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军首任军长杜义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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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三六纵的老人们说：
杜义德是率领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才当上了首任军长的！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太行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韦支队、石支队、秦向支队为基本力量，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任命王近山为纵队司令员，杜义德为纵队政治委员。刘邓大军中的这对“黄金搭档”从六纵组建开始，截至抗美援朝，佳话不断。
佳话之一：六纵组建后，六纵指战员们在杜义德和王近山率领下，首战兰封，全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一战扬威，六纵一跃成为主力部队。然而，兰封一战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麻烦，国民党军盯上了六纵，盯上了从太行山下来的刘邓大军。蒋介石派出了14个整编师30余万兵力向在鲁西南地区的刘邓大军压来。
是退回太行山，还是坚持在鲁西南战斗，摆在刘邓大军前面的路有两条。
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手下战将开会。这是一次艰难抉择的会议。
刘伯承分析目前所处的严峻形势说：“要粉碎敌人的钳形攻势，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趁敌人东西方向尚未合拢之时，各路敌军仍处于分散之机，必须先将其中一部歼灭！”
邓小平走到地图前说：“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尔后再寻机南下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样一来，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对全局不利。二是，我们咬咬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边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是以第二个方案为好。”
刘伯承一笑，幽默地说：“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我们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我们吃。来而不往非礼嘛，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子吃哟！”
然而，会议气氛十分反常。除了两位主帅一唱一和外，参加会议的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芝等，都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邓小平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后，丢出了一句掷地的“炮弹”：“如果不打，我们回太行山去！”
刘伯承不再幽默，而是严肃地接过政委的话题：“回太行山，敌人还允许不允许我们回去呢？”
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们，有的抽烟，有的低着头。他们确实不好表态啊！兵力悬殊太大了！刘邓大军只有5万人，人家国民党军压过来足足有30万人啊！
这时，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铿锵有地说：“我主张打！”
王近山打破了僵局“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们六纵，比起二纵，三纵，七纵来，是个年轻的纵队，拿我们去和敌人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拿我们去拼！”
王近山是位血性男儿。他圆睁一双虎眼，继续亢奋地说道：“我们先打，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
全场肃然。
这时，杜义德站了起来。他敦实的身子，满脸的豪侠之气，犹如一尊铁打的金刚。他没有说话。其实，他无需说话，只要紧紧地站在王近山身边，就足够了！
一对主官，能够站在一起，是多么重要啊！
从此，王杜这对“黄金搭档”的消息开始传开。
邓小平激动了，手往前一指，说：“我支持你，你打！”
“政委说了算，你打！”刘伯承站起了身，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出了他对这次大战的构想：“西路之敌，数量虽多于东路，但多为杂牌军，其中，只有赵锡田的整三师是惟一嫡系。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刘峙有师生之谊，所率整三师号称‘能攻善守，所向披靡’。如果打掉整三师，破其西路主力，则可断其西路大钳，剩一只跛钳的敌人，必将不战自乱。”
此役，后来被称作为“大杨湖战役”众多史书则干脆就说“血洗大杨湖”
确实是血洗大杨河啊！六纵在此役中牺牲三分之一兵力，其中一个团仅剩五分之一兵力，但整个战役歼灭1个师部和4个旅共1。7万人，其中俘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中将以下1。2万人。当时的解放日报社论评价说：“这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佳话之二：大杨湖战役之后，杜义德和王近山率领六纵穿插上官村，活捉国民党军第一o四旅正副旅长杨显明、李克源两位少将。兵锋过宁陵、亳州，吃掉了国民党军暂编第四纵队，把纵队司令张岚峰尸首移了位。
时间很快到了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向红色首府延安进攻。为了策应中央，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却出了车祸。杜义德赶到野战医院，王近山握着杜义德的手说：“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人了！”
杜义德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杜义德没有食言，一年后，王近山回到六纵时，部队在大别山已站稳了脚跟。
