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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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湖南，自古就是“湖广熟，天下足”的粮仓之地；另外，省会长沙又历来被兵家视为四战之地，所以，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时下的湖南，既是桂系大将白崇禧扼守广西的北大门，又是毛泽东挥师南下解放两广的必争之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成了国共两军在中南最后决战之地。
但是，毛泽东绝对不希望在自己家乡燃烧战火，糜烂桑梓。为此，他一直在巧布和平解放湖南的棋局。程潜等湖南政坛耆宿就是取胜对方的重要棋子。
对此，白崇禧作为军事家也是知情的。为此，他自撤守武汉三镇，移师长沙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程潜调离湖南。办法嘛依然是借口升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程潜混迹政坛有年，对于白崇禧的伎俩了如指掌。他一方面通过表面上为白氏所信赖，实质上却是自己的亲信向白进言：“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决心走和平道路，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他在《备忘录》中说：“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并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
毛泽东虽然已经把主要精力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了，但是有关全局的重大战役他还是要亲自下达作战命令的。因此，他经常与朱总司令站在作战地图下面，为部署向全国进军中的诸大战役呕心沥血。也就是在毛泽东收到程潜《备忘录》的当天，他又与朱总司令研究起事关全局的战役。他指着军事地图说道：
“老总，严格地说来，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还有三块尚能称得上战场的地方：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军事集团；第二块，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五马和新疆的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是西南三省，主要的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黔、滇三省的地方武装。其解决的办法，我看还是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
对此，朱德是同意的。他指着军事地图补充道：“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那就是主席称谓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而西南战场呢，只有在这两块战场解决之后才能发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相对而言却比较复杂：一是白崇禧的桂系集团实力最强，再是他的家乡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指着三湘四水深情地说：“老总，我的家乡湖南这步棋如果走得好，是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的。”
“而关键的一着棋，那就是主席的老乡长程颂公在湖南通电起义。”朱德说罢用手指着地图，“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拆除了屏障。”
“老总，你读过我们家乡父母官——程颂公写给我的《备忘录》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认为他历数反蒋、反桂的经过是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我们必须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地隔开白崇禧集团和长沙的联系，为程潜起义创造条件；二是要密告程颂公：不要沉不住气。”
毛泽东认为：要想让程潜沉住气，就必须给处于**局势中的程氏吃定心丸。为此，毛泽东当即选调原籍湖南，时任吉林省副主席的袁任远，程潜的老搭档、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的李明灏代表他南下。同时，他还给程潜回复了一封亲笔信：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在回复程潜信的同一天——七月四日，又给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发去电文：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毛泽东亲自定的上述两项重大决策，不仅是我四野高级将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纲领，同时也是程潜下一步如何动作的指南。
程潜纵观全局，知道自己无论是率部起义或是出走香港，人民解放军都会在七月向湖南进军；如若想走和平解放长沙之路，就非得把白崇禧及其桂系主力从长沙周围打发走。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一、必须使白崇禧感到非走不可；二、一定要使白崇禧走得较为放心。关于前者，他认为“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也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是蒋纪嫡系宋希濂兵团的范围，断了他退入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白崇禧率部退往衡阳、宝庆是迟早的事情”。为此，他请与中共有联系，且与白崇禧有着不错私交的唐星代他去游说白氏，请白将部队尽快撤往湘桂交界一带。
唐星，系军政两界的说客要人。据他自己说：“我同程潜很早就认识了。抗战前程在南京参谋总部任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找我去当助手，每日同室办公，事无大小都交给我。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我协助程调处蒋桂纠纷，从发起到收尾，几乎无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对我很是信任。”说到他与白崇禧的关系，他自己称“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战前，帮助他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困难时，他还周济过我。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斐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另外，他是在“同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的。对于上述背景，程潜了如指掌。因此，程潜决定请唐星代己说服，请他尽快自长沙南撤湘桂交界地区。事后，唐星作了记述：
白崇禧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
唐星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向海里跑。长沙乃四战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白崇禧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到别处也可以。”
唐星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打一仗。……”
白崇禧说：“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唐星说：“你这两三个军，经过一场决战之后，打败了，固不消说；就是打胜了，恐怕也所剩无几。以后又怎么办呢？”
白崇禧说：“不论胜败如何，我至少总还可以拖三两个师回广西去打一两年的游击吧。”
唐星说：“打了两年游击之后又怎样？”
白崇禧说：“那就只好到哪个山里唱哪个山的歌去。”
唐星认为游说白崇禧自长沙移师湘桂交界的目的已经到达，遂又向白崇禧进言：“你之所以不顾牺牲一切，要来支撑这个残局，无非是想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近我看到了毛泽东所著的《论新民主主义》，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与三民主义差不多。又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贪污，部队的纪律更好，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们。如果共产党是这样搞法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再同他合作，来共图实现三民主义呢？这是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的地方，请给我开导。”
白崇禧说：“《论新民主主义》我也看过，他们把我作为战犯，我就无法和他们合作了。”
唐星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你既和他们合作，就是朋友，是同志了，还说什么战犯不战犯呢？”
白崇禧说：“话虽如此，但你不晓得我与他人不同。反对他们最力的是我，得罪他们最多的也是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他们决不肯放松的。我除同他们拼到底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就这样，白崇禧决定于七月中旬把总部移到衡阳。
程潜心里非常清楚，即便白崇禧从长沙南迁了，他依然对自己不放心。若想让白崇禧早一天移师衡阳、宝庆一带，那就必须找一位使白氏放心的人代替自己主持湘政。为此，他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由陈明仁出山主政长沙。
陈明仁，号子良，湖南省醴陵人，与程潜是同乡。他早年投笔从戎，旋考入黄埔军校，为一期学员。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迨至抗战胜利，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后调东北，因守四平“有功”，被蒋介石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不久，在陈诚的打击下，又受撤职查办的处分。随着国民党战场节节失利，他又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等到白崇禧撤守武汉的时候，再升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从上述经历可知：陈明仁是“天子门生”，因攻守四平之役，与中共尤其是与林彪有着难以化解的恩怨。换句话说：陈明仁既不是程潜的部属，又与中共没有一点渊源，是一位白崇禧信得过的军人。
因此，当白崇禧询问何人后继程潜主政湖南的时候，唐星从旁举荐道：“据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陈子良比较适宜。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前次他在四平街指挥作战，你是知道的；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早就破坏了。据说他很听为章（刘斐）的话，现在又归你直接指挥，若推举他当主席，今后一定唯你之命是从，可以使湘桂完全打成一片。”
白崇禧说：“子良是可以的，不知颂公会不会愿意？”
唐星说：“你要能给颂公找个助手，他是早已求之不得的了。不过，不能让他离开，他这块招牌还可以利用作子良的后台，以免别人造谣说家长是让你逼走的。”
白崇禧说，“你这话也有道理，就让颂公仍然在这里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好了。”
结果，白崇禧放心地移师南下衡阳。另外，“陈明仁固然心满意足，而程潜也像丢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顿觉心情舒畅起来了”。
但是，形势是会改变人的信仰的。陈明仁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他早已断定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就连他服务多年的国民革命军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历史急转弯的非常时刻，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哪条路而费尽思量！做校长蒋介石的殉道者吗？这是作为学生的应尽的职责。然而当他再黯然自问值得吗时，他又犹豫了！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吗？姑且不论忠孝节义四字对一名军人的分量，就说当年同是蒋校长的入室弟子，而今已是毛泽东麾下的四野司令林彪能否答应？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因此，陈明仁陷入了抉择自己前途的困境中！
实出陈明仁所料的是，远在北平的毛泽东竟然料到了他的心病，通过南下的章士钊致信程潜，转达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四平顽抗的一段谈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的，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是要重用他的。”可以想象，陈明仁在听到毛泽东上述这段讲话后的心情，虽不能用云开雾散来形容，起码打消了担心共产党算旧账的心理。诚如史家所评：“陈明仁得悉中共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打消了走和平道路的顾虑，要求李君九向中共表示起义的决心。”接着，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访晤陈明仁，陈当即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深表赞同。”又说，“我过去一向**，四平街一仗更得罪了贵党。本人深为内疚，现在愿意追随程颂公起义，以挽回历史过失之一二，但我的部队不能看做是投降。”
