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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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蒋介石一生最善于用暗杀的手段除掉政敌和反对派。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他就曾奉恩师陈其美的旨意，设计把反清英雄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在他登上所谓九五之尊以后，遂又组织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专门处决他的政敌和反对派。二十多年来，除去被他屠杀的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不算，先后惨遭他杀害的还有邓演达、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社会贤达；因故未能下手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先生、副总统李宗仁等政坛名流。难怪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蒋介石是用刀枪把朋友逼成敌人的！”
三大战役爆发之后，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败局，遂又狂舞杀人的屠刀，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爱国青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死于非命。就连像傅作义、马占山这样手握军权的将军，也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请看如下史实：
蒋介石侦知傅作义有与中共和谈的迹象，派军统头目郑介民飞到北平进行特务活动，破坏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进行的和平谈判。郑介民竟当面质问傅作义将军：“你们与中共和谈吗？”傅坚定地回答说：“没有此事，那是谣言！”郑说：“有此传说，总座（指蒋介石）着我调查。”由此，傅作义将军陷入郑介民之流的监视之中，只是因为傅作义防范严密，得以保全生命。
与此同时，郑介民奉蒋介石之命还企图诱捕马占山将军。据史记载，郑介民到北平不久，即派“一位姓宋的特务拿着蒋介石的电报来到马（占山）的住处，电文是：‘马总司令秀芳兄，希即来京，共商国是。’宋并说：‘飞机停在南苑机场，希望马将军即刻成行。’意思是想把马骗到南京，诱而杀之。但是马这时早已藏在画家陈半丁家”。过了几天，“又有原在东北挺进军政治部做过干事的男女两人来到马的住处，男的姓郭，女的姓冯，由于他俩是挺进军的旧人，门卫皆熟，未予干涉。他们把吉普车停在二门外，下车后就直奔马占山的里院，进入马的卧室，意在先文后武把马架走（因马体重不足百斤）。但是，也扑了个空。”从此，马占山将军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郑介民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做了反对与中共和谈的布置后，没几天就走了。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奔走和平的人士进一步实行了跟踪，并施用了恐怖手段。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暗杀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
何思源，字仙槎，山东菏泽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是年八月，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就读，获硕士学位。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继之又赴欧洲数国考察政治经济，并于一九二四年入巴黎大学研读教育。一九二六年回国，任广州大学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他步入政坛，参与军机，深得蒋介石的青睐。不久，他回到故乡供职，官至山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解放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改任他为北平特别市市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我思想上起了重要变化。我觉悟到以前已经走了绝路，这条路我不能再走下去了……因此，在当北平市长的二十个月里，例如处理学生示威游行问题、人民生活问题等等，我和蒋介石的特务发生了矛盾。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景山东街，我挨了蒋介石特务的第一枪，幸而没有打中。六月，蒋介石就下令撤了我的职。”遂移居锡拉胡同十二号，静观其变。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期间，与傅作义将军时相过从，并能畅言国事。平津战役打响之后，何思源为傅所请，去南京摸底。何在南京曾与蒋系、桂系各方人士接触，获悉蒋、李矛盾的实质是争夺总统大权，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搞一个南北中国的局面。因此，他回到北平之后对傅作义讲：“现在南京四分五裂，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当机立断，彻底‘换根’，早早和平解决。不要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的那一套。”
由此，何思源为和平解放北平、天津积极奔走。
很快，蒋介石通过特务系统完全掌握了何思源的行动。在蒋氏看来，何氏在北平奔走和平是对他的公开背叛。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是绝对不允许何思源这样的政敌存在的！另外，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下野之前是一定要杀人的。在元旦文告发布之前，蒋氏选的开刀对象是头号政敌李宗仁，并派沈醉伺机下手。随着军事、政治态势的逆转，李宗仁又成了执行他“和”的战略的棋子，遂又下令撤销暗杀李宗仁的命令。谁是取代李宗仁的人选呢？蒋氏又选定了何思源。为此，他下令召来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你知道天津的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了吗？”
“卑职知道。”毛人凤胆怯地答说。
“你知道傅作义已经和邓宝珊、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了吗？”
“卑职知道。”
“你知道何思源在北平四处奔走、策反投共吗？”
“卑职知道。”
“知道，知道！那你为什么还对这些党国的叛逆如此仁慈？”
毛人凤吓得双腿并立，心惊胆战地报告，他已经派了保密局最优秀的暗杀能手小狸猫潜入北平，伺机暗杀何思源。
蒋氏一听小狸猫的名字顿感不快，问道：“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
接着，毛人风如实报告：小狸猫原名叫段云鹏，是北平出了名的飞贼，早年曾是燕子李三最得意的弟子。他不仅轻功盖世，武艺高强，自从归顺保密局之后，很快又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至于保密局使用的各种暗杀手段，他也样样精通。就在不久以前，已经命令行动处长叶翔之派他潜入北平，执行暗杀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何思源的任务。但是，由于这些军政要人戒备森严，至今难以下手。
蒋介石听后震怒地说道：“一群饭桶！你立即派叶翔之赶赴北平，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何思源干掉！”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要他派人去北平暗杀何思源的命令后，立即“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沈醉，一共四个人研究过两次”。决定在何思源出门的时候用手枪暗杀。为确保行刺准确无误，由叶翔之亲赴北平指挥，由段云鹏执行。
叶翔之奉命潜入北平的时候，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天津不久，这时的何思源就像其他北平市的政要一样，正焦急地躲在家里盼等结果。所以，叶翔之偕化装后的飞贼段云鹏来到锡拉胡同十二号门前，也只能望着荷枪实弹的门卫兴叹。换言之，他们考虑到在何思源的门口行刺后难以逃走，遂决定放弃在何思源家门口暗杀的既定方案，等再研究出一种既能暗杀何思源，又能安全逃离现场的方案后再动手。
恰在这当口，北平政要已经获悉天津于一月十五日下午解放，守敌最高军事长官陈长捷当了俘虏。躲在家中的何思源又焦急地给傅作义打电话，询问出城与中共代表谈判的邓宝珊等人的消息。令他失望的是，傅作义也不知其详。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难道和谈发生了问题？……”
邓宝珊与聂荣臻等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平津前线的指挥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认为：在攻下天津之前，与邓宝珊的会谈不会很快有结果。他们在征得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同意之后，遂把注意力投到攻打天津的战役上面去了。没有想到天津守敌如此无能，仅仅用了二十九个小时，陈长捷的十三万部队就全部被歼。也就是说，邓宝珊等人在通县五里桥坐了一天的冷板凳，被他称之为三十天也打不下来的天津卫就解放了！这对邓宝珊而言不仅是震惊不已，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谈判的砝码越来越轻了。因此，他不能不这样自问：“中共代表将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中共代表所提的任何条件都是听命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
也就是在天津解放当天深夜里，毛泽东再次审阅了有关和傅作义会谈的来往电文，遂于十六日清晨寅时，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发去了指令性的电文：
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布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
接着，毛泽东又于当天再次致电林、罗、聂：“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弄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为防傅作义中途有变，他还电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据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为和平解放北平耗尽了心血，而且还为保护古都的文化古迹费尽了心机！
自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于一月十六日由通县宋庄驱车赶来六里桥，与邓宝珊等人谈判的时候心里是很有底数了。因此，林彪一开始就说：“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延时间。”
对此，邓宝珊等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唯有喏喏称是。
接着，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傅方的代表邓宝珊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限傅部一个军一月二十一日先开至北平城外十五到三十公里的地区，其他部队再陆续开出；
二、在德胜门设立开出傅部队的联合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行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宝珊一行认为林彪所提条件合情合理，遂当即表示：完全可以照办。接着，他又以商量的口吻说道：“为尽快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你们可否派一位代表与我一起入城呢？”
“可以，代表人选问题晚上再通知贵方。”林彪答说。
接着，邓宝珊提出“可否试探傅作义的去向”。林、罗、聂表示：“只要傅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以赎前衍，我们是不会亏待他的。”邓宝珊“再次询问他能否接替傅作义的担子”。林、罗、聂答复：“希望傅作义继续办理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会谈由于执行了毛泽东定的方针，整体气氛是友好的，并很快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同时双方商定，等邓宝珊回城向傅作义报告后，再与随他进城的中共代表修订和签字。
或许是今天的谈判过分顺利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的那份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究竟交不交邓宝珊转给傅作义，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产生了犹豫。最后，还是由聂荣臻将通牒交给了邓宝珊。关于随邓宝珊进城的代表，决定由苏静担任。
