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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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毛泽东十分重视程潜、陈明仁在湖南的起义。他在修改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的时候,曾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另外,毛泽东清楚,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像处理傅作义那样对待程潜、陈明仁,也为世人,尤其是那些难以自决图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所瞩目。自然,对正在部署的“衡宝战役”以及瓦解桂系集团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用。为此,他于八月三十日致电程潜:

    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仇鳌)、陈子良(陈明仁)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

    程潜收到毛泽东的邀请电之后,自然非常高兴。当他将毛泽东的这通电文交于老友仇鳌之后,没想到这位在湖南起义中的有功之臣阅后却说道:“请转告润之,我身体不好,不能遵命北上。”

    “如果润之问起你的工作安排呢?”

    “就说我准备归隐故里,养病度日。”

    程潜只好告别仇鳌又请来陈明仁,希望他能与自己同行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然而陈明仁借口长沙甫定,近期(九月一日)又将接任湖南省主席为由,恕不能与程潜相偕北上。程潜经过一番准备,遂于八月三十一日清晨,乘坐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长沙向平江方向驶去。同行的还有李明灏、程星龄等人。九月二日下午,程潜一行到达武昌,受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人的欢迎。

    当天——九月二日,毛泽东就收到了程潜到达武昌的消息,遂函告周恩来以及新上任的北平市长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间,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毛泽东进驻北平之后,由他亲自出面安排接待民主党派领袖,程潜可谓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人。

    周恩来自然知道如此规格接待程潜的双重意义:一是毛泽东为了对老乡长程潜的尊重;再是以程潜为榜样,说明毛泽东对傅作义,对程潜,包括对所有投向人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会以礼相待。因此,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亲送毛泽东审阅,旋即交聂荣臻负责办理。

    毛泽东作为一代大政治家,他做的事情无一不是从政治出发的。他知道陈明仁是蒋介石的“门生”,是黄埔系出身的将领中比较能打仗的将才,他若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对黄埔系出身的将领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他获悉陈明仁未能与程潜相偕北来之后,又于九月五日亲自致电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备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

    陈明仁收到毛泽东亲自发给他的这通电报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热流。他当即复电毛泽东:近期将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

    对此,毛泽东很是满意。接着,他又收到聂荣臻的报告:九月七日晚,程潜安抵北平。毛泽东听后马上吩咐道:“我要穿件干净的衣服,去火车站欢迎程颂公!”

    这时的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已远非延安时代、西柏坡时代了。五个多月以来,他只去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先生的遗孀——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宋庆龄先生。所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很不理解地问道:“主席,您为什么要亲自去欢迎这位程潜呢?”

    “我们是老乡,又曾在他的部下当过兵,后来嘛,他又成了我私人的朋友。”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以反问的口气说,“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是叫别人去接吗?”接着,他又笑着说道,“那样我看你就没有朋友了。什么是朋友?国民党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两个还保持着联系!”

    “主席,既然程潜将军与你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他不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来个两面夹攻呢?这样不是作用更大吗?”

    “程潜将军虽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但他手下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有兵,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住白崇禧反动派的压力。只有我们渡江后,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毛泽东说罢打量了一下身边工作人员的表情,又说道:“程潜将军是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影响。去年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选举中,他也是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选上副总统,和谈也许会谈成功。”

    九月七日到了,毛泽东准时来到前门火车站,他走下汽车抬头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醒目的横幅,上书:欢迎程潜将军。接着,他与先他赶到的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握手致意。就在这时,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向他点头,啊!他就是国民党的元老、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将军。毛泽东急忙迎上去,紧紧握住李济深的手,热情地说道:“任潮先生,我的老乡长程颂云是国民党元老,您是当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参加民革噢!”

    “请润公放心,昔日,我和颂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李济深答说。

    “有任潮先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正当毛泽东欲要和其他前来欢迎的人打招呼,火车缓缓地驶进车站。或许是程潜过分激动了,抑或是他急切地想看看有什么人前来迎接,未等火车停稳,他就站在了车厢门口。当他看见毛泽东挥动右手向他致意的时候,他真是激动极了,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两眼溢出了泪水。恰在这时,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地握着程潜的手,十分风趣地说道:“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健康,真是洪福不小啊!”

