名的回民厨师，由他选的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毛泽东连吃饭这样的事情都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太出乎赛福鼎所料了！据赛福鼎回忆，他在主席家不仅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且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的很多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赛福鼎离去之前，毛泽东又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作了如下批语，并交由赛福鼎代转：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再次，毛泽东为了新疆工作开展顺利，他又请来原国民党主政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治中，请张从旁助一臂之力。张治中听后讲：“主席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对主席讲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人民。现在你们执政了，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我也再次说明：文白先生不能以旁观者对待新中国，因为你为她的诞生出了力。”毛泽东很是真诚地说道。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属于那个政权的。既然失败了，我这个人也自应成为过去了。”
“不对，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一纸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开始。”
“主席，情感深处的事是讲不清的啊！”
“这我当然能理解。一句话：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了功。”毛泽东看了看张治中微然摇首的表情，又以商量的口气说道，“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听后一怔，不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道：“主席，现在是您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需要我做什么，您吩咐就是了。”
“对朋友怎么能吩咐呢？我希望文白先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同志做好那边的工作。”
“说句老实话，我在西北工作有年，离开以后，常常想念那里的人民，您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当彭老总的顾问。”
“不，不！”毛泽东连连摆手，“过去，你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是请你做彭德怀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我愿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在做了上述工作之后，又以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等同志下达了《关于新疆问题》的电报，对解决新疆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族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由分局逐步解决。
毛泽东在解决了重建新疆的问题以后，上海的金融风暴已经越演越烈，大有动摇新中国的政权之势。为此，他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地研究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未完待续）
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是蒋介石最为痛心的时候，因为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苏联等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蒋家王朝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垮台了！
然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又是蒋介石最后战胜代“总统”李宗仁，由幕后走到台前并梦想在大西南建立最后防线、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大陆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因此，他偕长子蒋经国不惜余力奔波于台北、厦门、广州一线，希冀中国的政局会朝着有利于蒋氏的方向发展。可以想见，他们父子坐在“联华号”战舰上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
十月一日的深夜，大海涛声依旧。蒋介石木然地站在“联华号”战舰的甲板上，痴然地望着大海的夜色，似想透过这沉沉的夜幕看到希望的亮光！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依然是一任风吹浪打，黯然神伤。有顷，蒋经国悄然走到蒋介石的身旁，把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父亲的身上。蒋经国的确是成熟了，他清楚与其让父亲独自黯然消愁，不如他把父亲最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父子之间哪怕是进行一场有关国情大势的议论更好些。为此，他有意地说道：“父亲，毛泽东在北平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蒋介石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他们宣布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答话，继续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从毛泽东宣布的所谓政府成员名单看，有近一半的是国民党的叛徒。”
“在我所料之中，不去说这些了。”蒋介石终于开口了。
根据蒋经国这大半年来的经验，他知道心烦的蒋介石只要开了口，接下来的就是他听其训导。因此，他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立正站着说了声“是！”
蒋介石沉吟了相当长的时间，声调低沉地问道：“经儿，接下来，毛泽东会走哪几步棋呢？”
这也是蒋经国最近经常思索的问题。所以，他当即答说：“一、忙于所谓的组阁；二、和我们争夺东南和中南数省；三、部署和我们在西南数省的决战。”
蒋介石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以训导的口吻问道：“经儿，在毛泽东即将走出的这三步棋中，我们该动哪个棋子呢？”
“我认为，毛泽东正在下的组阁这步棋，我们没有制约他的招数；和我们在西南数省决战虽然是决定全局胜负的大棋，但那是在下完福建、两广这手残棋之后的事。我想，这也就是父亲匆忙由山城飞回台湾，又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台北、厦门、广州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经国这番议论是说出了蒋介石心里想的、但没有说出来所谓败军之帅的构想。因此，蒋介石猝然转过身来，十分满意地说：“俗话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难出英雄，就在为父败走麦城的一年之中，经儿变得成熟了。”
“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蒋经国知道现在可以较为平等地与蒋介石讨论天下大势了，遂问道，“父亲，您此行广州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尽量说服白崇禧撤守衡阳、宝庆一线，把桂系主力调往川湘、川黔交界，成为我们固守大西南的屏障。”