也就是在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傅作义真是度日似年，如坐针毡。他一方面等不到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消息，不知天津解放之后中共有何变化；另一方面蒋介石向他发来急电：天津既已失守，塘沽无再守之必要，命令他放走被困塘沽的国民党军队。这时，他对塘沽的指挥早已失灵，又恐中共认为是他下的命令，致使塘沽守敌于当日乘船南逃；使他更为惶恐不安的是，他终于全文看到了毛泽东于两天前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尤其当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以后，真是感慨良多！时下天津业已丢失，他认为自己这位华北“剿总”总司令就剩下一条生路，那就是唯有坐困北平这座孤城，老实地听候中共方面的意向了！他好不容易才挨到天黑。
何思源突然叩门造访，一见面就着急地说：“北平现在处于绝对孤立的地步，连国民党的军队都不愿打仗了！时下，和平解放北平已经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据我所知，北平人民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都已经团结起来。你若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
傅作义何尝不知自己的处境呢！他告诉何思源：今天已经与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商妥，“决定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定于明天中午聚餐商议”。接着，他又对何思源说：“何先生可以市民的名义，由许议长陪同先访问各军长、兵团司令，如石觉、李文、黄翔等，以及青年军二零五师、装甲兵团、宪兵团等，征询他们的意见；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军长安春山、参谋长等，我另派人通知。请许议长负责通知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热河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或代表和北平市刘谣章市长出席，商妥办法后，推派代表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示。”
何思源听后甚是兴奋，在他看来，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了！为此，他于十七日一清早就驱车遍访各军长、兵团司令，“向他们详细说明情况，要求他们顾念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痛苦，几千年的文化古迹；并说明，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和平共处，以求国家的兴盛。”他虽然得到了赞同的回应，但也在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面前暴露了他的政治面貌。同时，伺机动手的叶翔之和段云鹏也掌握了他的行踪。
十七日中午，华北七省市参议会代表和北平市各界人士，在新华门对面旧参议会集会。傅作义商请的人多数莅会，共五桌，约五十人。自然，还有许多记者与会。与会者相继发言，一致要求和平解决。最后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一人为和平代表，并决议以大会名义通电南京与中共两方。当时，何思源虽然认出了与会者中有不少军统、中统特务，但他还是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和李宗仁。最后，他还提了如下三条建议：“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这个要求是最符合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立中央政府；三、北京人民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的会议。要求按中共毛主席的八条进行改革。”
也就是在这次会后，何思源回家刚一进家门，就遇见中共方面常来接头的张实和另一位同志，当面告诉他：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同志派他二人前来要他提高警惕，并说：“你今晚要防备，有危险。”
对于中共朋友的提醒，何思源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打开后门，多个出路而已。他依然怀着对北平就要和平解放的兴奋，高兴地对法国籍夫人和四个孩子说：“北平就要和平解放了！到时候，我们全家要好好地庆祝一番。”
然而就是在这天晚上，叶翔之一手策划、飞贼段云鹏亲自实施的暗杀方案形成了，略谓：叶翔之命令飞贼段云鹏运用轻功，趁着夜黑行穿房越脊之术，将两枚定时炸弹置于何思源的房顶，将酣然入睡的何氏一家六口全部炸死。事后，何思源先生作了回忆：
十八日凌晨二时，蒋介石派特务安置在我家屋顶的两颗定时炸弹，轰然两声，接连爆炸。我一家六口，一死五伤。我的次女何鲁美，是女一中学生，当场毙命。我爱人何宜文（原籍法国）受伤最重，在协和医院急救，从头部开出炸弹片四块，神经受伤，始终未痊愈。我负伤后，就被送到东交民巷北平医院地下室，因为怕在家里还埋伏有带枪的特务。医生检查后，发现我虽然流血不少，但伤势不重，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弹片炸伤，大部分是砖瓦木石塌下砸伤。这是因为里间屋顶炸弹先响，我和两个儿子在外间屋，赶紧起来扑向里屋救人，刚起身走了几步，安放在外间屋顶正对我床头的那颗炸弹才响。如果外间屋顶炸弹先响，里间屋顶那颗后响，那么我算着至少要死四人，伤二人。定时炸弹爆炸迟早不一，救了我的命。
据沈醉说：“没有炸死何思源，而误杀其女儿何鲁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风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而为了考虑凶手的安全，误了大事。毛人风认为牺牲个把特务换一个何思源是值得的。”
蒋介石是一位造谣乏术的政客。他为了把暗杀何思源的矛盾转嫁到中共的头上，当即命令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这样一则消息：这是“中共攻城，打中和平使者”。
事后追论，蒋介石的这两颗定时炸弹不仅彻底炸醒了何思源先生，使他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决裂，带伤出城，代表北平市的二百万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早入城，接管北平，而且也把傅作义将军彻底炸到人民的一边，加速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步伐。请看如下事实：
依然是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傅作义参加完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回到官邸不久，邓宝珊偕中共代表苏静等五人回到北平城里，把苏静安排在东交民巷傅作义总部下榻之后，方驱车赶到傅作义处报告谈判经过。值得一记的是，聂荣臻请邓亲转毛泽东代林彪、罗荣桓写的那封最后通牒，由于这封信没有封口，邓宝珊迫切地看了，他“感觉措辞严厉，怕傅作义不一定受得了，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所以，他私自决定扣下，使傅作义在十七日晚上没有看到这封最后通牒。
邓宝珊告辞离去不久，傅作义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略谓：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相知甚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现只要求一事，即于十八日起派机至平，接运李文、石觉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时间，望念多年契好，务予协助，并希即复。
傅作义深知此举的分量：如果拒绝蒋介石的请求，一旦让蒋氏在北平城内的嫡系将领获悉，一定会发生兵变，引起想象不到的麻烦；如果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去办，又何颜向中共交代？一旦中共获悉真情，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他几经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他首先令秘书拟出“遵照办理”的复电之后，遂又叫来了亲信王克俊，请王代为出主意。
王克俊当然清楚傅作义的难言之苦，遂“在傅作义的大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便条，起草了一个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告知蒋介石电报的内容，希望围城部队的炮兵，能够阻止飞机着陆”。王克俊双手把电文交给傅作义，说道：“这是一个两全之策，您看可行吧？”
傅作义看了这份电稿十分满意，因道出了他要做而又不能亲自做的事情。一向为人谨慎的傅作义没有马上表态，沉吟片时，又小心地说：“为了保密起见，还是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峰，请他转给林、罗、聂三位将军吧！”
王克俊改了电稿的上下款后，傅作义又看了看，笑了笑，挥了挥手，表示可以发了。
一月十八日，南京派的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北平城外的解放军炮兵，瞄准天坛的方向开炮，使飞机不能着陆。就这样，蒋介石空运嫡系部队将领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或许一月十七日是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傅作义送走谈判归来的邓宝珊，欲要独自思索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的时候，城内突然传出密集的枪声。傅作义为防不测，当即命令亲信卫队待命防卫，狙击敢于闯入中南海的任何部队；接着，他又下令有关部门查问火并事件的缘起。虽然他表面上做出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他内心最为担忧的是发生所谓的兵变……
傅作义名义上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可听命于他的部队却是少数。待到他的嫡系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就更是占了部队的绝大多数。天津解放之后，拱卫北平城防的只有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三个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就有李文、石觉等所统率的十几万人。漫说时下是历史转弯的关键时期，就是平常日子，蒋氏的“中央军”与傅氏的部队也经常发生火并事件。近来，傅作义和中共举行所谓的秘密谈判，可对所有高级将领而言，却早已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为此，驻守北平的“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为既得利益，时常借故挑唆自己的部属，在北平城里开枪滋事。但是，从没有像十七日夜里闹得这样凶，俨然就像是发生了兵变一样。果真兵变，傅作义认为自己不好向中共交代是小事，如果因此而在北平城内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就真的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就在这时，如芒在背的傅作义收到了依然留在通县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周北峰的急电，大意谓：北平骤起枪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首长对此十分关心，如傅将军需要增援的话，请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准备开入一个纵队，由傅将军指挥。傅作义读后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大有患难见人心的感觉！但是，他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十分清楚：在未弄清事态之前就呼救太失身份了！所以他收好这份急电，静候火并的结果。
十八日凌晨，城内的枪声逐渐稀疏，直到完全停止。很快有关人士报告：突起的枪声是蒋氏部队有意滋事而为，现已平息。到这时，傅作义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并给周北峰发了这则复电。略谓：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住城内的治安，请放心。
古都终于迎来了十八日黎明！据中共入城的代表苏静回忆，就在这天，傅作义将军会见了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天，傅作义见到了邓宝珊与中共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他当即指示：你们一起具体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尽快把这份初步协议正式化。接着，傅方代表与中共代表苏静一起拟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方案，协议共有十四项，条文如下：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掠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对外没有公开）。