    “托福!托福……”程潜迭声说道。

    “程颂公,我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家大事!”

    “我已近古稀之年,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好!”毛泽东主动挽着程潜边走边说,“我在住处备薄酒一杯,为程颂公洗尘。”他说罢又对前来欢迎的人们大声说,“欢迎大家同饮、同乐!”毛泽东知道程潜与林伯渠是多年的老朋友,加之程潜的女儿嫁给林伯渠的弟弟作媳妇,可谓是朋友加亲戚,故请林伯渠站在身边,盛情迎接,更显一番亲情。接着,毛泽东请程潜同乘一车,驶往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家庭式的洗尘宴会。世人皆知,毛泽东不善饮酒且又很少饮酒,这晚却破例带头举杯:“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领全体官兵,宣布起义,和平解放了长沙,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带了一个好头,也给湖南省、长沙市的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你们立了功!为了表示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干杯!”

    “干杯!”与会者一齐碰杯而干。

    此次程潜来北平,一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到火车站迎接,二没想到这样快就举行家宴欢迎自己,三没有想到中共主要负责人全部莅临。因此,他的心潮一直翻滚,激动不已。当他听完毛泽东的祝酒词后,也禁不住地举起酒杯,说道:“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仇鳌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盛情的邀请,因为年迈体弱,不能躬奉其盛!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仇鳌先生,感谢润之和诸位的盛情,干杯!”

    “干杯!”

    接着,家宴进入了边吃边谈的阶段。或许是老乡见老乡,引起了思乡之情,毛泽东禁不住地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了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句话,我的经历就像是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先是打了十年国内战争,继之又来了一个八年浴血抗战。好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又想吃掉我们,没办法,又打了四年内战,这才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或许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得过分沉重了,这欢快的宴会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刘少奇急忙端着酒杯站起来,说道:“方才,我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欢迎我的老乡长程潜将军。现在,我提议:为欢迎程潜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干杯!”

    “干杯!”

    周恩来知道该轮到自己向程潜敬酒了。他端起酒杯,看了看相识多年的程潜将军,颇动感情地说道:“颂公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这些年来,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方面,我们合作得很好。这次颂公又毅然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则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你们的义举,为推进解放全中国也立了大功!为了向你们表示最为真诚的敬意,我带头干了这杯酒!”

    程潜看着周恩来如此豪气地饮完了杯中酒,他感动地站起身来,真诚地说:“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来了,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今晚承蒙润之先生盛情厚待,我深感受之有愧,不过尚望在我有生之年,愿追随各位,为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做些好事!”

    毛泽东听后认为火候到了,遂举杯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我提议:为程颂公说的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干杯!”

    “干杯!”

    毛泽东欢宴过老乡长程潜不久,陈明仁应毛泽东之电邀于九月十日到达北平。时任北平市长,当年曾是陈明仁在黄埔的先生的聂荣臻,奉毛泽东之命前往车站欢迎。

    也就是在这前后,蒋介石相继下令昆明开始“整肃”,把数以百计的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就连幸免“整肃”而逃至香港的杨杰将军,也在他动身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前夜,被蒋介石派遣的大特务叶翔之杀死在寓所;与此同时,蒋介石派遣的刺杀龙云的行动未果,等等。蒋介石的这些不义之举,在其尚还控制的地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擦亮了各界人民的眼睛,朝着人民一边迅跑!另外,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漳厦战役”、“衡宝战役”、“广州战役”等已经部署就绪,他为了在即将开始的战役中有更多的陈明仁站在人民一边,就在杨杰被暗杀的当天——九月十九日,决定亲自到北京饭店看望在此下榻的程潜先生,随行的有我高级将领刘伯承、陈毅、粟裕等。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气氛是十分融洽的。中午,在北京饭店用过饭后,毛泽东觉得大家言犹未尽,立即提出一同去游天坛。行前还邀请了同住北京饭店的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李明灏、李明扬等人一道游览。

    天坛,为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之处。它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当时称天地坛;嘉靖九年因立四郊分祀之制,遂于嘉靖十三年改称天坛。随着改朝换代天灾,清乾隆、光绪年间都曾对天坛进行重修和改建。天坛有垣墙两重,形成内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所谓天坛,是指圜丘坛、祈谷坛的总称。主要建筑在内坛,而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中间有墙相隔。简之,天坛是一座极为奇特的建筑群落。