“此招棋恐怕走不通。从历史上看，桂系失败的归宿都是退守他们的发祥地广西。”
“这是一招死棋！”蒋介石恶狠狠地说罢停了相当长的时间又说道，“李宗仁、白崇禧一定要这样走，那我只有借毛泽东之手，把桂系消灭在衡宝一线或广西了。”
“两败俱伤，自然也就达到削弱共军的目的了。”蒋经国沉吟片时，又问道，“父亲，这次广州之行，是否请李宗仁让位、下台呢？”
“借用一句戏词说：山人自有安排。”
就其常理而言，面对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势，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权势之争，即使不能握手言和，终也可以就此一笔勾销了。相反，他们之间的暗斗竟朝着明争方面转化了。就说蒋介石对待李宗仁的态度吧，也开始处处设防了！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不久，李宗仁一是因为不知蒋介石此行的政治目的，再是因为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真是到了坐卧不宁的地步了！侍立一旁的程思远看着焦躁踱步、长吁短叹的李宗仁，有些不安地问道：“德公，您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难道你也如此不理解我吗？”李宗仁说罢又叹了口气，分外沉重地说道，“毛泽东已经把北平改为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程思远对李宗仁一错再错的做法很是有意见。时下，他听了李宗仁的这番话，不无调侃地说道：“德公不愧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在说，老蒋父子自山城返回花城以后这段时间里，他们既没有自我谴责之意，也没想过未来的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天天在做一篇文章：如何取德公而代之。”
“这不可能！”李宗仁相当自信地说，“总统是人民选举的，只要我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事到如今，有谁还会相信德公这番话呢？”
“起码健生是这样看的。”
“我看健公未必会站在德公一边。”
恰在这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打来了电话，答应帮着联系蒋氏父子，出席李宗仁的洗尘宴席。对此，程思远很是不理解。李宗仁当即讲：“朱家骅副院长为了缓和我与老蒋的关系，希望我姿态高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思远，你是中央常委，今晚可得与宴作陪哟！”
“这种饭我是不吃的！”程思远断然地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他停了片时，又严肃地说道，“我只想提醒德公，遇事冷静，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蒋介石生性多疑，自从西安事变被扣之后，他对自己的安全格外重视，他的起居饮食都有专人负责。因此，他对李宗仁为之设宴洗尘存有不小的疑虑。据说他对蒋经国曾发出这样的提问：“经儿，广州陷落在即，李德邻为什么还要专门为我设宴接风呢？”
在蒋经国看来，李宗仁此举无外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其二，别有他图。说到后者，蒋经国以将信将疑的口气说道：“父亲，李德邻会不会把宴会变成当今的鸿门宴，在广州演出一幕新西安事变来呢？”
此话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他蹙着眉头想了想，微微地点了点头。
“另外，李德邻为了向毛泽东邀功请赏，会不会在酒菜中下毒呢？”
蒋介石听后笑了，他一边摇头一边操着藐视的口气说道：“李德邻既不是当今的张汉卿，也没有古代荆轲的胆量，他演不出搏浪一击的戏剧来！”
“父亲，”蒋经国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您不是常对我说‘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老话嘛，在此国难之际，万万不可大意啊！”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虽然对蒋介石满怀怨尤，但今晚设宴款待蒋介石却是真心诚意的。当蒋介石入座之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伸出右手端起面前溢荡着美酒的高脚酒杯，有些怆然地发表祝酒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杯中的美酒。今晚为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明志，共赴国难，干杯！”
李宗仁此举是学着古人歃血为盟的样子，弥合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不领情，反而端起酒杯，十分冷漠地说：“随着福建漳厦会战、湘南衡宝会战的结束，东南厦门、中南广州等地，不日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为此，我希望我们的李代‘总统’德邻兄，尽快把设在广州的首都迁往重庆。”
“蒋公，”李宗仁听后震惊不已，“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重地吗？”
“连白健生都认为衡宝战役一经结束，两广实难确保，难道德公还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蒋公是如何获悉这一消息的？”
“这是白健生亲口对我说的。不信，你可以去电问健生嘛！”
“原来……”
“另外，白健生决定出任国防部部长了。”
“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还不知道呢？”
“健生对我说：蒋公就宣布吧，德公不会不同意的。”
至此，李宗仁完全明白了：和他同舟共济几十年的老搭档白崇禧最终抛弃了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再嫁的寡妇”。他迭声说罢“我懂了，我全都懂了”之后，为使自己尽快平静下来，有意地问道：“蒋公，经国怎么没来啊？”
“不要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蒋经国做什么去了呢？多年之后，李宗仁撰文披露了实情：“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厨监。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多年之后，李宗仁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地慨然道：“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先生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接着，李宗仁与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衡宝战役的隆隆枪炮声中，又公然地开始了所谓权力的争斗。说起这次权力争斗的缘起也十分可笑，几近儿戏。十月二日，蒋介石突然收到汤恩伯自厦门发来的电报，谓李宗仁发表声明，反对汤出任福建省主席，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计今日远行”云云。对此，李宗仁事后愤而作了评述：
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然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经过尤为离奇滑稽……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被撤职，遗缺由汤接管。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过去，李宗仁遇上这类事，他只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闷在自己的心里了事；而今，他或许也发现大势已去，难以挽回，感到自己再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蒋介石一顿，稍纾积愤。这次，李宗仁一改优柔寡断的秉性，说干就干，当即给蒋介石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然而，蒋介石却从没有移樽就教的习惯，反请李宗仁来自己的行营晤谈。李宗仁一听气上加气，为泄积愤，又只好违背自己的初衷，满脸不高兴地赶往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仅此一招而言，李宗仁又输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是陈济棠的前公馆。这座私人住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李宗仁抵达梅村之后，蒋介石引他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李宗仁一落座，就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的。”
