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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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
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
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
“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
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
“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
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
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
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
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
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
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
“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
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
“爹，我去！”
“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
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
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
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
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
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
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
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
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
“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
“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
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
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
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
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
“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
“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
“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
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
“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兴这么干的嘛！你我真有些失望。”
“”慕蓉支说不出话来，眼圈有些红了。她内心深处，也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啊！
昌秀从来没有见程旭干过这种事。程旭从上海探亲回来，袁昌秀特别留神他到不到姚银章家去，没有，他没有去！
德光大伯请他买的育种书，他买来了。德光大伯没请他带药，他主动带来了。袁昌秀请他买的一朵塑料花，他也带来了。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几小瓶他自己备用的伤风感冒药和蛇药。袁昌秀故意问他：
“大家从上海回来，都给姚银章‘烧香’送礼，你为什么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不易生气的程旭这时候突然沉着脸说：“他是庙里的菩萨吗？是旧社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吗？必须人人送礼，岂有此理！”
昌秀板着脸说：“你是个憨包！”
“是啊，是憨包。”
正是因为这样，袁昌秀也特别尊重程旭。她愿意帮助他洗衣服、补衣服，愿意向他请教问题，愿意在园子里掏些新鲜菜蔬给他，也愿意从坛坛里抓一碗酸菜、泡豇豆给他就早饭。事虽小，礼虽轻，可也表明了昌秀鲜明的爱憎。