    北京的秋天是美丽的,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是全年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一行的轿车驶进天坛的大门,又迅然穿过古柏森森的树林,向着名胜景点回音壁驶去。

    回音壁,原名皇穹宇,位于天坛圜丘坛以北,是存放圜丘祭祀神牌位的处所。它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初名“泰神殿”,后在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改称“皇穹宇”。而今的回音壁为清乾隆十七年重建。内有正殿和东西配庑各五间,其中配庑专供存放圜丘祭祀的神牌之用。正殿及东西配庑共围于一圆墙之内,由于内侧墙面平整光洁,声音可沿内弧传递,故俗称回音壁。清帝逊位之后,天坛对外开放,遂成为各界人士观光天坛的一大景点。毛泽东的轿车停在回音壁前,他很快步出轿车,等游览天坛的同行者到齐之后,他很有兴致地说道:“这几天,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政协大会,一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了不得了,所以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

    毛泽东这几句极其普通的话语,蕴藏了一种深厚的情谊,同行的人听后都感到有着一种共享的温情,遂都禁不住地笑了起来。接着,毛泽东指着他身边的两位长者,大声说道:“我给诸位介绍两位清朝的翰林,这位是张元济先生,这位是陈叔通先生!”

    随行的人员不约而同地鼓掌欢迎。毛泽东看着有些不好意思的两位清朝翰林,有意打趣地说:“下边,我们先请张元济老先生给我们讲一讲,他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几次慈禧太后?她摆不摆架子、好不好?”

    “好!”

    同行的高级将领和官员也随之恢复了童趣,就像是小学生听到老师问话之后,一齐大声答说。结果,搞得张元济老先生很不好意思,他停了一会儿,笑着答说:“诸位可能有所不知,清朝的翰林,大概等于现在大学的教授,你们想想看,一个普通的教授,他怎能随便见到不可一世的蒋委员长呢?”

    同游天坛的人听后又忍不住地笑出声来。这时,陈毅又大声发问道:“张老先生,您陪着皇帝来过天坛吗?”

    “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兵岂能来此?”张元济连连摇首喟叹。

    “陈翰林,”毛泽东看着陈叔通,有意转移目标,“您老人家到此有何感想呢?”

    陈叔通,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后留学日本,相继参加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护法等革命。后定居上海,历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是我国近代政坛、商界的元老。他听后十分认真地说道:“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感到这些最高统治者的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他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千万不要奉承我!陈老,我们都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哟!”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说罢,又大声说道,“我提议:大家在此合影,然后自由找对象,游天坛!”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同行者的赞同,遂在回音壁前站好,由随行的摄影师拍摄完毕。正当大家欲要自由结合游天坛之际,毛泽东一把拉住了陈明仁,主动地说道:“子良将军,来,来,咱们俩单独照个相吧!”

    这太出乎陈明仁所料了!当年,像他这样一级的军官,是不可能跟着他的蒋校长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就说万一参加了,他也不可能独享其殊荣——与蒋介石单独照相。因此,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深知毛泽东用意的陈毅边说:“陈将军,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装啥子斯文罗!”边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的身边。接着,摄影师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诚如警卫人员所追忆的那样,毛泽东喜欢和大家照相,一般说来有两种目的:其一是分别了,留个纪念:其二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主动邀陈明仁合影,就是更多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此,毛泽东拍着陈明仁的肩膀说道:

    “现在外面谣传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的反动分子,说你已被软禁在长沙做寓公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进他们觉悟,早日归来。”

    “我一定照办!”陈明仁依然操着军人的语调答道。

    “你可以把我们两个人的合影,分送给你们的黄埔同学和其他的亲友,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估计要洗多少?”