李宗仁为什么如此郑重地出言相训呢？他认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上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气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李宗仁在历数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种种霸道之处以后，又厉言提到一年来蒋氏在幕后掣肘的事情。接着，他愤慨地讲：“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喦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越说越气，又把怒气通通地撒在汤恩伯的身上，他在指斥汤氏这些年来在军政两界的昭著败绩之后，猝然站起身来，愤怒地说道：“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是属于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政客，他的嬉笑怒骂历来是视情而为。把话说白了，他认为该骂人的时候一定要骂；该忍的时候一定能忍。今天，他坐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表面上装作“唯唯诺诺，讷讷不能出口”的样子，实际上他却暗自嘲笑李宗仁的无能。自然，蒋氏清楚李宗仁在政坛上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于是含笑向李宗仁有分有寸地道歉：“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请你原谅。”
李宗仁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或者说心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又故作大度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就是李宗仁，他岂能不败在蒋氏的手下！
这就是蒋介石，他一定会把李氏当做手中的玩偶！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因为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与李宗仁反目呢？据史家分析：蒋氏一是认为福州失守，厦门难以确保，福建全省必然很快落于中共之手，所谓福建省主席不过是空言而已，故认为“不可走马换将，应即设法劝慰”，给汤恩伯一个台阶下；再是认为广州失守在即，桂系集团随之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大陆，加之白崇禧意欲倒戈，李宗仁的代“总统”也就名存实亡了，故不屑于为此事和李宗仁反目，给后人留下一份谈资，遂于翌日十月三日早上六时飞离广州，回到了台北，继续策划逼迫李宗仁让位的大事去了！
蒋介石离去不久，衡宝战役与漳厦战役相继进入尾声阶段，坐镇广州的李宗仁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迎来了国民党的国庆节。可以想见，李氏作为末代“总统”将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欢度国庆节。更为悲凉的是，广州的十月十日已经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据李氏记述：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用李氏的话说，因为他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的事情，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恰在这时，远在香港的顾孟余先生托程思远向李宗仁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就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清界限，另搞一套。”其用心可谓良苦！
李宗仁当然清楚顾孟余这一建议的本意是：另组国民政府，重开国共和谈，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时的李宗仁一是感到自己手中的牌所剩不多了，再是白崇禧就要兵败湘南衡阳、宝庆，白氏绝不会赞同他另组政府，重开和谈。所以，他沉吟许久，借口“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拒绝了顾孟余的建议。
十月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推进到广州市郊，李宗仁怀着怆然的心情偕随员乘机飞往桂林。翌日也就是广州解放前一天十月十三日，李宗仁又由桂林转飞重庆。
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接着，又兵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臂；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嵩、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结果，白崇禧自衡、宝南撤之后，全军又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换言之，退守广西的桂系败局已定。
撤往重庆的李宗仁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此，他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回忆：“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同时，“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了。”结果，一场拥蒋复职、逼李下台的闹剧又在山城拉开了帷幕。
在蒋介石的身边，有一位善观政坛风云的老政客叫吴忠信。昔日，他在南京看到蒋介石混不下去的时候，曾主动地向蒋介石劝退；今天，他又认为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当到尽头了，又主动地请李让贤：“德公，我奉蒋先生之命将赴台北，不知你有无知难而退之意？”
李宗仁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他清楚吴氏劝退是有背景的，即使不是秉蒋介石之意，那也代表了国民党中的某些实力派。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不准备自行引退，如果蒋先生执意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
由此开始，蒋介石及其谋士、重臣和门生，把这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等到广州失守，李宗仁飞赴重庆之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由幕后走到台前，数度约所谓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人研讨复职问题。但多数人认为，蒋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援引“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此为举国所共识。倘非李宗仁“知难而退”，则蒋不宜径自宣布复职。