当听清程旭要被逮捕的话时，昌秀惊得站住了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黑漆漆的寨路，啥也看不见。雨后的风，带着一股宜人的湿润味儿吹过来，昌秀竟觉得有点冷。直到渗透草帽的一滴雨水，滴进她的脖子里，她才清醒过来。
她一再问自己：“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平时，她总是对慕蓉支说，她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了，至少能把意思全部复述出来。可现在，她不敢相信自己了。因为她确信，程旭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人抓走的。
她决定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打听清楚。她侥幸地想，这些上海青年，聚在一起爱讲笑话，开玩笑，也许，那是他们打趣时说的呢！这些人，不是常拿程旭来取笑吗。
袁昌秀不急着回家了。转了一个方向，她朝大祠堂集体户走去。刚才那些知青好像说过，慕蓉支也出去了。这么黑的天，她不在集体户，就是找我去耍，不会走第二家的。
袁昌秀走到集体户门外，听到灶屋里一片议论声，心知他们都还没睡，便放开嗓门叫起来。
慕蓉支听到袁昌秀叫她，欣喜她这一叫给自己解了围，急忙在灶屋知青们众目睽睽之下跑出了大祠堂。
到了门外，袁昌秀一把拉住她，就往僻静处走。
“昌秀，有什么事儿？”慕蓉支开始奇怪了，袁昌秀这么神秘干啥？
“小慕”昌秀急促地说：“刚才，我在寨路上听你们那些男知青说，有人要逮捕程旭，是真的吗？”
慕蓉支的手抖动起来，她愁嘁嘁地说：“是、是真的，不过，你”“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是谁要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他知道不知道？”昌秀不等慕蓉支讲完，一迭连声地追问起来。
“你轻声点。”慕蓉支忧心忡忡地说。随后，便轻声细语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那，那可怎么是好啊？”昌秀惘然地说：“小慕，你想过没有？”
慕蓉支悒郁不安地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唉！”昌秀跺了跺脚，焦急地说：“既然是人家要害他，为啥不躲一躲，这个大憨包。”
慕蓉支没有回答，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不由自主地抽泣着。
昌秀听到她的哭泣声，眨了眨眼，惊异地瞅了瞅她，说：
“你哭啥哟，哭没得用啊！走，找我爹去，想想办法！”
说着，不容慕蓉支讲什么，拉起她的手就往自己屋头跑。
袁明新正坐在堂屋里，眼巴巴地等着昌秀回家来。他等得有点焦急了，给砖瓦盖草帘子，要得了多少时间？一向做事利索的幺女儿，怎么还没回家来，雨都停了好一阵了。
他敲落了三尺长的烟杆上的烟灰，准备起身出门去看看女儿，昌秀拉着满脸愁容的慕蓉支，走进堂屋来了。
袁明新见小慕哭兮兮的，以为是集体户里知识青年之间闹了架，小慕受了委屈，昌秀拉她来劝慰一番呢。他一边拉出一条板凳来，一边关切地问：
“小慕，你和哪个闹架了？”
“爹，出事啦！”袁昌秀把小慕推到板凳上坐下，急不可待地瞪着眼睛说：“公安局要抓程旭”
“啊！”袁明新大伯惊得浑身抖了抖，手中那根三尺长的烟杆“笃”一声落在堂屋地上。“是咋个回事？”
袁昌秀和慕蓉支愁容满面地你一言我一语，把公社传来的消息，以及程旭对这件事的态度，简单说了一遍。
明新大伯听两个姑娘这么一说，神情慢慢镇定下来。他拾起长烟杆，坐在板凳上，嘴咬着没有裹上叶子烟的烟嘴“巴哒巴哒”空抽了一阵，好半天才思索着说：
“这事儿，有点搅呢！”
“爹，你快拿个主意吧，光评论有啥用？拿出管用的法子来呀！”
“管用的法子？”明新大伯重复着，喃喃地说：“事情连带得广，想想，我要好好想想”
两个姑娘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任何人插手进来，都要担风险的。她们双双拉着手，在板凳上肩挨肩坐下来，四只眼睛期待地望着袁明新大伯。
明新大伯今年近六十岁了，前四十年的岁月，他过的都是苦日子。十二岁开始做田，挑粪、铲护田埂、打田、栽秧、薅草、挞谷，一个小娃娃呀，一年到头，守着从地主家佃来的几亩水田，没日没夜地干。为了养活挖煤烧炭时压断了腿的父亲，为了给妈分担一点愁苦，他的眼睛，只看到租来的那几亩田。谁知道，连做了四年，年年的收成只够交租和留种，割回家来的，只有几大捆谷草。袁明新这才知道，韩家寨地区的高寒水田，根本无法在产量上夺丰收。怪不得俗话说：宁栽十天黄秧，不种一夜冷田。无霜期短促，你下再大的劲儿，花再多的力气，寒霜一降，冷水一浸，结的不是黑壳壳谷，便是秕谷，能打几斤粮食？地主的租子一两不少，劳碌一年，自家吃什么呀？那不是给人白干嘛！一气之下，袁明新大伯在十六岁上，退了佃租，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在韩家寨做田了！他东拼西借，凑了一笔盘缠，出外学手艺去了。
三年之后，有志气的明新，学会了两门手艺回到了韩家寨。一门手艺是在青杠坡上观察煤脉，另一门手艺便是做砖做瓦烧窑子。明新大伯有了这两门手艺，满怀信心地回到韩家寨来，实指望能养活父母，过个粗茶淡饭的穷苦日子了。哪晓得，煤脉是被他一眼认准了，可挖煤老二挖出的煤，不是被山主霸了去，便是给地主包下了。在那直不起腰来的煤洞里，穷哥子们照旧要给塌方压死，给料想不到的水仓淹死，给瓦斯毒死。一件件的惨事，使得明新大伯闭紧了双眼，再也不敢去给穷哥子们看煤脉了。做瓦打砖烧窑子这门手艺，总能勉强糊口吧，累日累夜，饭是有的吃了。可经明新大伯的手，烧出了不知几百窑砖，通通给远远近近的地主、富农和镇子上的老板拖去了。他家屋头，盖得还是茅草房，砌的还是泥巴墙。
