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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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脚手架、高高的塔式吊车,伴随着水泥搅拌机的阵阵轰鸣,似乎在一夜之间,一栋高大气派的三层商业楼,就在老乡政府原址拔地而起。
老乡政府大院不见了,我久久地徘徊着、寻觅着,极力想搜寻到属于往日大院里的一点点记忆。办公室门前那姹紫嫣红的月季花、争奇斗妍的菊花,还有几株修长的竹子,以及人行道两旁那两排合抱粗的杨树、那四季常绿泛着亮光的冬青,都到哪里去了?也许,只有打开尘封的记忆,才会寻到它的影子。
一踏进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先是一条宽宽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是两排合抱粗的杨树,再向杨树两侧望去,就是两排砖瓦结构的办公室。那年,我这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背着铺盖卷儿,就在这里上班了,就在乡政府大院住下了。
这一住,就是整整五年。
每天,我都要早早起床,打扫完卫生,还要晨练,踢腿、扩胸、跳跃,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宿舍就在最后一排房子,尽西头几间,是乡广播站,每天下午下班后,大喇叭里,总会播放一些优美的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真叫人如痴如醉。广播站前面,就是热气腾腾的伙房了。每天听得见伙房里,憨厚的郭师傅和逄师傅勺子碰锅沿、乒乒乓乓剁菜声、锅碗瓢盆唏哩哗啦声,真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再往前,依次是会议室、党委办、团委,再往前,依次是政府办、民政、计生办、农技站、经管站、派出所、武装部一墙之隔的东侧,就是隔三岔五就要放一场电影的影剧院了。
每天,我都要随着包村干部下乡。春种、夏耕、秋收、冬藏,都是工作的重点。每当夜幕降临、凉风习习,大家三五成群坐在杨树下乘凉、聊天,我却呆在屋子里赶写材料。与我一墙之隔的孙干事,似乎也很少出门,总是边看书、边听收音机。有时,孙干事也会到我窗下,或者到我屋里来,夸张地说一句:“小陈,这么用功呀,是想考状元吧!”我们就说一阵话。东隔壁的包村干部老苗,听见我们说话,也会过来凑趣。到了放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影院里,看茂腔赵美容观灯,看越剧红楼梦,看传统吕剧。幽暗的灯光中,有时,我与她那双黑幽幽的眸子相视一眼,谁都不说话。我记得,就在这个宽大的影院里,曾经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召开过一次次团结向上、催人奋进的人代会、党代会。我更记得,那年,为了整顿团组织,全乡的团员青年聚集于此,狂欢一场。大家争相上台,高歌一曲。孙干事让我登台唱几首,我却不敢献丑。她却大大方方,唱了一首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妹妹找哥泪花流、九九艳阳天,唱的很有味儿呢。
一到秋天,就更忙了,一切围着中心转。那时候,虽说不搞三秋大会战了,但一年到头,依旧唱得是“四季歌”催收催种。每天,点名、开会,大家就从各个屋子里走出来,嗅着月季花、菊花、兰草的芬芳气息,看着修剪得整齐并且泛着油亮的冬青,瞅一眼那几株修长的竹子,纷纷集合到党委办后面的会议室了,听领导布置一天的工作安排,然后骑上车子,下到村里,统计进度、填写报表。我更多的时候,在办公室值班,工作相对自由。那天,领导都下乡了,中午,孙秘书从伙房打了几份菜,叫上我跟交通小王一起喝酒,自己不胜酒力,喝的吐了酒。小王喝的躺在床上,把一盆花一脚踢在地上,跌个稀巴烂。孙秘书喝的睡过了头,连领导的电话都听不见。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看看冬天到了,大家一直绷紧的神经,好像一下子松懈下来。如果此时还下了雪,地上还多了一群叽叽乱叫的麻雀,就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天寒地冻,大家就围着炉子,贫贫嘴,呲呲牙,解个闷。漫长的冬日,更使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东西,甚至还背唐诗宋词,李白的行路难、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长,居然背了个烂熟。有时,都深夜12点多了,为消除疲乏,我就清清嗓子,唱起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北国之春。隔壁的孙干事就吆喝了:“小陈你还不睡呀?小陈你都快变成蒋大为啦!”我就赶紧熄灯、噤声。第二天,孙干事见了我,嬉笑着调侃:“蒋大为同志,早上好!”叫得我心里滚烫。
也就在那个冬天,那个落叶满地风渐紧的日子,孙干事调走了
而我也在度过了第五个年头之后,离开了这个大院。
又是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印在我心上的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就这样紧紧地关上了,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随之而去的,当然还有那熟悉的人和事、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但我更明白,涅槃之后,就是新生。