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性格上的最大差别是：他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此，他一方面利用舆论阵地大造“劝进”、“复职”的声势，另一方面动用各种说客活动于李宗仁的门下，劝其“让贤”。
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先后登门拜访李宗仁，他们不敢明言要李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李拍一电报请蒋介石来渝坐镇。但李知其目的，不为所动。旋即，他们便隐约说出希望李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对蒋的“劝进”。其中，那位老政客吴忠信更是叨叨不休，气得李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说客见李宗仁态度坚决，不敢再勉强逼李“让贤”。
不久，李宗仁听说蒋介石有意来渝，他认为蒋氏此次山城之行，必然强迫他签署所谓“劝进”书。他思来想去，决定在蒋氏到渝之时，他借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但是，再窝囊的李宗仁也难咽下这口气，并认为蒋介石欺人太甚，目无法统。为此，他暗自定下这样的决心：“宪法赋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犯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准备维护国家名气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这就是李宗仁后来在美国与蒋介石争“总统”名气的由来。
俗话说得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白崇禧决计投降蒋介石之后，就在李宗仁启程赴渝的时候，他曾公开说过：“德公到渝后，将设法劝他出国医治胃病。”当四川演成一派吁请蒋氏来渝主持大计的风潮时，他又公然提出以李退白进而换取蒋介石复职的方案：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
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
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程思远把白崇禧的上述方案交给了心乱如麻的李宗仁。李看罢气得把这一方案用力摔在了地上，愤慨地说道：“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啊！……”
对此，程思远却像明镜似的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平静地说道：“德公，您早应该想到哇！我敢断言：蒋某人既然能利用健公把你推向国外，当然也会让拥兵自重的健公嘛，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思远，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呢？”
“一、欢迎蒋介石来渝；二、在老蒋到达山城之前，我们折回南宁，再从长计议。”
“对！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好！我再提醒德公一句话：就是去了美国，也不把‘总统’的帽子捧到老蒋的头上。”
“我还没有白健生那样下贱！”
不久，李宗仁偕程思远等飞离山城，经昆明飞香港，因赴美治病离开祖国，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飞回。自然，他与蒋介石合演的这出争权夺利的戏剧也画上了个句号。
也就是在李宗仁飞离重庆不久，蒋介石偕长子蒋经国等随员由台北飞往重庆。蒋经国望着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小声问道：“父亲，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他为什么要飞回老巢南宁呢？”
“他作为政治家，怎么会看着我取他而代之呢？”
“仅此而言，李宗仁的人品，要比再嫁的寡妇白崇禧好。”
“所以，为父可以利用白挤走李，但李走后我绝不会重用白。”
“父亲此次山城之行欲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尽人事而已！”
“难道我们在大陆就只有听天命了吗？”
蒋介石久久没有回答。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时下，我们只剩下毛泽东走错棋一途了……”
五
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一是日理万机，再是如履薄冰，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不敢走错一步棋，给国内外敌人以攻击新中国的口实。
虽说在衡宝战役、漳厦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但是，退守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尚未消灭，蒋介石还把西南诸省当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复兴之地，因此毛泽东还从战略的高度为我军向中南、向西南、向西北等地进军，并最后把国民党的残部消灭在大陆而制订作战方案。为此，他借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等高级将领即将返回前线的时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军事会议。首先，由朱德总司令发言：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政府迁到了山城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我们也就开始了以四川为重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今天的军事会议，就是主席给大家交代具体的作战任务。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消灭广西的白崇禧，主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解放西南诸省如四川、西康、西藏、云南、贵州等省，需要采用以军事手段为主，策动敌人举行和平起义为辅或二者相结合的形式。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为消灭白崇禧集团给四野林彪等发过数电，迨至广州解放的前夕，又发去了《关于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的电文。他在详细陈述解放广州及消灭在粤之敌的部署之后，又对消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作出指示：
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为消灭盘踞在西南诸省国民党残部以及诸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布下了三步大棋，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由现在的驻地常德、湘潭一线迅速穿过湘西，出奇兵，由川东南进入四川；二、为歼灭由陕、甘南部退入川西北的胡宗南所部，由贺龙率部入川；三、二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在协同邓华兵团占领广州后，旋即挥兵入桂，协助四野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然后经桂西进入滇南。完成上述部署之后，龟缩在川、康、滇、黔的国民党残部完全被我军合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即使敌军不缴械投降，也会被我军歼灭在西南边陲的高寒山地。为此，毛泽东根据上述战略部署，又向有关的野战军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说道：“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由你率一个兵团由川北入川，你看带哪个兵团入川好呢？”