傅作义看了上述的条文之后，当即表示签字。接着，他又循其常规，亲拟了一份起义通电。但是，当他再重新读罢这份起义通电之后，遂又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毛泽东读后有何感想呢？……”
六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认为只要掷下总攻天津这颗棋子，平津战役就结束了采用军事解决的阶段。与此同时，当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制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和平解放北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傅作义发出起义通电，只不过是傅氏自应按着他预定的路数走出的一步棋，或曰是在所料中事，因此，他绝不会有意外惊喜的感想。事实上，从他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他考虑的战略重点就又转向其他方面去了！
随着天津和北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了！毛泽东作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主席，他不能不考虑很快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内政、外交格局的构成。
说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格局，毛泽东很自然地会想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业已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就要发生急转弯的时候，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和本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它又不得不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态，希望遏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连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蒋介石都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若想改变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谈何容易！为此，就在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当天——十一月一日成立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向毛泽东放一枚试探性的气球：把美国驻沈阳原总领事馆当做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外事机构的一种尝试。为此，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发来一份密电，略谓：要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中共沈阳当局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
瓦尔德不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蒋介石自东北败退关内之后，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的驻沈阳的总领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如果他再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与中共打交道，这是违犯外交纪律的，弄不好，就会干出难以收场的事来。同时，他清楚外交官的授权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美国政府之命是从。为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拜会中共沈阳分管外事的负责人，主动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新解放的沈阳与美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这位沈阳市负责人无外交常识，竟然办出了超出权限的事来。军管会主任陈云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当即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对此，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在自己院中那盘石磨旁边进行了研究。首先，毛泽东批评道：“这个同志，完全丧失了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从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自然也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策略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待不下了。”
毛泽东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他想到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外交经验，遂又果断地说道，“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的，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代表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
或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横行霸道成性惯了，这个瓦尔德不服从沈阳军管会的管制，依然在我军政人员面前大耍所谓威风，当毛泽东收到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之后，他被帝国主义者的强权行为激怒了，遂对周恩来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他什么权利管我们什么事？
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做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中央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旧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近代美国外交史上，所在国敢于查封美国派出的外事机关的电台尚属首例，难怪瓦尔德气得哇哇大叫。他一方面向我沈阳军管会提出所谓抗议，另一方面报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撤离沈阳。
美国从所谓“全球战略”考虑，认为很有必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新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另外，即使无法达到上述目的，也应利用沈阳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取未来新中国和苏联对抗美国的核心情报。为此，美国政府不仅不批准瓦尔德自沈阳撤离，相反要他遵照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立即起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等，以沈阳为基地，利用一切关系，在我东北境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前后，我情报机关又侦知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的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国政府已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对周恩来说道：“英国和美国在外交方面相比，前者是狐狸，后者是恶狼。但是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愤然地说道。
无独有偶，李克农又前来报告：我情报部门初步侦破了美国驻沈阳旧领事馆的特务活动。对此，毛泽东指示李克农：调情报战线上的名将陈龙赶赴沈阳，亲自处理这件涉外特务案件。至于何时挖出这些特务，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毛泽东想到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就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像这类外交事件会层出不穷的。因此，他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啊，看来你必须尽快代表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天津、北平和谈等活动的同时，于傅作义审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一月十九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外交法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当天，毛泽东阅后又进行修改，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讲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翌日——一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需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解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决战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借撰写新年献词——并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前后，他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访问苏联。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文：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去。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上述这则电文的时候，正是他一方面关注天津战役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北平和谈的进行，因此，他没有当即给斯大林回电。接着，十五日解放天津，十七日又获悉北平方面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这时，毛泽东在征求了中央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的意见之后，遂于十八日给斯大林复电：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在毛泽东平定天下的棋盘上，他除去思量确定与美国、苏联上述的外交格局而外，他还在筹划内政大计的时候同时走着两步大棋：一是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手段，逐步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再是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大旗，把一切反蒋的力量争取到人民的一边，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设一个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新中国。
