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又一个人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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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孩子。这点是长大后才明白的。记忆中没有和伙伴们奔跑追闹的场景。高览曾经说我是选择性记忆,否则那些笑得很开心的儿时照片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他说得对。我能记住的,甚至梦里常常出现的场景,总是孤身一人。
但那时并不觉得孤独。5岁以前我住在一个县城的郊外,家门口不远处就有一条大河。河面其实可能并不怎么宽,只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宽而已。我总是一个人拎着小桶,到河里去抓鱼。当然,一次也没抓到过。我翻开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在浑浊的淤泥里寻找活着的东西。我总是空手而归,还不时踩到水草摔上几跤,弄得浑身湿透。
后来,我就改成捡石头了。我以为有一种石头会在夜里发出光芒,便在河滩上寻找想象中的那一块。白天没有任何依据可循,只有一块一块地拿回家去,放在床底下,等天黑的时候再看。找石头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决定放弃了。我把一块灰色的表面凹凸不平的石头捡回去,放在床下,并不断告诉自己,它就是我想找的那一块。这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低下头去,掀开了床单。我在床底看见这块石头发出微弱的光芒,于是心满意足,不再去寻找。
直到上了小学,我也依然在玩一种游戏:和想象中的朋友对话。幻想的形象有神仙,有同龄的小孩子,等等。还有一匹马。我把手悬在空中,装作拉缰绳的样子。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有时则垂在身体一侧,攥紧拳头。想象中,我牵着马上学,又牵着马放学,到了家门口,还要把缰绳拴在门把上。马的形态具体而真实,连鼻息也似乎一阵一阵地扑到脸上。
马在9岁那年彻底消失了。替代它的是小白,我养的一条流浪狗。两个星期以后,狗被爸爸扔进垃圾堆。此后便没有马,也没有狗。我终日在学校的操场上徘徊着,并在多年的学校生涯里被无数次地,肯定地告知,这世界上,其实什么也没有。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失落。只是有些疑惑。我开始无法分辨记忆中,哪些是真实的部分,哪些又是虚幻。比如,4岁那年父亲带我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看见一群大人正围住一个小女孩,其中两个紧紧抱住她的身体,另一个则抓住她的手,举着一把小钢锯。小女孩大声哭喊。我问父亲,那些人在做什么?父亲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他们要锯掉那小女孩的手指,因为她手上的戒指取不下来了。
这件事让我很多年以来都对戒指一类的东西心怀恐惧,但现在,我却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的。而父亲也早已不记得了。这事从逻辑上看似乎并无可能,因为即使戒指取不下来,要锯掉手指,也绝不至于在医院门口,至少也应该送进手术室里才对。可那幅场景,又是如此清晰具体,我甚至能描绘出那女孩的样貌,还有她挣扎呼喊的声音。
这些疑惑一直持续到今天。11岁那年一场高烧过后,我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我成了一个普通平常的,再不沉默寡言的孩子,并第一次感到了无底洞一般,在心底一直塌陷下去的,深深的孤独。
“不会是自闭症吧?”刘小军眯着眼睛,点着一根烟。
我看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我无法回答。如果提问的人是高览,或者王树,或者丁小胭,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不是。但对刘小军,回答不是,只会让他觉得是辩解而已。
能够达成交流的通道,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
所以我很快就换了一个话题。
“那以后没发生什么事吗?”我问他。
“你说从箱子里出来以后?”
“嗯。”“一切正常。我都快忘了。过段时间想换份工作。”
“不当推销员了?”
“想做点别的。不过现在挺难脱身的,毕竟除了这个,别的还都不会做。你呢,除了上课,平时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近来的生活。
“看书。”
“看书?”他有点惊讶“书那种东西,是睡觉前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总是看书,不出来玩,也太孤单了点。我看书看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嗯。”“偶尔玩一下游戏也好。你玩游戏吗?”
“不太玩。”
“哪天教你吧?”