贺龙心里清楚毛泽东如此相问的缘由：就其常规，他应当率领跟随自己转战多年的部队，这无论是对他这个指挥者来讲，还是对被指挥的兵团首长而言，都因相互熟悉而有利于作战。但是，贺龙清楚，以他当年带领的红二方面军发展而来的八路军一二○师进而组建为第一野战军的老部队，已经在彭德怀的统领下向西北进军，正与敌军战斗在丝绸古道上。他若调回其中的一个兵团随他入川，势必影响大西北的解放。他稍许沉思后，毫不犹豫地说道：“我熟悉的部队，正随彭老总进军新疆，不可以调回。如中央同意，就把周士第同志的第十八兵团拨给我吧！”
这件事不仅看出贺龙的高风亮节，也的确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好评。为此，毛泽东当即答说：“可以！请你立即赶往西安接交任务，率十八兵团入川，要求于明年一月份解放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并布置明年的春耕，不误农时。”
贺龙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战斗任务。接着，毛泽东又说道：“这样一来，我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中央决定：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为此，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必须立即赶赴湘西前线，率部入川。”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刘伯承代为答说。
“另外，为切断西南各省的残敌退往越南、缅甸，中央军委准备命令陈赓兵团归建二野，经由广西插入云南。”
“务请主席电告林彪同志。”邓小平很是周到地说。
毛泽东微微地点点头，走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沿着川、滇西部画了一道直线，说道：“中央希望明年的一月，战局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解放军压到这一线，让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向南败退。然后，我们再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与会者听后非常兴奋。朱总司令接着补充说：“同志们可能都明白了主席的战略用意，那就是刘邓所部及陈赓的四兵团，等于为最后消灭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队，搞了一个更大的战略迂回。”
不久，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人的电文：根据退入广西的白崇禧所部有可能向西逃入云南的情势，他们提出“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的战略构想。实事求是地说，林彪提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仅仅是聚歼白崇禧残部的作战方略。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大迂回”的战略构想，是在大西南全歼国民党残部的战略决策。因此，是有着根本差异的。但是，林彪等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也的确促使毛泽东完善了他的“大迂回”战略的意图，并于十月十九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认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龙）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难。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根据林彪等人提出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多。”对此，毛泽东作了如下评估：“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敌军有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缺粮，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从上述可知，毛泽东对军事解决西南诸省问题已了然于胸。为此，他命令“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密令我第二条战线的同志，在残留西南诸省国民党军政两界进行策反，从而大大推进了西南诸省的解放。
毛泽东在部署完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向大西南进军之后，在他看来，不会再有需要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大战役了。我各野战军首长能够独立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相对地集中到内政外交方面来了。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十月二十九日收到了粟裕等同志发来的有关金门战役全军覆没的报告，令他震愕不已！
据军史记述：我军在完成漳厦战役之后，使金门守敌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加强该岛防御，敌军将潮安、汕头地区的第十二兵团所属两个师先后增到大金门，该兵团后续部队也有继续向金门增援的迹象。”
我第十兵团在解放厦门后，兵团领导主要用于城市接管，仅“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岛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夺取小金门岛”。要夺取大小金门岛，不仅需要有运送兵力的渡船，而且还须有掩护我军渡海作战的制空权也就是必须要有空军相配合。那时，我军既没有渡海作战的军舰，也没有与蒋介石所部进行空战的飞机，仅仅“搜集到一次可运送三个团的船只。为求在敌第十二兵团尚未全部到达之际攻占大、小金门岛，第十兵团首长决定把所有船只集中使用，准备一夜间连续运送两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夺取大金门岛，尔后再攻小金门岛。二十四日夜，我军发起金门战役”。
是日夜，我“第二十八军二个团又一个营，第二十九军一个团，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起航，途中遭敌炮火拦击，受到部分伤亡，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二十五日二时许，各船陆续在龙口、古宁头附近靠岸登岛。各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要求下，分头向敌勇猛攻击，大胆穿插”。一场惨烈的攻岛战役在大金门岛上展开了！
就在这时，敌“第十二兵团之第十八军已到达该岛加入战斗，协同原有守军，在坦克配合下对我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我军被迫退至古宁头地区继续坚持战斗。由于我军登陆时已是退潮时间，所乘船只全部搁浅，进而被敌飞机及地面火炮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可渡，登陆部队处于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之境地。二十五日，后续部队虽四处搜罗船只，但仅够装载四个连的兵力，于当晚起航登岛，与坚持古宁头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登岛的全体指战员仍临危不惧，顽强战斗，连续向敌猛烈地反击。但因兵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激战至二十七日，两批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九千零八十六人（内有船工、民夫等三百五十人）一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无一生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粟裕作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震惊！