世人皆知，毛泽东一生倡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同时他还笃信若要打垮“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也非用军事手段方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追随蒋介石的所有文官武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敌人的营垒是一定要分化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当年曾赞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李济深将军很快猛醒，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反蒋；就说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吧，不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嘛！然而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夜，蒋介石阵营中还有哪些矛盾可利用呢？毛泽东第一个选择了桂系，其代表人物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诚如前文所述，蒋、桂之间不仅在历史上有一本解不开的恩怨账，而且时下美国人又在导演“以李代蒋”的闹剧，从而又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从现象上看，时下的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人给钱、给武器，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出兵，与毛泽东在战场上是可以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失去江北半壁江山，起码也可以做到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是，蒋氏妄想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是有悖于美国人的意愿的；如今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了，其责任盖由蒋介石独裁、专断而起。因此，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蒋介石必须下台，由他李宗仁出面议和。世人都清楚，李氏的这些想法，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然而世人又皆知，李宗仁议和的目的不是向人民缴械，而是在中国首先造成一个划江分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利用美国人的支持，由桂系代蒋重新统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桂是殊途同归的。
对此，毛泽东更是了如指掌。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蒋、桂在权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因势利导，通过军事与和平的不同手段，在加剧蒋、桂矛盾的同时，让人民更加看清蒋、桂双方反人民的真面目。另外，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桂系李宗仁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傅作义。为此，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造成兵临城下的大势，而且在舆论方面又揭又批，同时还通过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对桂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如果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是公开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进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目的的话，那么周恩来、李克农于当天——一月十四日致电潘汉年、吴克坚的指示：“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发各方，注意收集反映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就是明确地向秘密战线交代了具体的任务。不久，潘汉年自香港发来请示做桂系工作方针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代替周恩来、李克农起草了复电，请潘以下列各点答复桂系的智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由此，我党对桂系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增加革命阵营的力量，又把工作重点移向各民主党派。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声明的同时，又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复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确保宋庆龄安全北上，周恩来于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相继致电两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在颂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之后，极其盼望他们归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正当毛泽东按照预定的步骤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的时候，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一日高兴地向他报告：“主席，蒋介石于今天真的下野了！”
毛泽东微微地笑了笑，淡然地说：“这是早在所料之事，只是蒋某人有意在今天下野罢了！”
蒋介石为什么选在这天下野呢？容笔者补述如下史实：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由于桂系白崇禧急于抢班夺权，迭电催逼蒋氏早日下野，使得蒋氏反而深居简出，不再轻言下野了！对此，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称“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恶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进而又指出：蒋氏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遂由美国挑头，桂系响应，在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蒋介石恋栈不去，中国问题终无解决。
蒋介石为缓和这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自然也是为了打探桂系李宗仁的真实态度，遂派出亲信张群和吴忠信访李宗仁，希望找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
诚如时人所云：由于李宗仁在逼宫入围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引而不发——跃入也”，他对蒋氏的两位说客说了这样一段话：“蒋先生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要知道，当今的局势非十六年蒋先生第一次下野时可比，依我看，就是蒋先生下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张群和吴忠信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打道回府，向蒋氏复命。蒋介石听后有些茫然，一时弄不清桂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蒋氏看来，武汉的白崇禧是唱黑脸的，明目张胆地以实力相逼；南京的李宗仁是唱白脸的，公然拒绝继位上台。他为了摸清李宗仁的底牌，遂决定请李宗仁到“总统府”谈话。对此，李宗仁做了记述：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接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李宗仁坚辞不就“总统”是假的，蒋介石称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更是骗人的。由此不仅可以说明什么叫资产阶级的政治，同时也可看出蒋、李两个大政客的真实嘴脸。
蒋介石何时才下定决心下野的呢？他在获悉杜聿明部被华野歼灭的当天清晨，方在如下这则日记中吐露了真情：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尤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十二日，为逼蒋介石尽快下野，美国驻华大使馆把政府的意见正式通知吴铁城：“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同时，苏、英、法各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听后凉了半截，大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十五日，天津失守。到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自己到了考虑“引退”的时候了，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自己“退居幕后”预作准备。
十八日，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又于十九日下午四点，约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谈话，蒋氏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做出头鸟，故半天没人说话。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问，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愤然地说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雷霆的样子，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蒋介石自知无趣地说：
“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蒋介石决计下野了！但是，诚如史家所评述的那样，他就像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的。为此，他在下野的日子上又做起了文章：“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蒋的用意是清楚的，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功劳’。”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蒋介石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是：“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相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据史记载：蒋介石讲话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对某些兔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他说话时，众人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张道藩等竟然大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悲痛。”这时，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听后异常感动，但是，他自知已经大势所趋，无力回天，故低沉地答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
全场愕然无声。蒋介石信手取出一纸，对身旁的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
对此，实出李宗仁所料，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一定会问个为什么，甚至还要亲自审视一遍蒋介石代他草拟的文告。可是他呢？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至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字。”更为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即起身宣布散会，李宗仁却憨厚地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李宗仁当众讨了个没趣。
这时，还有一位美髯飘逸的于右任依然喊着“总统！总统！”的，希望业已下野的蒋介石留步，听他说完这样一段话：“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听后只把手往后一摆，说了一句“你找德邻去办！”遂加快步子离去。
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更何况此次回故里是刚刚下野呢！因此，他离开会场，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按时赶到明故宫机场为蒋氏送行，自然是白跑一趟。虽说李氏的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可他再一思忖，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同时，当他想到自己已经取代了蒋介石总统地位的那一瞬间，他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突然向他袭来。为此，他于茫然之中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的对手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呢？我又将如何收拾南京这盘残棋呢？……”（未完待续）
