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和王小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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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不是文学禁区
文学无禁区，这是我的观点。但这不能办到，因为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得有国籍，你就有你的文化背景，你就被赋予了立场。如果你与主流冲突，那就只能被打压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政治的题材不是不可以写，但必须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否则就是违禁，要被竖起了“no”牌子。本来也是，什么都让你说，放在美国他也不干啊。但对于性，就没有政治那么敏感。
性开放的尺度，从古至今，我觉得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诗经里讲到的男女爱情，多么淳朴，至于性，也没有那么多禁忌。古时候介绍房中术的书籍也不少，马王堆就出土了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书籍。到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性也不算什么禁忌。要说禁，只是男人对女人的禁，从而步入了一个男权压迫的时代。那时的一些言论，至今看来，仍让我们感到对女性的残酷压迫。诸如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说什么“少女失贞，不如老妓从娘”；女人死了丈夫，不论你多年轻，只要余生坚定守寡，就可得贞洁牌坊一座；要是遭到强暴，就死了算了，夫子就会在史书上封你做“烈女”至于妓院春楼，好像就没有停办过。而且，在封建社会，那也是明目张胆地合法开张。到了明代，随着评书、小说的兴起，这种当时被认为低俗的文艺形式，成为性描写的肥沃土壤。如果说金瓶梅借性描写反映了那个时代深广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么后来的肉蒲团、痴婆子更是露骨。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对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禁忌的。甚至乱伦描写，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也不能避免。文学不能脱离生活，既然人类靠两性繁殖，既然为了使人类不至于绝种，造物主还在性事中添加了“销魂散”以吸引人们参与，所以表现“性”是文学不可避免的任务。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开创者都认为我们应该跟以往不同，既然妓院解放了，性这个问题得重新衡量。所以，一段时间，文学写性，仍然是洪水猛兽。
二、贾平凹的性
既然要写，那就有个尺度问题了。前人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甚至色情描写已经成为范本永久地存在了。我们再写，不外乎还是那些东西。正如千百年来，男女之间其实就那么点事。人，从解剖学的角度讲，还是当初的人，而性描写想要翻新点花样，只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入手。倘若不是，完完全全的生理描写只能被称为色情描写，是低俗的感官的，容易激起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的动物本能，甚至引诱犯罪。所以，我们的社会，对性描写的态度是相当的谨慎。擅长性描写的作家无一不曾受到质疑，特别是文化部门的批判以及道德家们的诟病。我读书少，我所知道的当代性描写的高手就只有两位，一位是贾平凹，一位是王小波。我也只能谈谈我对他们的看法。
众所周知，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对男女性事的描写很多，其中不乏与某些明凊小说暗合之处。小说中，涉及到本能行为的文字都用了方框代替，这其实更吸引了那些猎色者的目光。小说印行不到半年就遭到文化部门的查禁，该书编辑也遭到处分。那时没有网络，但盗版非常猖獗，据说该书的盗版印行累计起来大概有1200百万册。贾平凹调侃说，感谢盗版使他的这本书流传下来。但因为这本书，贾遭到的批判是空前的。去年，这本书才得以再次合法印刷，那些方框改由省略号代替。以往的批判者一致认为，这书是黄色文学，认为作品主人公庄之蝶就是作者的化身。我认为这太过了。
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到底是啥关系？不可否认，小说人物会传达作者的思想，但是，将小说人物等同于作者无疑是不懂文艺的蠢人。所以，作品一旦成型，我们就只能评判作品本身，没有资格去和小说作者纠缠。
这本书被称为“现代金瓶梅”它反映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迷茫、困顿和颓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巨变的无所适从，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以沉迷性爱寻求自身的超脱。我认为这是废都这本小说的突出贡献。小说家不是道德家，没有必要在作品中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读者的事情，读者有必要对任何作品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但这种阅读只针对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把作品等同于作者，把作品中人物的价值观等同于作家的价值观，这显然有失公平。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作家和其作品等同起来，只能是扼杀了作家的创造力，只能使文学陷入政治的附庸，产生“高大全”那样的应景作品，反而失了文学的真。