解放之后，明新大伯的这两门手艺，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了。二十年来，韩家寨大队的社员，一家一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幢房屋的砖瓦，都是经他的手烧出来的呀！他不但是砖瓦场的老师傅，还是大队煤场的顾问。经他认准的煤脉，架上厢枕木，确保不会坍塌了，往里一挖，准出好煤。韩家寨大队的块块煤，烧起火来无烟无味，远近闻名，连有些有名的大工厂，都想要韩家寨煤场的煤，想开大卡车来买。无奈通韩家寨大队的路，只有一条马车道，卡车开不进来。工厂催着县里和公社、大队，快些修公路，社员们也一再地要求修通这条公路。嚷嚷有两三年了，只是因为没钱买炸药，没钱买钢钎、二锤、十字镐，没人组织队伍，还没动过手。
应该说，袁明新大伯烧窑、观煤脉，活路够忙的了，生产队里把他看作副业上的台柱，他要躺倒了不干，砖瓦窑无法烧，煤场开不了工，韩家寨的两大副业，都只能停工熄火啰！正因为这，队里从来也没叫他下田上坡干农活。可明新大伯一直忘不了小时候佃租地主的水田时受的气。地主早已打倒了，但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年年要吃回销粮，摘不了穷帽子。“四清”之后，听说韩德光下决心提高水稻产量，要育良种，明新大伯满心支持，硬是抽出时间来帮韩德光当下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姚银章上了台，韩德光挨了批，明新大伯一肚皮都是气。他愤愤不平地去责问造反当官的姚银章：
“育良种有啥错？你要这么整人？”
“大伯，这可不是我的主意，这是上头的意思。”姚银章晓得袁明新是整个大队副业上的台柱，自己要用零花钱，少不了也要到砖瓦场、煤场的出纳那儿去借支。再说这个人是一般社员，没有必要整倒他，对他也就客气一点。每次他来责问，姚银章总像买点他的面子似的迁就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啊！”韩德光被整得死去活来，没人敢搭理他，气得明新大伯也闷闷不乐。上海知识青年到了韩家寨，姚银章向全大队的知识青年介绍情况时，把韩德光也像地主富农一样，作为牛鬼蛇神向他们介绍了。这些远方来的小青年，懂个啥呀！他们只晓得和牛鬼蛇神划清界限，还能去和德光说话？德光被姚银章整臭了！明新大伯担忧地想。
嗨，出乎袁明新意料之外，偏偏出了个程旭不信邪，他就是和韩德光亲热，还再次提出来，要育良种。在这个黑云盖住头的时候，他敢于这么说，就叫袁明新对他另眼看待。
这小伙子，还真有股劲，不是那种一朝热，一朝冷的小青年，三年来，他天天都保持着最初那股劲儿。明新大伯由惊讶到信任、由信任到钦佩，认定有这小伙子的聪明才智和那股钻劲，良种准能育出来。
德光不便出面，好些事儿，是袁明新和程旭合着干。三年来，袁明新开始了解、熟悉这远方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了！他一点也不像陈家勤那风流小伙，说出来的话，和报纸上差不离，尽朝着大伙儿读书一样念，也不觉得腻味人。程旭这个人，说话不多，一是一，二是二，懂便懂，不懂就问。光是袁明新带着他，不知走过远近村寨多少老农的家，向人家打听天时、地利、水情、种子情况。开初，他山区话说不好，咬音不准，从来没离开过本乡本土的老农听不懂他的话，他就使劲学。他随身那个小本本上，也不知记了多少条农谚。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通过三年来的摸索、试验、对比、鉴别，他们总算选出了两种各具不同优点的良种“七月黄”和“珍珠矮”今天刚刚开始授粉，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新品种成熟，明年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呢！明新大伯心里说不出地喜悦。哪里会想到，晴天里打雷，公安局要逮捕程旭了！
“爹，你想出办法来没有啊？”昌秀忍不住这种难耐的沉默，惴惴不安地追问道。
袁明新瞥了女儿一眼，纳闷地说：“要找运输队、建筑队、供销社、老农、挖煤老二，我还有些办法。这事儿，要找公社主要干部打听打听，是咋个回事？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呢！”
“那、那你说怎么办呢？”昌秀逼着自己的父亲。
慕蓉支也泪汪汪地说：“最好给公社干部解释解释”
“只有找德光去！”袁明新“呼”地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拿定了主意说：“德光原先是大队长，和公社干部人头熟。我听说，前几年被打倒的公社书记伍国祥，现在又当上公社主任了。这人和德光最熟，只有让德光去找他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了！”
“走，我和你一路到德光大伯家去。”昌秀跳起来说。
“我也去，”慕蓉支也要求道：“我和你们一道去！”
袁明新为难地瞅了瞅两个姑娘，迟疑了一下，说：“德光是遭监视的，你们去，怕”
“爹，怕个啥哟，都快半夜了，还有谁看见。”
袁明新又瞧了瞧慕蓉支，说：“小慕，已经半夜了，你一个姑娘家，早点休息去吧！”
慕蓉支急了：“明新大伯，你、你让我去吧！”
“爹，让她去吧。她是程旭的”昌秀不便说下去，使劲搡了搡父亲。
袁明新顿时醒悟过来，他点点头，说：“那就一齐去吧，三个人一路，脚步放轻些”
