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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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热闹安全的街道上，我应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道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道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春如此融为一体，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
——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热闹安全的街道上，我应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道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道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春如此融为一体，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