由此可知，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他的上述谈话对促成陈明仁走上起义道路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白崇禧对陈明仁是信任的。但是，他对原湖南的部队，特别是程潜依然是不放心。因此，他通过唐星转告程潜：“这里既有子良负责，湖南的所有其他部队，可随颂公先到广西去，以免临时陷于混乱。”对此，唐星早有准备，当即说：“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照顾湘中和湘西这些广大地区。湖南地方保安部队及其他正规军，约在十万以上。这些部队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起到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必然站不住脚。至于说要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都调到广西去的话，不仅广西这个穷地方负担不起，只怕连你这些作战部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也会搞得混乱不堪。”
唐星所言击中了白崇禧的要害，并询问其解决办法。接着，唐星又向白崇禧建议：“办法是有的，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直通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到了湖南、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到贵阳会师，四川、云南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这岂不是一举而数得吗？”
唐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又说服了白崇禧免调湖南驻军南下广西。同时，他再次以程潜在湖南的特殊地位和威望为由，说动白氏暂时不要迫程南下衡阳。
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再三查点留居长沙的军政要人，发现还有一位“半肺老人”——仇鳌使他放心不下，遂决定行前亲自登门，请其南下广州等地。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于一八八六年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在这期间，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并大力进行“倒袁”、“护法”运动。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遂回到湖南在省府供职，为湘籍政坛有名的大儒。五四运动前后，他又在长沙主持有名的船山学社，传播新文化思想，在湖南是颇负盛名的学界领袖人物。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之后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刚刚入党的基层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但是，那时的共产党不仅人数少，而且也没有什么活动经费，一切都要靠党的骨干自筹解决。因此，若想办成这样一所学校，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其中，尤其是办学校的经费和校址，他们二人是无法解决的。在商谈解决的办法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他负责的船山学社。为此，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来到船山学社，请仇鳌帮忙解决。
仇鳌与何叔衡同是湘籍学界有名的人物，素有交往；说到毛泽东，仇鳌也很早就知其大名了！这时的仇鳌虽然不知毛、何二位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对他们二人提出创办学校的设想还是支持的，因为他知道毛、何二位欲要创办的学校一定是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的，故当即表示赞成。当他们一道议起办校方针的时候，毛泽东讲：“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助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其发展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
仇鳌听后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接着，仇鳌亲笔题写了校名，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件。为了办好湖南自修大学，仇鳌决定把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四百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经协商，仇鳌被推举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湖南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搬进了船山学社居住。自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仇鳌朝夕相伴，结下了很深的忘年友谊。
如史记述：“仇鳌担任校长只不过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的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对此，仇鳌这位热心的主人不仅经常为大家弄宵夜吃，而且还与这些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青年纵论天下大事。使毛泽东最为感动的是仇鳌先生的夫人，由于她出身农家，贤淑好客，对毛泽东等人总是热情招待。她请毛泽东“喝的茶是汨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种茶咸甜香辣，去湿解乏，舒胃提神，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能喝五六碗。喝的酒是仇鳌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谷酒醇正清香，绵厚柔和，不上头，不伤胃。毛泽东虽不好酒，但每次也能喝一两小杯”。当时，毛泽东曾对仇鳌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义的话：“你们汨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汨罗的谷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个名字。古代有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酒就叫‘汨罗春’蛮合适。”
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则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不满。随着仇鳌与赵恒惕矛盾的激化，仇鳌于一九二二年底愤然辞职，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全部移交毛泽东等人。越年，仇鳌赴欧美考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段生活是终生难忘的，对仇鳌先生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则更是铭记在心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满怀感激之情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多介绍。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有的恐怕还不知道吧……”
仇鳌归国之后，依然从事进步事业，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遂辞谢一切聘金和公费，寓居家中静观待变。后肺病严重，在家静养，遂又得了一个“半肺老人”的称谓。大军渡江前后，毛泽东等曾托地下党的同志代去对仇鳌老人的问候，希望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新中国的诞生再出一把力。从此，仇鳌老人再次焕发了青春，经常邀集社会人士座谈“认清形势，保卫湖南”这一类的问题，“使原来意见分歧无所适从的人们，认识上渐趋一致，即属头脑比较顽固的人，经过多次座谈，态度也有所转变，对于后来的和平运动，直接间接地起到不少促进作用”。就说像程潜、唐生智等湖南政坛耆宿，也或多或少受到仇鳌的影响。据史记载：当白崇禧撤守武汉、移兵长沙期间，他“以故旧兼长辈的身份，劝他（白崇禧）脱蒋独立，未能成功，后又劝他宣告引退，使湖广人民免遭兵羹，亦未被采纳。仇鳌便与白决绝，全力襄助程潜高举起义大旗，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或许仇鳌已是“半肺老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或许他的社会威望甚高，历来政敌不敢轻易对他下手。总之，他的一切正义举动均不背人行事。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决定提着重礼登门看望“半肺老人”仇鳌。一见面，白崇禧双手把一篮礼品放在桌上，执晚辈礼，客气地说道：“亦山先生一向身体欠佳，后生送上一些补品不成敬意，但可略表心意。”
仇鳌当然知道白崇禧造访的目的，因此，淡然地却话中有音地说道：“我一生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因为几千年的历史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
白崇禧一听顿感不是滋味，他强压心中猝起的怒火，依然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亦山先生所言不差，只是我嘛……”
“也不会例外！”仇鳌断然地说罢看了看白崇禧那不自然的表情，复又说道，“健生，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好！那我就直言。”白崇禧操着求教的口吻问道，“亦山先生是湘籍大儒，又是一方名士，在您看来，程颂公和陈明仁谁主湘政更合适一些呢？”
仇鳌一听是在打探虚实，因为所问之事早已有了结论。因此，他认为这是受到了白崇禧的侮辱，故十分高傲地直言：“你还是在转弯子嘛！让我替你说吧：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在你们看来，还有通共的嫌疑，这主湘的第一把交椅不要再坐了，最好让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
“这……还瞒得过先生？”白崇禧讪然地说道。
“另外，为了怕我碍你们的事，还劝我离开长沙。”
“对！”白崇禧把脸一拉，“共军大部队就要南下，长沙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年高，尚居危城，令人放心不下。”
仇鳌知道白崇禧“先礼”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后兵”了，遂一言不发，任凭白崇禧说些什么。
“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正如先生所言，请您南下赴粤，另就高职，以防不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请问：我区区一半肺之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我深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故旧之谊，但时下为国共两党争天下，先生乃为我党元老，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一听白崇禧拿所谓主义、气节来教训自己，故猝发无名之火，遂无比愤慨地说：“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三行！”
“你……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而无憾！”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说句家乡话吧，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打圆坟了！”
白祟禧气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他颤抖着说了一声“再见！”大步走了出去。
仇鳌转身看见桌上那篮礼品，他真想拿着它追出去，把它砸在白崇禧的身上。但是，当他欲要迈步之时，忽然觉得全身竟然都是冷汗，遂缓缓走到藤椅上坐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润之，快些下令大军南进吧！……”
七
正当程潜、仇鳌以及陈明仁等湘籍军政要员预谋长沙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已经电令四野及相关的部队向南进军，而且也逐步完成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为相继歼灭中南地区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作出部署。