他们仨，走出院坝，顺着寨路，朝东头德光大伯家走去。
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
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
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
“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
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
“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
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
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
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
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
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
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
“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
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
“爹，我去！”
“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
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
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
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
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
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
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
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
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
“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
“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
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
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
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
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
“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
“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
“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
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
“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兴这么干的嘛！你我真有些失望。”
“”慕蓉支说不出话来，眼圈有些红了。她内心深处，也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啊！
昌秀从来没有见程旭干过这种事。程旭从上海探亲回来，袁昌秀特别留神他到不到姚银章家去，没有，他没有去！
德光大伯请他买的育种书，他买来了。德光大伯没请他带药，他主动带来了。袁昌秀请他买的一朵塑料花，他也带来了。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几小瓶他自己备用的伤风感冒药和蛇药。袁昌秀故意问他：
“大家从上海回来，都给姚银章‘烧香’送礼，你为什么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不易生气的程旭这时候突然沉着脸说：“他是庙里的菩萨吗？是旧社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吗？必须人人送礼，岂有此理！”
昌秀板着脸说：“你是个憨包！”
“是啊，是憨包。”
正是因为这样，袁昌秀也特别尊重程旭。她愿意帮助他洗衣服、补衣服，愿意向他请教问题，愿意在园子里掏些新鲜菜蔬给他，也愿意从坛坛里抓一碗酸菜、泡豇豆给他就早饭。事虽小，礼虽轻，可也表明了昌秀鲜明的爱憎。