    “洗十打行了。”

    “这少了,洗它五十打吧!”毛泽东说罢感到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轻松,遂转向等着游天坛的同行者,就像是下达命令那样大声说:“我宣布,现在自由结合游天坛!”……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以傅作义为首的北平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通电起义,以及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留在北平三件大事,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政要人与蒋家王朝决裂,尽快地站到人民一边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事有凑巧,也就是在毛泽东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的当天——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向他报告:在傅作义将军的帮助下,董其武将军通电宣布绥远起义。也是在这同一天,毛泽东亲自指导的新疆和平起义也有了结果——收到了新疆包尔汉的一份密电: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察。

    包尔汉申皓叩

    如果说董其武将军在绥远通电起义,傅作义将军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话,那么新疆的包尔汉,陶峙岳等能如此迅速地向着人民一边走来,除却党中央派去以邓力群为首的中央代表的工作外,张治中将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史记载: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后,张于九月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阵营。”陶峙岳、包尔汉收到由邓力群转来的张治中的密电之后,遂毅然决定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并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

    “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的革命大业。”

    毛泽东读了包尔汉上面那则密电之后,认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有了希望。同时,他清楚国民党在新疆还有数万有生力量,搞不好会发生意外,甚至引起民族矛盾。为了坚定包尔汉等人的起义信心,并注意起义前夕的策略等问题,他于四天之后给包尔汉发去了电文:

    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复,敬颂勋祺。

    毛泽东申梗

    包尔汉收到毛泽东的密电之后心潮难平,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加倍工作,与陶峙岳等联手行动,挫败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暴乱阴谋,迫使他们“和平撤退”,排除了阻力。陶峙岳决定于九月二十五日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起义,包尔汉于二十六日宣布通电起义。他们并向毛泽东主席发去了致敬电。

    国民党高级党政军官员的和平起义,不仅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而且也促进了新中国早日诞生。

    虽说毛泽东在这期间一直关注着程潜、陈明仁、董其武、包尔汉、陶峙岳等人的和平起义,但是,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新中国的诞生上。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要起草如下四个文件:《新政协组织条例》;《共同纲领》;《政协宣言》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大纲》。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花去了很多时间关注这四个文件的起草和审定。如原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并经各种会议多次审议之后才送交毛泽东的。由于这份文件事关重大,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一日集中时间修改和审定。在这期间,他作过多次修改,并写了若干条批语。如:九月三日看过纲领草案后,他写给胡乔木的批语是:“题目应是《共同纲领》。”后来,又在审稿时改写了如下三段话: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如有愿意停止战争,承认错误,要求和平解决者,可以按照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大意,用和平方法解决之;

    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由此可知,毛泽东为上述四个文件的定稿倾注了多少心血!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在这次筹备会议上,原则通过了经毛泽东最后修订的上述四个立国文件。与此同时,通过了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会所作的筹备报告,同意将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的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等。还是在这次筹备会议上,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及秘书长名单。会议还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至此,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出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大会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讲的如下这几段话,必将长驻每一位真正的中国人的心中: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九月二十五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说到国旗的选定,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讲:“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接着,他拿起选定的五星红旗,又说道,“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他的讲话一结束,与会者情不自禁地鼓掌欢迎。就这样,五星红旗被定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说到国歌、国徽的选定,都有着激烈的争论,积纳着许多贤者的意见。简言之,《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是由马叙伦提议,大画家徐悲鸿附议,经过争论后定下来的。遗憾的是,建国前没有定下国徽的图案,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才确定用现在的国徽。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九月三十日,政协举行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他在这一著名的宣言中向中外宣布:“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夜幕就要降临了,毛泽东和政协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他双手捧着亲自撰写的碑文,满怀激情地大声宣读: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夜幕笼罩着神州大地,人民大都进入了沉睡的梦乡。但是,毛泽东静静地驻步菊香书屋,却久久没有一点睡意。不知何时,钟声敲响了十二下,毛泽东禁不住地黯然自语:“啊!十月一日到了……”是啊,一百多年以来,有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这一天啊!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东方升起了一轮火红的太阳,他信步走出菊香书屋,眺望那座紧锁故宫的灰色大墙,遂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似乎是在自语:

    “俱往矣!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华民族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