是年七月初，正当我第四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的时候，宋希濂为巩固鄂西长江沿线的防御，趁我渡江大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向我当阳、荆门袭扰，并以一部前出远安抢运存粮，妄图把我四野数十万大军困于被大水淹没的湖泽之地。我四野首长针对这一突发的战役，认为宋希濂在西线发起进攻的同时，白崇禧的主力有可能在东线湘赣边采取行动。遂决定在西线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在东线组织湘赣战役，在歼灭宋、白两部主力之后再乘胜南进。并把这一战略构想报中央军委批准。
毛泽东收到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的报告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军事实力的对比，认为果能得手，完全有取胜于敌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在东、西两线取得胜利之后，我军可从两翼迅速插入敌后，截断桂系退入广西的后路，为与白崇禧军事集团决战创造了先机。另外，由于我军在湘西、湘东取胜，也可促使占据湘中、长沙一带的程潜所部以及陈明仁兵团早下决心起义。为此，他立断批准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并作出如下明确的兵力部署：在西线，以第十三兵团三个军附属第十四兵团第三十九军及湖北军区一部发起宜沙战役，以期围歼宋（希濂）部主力于宜昌、沙市地区；在东线，以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四兵团共九个军，在野战军首长林彪等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湘赣战役，求得在万载、宜春等地区围歼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主力。
我四野首长接到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命令我第十三兵团于七月六日对西线宜昌、沙市之敌发起进攻。九日，我第四十七军一部，在当阳东北与敌军遭遇，敌发现我主力向其两翼包抄，宋希濂遂于十日下令全线收缩，避我决战，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致使我军未能实现歼灭宋部主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东线我军于七月八日发起湘赣战役。我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奔袭奉新、高安，诱敌增援，但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闻风先期逃跑，使我奔袭扑空。接着，我野战军首长命令第十二、第四兵团分别由湖北通城、江西新干加速向萍乡地区迂回，求得在浏阳、醴陵以东地区合围歼敌。白崇禧察觉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当即下令所属部队全线星夜撤退至攸县、茶陵地区，逃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也就是在这时，唐星代表程潜游说白崇禧，劝其移师衡阳。白被迫把长沙交给陈明仁，率部逃到衡阳、宝庆地区，准备在衡、宝地区与我四野主力决战。这就是军史上称为的“衡宝战役”。
宜沙和湘赣两战役，是我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组织的第一次战役，但都未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对此，毛泽东给予极大的关注。查其原因：主要是对白崇禧善用的战略、战术不熟悉，对他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通常情况下的诱歼敌军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仅对白氏所部难以奏效，而且容易使敌得以迅速逃脱。另外，我四野主力多为北方人，不熟悉水网稻田和山地作战的特点；加之时至盛夏，蚊虫肆虐，病员增多，严重影响了作战力。为此，毛泽东要求四野尽快配发蚊帐、雨具，以及有关的药品，并作出适当休整的指示。
毛泽东通过东线湘赣战役的“火力侦察”，遂得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特点，遂通盘研究了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广东的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战略。为此，他于七月十六日下达了《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
首先，分析了广东余汉谋部的军事实力，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因此，我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接着，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要求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衡阳）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退湘南。
再其次，明确指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自然清楚如要歼灭如此机灵、善战的白匪，就必须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为此，他对四野所部作指示：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阳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
为了完成我军对白崇禧集团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部署，毛泽东又对各部的行军路线作了明确的规定：“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对于“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毛泽东发出《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之后，依然有言犹未尽，或曰还不够完善之感。尤其当他再想到四大野战军在未来解放全中国，以及治理新中国的不同任务，他又于翌日——七月十七日下达了《对歼灭白崇禧部的补充意见》。他的这些补充意见，一是“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再是“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他电示“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所部“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安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关于四野所部的兵力部署：“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毛泽东认为上述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是“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
事后追论：华南、西南、西北等三大战场的决战，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上述部署进行的。值得重书一笔的是：在此后几个月内敌我双方交战的胜负表，以及时间表，也都是按照毛泽东预测进行的。这足以看出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纵览全局的超出常人的天赋！
毛泽东在作出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战略部署的前夕，他还在思考如何借用兵临城下的大势，促使留守长沙的陈明仁所部以及程潜所部尽快起义。为此，他于七月十日下达电令《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
（一）据报白崇禧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经攸、茶、酃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荼、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上之陈明仁、鲁道源两部必将迅速后撤。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我军向长沙、湘潭一线推进部署的前夕，就想到了此举将会对准备和平起义的程潜、陈明仁等的影响，遂先于一天——七月九日，亲自电令湖南省工委：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为了继续稳住程潜、陈明仁等及其所部，毛泽东在下达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后，又于七月十八日电告四野林彪、邓子恢等：“如果属实，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同日，当他获悉与程潜谈判情况的报告后，他又立即电告林彪等四野首长：“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通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同时，对有关和平谈判等问题还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消灭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仅仅是第一步，而接管并治理两湖、两广以及江西等省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一边组织实施消灭桂系等军事集团的战役，一边还要选调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尤其是主政江南五省的帅才，待命南下。世人皆知：湘、鄂、赣三省是红军时代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造就了大批我党、我军的中高级干部。因此，在这三省解放后的干部配备上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随着白崇禧、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消灭，由谁出掌未来两广的军政大权呢？毛泽东早就选定了叶剑英。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广东是久负盛名的。因此，毛泽东在进驻北平之后，就预先给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打了招呼：你要准备南下接管中南的工作。从那时起，叶剑英就一边当好北平市长，一边为南下筹募各条战线上的人才。如前所述，他就曾动员许涤新随他回广州。随着向中南进军的形势发展，是到了中共中央正式免去叶剑英北平市市长的时候了。为此，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管理广东、广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内部决定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正当毛泽东想和叶剑英吹吹风的时候，还是北平市长的叶剑英陪着周恩来到了香山，请毛泽东搬家。
那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住在中南海，积极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而毛泽东呢，却依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边指挥向全国进军，一边为新中国绘制内政、外交的蓝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请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居住，但是，每次都被毛泽东以不去住皇帝住过的地方为由拒绝了。最后，周恩来想到了叶剑英，请他以北平市长的身份说服毛泽东搬家。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主席，剑英同志来香山，是想汇报一下中央机关搬家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有点不高兴，漠然地说道：“好，你们先说。”
“主席，”叶剑英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遂又说道，“根据工作的需要，准备请您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工作。”
“剑英啊，”毛泽东断然地说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不喜欢住中南海！”
“主席，我们的想法……”
“这我不管！”毛泽东打断了叶剑英的话，“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到中南海，非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呢？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叶剑英与毛泽东共事近二十年了，深知毛泽东作出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更改的。为此，他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设想，剑英同志今天来，也是征求主席的意见。”周恩来看了一眼毛泽东的表情，“一句话，不是定案，还可以商量。”