千里跃进大别山，令杜义德终身难忘的事，则不是沿途的艰险历程，而是到了大别山后，如何坚持大别山斗争。进大别山前，毛泽东曾估计过可能出现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站，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毛泽东说：“要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两种前途。”
杜义德率六纵从1947年8月7日夜开始向大别山进军，到8月27日部队全部进入大别山，接下来，是如何实现“付了代价站稳了脚”的问题。为此，杜义德用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心血。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它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岂能容忍在他的卧榻之侧有鼾声？因此，从1947年9月上旬，命令7个师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对大别山包抄过来，妄图趁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赶出大别山。杜义德根据刘邓的命令，指挥六纵与兄弟部队一道，在商城之北的河凤集和商城之西的中铺地区打了两仗之后，六纵要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军。
10月26日，杜义德让纵队先遣队赶到高山铺西山，趁敌不备，抢占了李家寨和马骑山，迅速构筑工事，从而扎死了“口袋”27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师八十二旅发觉不对劲，开始向东进攻，企图夺路逃命。此时，哪里还逃得掉，杜义德命令部队狠狠地打。结果战斗到10时许，国民党军八十二旅1。26万人全部被歼，还击落了一架敌机，俘虏了4000余人。
高山铺战斗后，已近初冬季节，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部队仍然穿着单衣。严冬将至，何以御寒？事后，杜义德回忆说：“晋冀鲁豫老区虽已做好了十几万套棉服，因无法运送，可望而不可及。刘邓首长指示，当务之急是发动部队，自筹自缝，解决冬衣问题。我要各旅按照分配的地区，采取向地主征集，向商家和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借条进行筹借的办法(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偿还了借据折合的款项)，筹集布匹棉花。发动干部战士动脑子，想办法，用稻草灰代替染料，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上下一齐动手缝制棉衣。尤其是刘邓首长自己缝衣，刘司令员教干部、战士用搪瓷碗扣在布上挖领口的消息传到部队，更加激励了我们干部战士克服困难的信心。经过努力，全纵干部战士终于很快穿上了自己做的棉衣。虽然我们的棉衣经雨一淋，太阳一晒，变得灰不灰，花不花，五颜六色，但由于棉衣是我们克服了困难，自己动手制作的，战士们穿上它，仍感到非常自豪。”
一年后，王近山伤好归队，杜义德和王近山联手率领六纵，用“猛虎掏心”战术，打下历史名城襄阳，接着，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看
节三六纵的老人们说：
杜义德是率领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才当上了首任军长的！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太行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韦支队、石支队、秦向支队为基本力量，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任命王近山为纵队司令员，杜义德为纵队政治委员。刘邓大军中的这对“黄金搭档”从六纵组建开始，截至抗美援朝，佳话不断。
佳话之一：六纵组建后，六纵指战员们在杜义德和王近山率领下，首战兰封，全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一战扬威，六纵一跃成为主力部队。然而，兰封一战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麻烦，国民党军盯上了六纵，盯上了从太行山下来的刘邓大军。蒋介石派出了14个整编师30余万兵力向在鲁西南地区的刘邓大军压来。
是退回太行山，还是坚持在鲁西南战斗，摆在刘邓大军前面的路有两条。
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手下战将开会。这是一次艰难抉择的会议。
刘伯承分析目前所处的严峻形势说：“要粉碎敌人的钳形攻势，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趁敌人东西方向尚未合拢之时，各路敌军仍处于分散之机，必须先将其中一部歼灭！”
邓小平走到地图前说：“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尔后再寻机南下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样一来，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对全局不利。二是，我们咬咬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边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是以第二个方案为好。”
刘伯承一笑，幽默地说：“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我们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我们吃。来而不往非礼嘛，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子吃哟！”
然而，会议气氛十分反常。除了两位主帅一唱一和外，参加会议的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芝等，都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邓小平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后，丢出了一句掷地的“炮弹”：“如果不打，我们回太行山去！”
刘伯承不再幽默，而是严肃地接过政委的话题：“回太行山，敌人还允许不允许我们回去呢？”