    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雄鸡刚刚引颈高唱,漆黑的夜,天还没有破晓,各界人民就相继起床,一个个身着节日的盛装,有的小声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小声而又庄严地唱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庆祝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而,中南海的黎明却是那样的宁静:一个个四合院仍在熟睡,似乎空中还能听到飘游的细细的鼾声,就说岸边、草丛中争鸣的虫声,也成了一首天然的送走夜时的晨曲;举目望去,一个个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规定的位置上,无声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护卫着中南海的安宁。有顷,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醒来了,它们在树枝上又唱又跳,打破了中南海那独有的祥和与平静。卫兵们听后习惯地皱起了眉头,小声地轰着树上喳喳鸣叫的鸟儿;这鸟儿也似乎习惯了,不仅不展翅飞去,反而像是存心和卫兵们过不去似的,有意站在枝头,挑逗性地加大了鸣叫的声音,气得卫兵只好像往常那样怨声自语:“不懂人性的东西!首长屋里的灯光才熄灭一会儿……”接着,他又下意识地朝着丰泽园看了一眼。

    丰泽园位于南海北岸的西侧,是一座很大的供皇室居住的古老的建筑群。这座整体的建筑群落,由一些井然有序的较小的庭院组成。留意察看这建筑群体的风格,依然是那种传统的各有天地、别有风趣京城王府中常见的那种多进的四合院。它始建于何年何月?是明代还是清朝甚至是两代相袭而建?已经无从稽考。后人走到丰泽园大门前,最感兴趣的,一是那座楠木大门,再是门额的上方挂着的那块大匾,上书“丰泽园”三个大字。有人说是出自乾隆之手,有人说是某御用文人代笔,但是笔者相信,在匾上方雕刻的那四四方方的御印恐怕是真的,因为谁敢在等级森严的皇室禁地伪造乾隆爷的御印呢?要知道御用文人最喜欢的是溜须拍马,最怕的是坐牢杀头。说来也很有趣,从乾隆到袁世凯,从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到中华民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丰泽园里主人换了又换,既没有给“丰泽园”增加什么光彩,也没有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可足以作为纪念的痕迹。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于毛泽东入住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随着历史的推演,很多人又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丰泽园”联系起来,并注入了某种迷信色彩。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寓意着恩泽东方的意思,所以他自应成为东方的救星;也有人说,毛泽东只有进驻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领袖,等等。就说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吧,就公开著书把毛泽东和丰泽园联系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字润之,泽和润又是同义字,再加之自古就有“泽润生民”之说,这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同时也与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有着内在的因袭联系。但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恩来进驻中南海之后,丰泽园是他的临时下榻之处。就在毛泽东决定搬进中南海之前,细心而周到的周恩来查看了有关的住地,认为丰泽园中菊香书屋的条件比较好,主动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而自己搬到西花厅去居住和办公。因此,这一搬和一进,体现了周恩来的为人以及对毛泽东的尊重。

    时人与后人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但是,去过丰泽园的人都知道:菊香书屋是一个通称,并不是毛泽东真正下榻办公的地方。走进悬挂“菊香书屋”的房子,是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北房一明两暗,门上挂有一块“紫云轩”匾额,对着屋门的堂屋就是过厅,东边两间是打通的,这里才是毛泽东真正的住所。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近堂屋的是江青的卧室,不过她很少在此下榻。西侧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之所,他在这里汲取了知识的力量。

    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那时,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然而,当他一旦搬进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之后,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当年,他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无论是窑洞还是房间都不大,和其他领导人接触十分方便,甚至在院子里喊一声就行了。如今住的是深宅大院,各种规矩多得不得了,他想见谁以及谁想见他,都需要经过几道关卡。因此,毛泽东的活动范围除去参加大型会议或外出视察以外,基本上就是在菊香书屋的周围;他所接触的人也就是朝夕相见的卫士、警卫和秘书。诚如他的卫士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想出中南海,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等,公安部要派人保卫。如果离京必须报告杨尚昆、罗瑞卿以及铁道部长,他们要跟随。毛泽东的行动,要由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掌握,有时还要听这些人安排和指挥。可以想见,这对生长在农村且又长年转战在大江南北的毛泽东而言是痛苦的!最起码他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当人民的领袖也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事实上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没有住上几天,他就憋得实在受不了啦!