“恩来，”毛泽东口气愈加坚决，“我也再次表明态度：这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红墙内，与群众隔离开呢？恩来，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周恩来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叶剑英急忙接过话茬，操着坚定的语气说道：“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群贤毕至中南海，一道商讨成立新中国的大事，没有主席参加怎么行呢？就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吧，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主席住在香山，这又怎么行呢？”
毛泽东被说得蹙起了眉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这时，周恩来又趁热打铁地补充道：“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方便会议的召开，而且也可以听取党外朋友更多的意见。”
“主席，”叶剑英又赶忙说道，“您可以先搬进中南海住一段，等新中国成立了，如果主席不习惯，再作研究好不好？”
就这样，叶剑英在周恩来的配合下把毛泽东说服了。但是，毛泽东完全搬进中南海居住，那是到了八月底九月初的事了。
周恩来离去之后，毛泽东遂又按照他谈话的习惯与叶剑英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剑英啊！我每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你。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是我请你当的先锋，你不怕困难，终于在茫茫的八百里草地中走出了一条生路；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不错，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这都是在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当做的事情。”叶剑英实事求是地说。
“那也不容易啊！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和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呢？我又想起了你。”
“广东是生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否则，你不仅无脸见广东父老，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哟！”
接着，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讲起了当年与孙中山先生一道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也讲起了孙中山先生为了申明自己的革命志向，为他的弟子们立下了遗嘱。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道：“如果把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做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肖子孙的言行，在他谢世后的二十四年中，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所以，他们全都失败了。”叶剑英也有些沉重地说道。
“这些年来，我经常想，纵观孙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为了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结果，落得个‘余致力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继续努力嘛！”
“你也是继续努力的一分子嘛！”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复又吐向空中，有些沉重地说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事情真可谓是千头万绪！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是要实现中山先生提出的那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我想，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
至此，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在和他谈工作，遂深沉地点了点头。
“有什么困难吗？”
“主席，华南地区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泽东想了想，接着叶剑英的话茬说道，“‘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股清泉嘛！”他说罢开怀而笑。
“我懂了！我懂了……”叶剑英也跟着毛泽东笑了起来。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一、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二、二十八年来，我们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和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关键的问题是，你要记住我们党的教训，要搞五湖四海。”
毛泽东在部署上述解放与接管华南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仍然在解决因胜利而引起的内政和外交问题。说到内政，当时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商讨有关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再是由于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三日下令封锁我沿海诸港口，在大中城市中正在酝酿新的经济危机。前者，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实施，毛泽东比较放心，后者，由于事关国计民生，虽说毛泽东已经授权陈云负责处理，但有些经济问题却必须用非经济手段解决时，就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协调，甚至是要下达命令了！请看当年上海展开的反封锁斗争：
蒋介石下达实行海上封锁的命令之后，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就完全被切断了！如史记载：“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五家发展到一百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结果正如陈毅市长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为此，毛泽东电示总前委及有关同志：
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的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上海各级军政人员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在陈毅市长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反封锁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向全市人民公布，进行最为广泛的大动员，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由于敌人采用军事手段封锁沿海港口，使得原本基础就十分脆弱的上海工商业，面临日益加重的困难。“原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停工歇业的面达百分之二十，并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最为重要的是，城市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各种社会问题与日俱增，新生的人民政权再次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考验！为此，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调邓小平来北平，向中央作出报告，经中央讨论作出决定：由陈云全权解决。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为解决上海问题发去了带有纲领性的指示：
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华东局立即作出相应的部署，并对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应当说，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不仅加速了上海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所有新解放的大中城市都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就连我国在解决三年困难时期的做法，也与这一指导性的方针有着内在的联系。
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问题，主要还是与苏联、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前者，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已经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商讨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的关系，时下已经得到斯大林的确认：新中国一经成立，苏联立即宣布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更坚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而后者，也就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一直使毛泽东大伤脑筋！
毛泽东是非常精通中国传统的治国之术的。说到国与国的关系，其基石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和安全。为了国家的尊严，它需要遵守“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那就是蔺相如使秦之道；为了国家的安全，它必须巧妙地运用“远交近攻”、“近交远攻”或“以夷治夷”的原则，自然这是要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定的。在毛泽东看来，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就是美国运用的以中国还治苏联的政策。一旦美国感到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不能成为还治苏联的砝码，或寻找到了能抑制新中国的政治力量，那么美国就会主动放弃利用新中国，甚至把新中国当做敌人看待。所以，他对司徒雷登的一切外交行为是抱有戒心的，或者说是采用等等看看、敌变我也变的外交方略。
恰在这其间，针对美国政府想借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一个州的事件，毛泽东采用“礼尚往来”的外交策略相对，除通电表示坚决反对外，并公开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特务集团，向全世界揭露所谓美国的特务外交。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国务卿艾奇逊于七月一日正式电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对此，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为了提高全民族的自信心，不仅借庆祝党的生日，于七月一日在北平组织三万人的盛大集会，而且还借纪念七月七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十二周年，与二十二个党派团体代表共同签署发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并亲笔在宣言上加写了一段文字：
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事有凑巧，上海几十万军民于七月六日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察干涉，引起群众公愤。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犯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终于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了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在外国人看来：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上海人民看后拍手称快：“过去美国吉普轧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
毛泽东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声赞扬陈毅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国人的威风。