五
蒋介石一生最善于用暗杀的手段除掉政敌和反对派。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他就曾奉恩师陈其美的旨意，设计把反清英雄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在他登上所谓九五之尊以后，遂又组织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专门处决他的政敌和反对派。二十多年来，除去被他屠杀的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不算，先后惨遭他杀害的还有邓演达、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社会贤达；因故未能下手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先生、副总统李宗仁等政坛名流。难怪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蒋介石是用刀枪把朋友逼成敌人的！”
三大战役爆发之后，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败局，遂又狂舞杀人的屠刀，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爱国青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死于非命。就连像傅作义、马占山这样手握军权的将军，也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请看如下史实：
蒋介石侦知傅作义有与中共和谈的迹象，派军统头目郑介民飞到北平进行特务活动，破坏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进行的和平谈判。郑介民竟当面质问傅作义将军：“你们与中共和谈吗？”傅坚定地回答说：“没有此事，那是谣言！”郑说：“有此传说，总座（指蒋介石）着我调查。”由此，傅作义将军陷入郑介民之流的监视之中，只是因为傅作义防范严密，得以保全生命。
与此同时，郑介民奉蒋介石之命还企图诱捕马占山将军。据史记载，郑介民到北平不久，即派“一位姓宋的特务拿着蒋介石的电报来到马（占山）的住处，电文是：‘马总司令秀芳兄，希即来京，共商国是。’宋并说：‘飞机停在南苑机场，希望马将军即刻成行。’意思是想把马骗到南京，诱而杀之。但是马这时早已藏在画家陈半丁家”。过了几天，“又有原在东北挺进军政治部做过干事的男女两人来到马的住处，男的姓郭，女的姓冯，由于他俩是挺进军的旧人，门卫皆熟，未予干涉。他们把吉普车停在二门外，下车后就直奔马占山的里院，进入马的卧室，意在先文后武把马架走（因马体重不足百斤）。但是，也扑了个空。”从此，马占山将军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郑介民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做了反对与中共和谈的布置后，没几天就走了。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奔走和平的人士进一步实行了跟踪，并施用了恐怖手段。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暗杀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
何思源，字仙槎，山东菏泽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是年八月，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就读，获硕士学位。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继之又赴欧洲数国考察政治经济，并于一九二四年入巴黎大学研读教育。一九二六年回国，任广州大学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他步入政坛，参与军机，深得蒋介石的青睐。不久，他回到故乡供职，官至山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解放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改任他为北平特别市市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我思想上起了重要变化。我觉悟到以前已经走了绝路，这条路我不能再走下去了……因此，在当北平市长的二十个月里，例如处理学生示威游行问题、人民生活问题等等，我和蒋介石的特务发生了矛盾。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景山东街，我挨了蒋介石特务的第一枪，幸而没有打中。六月，蒋介石就下令撤了我的职。”遂移居锡拉胡同十二号，静观其变。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期间，与傅作义将军时相过从，并能畅言国事。平津战役打响之后，何思源为傅所请，去南京摸底。何在南京曾与蒋系、桂系各方人士接触，获悉蒋、李矛盾的实质是争夺总统大权，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搞一个南北中国的局面。因此，他回到北平之后对傅作义讲：“现在南京四分五裂，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当机立断，彻底‘换根’，早早和平解决。不要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的那一套。”
由此，何思源为和平解放北平、天津积极奔走。
很快，蒋介石通过特务系统完全掌握了何思源的行动。在蒋氏看来，何氏在北平奔走和平是对他的公开背叛。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是绝对不允许何思源这样的政敌存在的！另外，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下野之前是一定要杀人的。在元旦文告发布之前，蒋氏选的开刀对象是头号政敌李宗仁，并派沈醉伺机下手。随着军事、政治态势的逆转，李宗仁又成了执行他“和”的战略的棋子，遂又下令撤销暗杀李宗仁的命令。谁是取代李宗仁的人选呢？蒋氏又选定了何思源。为此，他下令召来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你知道天津的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了吗？”
“卑职知道。”毛人凤胆怯地答说。
“你知道傅作义已经和邓宝珊、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了吗？”
“卑职知道。”
“你知道何思源在北平四处奔走、策反投共吗？”
“卑职知道。”
“知道，知道！那你为什么还对这些党国的叛逆如此仁慈？”
毛人凤吓得双腿并立，心惊胆战地报告，他已经派了保密局最优秀的暗杀能手小狸猫潜入北平，伺机暗杀何思源。
蒋氏一听小狸猫的名字顿感不快，问道：“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
接着，毛人风如实报告：小狸猫原名叫段云鹏，是北平出了名的飞贼，早年曾是燕子李三最得意的弟子。他不仅轻功盖世，武艺高强，自从归顺保密局之后，很快又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至于保密局使用的各种暗杀手段，他也样样精通。就在不久以前，已经命令行动处长叶翔之派他潜入北平，执行暗杀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何思源的任务。但是，由于这些军政要人戒备森严，至今难以下手。
蒋介石听后震怒地说道：“一群饭桶！你立即派叶翔之赶赴北平，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何思源干掉！”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要他派人去北平暗杀何思源的命令后，立即“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沈醉，一共四个人研究过两次”。决定在何思源出门的时候用手枪暗杀。为确保行刺准确无误，由叶翔之亲赴北平指挥，由段云鹏执行。
叶翔之奉命潜入北平的时候，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天津不久，这时的何思源就像其他北平市的政要一样，正焦急地躲在家里盼等结果。所以，叶翔之偕化装后的飞贼段云鹏来到锡拉胡同十二号门前，也只能望着荷枪实弹的门卫兴叹。换言之，他们考虑到在何思源的门口行刺后难以逃走，遂决定放弃在何思源家门口暗杀的既定方案，等再研究出一种既能暗杀何思源，又能安全逃离现场的方案后再动手。
恰在这当口，北平政要已经获悉天津于一月十五日下午解放，守敌最高军事长官陈长捷当了俘虏。躲在家中的何思源又焦急地给傅作义打电话，询问出城与中共代表谈判的邓宝珊等人的消息。令他失望的是，傅作义也不知其详。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难道和谈发生了问题？……”
邓宝珊与聂荣臻等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平津前线的指挥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认为：在攻下天津之前，与邓宝珊的会谈不会很快有结果。他们在征得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同意之后，遂把注意力投到攻打天津的战役上面去了。没有想到天津守敌如此无能，仅仅用了二十九个小时，陈长捷的十三万部队就全部被歼。也就是说，邓宝珊等人在通县五里桥坐了一天的冷板凳，被他称之为三十天也打不下来的天津卫就解放了！这对邓宝珊而言不仅是震惊不已，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谈判的砝码越来越轻了。因此，他不能不这样自问：“中共代表将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中共代表所提的任何条件都是听命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
也就是在天津解放当天深夜里，毛泽东再次审阅了有关和傅作义会谈的来往电文，遂于十六日清晨寅时，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发去了指令性的电文：
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布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
接着，毛泽东又于当天再次致电林、罗、聂：“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弄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为防傅作义中途有变，他还电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据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为和平解放北平耗尽了心血，而且还为保护古都的文化古迹费尽了心机！
自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于一月十六日由通县宋庄驱车赶来六里桥，与邓宝珊等人谈判的时候心里是很有底数了。因此，林彪一开始就说：“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延时间。”
对此，邓宝珊等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唯有喏喏称是。
接着，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傅方的代表邓宝珊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限傅部一个军一月二十一日先开至北平城外十五到三十公里的地区，其他部队再陆续开出；
二、在德胜门设立开出傅部队的联合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行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宝珊一行认为林彪所提条件合情合理，遂当即表示：完全可以照办。接着，他又以商量的口吻说道：“为尽快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你们可否派一位代表与我一起入城呢？”
“可以，代表人选问题晚上再通知贵方。”林彪答说。
接着，邓宝珊提出“可否试探傅作义的去向”。林、罗、聂表示：“只要傅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以赎前衍，我们是不会亏待他的。”邓宝珊“再次询问他能否接替傅作义的担子”。林、罗、聂答复：“希望傅作义继续办理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会谈由于执行了毛泽东定的方针，整体气氛是友好的，并很快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同时双方商定，等邓宝珊回城向傅作义报告后，再与随他进城的中共代表修订和签字。
或许是今天的谈判过分顺利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的那份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究竟交不交邓宝珊转给傅作义，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产生了犹豫。最后，还是由聂荣臻将通牒交给了邓宝珊。关于随邓宝珊进城的代表，决定由苏静担任。