当听清程旭要被逮捕的话时，昌秀惊得站住了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黑漆漆的寨路，啥也看不见。雨后的风，带着一股宜人的湿润味儿吹过来，昌秀竟觉得有点冷。直到渗透草帽的一滴雨水，滴进她的脖子里，她才清醒过来。
她一再问自己：“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平时，她总是对慕蓉支说，她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了，至少能把意思全部复述出来。可现在，她不敢相信自己了。因为她确信，程旭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人抓走的。
她决定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打听清楚。她侥幸地想，这些上海青年，聚在一起爱讲笑话，开玩笑，也许，那是他们打趣时说的呢！这些人，不是常拿程旭来取笑吗。
袁昌秀不急着回家了。转了一个方向，她朝大祠堂集体户走去。刚才那些知青好像说过，慕蓉支也出去了。这么黑的天，她不在集体户，就是找我去耍，不会走第二家的。
袁昌秀走到集体户门外，听到灶屋里一片议论声，心知他们都还没睡，便放开嗓门叫起来。
慕蓉支听到袁昌秀叫她，欣喜她这一叫给自己解了围，急忙在灶屋知青们众目睽睽之下跑出了大祠堂。
到了门外，袁昌秀一把拉住她，就往僻静处走。
“昌秀，有什么事儿？”慕蓉支开始奇怪了，袁昌秀这么神秘干啥？
“小慕”昌秀急促地说：“刚才，我在寨路上听你们那些男知青说，有人要逮捕程旭，是真的吗？”
慕蓉支的手抖动起来，她愁嘁嘁地说：“是、是真的，不过，你”“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是谁要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他知道不知道？”昌秀不等慕蓉支讲完，一迭连声地追问起来。
“你轻声点。”慕蓉支忧心忡忡地说。随后，便轻声细语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那，那可怎么是好啊？”昌秀惘然地说：“小慕，你想过没有？”
慕蓉支悒郁不安地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唉！”昌秀跺了跺脚，焦急地说：“既然是人家要害他，为啥不躲一躲，这个大憨包。”
慕蓉支没有回答，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不由自主地抽泣着。
昌秀听到她的哭泣声，眨了眨眼，惊异地瞅了瞅她，说：
“你哭啥哟，哭没得用啊！走，找我爹去，想想办法！”
说着，不容慕蓉支讲什么，拉起她的手就往自己屋头跑。
袁明新正坐在堂屋里，眼巴巴地等着昌秀回家来。他等得有点焦急了，给砖瓦盖草帘子，要得了多少时间？一向做事利索的幺女儿，怎么还没回家来，雨都停了好一阵了。
他敲落了三尺长的烟杆上的烟灰，准备起身出门去看看女儿，昌秀拉着满脸愁容的慕蓉支，走进堂屋来了。
袁明新见小慕哭兮兮的，以为是集体户里知识青年之间闹了架，小慕受了委屈，昌秀拉她来劝慰一番呢。他一边拉出一条板凳来，一边关切地问：
“小慕，你和哪个闹架了？”
“爹，出事啦！”袁昌秀把小慕推到板凳上坐下，急不可待地瞪着眼睛说：“公安局要抓程旭”
“啊！”袁明新大伯惊得浑身抖了抖，手中那根三尺长的烟杆“笃”一声落在堂屋地上。“是咋个回事？”
袁昌秀和慕蓉支愁容满面地你一言我一语，把公社传来的消息，以及程旭对这件事的态度，简单说了一遍。
明新大伯听两个姑娘这么一说，神情慢慢镇定下来。他拾起长烟杆，坐在板凳上，嘴咬着没有裹上叶子烟的烟嘴“巴哒巴哒”空抽了一阵，好半天才思索着说：
“这事儿，有点搅呢！”
“爹，你快拿个主意吧，光评论有啥用？拿出管用的法子来呀！”
“管用的法子？”明新大伯重复着，喃喃地说：“事情连带得广，想想，我要好好想想”
两个姑娘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任何人插手进来，都要担风险的。她们双双拉着手，在板凳上肩挨肩坐下来，四只眼睛期待地望着袁明新大伯。
明新大伯今年近六十岁了，前四十年的岁月，他过的都是苦日子。十二岁开始做田，挑粪、铲护田埂、打田、栽秧、薅草、挞谷，一个小娃娃呀，一年到头，守着从地主家佃来的几亩水田，没日没夜地干。为了养活挖煤烧炭时压断了腿的父亲，为了给妈分担一点愁苦，他的眼睛，只看到租来的那几亩田。谁知道，连做了四年，年年的收成只够交租和留种，割回家来的，只有几大捆谷草。袁明新这才知道，韩家寨地区的高寒水田，根本无法在产量上夺丰收。怪不得俗话说：宁栽十天黄秧，不种一夜冷田。无霜期短促，你下再大的劲儿，花再多的力气，寒霜一降，冷水一浸，结的不是黑壳壳谷，便是秕谷，能打几斤粮食？地主的租子一两不少，劳碌一年，自家吃什么呀？那不是给人白干嘛！一气之下，袁明新大伯在十六岁上，退了佃租，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在韩家寨做田了！他东拼西借，凑了一笔盘缠，出外学手艺去了。
三年之后，有志气的明新，学会了两门手艺回到了韩家寨。一门手艺是在青杠坡上观察煤脉，另一门手艺便是做砖做瓦烧窑子。明新大伯有了这两门手艺，满怀信心地回到韩家寨来，实指望能养活父母，过个粗茶淡饭的穷苦日子了。哪晓得，煤脉是被他一眼认准了，可挖煤老二挖出的煤，不是被山主霸了去，便是给地主包下了。在那直不起腰来的煤洞里，穷哥子们照旧要给塌方压死，给料想不到的水仓淹死，给瓦斯毒死。一件件的惨事，使得明新大伯闭紧了双眼，再也不敢去给穷哥子们看煤脉了。做瓦打砖烧窑子这门手艺，总能勉强糊口吧，累日累夜，饭是有的吃了。可经明新大伯的手，烧出了不知几百窑砖，通通给远远近近的地主、富农和镇子上的老板拖去了。他家屋头，盖得还是茅草房，砌的还是泥巴墙。