“好。”我说。
后来,我一连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找高览。
他消失了。那天我偶然经过校门口时,发现潜行快递公司的招牌已经不在那里。我按照原来的电话打过去,被告知此号码是空号。高览的手机也已经停机。我只有猜想,他大概换了办公地点,也换了手机。可是,给仓库打电话也是空号。
潜行快递公司,好像从此不存在了似的。
我打到114查号台,然而话务员找了很久,最后说没有这个公司的号码。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接着给那两个送货员打电话,其中一个接了,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再问,对方竟然说了一句“不想再说了”就挂断了电话。
最后,我亲自去了一趟仓库。在那里看到大门紧锁,而门上原本写着潜行快递公司的字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门的旁边,我看见一则出租告示,便按照上面写着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声音很陌生,他说这仓库是自己买下用作出租的。我就问他是否知道以前的潜行快递公司搬到哪里去了。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一天,公司老板突然来退租,大概换了办公地点。我问他有没有联系电话,他就给了我一个座机号码,说是高览住处的电话。
我按照电话打过去,一个大概是房东的女人接起,说上个月高览就退了房,回家养病去了。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当时病情如何,以及新的联系方式,她一概不知,也不想知道。
这就是我最后得知的,有关高览的情况。
傍晚下起了大雨,雨棚被打得噼啪作响,我斜靠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雨过之后,带着潮味儿的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窗帘。我这样躺了一会儿,站起来关窗户的时候,突然瞥见楼下站着一个人。
是刘小军。他站在楼下的草地上,正和一个穿黑雨衣的人激烈地争辩着什么。那人雨衣的帽子拉得很低,看不见他的脸。只能大概看出,是个男人,而且,矮得出奇。刘小军浑身湿透,头发也贴在脸上,大概刚才下雨的时候一直没有打伞。可他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争论似乎越来越激烈了。刘小军的手甚至都挥舞起来,但那个人却始终一动不动。这种情形,一眼便可以得知,刘小军处于劣势。他的争辩看起来更像是挣扎。然而这时,情况却突然起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那个穿黑雨衣的人,正向刘小军一步一步地逼近。刘小军的脸色也变了,踉踉跄跄地朝后退着。看样子,他似乎想拔腿就跑,但双腿显然没有了力气。那人突然举起双手,一把掐住了刘小军的脖子,和刘小军一起跌倒在地上。从窗户里看去,只能看见黑雨衣下刘小军挣扎踢打的双手和双脚。
我暗叫了一声糟糕,连忙转身冲出门去。出门前不忘带上手机,万一发生点什么,也好报警。
然而,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楼下时,却只看见刘小军一个人,正从草地上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看见我,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你怎么样了?”我跑过去扶起他。
然而他却一把推开我,退后两步,一边喘着气,一边盯着我的脸说道:“你看见什么了?”
我愣住了。因为那时,我看到了刘小军的眼神。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眼睛里那一瞬间的凶狠和警惕,却明明白白地暴露无遗。
“没什么,”刘小军说“我是来找你出去喝茶的,刚刚走到楼下,地太滑了,就摔了一跤。”
“那现在没事了?”
“腿有点疼。这个样子大概也没法出去喝茶了,改天吧。”
“好,”我说“改天。”
刘小军于是拖着“有点疼”的腿离去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看见,在他的脖子上有几道明显的红色勒痕。
我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刘小军为什么撒谎。说白了,我对这事并不算太关心。但从这天起,我突然对刘小军有了一个模糊的,无法描述的,新的认识。原本以为终于能遇见一个正常人,一个做着推销员工作的,既没有奇怪癖好,也没有奇怪想法的人,但现在,我无法确定了。我只能保持沉默。说谎与沉默是最流行的两大罪过。
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
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孩子。这点是长大后才明白的。记忆中没有和伙伴们奔跑追闹的场景。高览曾经说我是选择性记忆,否则那些笑得很开心的儿时照片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他说得对。我能记住的,甚至梦里常常出现的场景,总是孤身一人。
但那时并不觉得孤独。5岁以前我住在一个县城的郊外,家门口不远处就有一条大河。河面其实可能并不怎么宽,只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宽而已。我总是一个人拎着小桶,到河里去抓鱼。当然,一次也没抓到过。我翻开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在浑浊的淤泥里寻找活着的东西。我总是空手而归,还不时踩到水草摔上几跤,弄得浑身湿透。
后来,我就改成捡石头了。我以为有一种石头会在夜里发出光芒,便在河滩上寻找想象中的那一块。白天没有任何依据可循,只有一块一块地拿回家去,放在床底下,等天黑的时候再看。找石头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决定放弃了。我把一块灰色的表面凹凸不平的石头捡回去,放在床下,并不断告诉自己,它就是我想找的那一块。这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低下头去,掀开了床单。我在床底看见这块石头发出微弱的光芒,于是心满意足,不再去寻找。
直到上了小学,我也依然在玩一种游戏:和想象中的朋友对话。幻想的形象有神仙,有同龄的小孩子,等等。还有一匹马。我把手悬在空中,装作拉缰绳的样子。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有时则垂在身体一侧,攥紧拳头。想象中,我牵着马上学,又牵着马放学,到了家门口,还要把缰绳拴在门把上。马的形态具体而真实,连鼻息也似乎一阵一阵地扑到脸上。
马在9岁那年彻底消失了。替代它的是小白,我养的一条流浪狗。两个星期以后,狗被爸爸扔进垃圾堆。此后便没有马,也没有狗。我终日在学校的操场上徘徊着,并在多年的学校生涯里被无数次地,肯定地告知,这世界上,其实什么也没有。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失落。只是有些疑惑。我开始无法分辨记忆中,哪些是真实的部分,哪些又是虚幻。比如,4岁那年父亲带我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看见一群大人正围住一个小女孩,其中两个紧紧抱住她的身体,另一个则抓住她的手,举着一把小钢锯。小女孩大声哭喊。我问父亲,那些人在做什么?父亲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他们要锯掉那小女孩的手指,因为她手上的戒指取不下来了。
这件事让我很多年以来都对戒指一类的东西心怀恐惧,但现在,我却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的。而父亲也早已不记得了。这事从逻辑上看似乎并无可能,因为即使戒指取不下来,要锯掉手指,也绝不至于在医院门口,至少也应该送进手术室里才对。可那幅场景,又是如此清晰具体,我甚至能描绘出那女孩的样貌,还有她挣扎呼喊的声音。
这些疑惑一直持续到今天。11岁那年一场高烧过后,我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我成了一个普通平常的,再不沉默寡言的孩子,并第一次感到了无底洞一般,在心底一直塌陷下去的,深深的孤独。
“不会是自闭症吧?”刘小军眯着眼睛,点着一根烟。
我看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我无法回答。如果提问的人是高览,或者王树,或者丁小胭,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不是。但对刘小军,回答不是,只会让他觉得是辩解而已。
能够达成交流的通道,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
所以我很快就换了一个话题。
“那以后没发生什么事吗?”我问他。
“你说从箱子里出来以后?”