不久，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蒋介石近期出访菲律宾。”
毛泽东沉吟片时，说道：“蒋介石还是十分聪明的嘛！”
……（未完待续）
六
湖南，自古就是“湖广熟，天下足”的粮仓之地；另外，省会长沙又历来被兵家视为四战之地，所以，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时下的湖南，既是桂系大将白崇禧扼守广西的北大门，又是毛泽东挥师南下解放两广的必争之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成了国共两军在中南最后决战之地。
但是，毛泽东绝对不希望在自己家乡燃烧战火，糜烂桑梓。为此，他一直在巧布和平解放湖南的棋局。程潜等湖南政坛耆宿就是取胜对方的重要棋子。
对此，白崇禧作为军事家也是知情的。为此，他自撤守武汉三镇，移师长沙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程潜调离湖南。办法嘛依然是借口升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程潜混迹政坛有年，对于白崇禧的伎俩了如指掌。他一方面通过表面上为白氏所信赖，实质上却是自己的亲信向白进言：“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决心走和平道路，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他在《备忘录》中说：“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并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
毛泽东虽然已经把主要精力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了，但是有关全局的重大战役他还是要亲自下达作战命令的。因此，他经常与朱总司令站在作战地图下面，为部署向全国进军中的诸大战役呕心沥血。也就是在毛泽东收到程潜《备忘录》的当天，他又与朱总司令研究起事关全局的战役。他指着军事地图说道：
“老总，严格地说来，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还有三块尚能称得上战场的地方：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军事集团；第二块，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五马和新疆的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是西南三省，主要的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黔、滇三省的地方武装。其解决的办法，我看还是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
对此，朱德是同意的。他指着军事地图补充道：“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那就是主席称谓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而西南战场呢，只有在这两块战场解决之后才能发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相对而言却比较复杂：一是白崇禧的桂系集团实力最强，再是他的家乡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指着三湘四水深情地说：“老总，我的家乡湖南这步棋如果走得好，是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的。”
“而关键的一着棋，那就是主席的老乡长程颂公在湖南通电起义。”朱德说罢用手指着地图，“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拆除了屏障。”
“老总，你读过我们家乡父母官——程颂公写给我的《备忘录》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认为他历数反蒋、反桂的经过是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我们必须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地隔开白崇禧集团和长沙的联系，为程潜起义创造条件；二是要密告程颂公：不要沉不住气。”
毛泽东认为：要想让程潜沉住气，就必须给处于**局势中的程氏吃定心丸。为此，毛泽东当即选调原籍湖南，时任吉林省副主席的袁任远，程潜的老搭档、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的李明灏代表他南下。同时，他还给程潜回复了一封亲笔信：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在回复程潜信的同一天——七月四日，又给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发去电文：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毛泽东亲自定的上述两项重大决策，不仅是我四野高级将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纲领，同时也是程潜下一步如何动作的指南。
程潜纵观全局，知道自己无论是率部起义或是出走香港，人民解放军都会在七月向湖南进军；如若想走和平解放长沙之路，就非得把白崇禧及其桂系主力从长沙周围打发走。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一、必须使白崇禧感到非走不可；二、一定要使白崇禧走得较为放心。关于前者，他认为“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也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是蒋纪嫡系宋希濂兵团的范围，断了他退入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白崇禧率部退往衡阳、宝庆是迟早的事情”。为此，他请与中共有联系，且与白崇禧有着不错私交的唐星代他去游说白氏，请白将部队尽快撤往湘桂交界一带。
唐星，系军政两界的说客要人。据他自己说：“我同程潜很早就认识了。抗战前程在南京参谋总部任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找我去当助手，每日同室办公，事无大小都交给我。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我协助程调处蒋桂纠纷，从发起到收尾，几乎无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对我很是信任。”说到他与白崇禧的关系，他自己称“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战前，帮助他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困难时，他还周济过我。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斐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另外，他是在“同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的。对于上述背景，程潜了如指掌。因此，程潜决定请唐星代己说服，请他尽快自长沙南撤湘桂交界地区。事后，唐星作了记述：
白崇禧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
唐星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向海里跑。长沙乃四战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白崇禧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到别处也可以。”
唐星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打一仗。……”
白崇禧说：“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唐星说：“你这两三个军，经过一场决战之后，打败了，固不消说；就是打胜了，恐怕也所剩无几。以后又怎么办呢？”
白崇禧说：“不论胜败如何，我至少总还可以拖三两个师回广西去打一两年的游击吧。”
唐星说：“打了两年游击之后又怎样？”
白崇禧说：“那就只好到哪个山里唱哪个山的歌去。”
唐星认为游说白崇禧自长沙移师湘桂交界的目的已经到达，遂又向白崇禧进言：“你之所以不顾牺牲一切，要来支撑这个残局，无非是想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近我看到了毛泽东所著的《论新民主主义》，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与三民主义差不多。又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贪污，部队的纪律更好，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们。如果共产党是这样搞法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再同他合作，来共图实现三民主义呢？这是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的地方，请给我开导。”
白崇禧说：“《论新民主主义》我也看过，他们把我作为战犯，我就无法和他们合作了。”
唐星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你既和他们合作，就是朋友，是同志了，还说什么战犯不战犯呢？”
白崇禧说：“话虽如此，但你不晓得我与他人不同。反对他们最力的是我，得罪他们最多的也是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他们决不肯放松的。我除同他们拼到底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就这样，白崇禧决定于七月中旬把总部移到衡阳。
程潜心里非常清楚，即便白崇禧从长沙南迁了，他依然对自己不放心。若想让白崇禧早一天移师衡阳、宝庆一带，那就必须找一位使白氏放心的人代替自己主持湘政。为此，他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由陈明仁出山主政长沙。
陈明仁，号子良，湖南省醴陵人，与程潜是同乡。他早年投笔从戎，旋考入黄埔军校，为一期学员。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迨至抗战胜利，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后调东北，因守四平“有功”，被蒋介石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不久，在陈诚的打击下，又受撤职查办的处分。随着国民党战场节节失利，他又被任命为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等到白崇禧撤守武汉的时候，再升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从上述经历可知：陈明仁是“天子门生”，因攻守四平之役，与中共尤其是与林彪有着难以化解的恩怨。换句话说：陈明仁既不是程潜的部属，又与中共没有一点渊源，是一位白崇禧信得过的军人。
因此，当白崇禧询问何人后继程潜主政湖南的时候，唐星从旁举荐道：“据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陈子良比较适宜。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前次他在四平街指挥作战，你是知道的；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早就破坏了。据说他很听为章（刘斐）的话，现在又归你直接指挥，若推举他当主席，今后一定唯你之命是从，可以使湘桂完全打成一片。”
白崇禧说：“子良是可以的，不知颂公会不会愿意？”
唐星说：“你要能给颂公找个助手，他是早已求之不得的了。不过，不能让他离开，他这块招牌还可以利用作子良的后台，以免别人造谣说家长是让你逼走的。”
白崇禧说，“你这话也有道理，就让颂公仍然在这里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好了。”
结果，白崇禧放心地移师南下衡阳。另外，“陈明仁固然心满意足，而程潜也像丢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顿觉心情舒畅起来了”。
但是，形势是会改变人的信仰的。陈明仁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他早已断定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就连他服务多年的国民革命军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历史急转弯的非常时刻，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哪条路而费尽思量！做校长蒋介石的殉道者吗？这是作为学生的应尽的职责。然而当他再黯然自问值得吗时，他又犹豫了！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吗？姑且不论忠孝节义四字对一名军人的分量，就说当年同是蒋校长的入室弟子，而今已是毛泽东麾下的四野司令林彪能否答应？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因此，陈明仁陷入了抉择自己前途的困境中！
实出陈明仁所料的是，远在北平的毛泽东竟然料到了他的心病，通过南下的章士钊致信程潜，转达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四平顽抗的一段谈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的，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是要重用他的。”可以想象，陈明仁在听到毛泽东上述这段讲话后的心情，虽不能用云开雾散来形容，起码打消了担心共产党算旧账的心理。诚如史家所评：“陈明仁得悉中共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打消了走和平道路的顾虑，要求李君九向中共表示起义的决心。”接着，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访晤陈明仁，陈当即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深表赞同。”又说，“我过去一向**，四平街一仗更得罪了贵党。本人深为内疚，现在愿意追随程颂公起义，以挽回历史过失之一二，但我的部队不能看做是投降。”