    一天,他突然来到卫士李家骥的身边,说道:“小李,我俩去郊区。”

    “不敢,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李答说。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

    毛泽东想借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兵法“冲出”这座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看看与他同命运、共呼吸的农民。作为卫士,小李既不敢违反中南海里的规矩,又不敢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抗,怎么办?只好为难地解释道:“主席,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

    对此,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唯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沉吟片时,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还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

    毛泽东或许想得太多了,抑或是他那天生的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又感慨地说:“我见到群众,和他们唠嗑,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享受啊!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这就是毛泽东入住中南海后的真实写照。实事求是地说,他这种在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结下的鱼水之情,直到他驾鹤西去都常驻在他的心中!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养成了与战争有关的生活规律:一般人是夜间睡觉,白天工作;毛泽东却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卫士回忆道:别人的中午是他的早晨,别人的下午是他的中午,别人的晚上是他的下午,如此循环,总是跟别人差出半天。按照这种生活规律分析,毛泽东于九月三十日夜以及十月一日凌晨是没有休息的。但是,毛泽东这次彻夜未眠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是一代诗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样有意义的夜里没有写出一首千古绝唱。对此,笔者只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个通宵未眠的夜里,他依然没有化作一位浮想联翩的浪漫诗人。相反,他还是作为一代政治大家在思索过去甚至更多地在筹谋新中国的未来!历史没有留下他在这个不眠之夜的笔迹,也没有任何贴身的卫士记录下他处理过哪些国家大事。但是,笔者可以大胆地设想: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度过的最为激动的一个通宵!

    晨曦迎来了十月一日的黎明,橘色的朝暾渐渐地涂抹着菊香书屋的木窗。毛泽东虽然像往日那样又倒在了床上,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困意,从他那亢奋的表情可知,他绝不是受着那特殊的生活规律的驱使,而是为了完成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的重任所为之。因此,他的卫士曾说过:“主席躺下了,但不一定很快就睡着,再等等看。”

    太阳已经转过正南方,时针也指向下午一时,仅仅躺了几小时但不一定入睡的毛泽东终于起床了!他今天的精神分外地好,很是高兴地说道:“给我拿礼服来!”接着,他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了黄色的呢子礼服。从他的表情分析,他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说到这身黄呢子礼服,它的料子是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穿上这套礼服,更加威风凛凛、器宇轩昂。然而再仔细一看,礼服里面穿的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对此,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衣着随便,十分简朴。有时为了礼节也不得不简单修饰,但那只是外表,内里绝不改变。”毛泽东吃饭是很快的,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端起饭碗,呼呼啦啦,不到十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又朝办公室走去。就要到两点了,毛泽东起身赶到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

    这是开国大典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以及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总共进行四十多分钟,整个气氛严肃而又兴奋。交谈中,毛泽东风趣且又十分感慨地讲:“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了。我没睡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与会的代表相互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指向两时五十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毛泽东和与会的代表相继走出勤政殿,在门口登上各自的轿车,结队驶向天安门。

    那时,北京刚刚解放不久,不仅蒋介石的飞机有随时飞临古都上空的可能,而且大量潜伏的特务时常出没于群众之中。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关的负责同志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敌人在舟山群岛以南的飞机,不会在下午起飞北来,因为他们在完成轰炸北京的任务之后难以飞回基地,遂决定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时。同时,为了确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典的首都三十万群众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和罗瑞卿、李克农等开过多次会议,并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做到了万无一失。就说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路线,周恩来在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之前都亲自做了安全检查。对此,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私下称赞:“周副主席是大公安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心目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不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且也洒下了被北洋政府、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革命群众的热血。那时,他们尤其是周恩来仅仅是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呐喊。然而今天,他们却作为创建新中国的领袖登上了天安门,那种特有的自豪感是时人乃至于后人所难以理解的!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主人的到来。当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映入他眼帘的是悬挂在城楼两边的那八盏大红的宫灯,显得既威严又壮观;当他再微然翘首眺望,看见城楼重檐中间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遂又自信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是啊!世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是经过争论才得来的。对此,童小鹏作了回忆:

    对于国号,早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归隐三十八年、平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走出,相继站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毛泽东放眼望去,广场中的三十万欢庆开国大典的群众人头攒动,红旗林立,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打心底油然而生。啊!这就是新中国的象征,这就是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代表。恰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广播员通过扩音器激动地向人们报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天安门!”猝然间,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天空。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毛泽东望着这欢腾的人群,听着这发自肺腑的欢呼,他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宽大的右手,由衷地喊着“人民万岁!”……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平静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以后,紧接着又大声说道:

    “升旗!奏国歌!”