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们，有的抽烟，有的低着头。他们确实不好表态啊！兵力悬殊太大了！刘邓大军只有5万人，人家国民党军压过来足足有30万人啊！
这时，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铿锵有地说：“我主张打！”
王近山打破了僵局“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们六纵，比起二纵，三纵，七纵来，是个年轻的纵队，拿我们去和敌人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拿我们去拼！”
王近山是位血性男儿。他圆睁一双虎眼，继续亢奋地说道：“我们先打，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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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杜义德站了起来。他敦实的身子，满脸的豪侠之气，犹如一尊铁打的金刚。他没有说话。其实，他无需说话，只要紧紧地站在王近山身边，就足够了！
一对主官，能够站在一起，是多么重要啊！
从此，王杜这对“黄金搭档”的消息开始传开。
邓小平激动了，手往前一指，说：“我支持你，你打！”
“政委说了算，你打！”刘伯承站起了身，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出了他对这次大战的构想：“西路之敌，数量虽多于东路，但多为杂牌军，其中，只有赵锡田的整三师是惟一嫡系。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刘峙有师生之谊，所率整三师号称‘能攻善守，所向披靡’。如果打掉整三师，破其西路主力，则可断其西路大钳，剩一只跛钳的敌人，必将不战自乱。”
此役，后来被称作为“大杨湖战役”众多史书则干脆就说“血洗大杨湖”
确实是血洗大杨河啊！六纵在此役中牺牲三分之一兵力，其中一个团仅剩五分之一兵力，但整个战役歼灭1个师部和4个旅共1。7万人，其中俘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中将以下1。2万人。当时的解放日报社论评价说：“这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佳话之二：大杨湖战役之后，杜义德和王近山率领六纵穿插上官村，活捉国民党军第一o四旅正副旅长杨显明、李克源两位少将。兵锋过宁陵、亳州，吃掉了国民党军暂编第四纵队，把纵队司令张岚峰尸首移了位。
时间很快到了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向红色首府延安进攻。为了策应中央，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却出了车祸。杜义德赶到野战医院，王近山握着杜义德的手说：“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人了！”
杜义德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杜义德没有食言，一年后，王近山回到六纵时，部队在大别山已站稳了脚跟。
千里跃进大别山，令杜义德终身难忘的事，则不是沿途的艰险历程，而是到了大别山后，如何坚持大别山斗争。进大别山前，毛泽东曾估计过可能出现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站，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毛泽东说：“要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两种前途。”
杜义德率六纵从1947年8月7日夜开始向大别山进军，到8月27日部队全部进入大别山，接下来，是如何实现“付了代价站稳了脚”的问题。为此，杜义德用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心血。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它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岂能容忍在他的卧榻之侧有鼾声？因此，从1947年9月上旬，命令7个师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对大别山包抄过来，妄图趁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赶出大别山。杜义德根据刘邓的命令，指挥六纵与兄弟部队一道，在商城之北的河凤集和商城之西的中铺地区打了两仗之后，六纵要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军。
10月26日，杜义德让纵队先遣队赶到高山铺西山，趁敌不备，抢占了李家寨和马骑山，迅速构筑工事，从而扎死了“口袋”27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师八十二旅发觉不对劲，开始向东进攻，企图夺路逃命。此时，哪里还逃得掉，杜义德命令部队狠狠地打。结果战斗到10时许，国民党军八十二旅1。26万人全部被歼，还击落了一架敌机，俘虏了4000余人。
高山铺战斗后，已近初冬季节，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部队仍然穿着单衣。严冬将至，何以御寒？事后，杜义德回忆说：“晋冀鲁豫老区虽已做好了十几万套棉服，因无法运送，可望而不可及。刘邓首长指示，当务之急是发动部队，自筹自缝，解决冬衣问题。我要各旅按照分配的地区，采取向地主征集，向商家和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借条进行筹借的办法(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偿还了借据折合的款项)，筹集布匹棉花。发动干部战士动脑子，想办法，用稻草灰代替染料，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上下一齐动手缝制棉衣。尤其是刘邓首长自己缝衣，刘司令员教干部、战士用搪瓷碗扣在布上挖领口的消息传到部队，更加激励了我们干部战士克服困难的信心。经过努力，全纵干部战士终于很快穿上了自己做的棉衣。虽然我们的棉衣经雨一淋，太阳一晒，变得灰不灰，花不花，五颜六色，但由于棉衣是我们克服了困难，自己动手制作的，战士们穿上它，仍感到非常自豪。”
一年后，王近山伤好归队，杜义德和王近山联手率领六纵，用“猛虎掏心”战术，打下历史名城襄阳，接着，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