也就是在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傅作义真是度日似年，如坐针毡。他一方面等不到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消息，不知天津解放之后中共有何变化；另一方面蒋介石向他发来急电：天津既已失守，塘沽无再守之必要，命令他放走被困塘沽的国民党军队。这时，他对塘沽的指挥早已失灵，又恐中共认为是他下的命令，致使塘沽守敌于当日乘船南逃；使他更为惶恐不安的是，他终于全文看到了毛泽东于两天前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尤其当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以后，真是感慨良多！时下天津业已丢失，他认为自己这位华北“剿总”总司令就剩下一条生路，那就是唯有坐困北平这座孤城，老实地听候中共方面的意向了！他好不容易才挨到天黑。
何思源突然叩门造访，一见面就着急地说：“北平现在处于绝对孤立的地步，连国民党的军队都不愿打仗了！时下，和平解放北平已经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据我所知，北平人民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都已经团结起来。你若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
傅作义何尝不知自己的处境呢！他告诉何思源：今天已经与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商妥，“决定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定于明天中午聚餐商议”。接着，他又对何思源说：“何先生可以市民的名义，由许议长陪同先访问各军长、兵团司令，如石觉、李文、黄翔等，以及青年军二零五师、装甲兵团、宪兵团等，征询他们的意见；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军长安春山、参谋长等，我另派人通知。请许议长负责通知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热河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或代表和北平市刘谣章市长出席，商妥办法后，推派代表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示。”
何思源听后甚是兴奋，在他看来，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了！为此，他于十七日一清早就驱车遍访各军长、兵团司令，“向他们详细说明情况，要求他们顾念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痛苦，几千年的文化古迹；并说明，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和平共处，以求国家的兴盛。”他虽然得到了赞同的回应，但也在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面前暴露了他的政治面貌。同时，伺机动手的叶翔之和段云鹏也掌握了他的行踪。
十七日中午，华北七省市参议会代表和北平市各界人士，在新华门对面旧参议会集会。傅作义商请的人多数莅会，共五桌，约五十人。自然，还有许多记者与会。与会者相继发言，一致要求和平解决。最后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一人为和平代表，并决议以大会名义通电南京与中共两方。当时，何思源虽然认出了与会者中有不少军统、中统特务，但他还是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和李宗仁。最后，他还提了如下三条建议：“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这个要求是最符合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立中央政府；三、北京人民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的会议。要求按中共毛主席的八条进行改革。”
也就是在这次会后，何思源回家刚一进家门，就遇见中共方面常来接头的张实和另一位同志，当面告诉他：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同志派他二人前来要他提高警惕，并说：“你今晚要防备，有危险。”
对于中共朋友的提醒，何思源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打开后门，多个出路而已。他依然怀着对北平就要和平解放的兴奋，高兴地对法国籍夫人和四个孩子说：“北平就要和平解放了！到时候，我们全家要好好地庆祝一番。”
然而就是在这天晚上，叶翔之一手策划、飞贼段云鹏亲自实施的暗杀方案形成了，略谓：叶翔之命令飞贼段云鹏运用轻功，趁着夜黑行穿房越脊之术，将两枚定时炸弹置于何思源的房顶，将酣然入睡的何氏一家六口全部炸死。事后，何思源先生作了回忆：
十八日凌晨二时，蒋介石派特务安置在我家屋顶的两颗定时炸弹，轰然两声，接连爆炸。我一家六口，一死五伤。我的次女何鲁美，是女一中学生，当场毙命。我爱人何宜文（原籍法国）受伤最重，在协和医院急救，从头部开出炸弹片四块，神经受伤，始终未痊愈。我负伤后，就被送到东交民巷北平医院地下室，因为怕在家里还埋伏有带枪的特务。医生检查后，发现我虽然流血不少，但伤势不重，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弹片炸伤，大部分是砖瓦木石塌下砸伤。这是因为里间屋顶炸弹先响，我和两个儿子在外间屋，赶紧起来扑向里屋救人，刚起身走了几步，安放在外间屋顶正对我床头的那颗炸弹才响。如果外间屋顶炸弹先响，里间屋顶那颗后响，那么我算着至少要死四人，伤二人。定时炸弹爆炸迟早不一，救了我的命。
据沈醉说：“没有炸死何思源，而误杀其女儿何鲁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风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而为了考虑凶手的安全，误了大事。毛人风认为牺牲个把特务换一个何思源是值得的。”
蒋介石是一位造谣乏术的政客。他为了把暗杀何思源的矛盾转嫁到中共的头上，当即命令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这样一则消息：这是“中共攻城，打中和平使者”。
事后追论，蒋介石的这两颗定时炸弹不仅彻底炸醒了何思源先生，使他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决裂，带伤出城，代表北平市的二百万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早入城，接管北平，而且也把傅作义将军彻底炸到人民的一边，加速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步伐。请看如下事实：
依然是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傅作义参加完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回到官邸不久，邓宝珊偕中共代表苏静等五人回到北平城里，把苏静安排在东交民巷傅作义总部下榻之后，方驱车赶到傅作义处报告谈判经过。值得一记的是，聂荣臻请邓亲转毛泽东代林彪、罗荣桓写的那封最后通牒，由于这封信没有封口，邓宝珊迫切地看了，他“感觉措辞严厉，怕傅作义不一定受得了，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所以，他私自决定扣下，使傅作义在十七日晚上没有看到这封最后通牒。
邓宝珊告辞离去不久，傅作义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报，略谓：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相知甚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现只要求一事，即于十八日起派机至平，接运李文、石觉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时间，望念多年契好，务予协助，并希即复。
傅作义深知此举的分量：如果拒绝蒋介石的请求，一旦让蒋氏在北平城内的嫡系将领获悉，一定会发生兵变，引起想象不到的麻烦；如果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去办，又何颜向中共交代？一旦中共获悉真情，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他几经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他首先令秘书拟出“遵照办理”的复电之后，遂又叫来了亲信王克俊，请王代为出主意。
王克俊当然清楚傅作义的难言之苦，遂“在傅作义的大办公桌上取了一张便条，起草了一个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告知蒋介石电报的内容，希望围城部队的炮兵，能够阻止飞机着陆”。王克俊双手把电文交给傅作义，说道：“这是一个两全之策，您看可行吧？”
傅作义看了这份电稿十分满意，因道出了他要做而又不能亲自做的事情。一向为人谨慎的傅作义没有马上表态，沉吟片时，又小心地说：“为了保密起见，还是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峰，请他转给林、罗、聂三位将军吧！”
王克俊改了电稿的上下款后，傅作义又看了看，笑了笑，挥了挥手，表示可以发了。
一月十八日，南京派的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北平城外的解放军炮兵，瞄准天坛的方向开炮，使飞机不能着陆。就这样，蒋介石空运嫡系部队将领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或许一月十七日是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傅作义送走谈判归来的邓宝珊，欲要独自思索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的时候，城内突然传出密集的枪声。傅作义为防不测，当即命令亲信卫队待命防卫，狙击敢于闯入中南海的任何部队；接着，他又下令有关部门查问火并事件的缘起。虽然他表面上做出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他内心最为担忧的是发生所谓的兵变……
傅作义名义上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可听命于他的部队却是少数。待到他的嫡系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就更是占了部队的绝大多数。天津解放之后，拱卫北平城防的只有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三个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就有李文、石觉等所统率的十几万人。漫说时下是历史转弯的关键时期，就是平常日子，蒋氏的“中央军”与傅氏的部队也经常发生火并事件。近来，傅作义和中共举行所谓的秘密谈判，可对所有高级将领而言，却早已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为此，驻守北平的“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为既得利益，时常借故挑唆自己的部属，在北平城里开枪滋事。但是，从没有像十七日夜里闹得这样凶，俨然就像是发生了兵变一样。果真兵变，傅作义认为自己不好向中共交代是小事，如果因此而在北平城内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就真的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就在这时，如芒在背的傅作义收到了依然留在通县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周北峰的急电，大意谓：北平骤起枪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首长对此十分关心，如傅将军需要增援的话，请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准备开入一个纵队，由傅将军指挥。傅作义读后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大有患难见人心的感觉！但是，他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十分清楚：在未弄清事态之前就呼救太失身份了！所以他收好这份急电，静候火并的结果。
十八日凌晨，城内的枪声逐渐稀疏，直到完全停止。很快有关人士报告：突起的枪声是蒋氏部队有意滋事而为，现已平息。到这时，傅作义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并给周北峰发了这则复电。略谓：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住城内的治安，请放心。
古都终于迎来了十八日黎明！据中共入城的代表苏静回忆，就在这天，傅作义将军会见了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天，傅作义见到了邓宝珊与中共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他当即指示：你们一起具体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尽快把这份初步协议正式化。接着，傅方代表与中共代表苏静一起拟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方案，协议共有十四项，条文如下：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掠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对外没有公开）。
傅作义看了上述的条文之后，当即表示签字。接着，他又循其常规，亲拟了一份起义通电。但是，当他再重新读罢这份起义通电之后，遂又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毛泽东读后有何感想呢？……”
