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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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打电话时，母亲告诉凌玲父亲的病好多了，弟弟一如既往地学习用功，成绩稳稳当当的名列前茅，如果不出意外，明年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她握着听筒站在半个青苹果一样的电话亭内一字一句全听在心里，感到分外欢喜和充实。工作时受到的所有委屈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仿佛儿时带着弟弟到山上采蘑菇的心境，清澈高远、自由到了无牵挂。
在她对面打电话的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凌玲猜她应该是上海人，因为她操着一口纯正的上海话！母亲的电话早就挂了，嘟嘟声响在耳边，凌玲忘记将它挂上了。她光顾注意着对面女孩的半边脸，偶尔也会闪出整张脸，细腻而又白净，透着一股文静。女孩的声音元气十足，具有磁性一样吸引着凌玲一直听下去。
火车飞驰了十多个小时，窗外早已不是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而换作一望无际的麦田，翻滚的麦浪气势汹涌，却比真正的大海透着勃勃生机和亲切。凌玲揉揉惺忪的睡眼，她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想起那个打电话的素不相识的女孩，也许是她谈话的内容对自己过于吸引了吧！从她谈话的内容可以得出她是个高中生，正在给一个同班男生打电话，而且是避开母亲偷偷来打的。看她的神情，甜蜜中透着一丝窃喜，也许是初恋吧，否则她撒娇时脸蛋不会红的。
凌玲来上海那年刚上高二。父亲的病突如其来，像一座大山压倒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断绝了经济来源。能怎么办呢，凌玲不忍心看着母亲唉声叹气，眼睛哭得像个烂桃儿，更不忍心看着父亲为了让她和弟弟上学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去上海的前一天夜里，她站在自家的庭院中望着凄清的月牙咬着牙下定了决心，父亲如果再不去医院的话，就是疼也会疼死。第二天早上，她告诉了父母自己要到上海打工赚钱的想法，其实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告别，因为她去意已决，任谁阻拦都没有用。
下了火车，家乡的小县城没什么变化，还是她临走时的样子。县城距离村子还有五十多里的路途，其中一半儿都是山路。她没着急坐车回家，而是步行去了县城一中，她想看看弟弟。看门的老头听说她是来看弟弟的，就让她进来了。学校的变化不大，宿舍门口那棵粗壮的白杨树还在，铜钱大小的嫩叶在阳光下闪着翠玉一样的光芒。四年前的春天，她还在这里学习，夏日里看着繁茂的钻天杨树冠，心驰神往，仿佛看到未来和梦想静静地绽放成一树花朵与星光。
弟弟并不知道姐姐要回家，所以看到她时，愣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抱住了姐姐掉下泪来。男子汉的哭泣更具感染力，她的眼睛瞬间潮湿，硬是忍着将眼泪流进了心底。她想她不能哭，搂着弟弟的手不断安抚着他，说，哭个啥，大男人，比姐姐都高了，不嫌害臊？弟弟终于破涕而笑，他说他是喜极而泣。想想也是，已经一年多没见着弟弟了。她拿出兜里的纸巾给他擦眼泪，发现弟弟的眼睛非常漂亮，再看鼻子和嘴巴也是个顶个的耐看。她不由得笑了，暗想如果让弟弟打扮得时髦一点肯定比城里那些男孩帅得多。又说了一会儿话，弟弟就要回教室了，因为还在上课。临走时，她塞给了弟弟五百块钱，他说自己还有钱，又问她在城里做啥工作，这么有钱。她躲过他的目光，说，能干什么，保洁，就是打扫卫生，收拾屋子什么的。哦，弟弟有些狐疑，母亲说你上次往家寄了三千多块，上海的钱这么好赚啊？她笑道，是啊，好好学习吧，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一个月就赚好几千！再看弟弟确信无疑的眼神，她松了一口气。
到家已是黄昏时分，山坳里的小村黑得早，家家户户全都亮起了灯。站在村头的高地上，便能看见自家的房屋和小院，暖暖的黄色洋溢着祥和与安宁，好像正在做饭，来不及消散的哈气笼罩着堂屋门口，一片朦胧的橘黄。随着她的脚步越来越近，终于看清了这片橘黄光晕的中心，那是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院门关着，她上前敲了两下，铁门发出的声音令她感到陌生，虽然之前在电话里已经知道家里换了大铁门，而且磊了墙，不再是那个树枝夹成的篱笆。母亲的声音：等等，这就来。开了门，她叫了一声妈。母亲惊喜交加，问道，要回来咋不提前打个电话？她说，没事儿，打电话你还得跑到村长家去接，挺远的！母亲接过她的大包小包，一前一后进了屋。