由此可知，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他的上述谈话对促成陈明仁走上起义道路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白崇禧对陈明仁是信任的。但是，他对原湖南的部队，特别是程潜依然是不放心。因此，他通过唐星转告程潜：“这里既有子良负责，湖南的所有其他部队，可随颂公先到广西去，以免临时陷于混乱。”对此，唐星早有准备，当即说：“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照顾湘中和湘西这些广大地区。湖南地方保安部队及其他正规军，约在十万以上。这些部队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起到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必然站不住脚。至于说要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都调到广西去的话，不仅广西这个穷地方负担不起，只怕连你这些作战部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也会搞得混乱不堪。”
唐星所言击中了白崇禧的要害，并询问其解决办法。接着，唐星又向白崇禧建议：“办法是有的，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直通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到了湖南、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到贵阳会师，四川、云南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这岂不是一举而数得吗？”
唐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又说服了白崇禧免调湖南驻军南下广西。同时，他再次以程潜在湖南的特殊地位和威望为由，说动白氏暂时不要迫程南下衡阳。
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再三查点留居长沙的军政要人，发现还有一位“半肺老人”——仇鳌使他放心不下，遂决定行前亲自登门，请其南下广州等地。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于一八八六年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在这期间，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并大力进行“倒袁”、“护法”运动。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遂回到湖南在省府供职，为湘籍政坛有名的大儒。五四运动前后，他又在长沙主持有名的船山学社，传播新文化思想，在湖南是颇负盛名的学界领袖人物。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之后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刚刚入党的基层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但是，那时的共产党不仅人数少，而且也没有什么活动经费，一切都要靠党的骨干自筹解决。因此，若想办成这样一所学校，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其中，尤其是办学校的经费和校址，他们二人是无法解决的。在商谈解决的办法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他负责的船山学社。为此，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来到船山学社，请仇鳌帮忙解决。
仇鳌与何叔衡同是湘籍学界有名的人物，素有交往；说到毛泽东，仇鳌也很早就知其大名了！这时的仇鳌虽然不知毛、何二位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对他们二人提出创办学校的设想还是支持的，因为他知道毛、何二位欲要创办的学校一定是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的，故当即表示赞成。当他们一道议起办校方针的时候，毛泽东讲：“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助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其发展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
仇鳌听后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接着，仇鳌亲笔题写了校名，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件。为了办好湖南自修大学，仇鳌决定把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四百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经协商，仇鳌被推举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湖南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搬进了船山学社居住。自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仇鳌朝夕相伴，结下了很深的忘年友谊。
如史记述：“仇鳌担任校长只不过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的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对此，仇鳌这位热心的主人不仅经常为大家弄宵夜吃，而且还与这些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青年纵论天下大事。使毛泽东最为感动的是仇鳌先生的夫人，由于她出身农家，贤淑好客，对毛泽东等人总是热情招待。她请毛泽东“喝的茶是汨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种茶咸甜香辣，去湿解乏，舒胃提神，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能喝五六碗。喝的酒是仇鳌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谷酒醇正清香，绵厚柔和，不上头，不伤胃。毛泽东虽不好酒，但每次也能喝一两小杯”。当时，毛泽东曾对仇鳌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义的话：“你们汨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汨罗的谷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个名字。古代有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酒就叫‘汨罗春’蛮合适。”
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则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不满。随着仇鳌与赵恒惕矛盾的激化，仇鳌于一九二二年底愤然辞职，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全部移交毛泽东等人。越年，仇鳌赴欧美考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段生活是终生难忘的，对仇鳌先生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则更是铭记在心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满怀感激之情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多介绍。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有的恐怕还不知道吧……”
仇鳌归国之后，依然从事进步事业，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遂辞谢一切聘金和公费，寓居家中静观待变。后肺病严重，在家静养，遂又得了一个“半肺老人”的称谓。大军渡江前后，毛泽东等曾托地下党的同志代去对仇鳌老人的问候，希望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为新中国的诞生再出一把力。从此，仇鳌老人再次焕发了青春，经常邀集社会人士座谈“认清形势，保卫湖南”这一类的问题，“使原来意见分歧无所适从的人们，认识上渐趋一致，即属头脑比较顽固的人，经过多次座谈，态度也有所转变，对于后来的和平运动，直接间接地起到不少促进作用”。就说像程潜、唐生智等湖南政坛耆宿，也或多或少受到仇鳌的影响。据史记载：当白崇禧撤守武汉、移兵长沙期间，他“以故旧兼长辈的身份，劝他（白崇禧）脱蒋独立，未能成功，后又劝他宣告引退，使湖广人民免遭兵羹，亦未被采纳。仇鳌便与白决绝，全力襄助程潜高举起义大旗，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或许仇鳌已是“半肺老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或许他的社会威望甚高，历来政敌不敢轻易对他下手。总之，他的一切正义举动均不背人行事。白崇禧就要移师衡阳了，他决定提着重礼登门看望“半肺老人”仇鳌。一见面，白崇禧双手把一篮礼品放在桌上，执晚辈礼，客气地说道：“亦山先生一向身体欠佳，后生送上一些补品不成敬意，但可略表心意。”
仇鳌当然知道白崇禧造访的目的，因此，淡然地却话中有音地说道：“我一生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因为几千年的历史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
白崇禧一听顿感不是滋味，他强压心中猝起的怒火，依然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亦山先生所言不差，只是我嘛……”
“也不会例外！”仇鳌断然地说罢看了看白崇禧那不自然的表情，复又说道，“健生，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好！那我就直言。”白崇禧操着求教的口吻问道，“亦山先生是湘籍大儒，又是一方名士，在您看来，程颂公和陈明仁谁主湘政更合适一些呢？”
仇鳌一听是在打探虚实，因为所问之事早已有了结论。因此，他认为这是受到了白崇禧的侮辱，故十分高傲地直言：“你还是在转弯子嘛！让我替你说吧：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在你们看来，还有通共的嫌疑，这主湘的第一把交椅不要再坐了，最好让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
“这……还瞒得过先生？”白崇禧讪然地说道。
“另外，为了怕我碍你们的事，还劝我离开长沙。”
“对！”白崇禧把脸一拉，“共军大部队就要南下，长沙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年高，尚居危城，令人放心不下。”
仇鳌知道白崇禧“先礼”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后兵”了，遂一言不发，任凭白崇禧说些什么。
“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正如先生所言，请您南下赴粤，另就高职，以防不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请问：我区区一半肺之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我深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有故旧之谊，但时下为国共两党争天下，先生乃为我党元老，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一听白崇禧拿所谓主义、气节来教训自己，故猝发无名之火，遂无比愤慨地说：“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三行！”
“你……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而无憾！”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说句家乡话吧，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打圆坟了！”
白祟禧气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他颤抖着说了一声“再见！”大步走了出去。
仇鳌转身看见桌上那篮礼品，他真想拿着它追出去，把它砸在白崇禧的身上。但是，当他欲要迈步之时，忽然觉得全身竟然都是冷汗，遂缓缓走到藤椅上坐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润之，快些下令大军南进吧！……”
七
正当程潜、仇鳌以及陈明仁等湘籍军政要员预谋长沙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已经电令四野及相关的部队向南进军，而且也逐步完成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为相继歼灭中南地区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作出部署。