六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认为只要掷下总攻天津这颗棋子，平津战役就结束了采用军事解决的阶段。与此同时，当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制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和平解放北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傅作义发出起义通电，只不过是傅氏自应按着他预定的路数走出的一步棋，或曰是在所料中事，因此，他绝不会有意外惊喜的感想。事实上，从他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他考虑的战略重点就又转向其他方面去了！
随着天津和北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了！毛泽东作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主席，他不能不考虑很快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内政、外交格局的构成。
说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格局，毛泽东很自然地会想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业已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就要发生急转弯的时候，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和本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它又不得不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态，希望遏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连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蒋介石都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若想改变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谈何容易！为此，就在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当天——十一月一日成立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向毛泽东放一枚试探性的气球：把美国驻沈阳原总领事馆当做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外事机构的一种尝试。为此，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发来一份密电，略谓：要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中共沈阳当局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
瓦尔德不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蒋介石自东北败退关内之后，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的驻沈阳的总领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如果他再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与中共打交道，这是违犯外交纪律的，弄不好，就会干出难以收场的事来。同时，他清楚外交官的授权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美国政府之命是从。为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拜会中共沈阳分管外事的负责人，主动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新解放的沈阳与美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这位沈阳市负责人无外交常识，竟然办出了超出权限的事来。军管会主任陈云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当即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对此，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在自己院中那盘石磨旁边进行了研究。首先，毛泽东批评道：“这个同志，完全丧失了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从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自然也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策略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待不下了。”
毛泽东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他想到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外交经验，遂又果断地说道，“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的，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代表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
或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横行霸道成性惯了，这个瓦尔德不服从沈阳军管会的管制，依然在我军政人员面前大耍所谓威风，当毛泽东收到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之后，他被帝国主义者的强权行为激怒了，遂对周恩来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他什么权利管我们什么事？
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做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中央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旧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近代美国外交史上，所在国敢于查封美国派出的外事机关的电台尚属首例，难怪瓦尔德气得哇哇大叫。他一方面向我沈阳军管会提出所谓抗议，另一方面报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撤离沈阳。
美国从所谓“全球战略”考虑，认为很有必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新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另外，即使无法达到上述目的，也应利用沈阳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取未来新中国和苏联对抗美国的核心情报。为此，美国政府不仅不批准瓦尔德自沈阳撤离，相反要他遵照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立即起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等，以沈阳为基地，利用一切关系，在我东北境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前后，我情报机关又侦知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的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国政府已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对周恩来说道：“英国和美国在外交方面相比，前者是狐狸，后者是恶狼。但是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愤然地说道。
无独有偶，李克农又前来报告：我情报部门初步侦破了美国驻沈阳旧领事馆的特务活动。对此，毛泽东指示李克农：调情报战线上的名将陈龙赶赴沈阳，亲自处理这件涉外特务案件。至于何时挖出这些特务，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毛泽东想到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就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像这类外交事件会层出不穷的。因此，他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啊，看来你必须尽快代表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天津、北平和谈等活动的同时，于傅作义审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一月十九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外交法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当天，毛泽东阅后又进行修改，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讲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翌日——一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需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解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决战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借撰写新年献词——并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前后，他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访问苏联。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文：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去。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上述这则电文的时候，正是他一方面关注天津战役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北平和谈的进行，因此，他没有当即给斯大林回电。接着，十五日解放天津，十七日又获悉北平方面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这时，毛泽东在征求了中央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的意见之后，遂于十八日给斯大林复电：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在毛泽东平定天下的棋盘上，他除去思量确定与美国、苏联上述的外交格局而外，他还在筹划内政大计的时候同时走着两步大棋：一是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手段，逐步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再是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大旗，把一切反蒋的力量争取到人民的一边，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设一个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新中国。