“嗯。”“一切正常。我都快忘了。过段时间想换份工作。”
“不当推销员了?”
“想做点别的。不过现在挺难脱身的,毕竟除了这个,别的还都不会做。你呢,除了上课,平时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近来的生活。
“看书。”
“看书?”他有点惊讶“书那种东西,是睡觉前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总是看书,不出来玩,也太孤单了点。我看书看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嗯。”“偶尔玩一下游戏也好。你玩游戏吗?”
“不太玩。”
“哪天教你吧?”
“好。”我说。
后来,我一连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找高览。
他消失了。那天我偶然经过校门口时,发现潜行快递公司的招牌已经不在那里。我按照原来的电话打过去,被告知此号码是空号。高览的手机也已经停机。我只有猜想,他大概换了办公地点,也换了手机。可是,给仓库打电话也是空号。
潜行快递公司,好像从此不存在了似的。
我打到114查号台,然而话务员找了很久,最后说没有这个公司的号码。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接着给那两个送货员打电话,其中一个接了,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再问,对方竟然说了一句“不想再说了”就挂断了电话。
最后,我亲自去了一趟仓库。在那里看到大门紧锁,而门上原本写着潜行快递公司的字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门的旁边,我看见一则出租告示,便按照上面写着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声音很陌生,他说这仓库是自己买下用作出租的。我就问他是否知道以前的潜行快递公司搬到哪里去了。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一天,公司老板突然来退租,大概换了办公地点。我问他有没有联系电话,他就给了我一个座机号码,说是高览住处的电话。
我按照电话打过去,一个大概是房东的女人接起,说上个月高览就退了房,回家养病去了。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当时病情如何,以及新的联系方式,她一概不知,也不想知道。
这就是我最后得知的,有关高览的情况。
傍晚下起了大雨,雨棚被打得噼啪作响,我斜靠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雨过之后,带着潮味儿的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窗帘。我这样躺了一会儿,站起来关窗户的时候,突然瞥见楼下站着一个人。
是刘小军。他站在楼下的草地上,正和一个穿黑雨衣的人激烈地争辩着什么。那人雨衣的帽子拉得很低,看不见他的脸。只能大概看出,是个男人,而且,矮得出奇。刘小军浑身湿透,头发也贴在脸上,大概刚才下雨的时候一直没有打伞。可他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争论似乎越来越激烈了。刘小军的手甚至都挥舞起来,但那个人却始终一动不动。这种情形,一眼便可以得知,刘小军处于劣势。他的争辩看起来更像是挣扎。然而这时,情况却突然起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那个穿黑雨衣的人,正向刘小军一步一步地逼近。刘小军的脸色也变了,踉踉跄跄地朝后退着。看样子,他似乎想拔腿就跑,但双腿显然没有了力气。那人突然举起双手,一把掐住了刘小军的脖子,和刘小军一起跌倒在地上。从窗户里看去,只能看见黑雨衣下刘小军挣扎踢打的双手和双脚。
我暗叫了一声糟糕,连忙转身冲出门去。出门前不忘带上手机,万一发生点什么,也好报警。
然而,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楼下时,却只看见刘小军一个人,正从草地上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看见我,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你怎么样了?”我跑过去扶起他。
然而他却一把推开我,退后两步,一边喘着气,一边盯着我的脸说道:“你看见什么了?”
我愣住了。因为那时,我看到了刘小军的眼神。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眼睛里那一瞬间的凶狠和警惕,却明明白白地暴露无遗。
“没什么,”刘小军说“我是来找你出去喝茶的,刚刚走到楼下,地太滑了,就摔了一跤。”
“那现在没事了?”
“腿有点疼。这个样子大概也没法出去喝茶了,改天吧。”
“好,”我说“改天。”
刘小军于是拖着“有点疼”的腿离去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看见,在他的脖子上有几道明显的红色勒痕。
我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刘小军为什么撒谎。说白了,我对这事并不算太关心。但从这天起,我突然对刘小军有了一个模糊的,无法描述的,新的认识。原本以为终于能遇见一个正常人,一个做着推销员工作的,既没有奇怪癖好,也没有奇怪想法的人,但现在,我无法确定了。我只能保持沉默。说谎与沉默是最流行的两大罪过。
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