是年七月初，正当我第四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的时候，宋希濂为巩固鄂西长江沿线的防御，趁我渡江大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向我当阳、荆门袭扰，并以一部前出远安抢运存粮，妄图把我四野数十万大军困于被大水淹没的湖泽之地。我四野首长针对这一突发的战役，认为宋希濂在西线发起进攻的同时，白崇禧的主力有可能在东线湘赣边采取行动。遂决定在西线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在东线组织湘赣战役，在歼灭宋、白两部主力之后再乘胜南进。并把这一战略构想报中央军委批准。
毛泽东收到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的报告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军事实力的对比，认为果能得手，完全有取胜于敌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在东、西两线取得胜利之后，我军可从两翼迅速插入敌后，截断桂系退入广西的后路，为与白崇禧军事集团决战创造了先机。另外，由于我军在湘西、湘东取胜，也可促使占据湘中、长沙一带的程潜所部以及陈明仁兵团早下决心起义。为此，他立断批准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并作出如下明确的兵力部署：在西线，以第十三兵团三个军附属第十四兵团第三十九军及湖北军区一部发起宜沙战役，以期围歼宋（希濂）部主力于宜昌、沙市地区；在东线，以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四兵团共九个军，在野战军首长林彪等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湘赣战役，求得在万载、宜春等地区围歼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主力。
我四野首长接到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命令我第十三兵团于七月六日对西线宜昌、沙市之敌发起进攻。九日，我第四十七军一部，在当阳东北与敌军遭遇，敌发现我主力向其两翼包抄，宋希濂遂于十日下令全线收缩，避我决战，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致使我军未能实现歼灭宋部主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东线我军于七月八日发起湘赣战役。我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奔袭奉新、高安，诱敌增援，但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闻风先期逃跑，使我奔袭扑空。接着，我野战军首长命令第十二、第四兵团分别由湖北通城、江西新干加速向萍乡地区迂回，求得在浏阳、醴陵以东地区合围歼敌。白崇禧察觉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当即下令所属部队全线星夜撤退至攸县、茶陵地区，逃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也就是在这时，唐星代表程潜游说白崇禧，劝其移师衡阳。白被迫把长沙交给陈明仁，率部逃到衡阳、宝庆地区，准备在衡、宝地区与我四野主力决战。这就是军史上称为的“衡宝战役”。
宜沙和湘赣两战役，是我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组织的第一次战役，但都未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对此，毛泽东给予极大的关注。查其原因：主要是对白崇禧善用的战略、战术不熟悉，对他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通常情况下的诱歼敌军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仅对白氏所部难以奏效，而且容易使敌得以迅速逃脱。另外，我四野主力多为北方人，不熟悉水网稻田和山地作战的特点；加之时至盛夏，蚊虫肆虐，病员增多，严重影响了作战力。为此，毛泽东要求四野尽快配发蚊帐、雨具，以及有关的药品，并作出适当休整的指示。
毛泽东通过东线湘赣战役的“火力侦察”，遂得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特点，遂通盘研究了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广东的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战略。为此，他于七月十六日下达了《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
首先，分析了广东余汉谋部的军事实力，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因此，我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接着，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要求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衡阳）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退湘南。
再其次，明确指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自然清楚如要歼灭如此机灵、善战的白匪，就必须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为此，他对四野所部作指示：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阳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
为了完成我军对白崇禧集团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部署，毛泽东又对各部的行军路线作了明确的规定：“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对于“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毛泽东发出《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之后，依然有言犹未尽，或曰还不够完善之感。尤其当他再想到四大野战军在未来解放全中国，以及治理新中国的不同任务，他又于翌日——七月十七日下达了《对歼灭白崇禧部的补充意见》。他的这些补充意见，一是“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再是“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他电示“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所部“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安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关于四野所部的兵力部署：“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毛泽东认为上述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是“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
事后追论：华南、西南、西北等三大战场的决战，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上述部署进行的。值得重书一笔的是：在此后几个月内敌我双方交战的胜负表，以及时间表，也都是按照毛泽东预测进行的。这足以看出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纵览全局的超出常人的天赋！
毛泽东在作出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战略部署的前夕，他还在思考如何借用兵临城下的大势，促使留守长沙的陈明仁所部以及程潜所部尽快起义。为此，他于七月十日下达电令《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
（一）据报白崇禧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经攸、茶、酃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荼、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上之陈明仁、鲁道源两部必将迅速后撤。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我军向长沙、湘潭一线推进部署的前夕，就想到了此举将会对准备和平起义的程潜、陈明仁等的影响，遂先于一天——七月九日，亲自电令湖南省工委：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为了继续稳住程潜、陈明仁等及其所部，毛泽东在下达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后，又于七月十八日电告四野林彪、邓子恢等：“如果属实，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同日，当他获悉与程潜谈判情况的报告后，他又立即电告林彪等四野首长：“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通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同时，对有关和平谈判等问题还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消灭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仅仅是第一步，而接管并治理两湖、两广以及江西等省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一边组织实施消灭桂系等军事集团的战役，一边还要选调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尤其是主政江南五省的帅才，待命南下。世人皆知：湘、鄂、赣三省是红军时代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造就了大批我党、我军的中高级干部。因此，在这三省解放后的干部配备上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随着白崇禧、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消灭，由谁出掌未来两广的军政大权呢？毛泽东早就选定了叶剑英。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广东是久负盛名的。因此，毛泽东在进驻北平之后，就预先给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打了招呼：你要准备南下接管中南的工作。从那时起，叶剑英就一边当好北平市长，一边为南下筹募各条战线上的人才。如前所述，他就曾动员许涤新随他回广州。随着向中南进军的形势发展，是到了中共中央正式免去叶剑英北平市市长的时候了。为此，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管理广东、广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内部决定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正当毛泽东想和叶剑英吹吹风的时候，还是北平市长的叶剑英陪着周恩来到了香山，请毛泽东搬家。
那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住在中南海，积极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而毛泽东呢，却依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边指挥向全国进军，一边为新中国绘制内政、外交的蓝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请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居住，但是，每次都被毛泽东以不去住皇帝住过的地方为由拒绝了。最后，周恩来想到了叶剑英，请他以北平市长的身份说服毛泽东搬家。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主席，剑英同志来香山，是想汇报一下中央机关搬家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有点不高兴，漠然地说道：“好，你们先说。”
“主席，”叶剑英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遂又说道，“根据工作的需要，准备请您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工作。”
“剑英啊，”毛泽东断然地说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不喜欢住中南海！”
“主席，我们的想法……”
“这我不管！”毛泽东打断了叶剑英的话，“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到中南海，非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呢？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叶剑英与毛泽东共事近二十年了，深知毛泽东作出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更改的。为此，他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设想，剑英同志今天来，也是征求主席的意见。”周恩来看了一眼毛泽东的表情，“一句话，不是定案，还可以商量。”