所以，我对贾平凹的这本作品是支持的，赞叹它深广的社会内容，特别是对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它超强的遇见性更是得到了当下社会的印证。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文化的精英，但是，既然社会产生不了精英，我们应该反思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这个社会。如何去实现社会的变革，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而不应该去非难知识分子，这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是政治妄图推脱责任。
三、王小波的爱
喜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喜欢王二和陈清扬的那段情。一开始，陈清扬要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但王二不能证明。不能证明只能无奈，不陷入无奈和软弱无力状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自己是破鞋，那时别人再说自己是破鞋那就坦然受之。于是，王二就和陈清扬搞起了破鞋，这下，那些人反而不再提破鞋的事了。陈清扬和王二为了实践他们的“伟大友谊”一次次地以性爱作为对抗“文革”那个疯狂时代的武器，一次次地被捆绑起来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一次次地被关在屋子里一遍遍地写交代材料。当陈清扬写了最后一份材料交给领导后，领导就再也没有把他们的男女问题拿来批判了。多年后，王二遇到陈清扬，问她写了什么，她说，她交代了自己爱上了王二的事实。因为爱，批判的人也丧失了继续下去的乐趣了。
同样是写性爱，比起贾平凹，我更喜欢小波。这倒不是我认为王小波要比贾平凹要高明些。我觉得他们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题材决定了他们的各自不同的成就。对于颓靡的知识分子，要写他们如何超脱那只是浪漫主义，所以，假如贾平凹写的那些古城的文化界状态是真实的话，我相信他只能那样写，如果写出纯爱，反而让人觉得虚假。只是，他的角度的确特别，他试验性地突破了主流文化的禁区。王小波写性爱相对来说更直率，勃起就是勃起，没有必要遮掩，而在性爱之外，更多了友谊，最后还冒出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应该说更有正面引导的意味。如果非要把文学的道义强加在文学上，似乎小波的确要高明些。就是这样高明的作品，一开始也不能在大陆印刷出版，被一些人批判为格调低下。
四、结语
社会不断进步，思想进一步解放，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得到了承认。到了最后，我还想反问自己，他们之间，真的有高下之分吗？我的回答是，作品描写的内容决定了一切。我们讨论作品，其实更应该侧重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这点上来说，他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我们如何鉴赏的问题。只要读者有自己的立场，文学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范本的。文学，不是单向的传导，而是一个对话和辩驳的双向互动，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一、性不是文学禁区
文学无禁区，这是我的观点。但这不能办到，因为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得有国籍，你就有你的文化背景，你就被赋予了立场。如果你与主流冲突，那就只能被打压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政治的题材不是不可以写，但必须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否则就是违禁，要被竖起了“no”牌子。本来也是，什么都让你说，放在美国他也不干啊。但对于性，就没有政治那么敏感。
性开放的尺度，从古至今，我觉得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诗经里讲到的男女爱情，多么淳朴，至于性，也没有那么多禁忌。古时候介绍房中术的书籍也不少，马王堆就出土了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书籍。到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性也不算什么禁忌。要说禁，只是男人对女人的禁，从而步入了一个男权压迫的时代。那时的一些言论，至今看来，仍让我们感到对女性的残酷压迫。诸如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说什么“少女失贞，不如老妓从娘”；女人死了丈夫，不论你多年轻，只要余生坚定守寡，就可得贞洁牌坊一座；要是遭到强暴，就死了算了，夫子就会在史书上封你做“烈女”至于妓院春楼，好像就没有停办过。而且，在封建社会，那也是明目张胆地合法开张。到了明代，随着评书、小说的兴起，这种当时被认为低俗的文艺形式，成为性描写的肥沃土壤。如果说金瓶梅借性描写反映了那个时代深广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么后来的肉蒲团、痴婆子更是露骨。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对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禁忌的。甚至乱伦描写，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也不能避免。文学不能脱离生活，既然人类靠两性繁殖，既然为了使人类不至于绝种，造物主还在性事中添加了“销魂散”以吸引人们参与，所以表现“性”是文学不可避免的任务。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开创者都认为我们应该跟以往不同，既然妓院解放了，性这个问题得重新衡量。所以，一段时间，文学写性，仍然是洪水猛兽。
二、贾平凹的性
