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王》事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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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励并诱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励并诱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