解放之后，明新大伯的这两门手艺，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了。二十年来，韩家寨大队的社员，一家一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幢房屋的砖瓦，都是经他的手烧出来的呀！他不但是砖瓦场的老师傅，还是大队煤场的顾问。经他认准的煤脉，架上厢枕木，确保不会坍塌了，往里一挖，准出好煤。韩家寨大队的块块煤，烧起火来无烟无味，远近闻名，连有些有名的大工厂，都想要韩家寨煤场的煤，想开大卡车来买。无奈通韩家寨大队的路，只有一条马车道，卡车开不进来。工厂催着县里和公社、大队，快些修公路，社员们也一再地要求修通这条公路。嚷嚷有两三年了，只是因为没钱买炸药，没钱买钢钎、二锤、十字镐，没人组织队伍，还没动过手。
应该说，袁明新大伯烧窑、观煤脉，活路够忙的了，生产队里把他看作副业上的台柱，他要躺倒了不干，砖瓦窑无法烧，煤场开不了工，韩家寨的两大副业，都只能停工熄火啰！正因为这，队里从来也没叫他下田上坡干农活。可明新大伯一直忘不了小时候佃租地主的水田时受的气。地主早已打倒了，但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年年要吃回销粮，摘不了穷帽子。“四清”之后，听说韩德光下决心提高水稻产量，要育良种，明新大伯满心支持，硬是抽出时间来帮韩德光当下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姚银章上了台，韩德光挨了批，明新大伯一肚皮都是气。他愤愤不平地去责问造反当官的姚银章：
“育良种有啥错？你要这么整人？”
“大伯，这可不是我的主意，这是上头的意思。”姚银章晓得袁明新是整个大队副业上的台柱，自己要用零花钱，少不了也要到砖瓦场、煤场的出纳那儿去借支。再说这个人是一般社员，没有必要整倒他，对他也就客气一点。每次他来责问，姚银章总像买点他的面子似的迁就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啊！”韩德光被整得死去活来，没人敢搭理他，气得明新大伯也闷闷不乐。上海知识青年到了韩家寨，姚银章向全大队的知识青年介绍情况时，把韩德光也像地主富农一样，作为牛鬼蛇神向他们介绍了。这些远方来的小青年，懂个啥呀！他们只晓得和牛鬼蛇神划清界限，还能去和德光说话？德光被姚银章整臭了！明新大伯担忧地想。
嗨，出乎袁明新意料之外，偏偏出了个程旭不信邪，他就是和韩德光亲热，还再次提出来，要育良种。在这个黑云盖住头的时候，他敢于这么说，就叫袁明新对他另眼看待。
这小伙子，还真有股劲，不是那种一朝热，一朝冷的小青年，三年来，他天天都保持着最初那股劲儿。明新大伯由惊讶到信任、由信任到钦佩，认定有这小伙子的聪明才智和那股钻劲，良种准能育出来。
德光不便出面，好些事儿，是袁明新和程旭合着干。三年来，袁明新开始了解、熟悉这远方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了！他一点也不像陈家勤那风流小伙，说出来的话，和报纸上差不离，尽朝着大伙儿读书一样念，也不觉得腻味人。程旭这个人，说话不多，一是一，二是二，懂便懂，不懂就问。光是袁明新带着他，不知走过远近村寨多少老农的家，向人家打听天时、地利、水情、种子情况。开初，他山区话说不好，咬音不准，从来没离开过本乡本土的老农听不懂他的话，他就使劲学。他随身那个小本本上，也不知记了多少条农谚。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通过三年来的摸索、试验、对比、鉴别，他们总算选出了两种各具不同优点的良种“七月黄”和“珍珠矮”今天刚刚开始授粉，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新品种成熟，明年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呢！明新大伯心里说不出地喜悦。哪里会想到，晴天里打雷，公安局要逮捕程旭了！
“爹，你想出办法来没有啊？”昌秀忍不住这种难耐的沉默，惴惴不安地追问道。
袁明新瞥了女儿一眼，纳闷地说：“要找运输队、建筑队、供销社、老农、挖煤老二，我还有些办法。这事儿，要找公社主要干部打听打听，是咋个回事？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呢！”
“那、那你说怎么办呢？”昌秀逼着自己的父亲。
慕蓉支也泪汪汪地说：“最好给公社干部解释解释”
“只有找德光去！”袁明新“呼”地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拿定了主意说：“德光原先是大队长，和公社干部人头熟。我听说，前几年被打倒的公社书记伍国祥，现在又当上公社主任了。这人和德光最熟，只有让德光去找他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了！”
“走，我和你一路到德光大伯家去。”昌秀跳起来说。
“我也去，”慕蓉支也要求道：“我和你们一道去！”
袁明新为难地瞅了瞅两个姑娘，迟疑了一下，说：“德光是遭监视的，你们去，怕”
“爹，怕个啥哟，都快半夜了，还有谁看见。”
袁明新又瞧了瞧慕蓉支，说：“小慕，已经半夜了，你一个姑娘家，早点休息去吧！”
慕蓉支急了：“明新大伯，你、你让我去吧！”
“爹，让她去吧。她是程旭的”昌秀不便说下去，使劲搡了搡父亲。
袁明新顿时醒悟过来，他点点头，说：“那就一齐去吧，三个人一路，脚步放轻些”
他们仨，走出院坝，顺着寨路，朝东头德光大伯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