“恩来，”毛泽东口气愈加坚决，“我也再次表明态度：这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红墙内，与群众隔离开呢？恩来，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周恩来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叶剑英急忙接过话茬，操着坚定的语气说道：“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群贤毕至中南海，一道商讨成立新中国的大事，没有主席参加怎么行呢？就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吧，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主席住在香山，这又怎么行呢？”
毛泽东被说得蹙起了眉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这时，周恩来又趁热打铁地补充道：“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方便会议的召开，而且也可以听取党外朋友更多的意见。”
“主席，”叶剑英又赶忙说道，“您可以先搬进中南海住一段，等新中国成立了，如果主席不习惯，再作研究好不好？”
就这样，叶剑英在周恩来的配合下把毛泽东说服了。但是，毛泽东完全搬进中南海居住，那是到了八月底九月初的事了。
周恩来离去之后，毛泽东遂又按照他谈话的习惯与叶剑英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剑英啊！我每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你。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是我请你当的先锋，你不怕困难，终于在茫茫的八百里草地中走出了一条生路；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不错，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这都是在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当做的事情。”叶剑英实事求是地说。
“那也不容易啊！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和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呢？我又想起了你。”
“广东是生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否则，你不仅无脸见广东父老，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哟！”
接着，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讲起了当年与孙中山先生一道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也讲起了孙中山先生为了申明自己的革命志向，为他的弟子们立下了遗嘱。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道：“如果把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做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肖子孙的言行，在他谢世后的二十四年中，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所以，他们全都失败了。”叶剑英也有些沉重地说道。
“这些年来，我经常想，纵观孙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为了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结果，落得个‘余致力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继续努力嘛！”
“你也是继续努力的一分子嘛！”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复又吐向空中，有些沉重地说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事情真可谓是千头万绪！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是要实现中山先生提出的那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我想，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
至此，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在和他谈工作，遂深沉地点了点头。
“有什么困难吗？”
“主席，华南地区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泽东想了想，接着叶剑英的话茬说道，“‘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股清泉嘛！”他说罢开怀而笑。
“我懂了！我懂了……”叶剑英也跟着毛泽东笑了起来。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一、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二、二十八年来，我们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和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关键的问题是，你要记住我们党的教训，要搞五湖四海。”
毛泽东在部署上述解放与接管华南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仍然在解决因胜利而引起的内政和外交问题。说到内政，当时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商讨有关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再是由于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三日下令封锁我沿海诸港口，在大中城市中正在酝酿新的经济危机。前者，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实施，毛泽东比较放心，后者，由于事关国计民生，虽说毛泽东已经授权陈云负责处理，但有些经济问题却必须用非经济手段解决时，就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协调，甚至是要下达命令了！请看当年上海展开的反封锁斗争：
蒋介石下达实行海上封锁的命令之后，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就完全被切断了！如史记载：“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五家发展到一百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结果正如陈毅市长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为此，毛泽东电示总前委及有关同志：
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的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上海各级军政人员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在陈毅市长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反封锁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向全市人民公布，进行最为广泛的大动员，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由于敌人采用军事手段封锁沿海港口，使得原本基础就十分脆弱的上海工商业，面临日益加重的困难。“原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停工歇业的面达百分之二十，并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最为重要的是，城市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各种社会问题与日俱增，新生的人民政权再次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考验！为此，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调邓小平来北平，向中央作出报告，经中央讨论作出决定：由陈云全权解决。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为解决上海问题发去了带有纲领性的指示：
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华东局立即作出相应的部署，并对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应当说，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不仅加速了上海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所有新解放的大中城市都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就连我国在解决三年困难时期的做法，也与这一指导性的方针有着内在的联系。
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问题，主要还是与苏联、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前者，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已经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商讨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的关系，时下已经得到斯大林的确认：新中国一经成立，苏联立即宣布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更坚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而后者，也就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一直使毛泽东大伤脑筋！
毛泽东是非常精通中国传统的治国之术的。说到国与国的关系，其基石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和安全。为了国家的尊严，它需要遵守“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那就是蔺相如使秦之道；为了国家的安全，它必须巧妙地运用“远交近攻”、“近交远攻”或“以夷治夷”的原则，自然这是要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定的。在毛泽东看来，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就是美国运用的以中国还治苏联的政策。一旦美国感到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不能成为还治苏联的砝码，或寻找到了能抑制新中国的政治力量，那么美国就会主动放弃利用新中国，甚至把新中国当做敌人看待。所以，他对司徒雷登的一切外交行为是抱有戒心的，或者说是采用等等看看、敌变我也变的外交方略。
恰在这其间，针对美国政府想借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一个州的事件，毛泽东采用“礼尚往来”的外交策略相对，除通电表示坚决反对外，并公开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特务集团，向全世界揭露所谓美国的特务外交。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国务卿艾奇逊于七月一日正式电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对此，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为了提高全民族的自信心，不仅借庆祝党的生日，于七月一日在北平组织三万人的盛大集会，而且还借纪念七月七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十二周年，与二十二个党派团体代表共同签署发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并亲笔在宣言上加写了一段文字：
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事有凑巧，上海几十万军民于七月六日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察干涉，引起群众公愤。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犯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终于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了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在外国人看来：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上海人民看后拍手称快：“过去美国吉普轧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
毛泽东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声赞扬陈毅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国人的威风。
不久，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蒋介石近期出访菲律宾。”
毛泽东沉吟片时，说道：“蒋介石还是十分聪明的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