父亲穿着薄棉衣靠在被垛上，也许是灯光作用，面庞红润润的，看起来很精神。不像上次她回家时，一张大棉被盖得严严实实，被口掖在下巴处，光露出一张嘴巴哼哼唧唧。那时，她还以为父亲的日子不多了呢，真没想到父亲的生命力如此顽强，竟然能够坐起来，而且还跟她口齿清晰地说起话来，这是她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记得刚去上海那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父亲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人也瘦得皮包骨样儿。那时她想留住的也只限于父亲的这口气，根本不敢奢望他能像今天这样坐起来跟人说话，还能自己端起碗来吃饭。看来，她当时出去赚钱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她赚钱，这几年花掉的几万块医药费从何而来，父亲怎么可能有今天呢！想到这儿，她感到由衷的欣慰。
夜里，她和母亲睡在西屋，父亲一个人睡在东屋。上次过年，凌玲没有回家，这样一算娘俩都有半年多没见面了。她脱衣服的时候甚至觉得不太习惯，动作不由得慢下来，好像母亲是一个陌生人。母亲想必是发现了女儿的生分，于是拉灭了电灯。在黑暗中，思想和躯体都能放得开。母女俩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来自山中的鸟鸣悠远而又空灵，仿佛就站在房檐上叫着，却是昂着脖子对着无尽的夜空。呼吸很轻，像要睡着似的，可隔上几分钟总有一个人辗转翻身。终于在凌玲侧身面对母亲时，一双手抓住了她的手，粗糙中透出熟悉的温情。母亲说，好好干吧！凌玲怔了一会儿，心底欢畅起来，差一点儿叫出声音来。她没有说话，握着母亲的手暗暗用着劲儿，那是无声的承诺。
两日后，凌玲要回上海了。早晨的山间弥漫着薄薄的雾霭，人置其中，恍若仙境。小时候，凌玲上学时，一路上总要把自己想象成衣袂翩然的仙女，乘着清风，在山岚中自由地飞舞。而事实上她第一次穿裙子都已经十六岁了，那年刚刚考上高中。纱质的连衣裙是北京的表姐穿剩下寄给她的，在她眼里却是崭新如初的，好像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裙子。粉色间穿插着倒三角形的乳白色，穿在身上原地转圈，仿佛一朵饱满的打碗碗花。
想到花，她眼前又浮现出那个给男同学打电话的女生。女生的表青让她蓦地想起高一时，同校的一个男生在半路上拦住她，对她说：我喜欢你，你真好看！男生叫什么她并不知道，模样却记忆犹新。明亮的眼睛含着稚气，脸上散着几粒青春痘，由于紧张而面庞潮红。那句温软的情话如今想来仿佛还在耳畔回响，她旁若无人般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窗外的呼呼风声与车内的话语都成了背景。
汽车一出大山，手机便响了。她摁了接收，一条短信息赫然在目：小宝贝，真是太销魂了，下次还找你，给你双倍小费！手机只有工作时才用，平时更舍不得用它往家里打长途，这次回家她将它藏了起来，不想让父母看见。盯着手机发呆，直到屏幕变黑，她才删除了那条短信。眼泪悄无声息地滑落，仿佛打在玻璃窗上的雨水，茫然而又无助地流下去，流下去。
上次打电话时，母亲告诉凌玲父亲的病好多了，弟弟一如既往地学习用功，成绩稳稳当当的名列前茅，如果不出意外，明年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她握着听筒站在半个青苹果一样的电话亭内一字一句全听在心里，感到分外欢喜和充实。工作时受到的所有委屈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仿佛儿时带着弟弟到山上采蘑菇的心境，清澈高远、自由到了无牵挂。
在她对面打电话的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凌玲猜她应该是上海人，因为她操着一口纯正的上海话！母亲的电话早就挂了，嘟嘟声响在耳边，凌玲忘记将它挂上了。她光顾注意着对面女孩的半边脸，偶尔也会闪出整张脸，细腻而又白净，透着一股文静。女孩的声音元气十足，具有磁性一样吸引着凌玲一直听下去。
火车飞驰了十多个小时，窗外早已不是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而换作一望无际的麦田，翻滚的麦浪气势汹涌，却比真正的大海透着勃勃生机和亲切。凌玲揉揉惺忪的睡眼，她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想起那个打电话的素不相识的女孩，也许是她谈话的内容对自己过于吸引了吧！从她谈话的内容可以得出她是个高中生，正在给一个同班男生打电话，而且是避开母亲偷偷来打的。看她的神情，甜蜜中透着一丝窃喜，也许是初恋吧，否则她撒娇时脸蛋不会红的。