自解放战争打响以来，他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领导下，协助陈毅同志指挥过无数个大的战役，均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华东全境业已解放仅仅剩下攻占沿海岛屿的情况下，竟然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为此，他于十月二十八日致电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及福建省委，指出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告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于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在接到上述电文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我全军将士在取得辉煌的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候，一种骄傲、轻敌的苗头在萌芽、滋长。为此，他决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转《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并要求各部“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另外，他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重笔写下了这段批语：
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十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在向全军发出上述指示不久，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于十一月三日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由于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致使我军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被迫撤出战斗。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伤亡。毛泽东接到报告之后，仔细分析了敌我态势以及失利的原因，继而又对第三野战军有关解放舟山群岛作战方案进行审核，发出了《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的电令。他明确指出：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意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在发出上述电令之后，他的战略思路进行了转移，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在攻击海岛的战役中迭次失败？自然，他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我人民解放军主要是陆军，于渡海作战没有经验；另外，敌人不仅有着较为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有美国人武装起来的空军。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及制海权的前提下，如何解放沿海岛屿以及攻占海南岛、台湾都成了我军作战史上的新课题。换言之，必须审慎研究我军尚不熟悉的渡海作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
据史记载，我军在攻占华东地区主要城市之后，毛泽东曾于七月与朱德总司令研讨过解放台湾的问题。那时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可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但是，我军经过金门岛战役与定海战役的失败，审慎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半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骤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入侵我台湾海峡，使得我不得不改变解放台湾的计划。
也正因为有了金门战役、定海战役的失败，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为此，他曾于金门战役失利后不久的十月三十一日，明确指示林彪等四野首长：“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视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越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关（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在这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外交尤其是访问苏联等大事上，但是他时时都在思索渡海作战以及解放海南岛这一问题。
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四大野战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盘踞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敌大部就要全部消灭。为了确保新中国的安全，或者说随时准备对付外来入侵之敌以及消灭残留大陆的兵匪，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前夕，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进行了部署。略谓：
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
关于向西北进军尤其是新疆和平起义以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请看他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所走的几步棋：
首先，是对待新疆民族军的问题。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举行武装起义，并形成三区自治的区域。同时，以三区武装起义部队为核心，发展成一万四千余人的民族军，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进驻新疆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军就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致电彭德怀等一野的首长：“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这样，就把民族军的历史功绩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中了。另外，为了体现民族平等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指示：“民族军必须有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在成立以王震为书记的新疆分局的时候，毛泽东又指示：原新疆“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其次，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中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早在一野向西北进军的初期就指出：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没有党的骨干分子。时下，新疆成立分局党组了，依然找不到一位少数民族党员参加。