    根据大会的议程,毛泽东伸出右手,郑重地按下了升旗的电钮。与此同时,指挥家罗浪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庞大的军乐队奏响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百零八门礼炮分为两组,每组五十四门,一共放了象征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二十八年的二十八响礼炮。在这期间,从毛泽东到每一位参加国庆大典的群众的目光,都一齐投向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上海曾联松设计并经第一届政协大会通过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据史记载,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的。那天,正好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在怀仁堂的会场上展现了这面五星红旗,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是日夜,又把这面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旗杆上。由赵文瑞亲自缝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高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这二十二米高的银灰色的旗杆上。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

    “第二项议程,由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再者,由于毛泽东在十月一日宣读的公告文本与第二天刊在《人民日报》上的有所不同,为说明这其中的原委,现把刊在《人民日报》上的公告全文录在下边: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文本,没有上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当时,站在天安门上的张治中先生当即向毛泽东建议:在正式发表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希望加上全体委员的名单,对内或对外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委员的建议,请人用铅笔抄写了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贴在印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后边,亲自批了四个字:照此发表。署名毛泽东。接着,他又请人找来了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普,把贴有名单的公告交到李普的手里,十分郑重地说,“你要小心这张纸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上述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份公告发表之后,正如张治中先生所预测的那样,在国内和国外尤其是在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促进了国民党中尚在犹豫的党政官员弃暗投明。自然,也就等于推进了全国的解放!

    事后追论:毛泽东是何等的民主啊!他能获得党内党外人士一致的拥护,并被党内、党外一致推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这种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的必然!

    毛泽东在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又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句话长久地回荡在神州大地,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后人由上面这句话可知,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的标题也赫然写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在哪一天宣告成立的呢?据史记载:是在九月二十一日。这天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召开的日子,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重要讲演。就在毛泽东发言结束的时候,他带头高呼了几个口号,其中一个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天,新华社发出的电讯原文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翌日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的标题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都可以佐证九月二十一日是新中国的诞生日。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把十月一日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呢?对此,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讲:

    十月一日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法定的国庆日,是当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十月九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这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决定把十月一日定为国庆日。”毛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案,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十月一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林伯渠激动地宣布:“阅兵开始!”接着,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站在麦克风前边下达阅兵令,旋即又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将军的陪同下,乘敞篷车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因此,昔日屠杀革命群众的天安门广场,由东而西相继走过了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不同兵种的方队。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而且与人民的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他清楚在开国大典阅兵的特殊意义,事前对阅兵工作作出指示:“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受阅的部队一字排开,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在口令的指挥下,接受检阅的部队面向主席台,向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注目礼。这时的毛泽东会想起什么呢?他人无从知晓,只见他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着三军指战员挥手致意。有顷,天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毛泽东禁不住地扬起头,看着那结队飞过的战鹰,他那严肃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空军!我们一定会实现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

    阅兵结束之后,林伯渠又大声宣布:“群众游行开始!”对此,跟随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的卫士李家骥作了回忆:

    游行队伍群情激奋,热情洋溢。当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翘望,想看清楚一点,想多看几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是在后浪推前浪作用下流动的。

    这时的毛主席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对面交流一样。毛主席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毛主席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扩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每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更加热烈地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个来回,台上的毛主席和广场上的广大群众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是这些可爱的人民,昔日他们可以为自由、为民主在天安门前呐喊;而今天,他们又是如此忘情地为自己的领袖欢呼!啊,这不正好应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老话了嘛!

    是日初夜,毛泽东不顾下午的劳累,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当广场上狂欢的群众发现毛泽东以后,城楼和广场再次展现出下午游行时的激动场面。他的女儿高兴地对他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或许是十月一日太令毛泽东兴奋了,他彻夜未眠,忽而隔窗望着夜空沉思,忽而重读他读过多遍的《史记》。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笔者认为他和卫士李家骥如下的对话,正好道出了他彻夜思索的核心: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样!”

    “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毛主席颇有感慨,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说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是啊!毛泽东是在为解决脚下的问题而睡不着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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