既然要写，那就有个尺度问题了。前人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甚至色情描写已经成为范本永久地存在了。我们再写，不外乎还是那些东西。正如千百年来，男女之间其实就那么点事。人，从解剖学的角度讲，还是当初的人，而性描写想要翻新点花样，只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入手。倘若不是，完完全全的生理描写只能被称为色情描写，是低俗的感官的，容易激起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的动物本能，甚至引诱犯罪。所以，我们的社会，对性描写的态度是相当的谨慎。擅长性描写的作家无一不曾受到质疑，特别是文化部门的批判以及道德家们的诟病。我读书少，我所知道的当代性描写的高手就只有两位，一位是贾平凹，一位是王小波。我也只能谈谈我对他们的看法。
众所周知，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对男女性事的描写很多，其中不乏与某些明凊小说暗合之处。小说中，涉及到本能行为的文字都用了方框代替，这其实更吸引了那些猎色者的目光。小说印行不到半年就遭到文化部门的查禁，该书编辑也遭到处分。那时没有网络，但盗版非常猖獗，据说该书的盗版印行累计起来大概有1200百万册。贾平凹调侃说，感谢盗版使他的这本书流传下来。但因为这本书，贾遭到的批判是空前的。去年，这本书才得以再次合法印刷，那些方框改由省略号代替。以往的批判者一致认为，这书是黄色文学，认为作品主人公庄之蝶就是作者的化身。我认为这太过了。
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到底是啥关系？不可否认，小说人物会传达作者的思想，但是，将小说人物等同于作者无疑是不懂文艺的蠢人。所以，作品一旦成型，我们就只能评判作品本身，没有资格去和小说作者纠缠。
这本书被称为“现代金瓶梅”它反映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迷茫、困顿和颓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巨变的无所适从，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以沉迷性爱寻求自身的超脱。我认为这是废都这本小说的突出贡献。小说家不是道德家，没有必要在作品中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读者的事情，读者有必要对任何作品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但这种阅读只针对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把作品等同于作者，把作品中人物的价值观等同于作家的价值观，这显然有失公平。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作家和其作品等同起来，只能是扼杀了作家的创造力，只能使文学陷入政治的附庸，产生“高大全”那样的应景作品，反而失了文学的真。
所以，我对贾平凹的这本作品是支持的，赞叹它深广的社会内容，特别是对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它超强的遇见性更是得到了当下社会的印证。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文化的精英，但是，既然社会产生不了精英，我们应该反思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这个社会。如何去实现社会的变革，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而不应该去非难知识分子，这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是政治妄图推脱责任。
三、王小波的爱
喜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喜欢王二和陈清扬的那段情。一开始，陈清扬要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但王二不能证明。不能证明只能无奈，不陷入无奈和软弱无力状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自己是破鞋，那时别人再说自己是破鞋那就坦然受之。于是，王二就和陈清扬搞起了破鞋，这下，那些人反而不再提破鞋的事了。陈清扬和王二为了实践他们的“伟大友谊”一次次地以性爱作为对抗“文革”那个疯狂时代的武器，一次次地被捆绑起来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一次次地被关在屋子里一遍遍地写交代材料。当陈清扬写了最后一份材料交给领导后，领导就再也没有把他们的男女问题拿来批判了。多年后，王二遇到陈清扬，问她写了什么，她说，她交代了自己爱上了王二的事实。因为爱，批判的人也丧失了继续下去的乐趣了。
同样是写性爱，比起贾平凹，我更喜欢小波。这倒不是我认为王小波要比贾平凹要高明些。我觉得他们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题材决定了他们的各自不同的成就。对于颓靡的知识分子，要写他们如何超脱那只是浪漫主义，所以，假如贾平凹写的那些古城的文化界状态是真实的话，我相信他只能那样写，如果写出纯爱，反而让人觉得虚假。只是，他的角度的确特别，他试验性地突破了主流文化的禁区。王小波写性爱相对来说更直率，勃起就是勃起，没有必要遮掩，而在性爱之外，更多了友谊，最后还冒出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应该说更有正面引导的意味。如果非要把文学的道义强加在文学上，似乎小波的确要高明些。就是这样高明的作品，一开始也不能在大陆印刷出版，被一些人批判为格调低下。
四、结语
社会不断进步，思想进一步解放，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得到了承认。到了最后，我还想反问自己，他们之间，真的有高下之分吗？我的回答是，作品描写的内容决定了一切。我们讨论作品，其实更应该侧重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这点上来说，他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我们如何鉴赏的问题。只要读者有自己的立场，文学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范本的。文学，不是单向的传导，而是一个对话和辩驳的双向互动，见仁见智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