为此，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发展赛福鼎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在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乘坐飞机遇难之后，赛福鼎作为新疆三区的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他在留居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亲身感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此，他于十月十五日向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获悉此事之后，决定利用设家宴的办法，与赛福鼎边谈新疆的工作边谈入党的问题。自然，每当说到新疆问题，毛泽东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件事，一是惨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以及陈潭秋等同志，一是乘坐飞机遇难的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如果他们还在，新疆成立党的组织还能没有党的骨干吗？因此，他在等赛福鼎到来之前，提笔展纸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位遇难的同志写下了这幅碑文：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木奴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当赛福鼎走进菊香书屋之后，毛泽东把亲笔写的这幅碑文交到赛福鼎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赛福鼎同志，你看看，我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行吗？不行的话，我再重写。”赛福鼎双手接过这幅碑文，很快看完，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道：“用我们维族的话说：亚克西！阿哈买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安息了。”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新疆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没有看到新疆的新生。”
接着，赛福鼎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新疆三区革命的历史以及诸少数民族的风俗之后，郑重地取出一页文稿，双手恭敬地捧到毛泽东的面前，说道：“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今天，听说主席请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看我赛福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份入党申请书，很快审阅完毕。旋即又把这份入党申请书放在桌上，说道：“赛福鼎同志，我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席！”
“赛福鼎同志！”
毛泽东伸出双手，用力地握住赛福鼎的双手，许久许久没有放开……毛泽东望着赛福鼎那激动的表情，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请赛福鼎落座，二人就新疆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突然，秘书走进屋来，把一沓文件交给毛泽东。赛福鼎急忙站起身来，说道：“主席，您的工作太忙，我告辞了。”
“不！讲好了的，吃完了饭再走。”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伊斯兰教……”
“这我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北京饭店，请了一位有名的回民厨师，由他选的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毛泽东连吃饭这样的事情都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太出乎赛福鼎所料了！据赛福鼎回忆，他在主席家不仅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且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的很多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赛福鼎离去之前，毛泽东又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作了如下批语，并交由赛福鼎代转：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再次，毛泽东为了新疆工作开展顺利，他又请来原国民党主政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治中，请张从旁助一臂之力。张治中听后讲：“主席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对主席讲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人民。现在你们执政了，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我也再次说明：文白先生不能以旁观者对待新中国，因为你为她的诞生出了力。”毛泽东很是真诚地说道。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属于那个政权的。既然失败了，我这个人也自应成为过去了。”
“不对，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一纸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开始。”
“主席，情感深处的事是讲不清的啊！”
“这我当然能理解。一句话：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了功。”毛泽东看了看张治中微然摇首的表情，又以商量的口气说道，“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听后一怔，不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道：“主席，现在是您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需要我做什么，您吩咐就是了。”
“对朋友怎么能吩咐呢？我希望文白先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同志做好那边的工作。”
“说句老实话，我在西北工作有年，离开以后，常常想念那里的人民，您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当彭老总的顾问。”
“不，不！”毛泽东连连摆手，“过去，你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是请你做彭德怀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我愿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在做了上述工作之后，又以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等同志下达了《关于新疆问题》的电报，对解决新疆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族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由分局逐步解决。
毛泽东在解决了重建新疆的问题以后，上海的金融风暴已经越演越烈，大有动摇新中国的政权之势。为此，他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地研究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