高高的脚手架、高高的塔式吊车,伴随着水泥搅拌机的阵阵轰鸣,似乎在一夜之间,一栋高大气派的三层商业楼,就在老乡政府原址拔地而起。
老乡政府大院不见了,我久久地徘徊着、寻觅着,极力想搜寻到属于往日大院里的一点点记忆。办公室门前那姹紫嫣红的月季花、争奇斗妍的菊花,还有几株修长的竹子,以及人行道两旁那两排合抱粗的杨树、那四季常绿泛着亮光的冬青,都到哪里去了?也许,只有打开尘封的记忆,才会寻到它的影子。
一踏进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先是一条宽宽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是两排合抱粗的杨树,再向杨树两侧望去,就是两排砖瓦结构的办公室。那年,我这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背着铺盖卷儿,就在这里上班了,就在乡政府大院住下了。
这一住,就是整整五年。
每天,我都要早早起床,打扫完卫生,还要晨练,踢腿、扩胸、跳跃,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宿舍就在最后一排房子,尽西头几间,是乡广播站,每天下午下班后,大喇叭里,总会播放一些优美的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真叫人如痴如醉。广播站前面,就是热气腾腾的伙房了。每天听得见伙房里,憨厚的郭师傅和逄师傅勺子碰锅沿、乒乒乓乓剁菜声、锅碗瓢盆唏哩哗啦声,真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再往前,依次是会议室、党委办、团委,再往前,依次是政府办、民政、计生办、农技站、经管站、派出所、武装部一墙之隔的东侧,就是隔三岔五就要放一场电影的影剧院了。
每天,我都要随着包村干部下乡。春种、夏耕、秋收、冬藏,都是工作的重点。每当夜幕降临、凉风习习,大家三五成群坐在杨树下乘凉、聊天,我却呆在屋子里赶写材料。与我一墙之隔的孙干事,似乎也很少出门,总是边看书、边听收音机。有时,孙干事也会到我窗下,或者到我屋里来,夸张地说一句:“小陈,这么用功呀,是想考状元吧!”我们就说一阵话。东隔壁的包村干部老苗,听见我们说话,也会过来凑趣。到了放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影院里,看茂腔赵美容观灯,看越剧红楼梦,看传统吕剧。幽暗的灯光中,有时,我与她那双黑幽幽的眸子相视一眼,谁都不说话。我记得,就在这个宽大的影院里,曾经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召开过一次次团结向上、催人奋进的人代会、党代会。我更记得,那年,为了整顿团组织,全乡的团员青年聚集于此,狂欢一场。大家争相上台,高歌一曲。孙干事让我登台唱几首,我却不敢献丑。她却大大方方,唱了一首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妹妹找哥泪花流、九九艳阳天,唱的很有味儿呢。
一到秋天,就更忙了,一切围着中心转。那时候,虽说不搞三秋大会战了,但一年到头,依旧唱得是“四季歌”催收催种。每天,点名、开会,大家就从各个屋子里走出来,嗅着月季花、菊花、兰草的芬芳气息,看着修剪得整齐并且泛着油亮的冬青,瞅一眼那几株修长的竹子,纷纷集合到党委办后面的会议室了,听领导布置一天的工作安排,然后骑上车子,下到村里,统计进度、填写报表。我更多的时候,在办公室值班,工作相对自由。那天,领导都下乡了,中午,孙秘书从伙房打了几份菜,叫上我跟交通小王一起喝酒,自己不胜酒力,喝的吐了酒。小王喝的躺在床上,把一盆花一脚踢在地上,跌个稀巴烂。孙秘书喝的睡过了头,连领导的电话都听不见。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看看冬天到了,大家一直绷紧的神经,好像一下子松懈下来。如果此时还下了雪,地上还多了一群叽叽乱叫的麻雀,就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天寒地冻,大家就围着炉子,贫贫嘴,呲呲牙,解个闷。漫长的冬日,更使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东西,甚至还背唐诗宋词,李白的行路难、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长,居然背了个烂熟。有时,都深夜12点多了,为消除疲乏,我就清清嗓子,唱起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北国之春。隔壁的孙干事就吆喝了:“小陈你还不睡呀?小陈你都快变成蒋大为啦!”我就赶紧熄灯、噤声。第二天,孙干事见了我,嬉笑着调侃:“蒋大为同志,早上好!”叫得我心里滚烫。
也就在那个冬天,那个落叶满地风渐紧的日子,孙干事调走了
而我也在度过了第五个年头之后,离开了这个大院。
又是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印在我心上的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就这样紧紧地关上了,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随之而去的,当然还有那熟悉的人和事、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但我更明白,涅槃之后,就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