凌玲来上海那年刚上高二。父亲的病突如其来，像一座大山压倒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断绝了经济来源。能怎么办呢，凌玲不忍心看着母亲唉声叹气，眼睛哭得像个烂桃儿，更不忍心看着父亲为了让她和弟弟上学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去上海的前一天夜里，她站在自家的庭院中望着凄清的月牙咬着牙下定了决心，父亲如果再不去医院的话，就是疼也会疼死。第二天早上，她告诉了父母自己要到上海打工赚钱的想法，其实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告别，因为她去意已决，任谁阻拦都没有用。
下了火车，家乡的小县城没什么变化，还是她临走时的样子。县城距离村子还有五十多里的路途，其中一半儿都是山路。她没着急坐车回家，而是步行去了县城一中，她想看看弟弟。看门的老头听说她是来看弟弟的，就让她进来了。学校的变化不大，宿舍门口那棵粗壮的白杨树还在，铜钱大小的嫩叶在阳光下闪着翠玉一样的光芒。四年前的春天，她还在这里学习，夏日里看着繁茂的钻天杨树冠，心驰神往，仿佛看到未来和梦想静静地绽放成一树花朵与星光。
弟弟并不知道姐姐要回家，所以看到她时，愣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抱住了姐姐掉下泪来。男子汉的哭泣更具感染力，她的眼睛瞬间潮湿，硬是忍着将眼泪流进了心底。她想她不能哭，搂着弟弟的手不断安抚着他，说，哭个啥，大男人，比姐姐都高了，不嫌害臊？弟弟终于破涕而笑，他说他是喜极而泣。想想也是，已经一年多没见着弟弟了。她拿出兜里的纸巾给他擦眼泪，发现弟弟的眼睛非常漂亮，再看鼻子和嘴巴也是个顶个的耐看。她不由得笑了，暗想如果让弟弟打扮得时髦一点肯定比城里那些男孩帅得多。又说了一会儿话，弟弟就要回教室了，因为还在上课。临走时，她塞给了弟弟五百块钱，他说自己还有钱，又问她在城里做啥工作，这么有钱。她躲过他的目光，说，能干什么，保洁，就是打扫卫生，收拾屋子什么的。哦，弟弟有些狐疑，母亲说你上次往家寄了三千多块，上海的钱这么好赚啊？她笑道，是啊，好好学习吧，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一个月就赚好几千！再看弟弟确信无疑的眼神，她松了一口气。
到家已是黄昏时分，山坳里的小村黑得早，家家户户全都亮起了灯。站在村头的高地上，便能看见自家的房屋和小院，暖暖的黄色洋溢着祥和与安宁，好像正在做饭，来不及消散的哈气笼罩着堂屋门口，一片朦胧的橘黄。随着她的脚步越来越近，终于看清了这片橘黄光晕的中心，那是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院门关着，她上前敲了两下，铁门发出的声音令她感到陌生，虽然之前在电话里已经知道家里换了大铁门，而且磊了墙，不再是那个树枝夹成的篱笆。母亲的声音：等等，这就来。开了门，她叫了一声妈。母亲惊喜交加，问道，要回来咋不提前打个电话？她说，没事儿，打电话你还得跑到村长家去接，挺远的！母亲接过她的大包小包，一前一后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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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她和母亲睡在西屋，父亲一个人睡在东屋。上次过年，凌玲没有回家，这样一算娘俩都有半年多没见面了。她脱衣服的时候甚至觉得不太习惯，动作不由得慢下来，好像母亲是一个陌生人。母亲想必是发现了女儿的生分，于是拉灭了电灯。在黑暗中，思想和躯体都能放得开。母女俩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来自山中的鸟鸣悠远而又空灵，仿佛就站在房檐上叫着，却是昂着脖子对着无尽的夜空。呼吸很轻，像要睡着似的，可隔上几分钟总有一个人辗转翻身。终于在凌玲侧身面对母亲时，一双手抓住了她的手，粗糙中透出熟悉的温情。母亲说，好好干吧！凌玲怔了一会儿，心底欢畅起来，差一点儿叫出声音来。她没有说话，握着母亲的手暗暗用着劲儿，那是无声的承诺。
两日后，凌玲要回上海了。早晨的山间弥漫着薄薄的雾霭，人置其中，恍若仙境。小时候，凌玲上学时，一路上总要把自己想象成衣袂翩然的仙女，乘着清风，在山岚中自由地飞舞。而事实上她第一次穿裙子都已经十六岁了，那年刚刚考上高中。纱质的连衣裙是北京的表姐穿剩下寄给她的，在她眼里却是崭新如初的，好像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裙子。粉色间穿插着倒三角形的乳白色，穿在身上原地转圈，仿佛一朵饱满的打碗碗花。
想到花，她眼前又浮现出那个给男同学打电话的女生。女生的表青让她蓦地想起高一时，同校的一个男生在半路上拦住她，对她说：我喜欢你，你真好看！男生叫什么她并不知道，模样却记忆犹新。明亮的眼睛含着稚气，脸上散着几粒青春痘，由于紧张而面庞潮红。那句温软的情话如今想来仿佛还在耳畔回响，她旁若无人般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窗外的呼呼风声与车内的话语都成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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