世人皆知，毛泽东一生倡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同时他还笃信若要打垮“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也非用军事手段方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追随蒋介石的所有文官武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敌人的营垒是一定要分化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当年曾赞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李济深将军很快猛醒，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反蒋；就说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吧，不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嘛！然而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夜，蒋介石阵营中还有哪些矛盾可利用呢？毛泽东第一个选择了桂系，其代表人物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诚如前文所述，蒋、桂之间不仅在历史上有一本解不开的恩怨账，而且时下美国人又在导演“以李代蒋”的闹剧，从而又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从现象上看，时下的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人给钱、给武器，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出兵，与毛泽东在战场上是可以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失去江北半壁江山，起码也可以做到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是，蒋氏妄想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是有悖于美国人的意愿的；如今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了，其责任盖由蒋介石独裁、专断而起。因此，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蒋介石必须下台，由他李宗仁出面议和。世人都清楚，李氏的这些想法，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然而世人又皆知，李宗仁议和的目的不是向人民缴械，而是在中国首先造成一个划江分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利用美国人的支持，由桂系代蒋重新统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桂是殊途同归的。
对此，毛泽东更是了如指掌。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蒋、桂在权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因势利导，通过军事与和平的不同手段，在加剧蒋、桂矛盾的同时，让人民更加看清蒋、桂双方反人民的真面目。另外，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桂系李宗仁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傅作义。为此，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造成兵临城下的大势，而且在舆论方面又揭又批，同时还通过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对桂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如果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是公开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进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目的的话，那么周恩来、李克农于当天——一月十四日致电潘汉年、吴克坚的指示：“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发各方，注意收集反映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就是明确地向秘密战线交代了具体的任务。不久，潘汉年自香港发来请示做桂系工作方针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代替周恩来、李克农起草了复电，请潘以下列各点答复桂系的智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由此，我党对桂系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增加革命阵营的力量，又把工作重点移向各民主党派。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声明的同时，又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复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确保宋庆龄安全北上，周恩来于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相继致电两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在颂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之后，极其盼望他们归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正当毛泽东按照预定的步骤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的时候，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一日高兴地向他报告：“主席，蒋介石于今天真的下野了！”
毛泽东微微地笑了笑，淡然地说：“这是早在所料之事，只是蒋某人有意在今天下野罢了！”
蒋介石为什么选在这天下野呢？容笔者补述如下史实：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由于桂系白崇禧急于抢班夺权，迭电催逼蒋氏早日下野，使得蒋氏反而深居简出，不再轻言下野了！对此，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称“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恶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进而又指出：蒋氏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遂由美国挑头，桂系响应，在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蒋介石恋栈不去，中国问题终无解决。
蒋介石为缓和这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自然也是为了打探桂系李宗仁的真实态度，遂派出亲信张群和吴忠信访李宗仁，希望找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
诚如时人所云：由于李宗仁在逼宫入围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引而不发——跃入也”，他对蒋氏的两位说客说了这样一段话：“蒋先生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要知道，当今的局势非十六年蒋先生第一次下野时可比，依我看，就是蒋先生下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张群和吴忠信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打道回府，向蒋氏复命。蒋介石听后有些茫然，一时弄不清桂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蒋氏看来，武汉的白崇禧是唱黑脸的，明目张胆地以实力相逼；南京的李宗仁是唱白脸的，公然拒绝继位上台。他为了摸清李宗仁的底牌，遂决定请李宗仁到“总统府”谈话。对此，李宗仁做了记述：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接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李宗仁坚辞不就“总统”是假的，蒋介石称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更是骗人的。由此不仅可以说明什么叫资产阶级的政治，同时也可看出蒋、李两个大政客的真实嘴脸。
蒋介石何时才下定决心下野的呢？他在获悉杜聿明部被华野歼灭的当天清晨，方在如下这则日记中吐露了真情：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尤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十二日，为逼蒋介石尽快下野，美国驻华大使馆把政府的意见正式通知吴铁城：“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同时，苏、英、法各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听后凉了半截，大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十五日，天津失守。到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自己到了考虑“引退”的时候了，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自己“退居幕后”预作准备。
十八日，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又于十九日下午四点，约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谈话，蒋氏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做出头鸟，故半天没人说话。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问，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愤然地说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雷霆的样子，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蒋介石自知无趣地说：
“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蒋介石决计下野了！但是，诚如史家所评述的那样，他就像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的。为此，他在下野的日子上又做起了文章：“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蒋的用意是清楚的，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功劳’。”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蒋介石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是：“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相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据史记载：蒋介石讲话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对某些兔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他说话时，众人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张道藩等竟然大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悲痛。”这时，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听后异常感动，但是，他自知已经大势所趋，无力回天，故低沉地答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
全场愕然无声。蒋介石信手取出一纸，对身旁的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
对此，实出李宗仁所料，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一定会问个为什么，甚至还要亲自审视一遍蒋介石代他草拟的文告。可是他呢？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至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字。”更为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即起身宣布散会，李宗仁却憨厚地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李宗仁当众讨了个没趣。
这时，还有一位美髯飘逸的于右任依然喊着“总统！总统！”的，希望业已下野的蒋介石留步，听他说完这样一段话：“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听后只把手往后一摆，说了一句“你找德邻去办！”遂加快步子离去。
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更何况此次回故里是刚刚下野呢！因此，他离开会场，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按时赶到明故宫机场为蒋氏送行，自然是白跑一趟。虽说李氏的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可他再一思忖，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同时，当他想到自己已经取代了蒋介石总统地位的那一瞬间，他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突然向他袭来。为此，他于茫然之中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的对手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呢？我又将如何收拾南京这盘残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