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7章 人生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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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王国庆认为,凡是由绿变红、由红到紫、由紫而黄(败)的风云人物,必有一个大同小异的人生拐点。
在刘俊卿案发后,不论是从外地调任的新干部,还是涡阳本地工作多年的干部,都说:刘俊卿是个罕见的经济能人。
多年前,高炉酒厂就如同遍地开花的小酒厂一样,卖点小酒,挣点小钱,温饱无忧,发财无望,既不会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也不会让职工无钱养家。然而,刘俊卿很快就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了。1993年6月底,刘俊卿从县印刷厂调任高炉酒厂任厂长。一位涡阳县老干部向记者回忆说:当年,酒厂上交财政从200万元一举跃升至1700多万元;第二年3500多万元;第三年7000万元;第四年便突破亿元……
连续多年,酒厂是涡阳县无可争议的第一利税大户,并占据县财政的70%。有人说,在酒厂鼎盛时期,每10个涡阳县城人,就有3个人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每10个干部的工资,有7个人要靠酒厂的效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式酒厂,一下变成当时安徽省排名第二,中国白酒业排名第八的企业。各种个人荣誉接踵而至:“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领导大会小会表扬个不停,全县经济工作会差不多快成酒厂经验总结会。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大谈刘俊卿的先进事迹。
知情人讲,刘俊卿与当地官员来往密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一步步打通。”
据说,刘俊卿与王怀忠的关系也不一般,“好到深夜可以喝茶”。在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刘王相逢,爱开玩笑的王怀忠戏言:“俊卿,你的名字很有诗意。我的名字就很难听,人家都叫我‘坏种’。”
知情人透露,近四五年内,检举刘俊卿的信像雪花般投递到各级纪检机关,但刘俊卿仍安若磐石。而在王怀忠落马后,据说也曾查到刘。纪检部门只是把刘叫去核实情况,仍没有动刘。
经此一役,刘俊卿变得更为气壮。知情人透露,2003年,在一次会上,刘放言:“你们扛着大旗,都不能摆平我。中纪委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但是,刘俊卿最终还是失算了。
刘俊卿在任职的后期,终日借酒消愁,有时甚至从中午一直喝到次日凌晨。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并出现亏损,昔日的王牌企业,落到了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职工的养老保险也无法凑齐,职工上访不断。
安徽省当地的一位白酒界老总惋惜地说,从酒界巨匠到阶下囚,刘俊卿的堕落着实让人心痛。
王国庆注意到,刘俊卿的堕落由他的心理失衡开始。
前几年,尽管刘俊卿把高炉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在几年前的一次县政府召开的“全县企业家表彰大会”后,刘俊卿“再次贪杯了”,在饭桌上醉意朦胧地大谈自己的“创业心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趁刘俊卿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发问:“请问刘总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刘俊卿顿时“酒意全醒”,“满面通红”,甩袖而去。
该知情人士慨叹,“这让刘俊卿时常难以舒怀,心灵上的天平开始倾斜。”
面对企业蒸蒸日上,刘俊卿却心理失衡了。刘俊卿认为,没有他,就没有双轮集团的今天,也就没有那些供货商、经销商的巨额效益,收点钱、拿点礼,就像礼尚往来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后到底收了多少钱,收了哪些人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刘俊卿本人都说不清楚。他大肆收受工程承包商、材料供应商、产品经销商所送的钱物,同时长期包养*。
下面是王国庆看到的一份记者在狱中对刘俊卿的采访片断。
《廉政周刊》:个人待遇怎么样?有奖金吗?
刘:我的工资一年不到1万元,但政府每年都会给一定奖励,我这10年的奖励加起来大概有200万元左右。
《廉政周刊》:这个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
刘: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政府给我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干部,甚至比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党委是对得起我的。
《廉政周刊》:你认为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成比例吗?
刘:不成比例。但是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现状看,这个标准是不低的。
《廉政周刊》:和与你打交道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比呢?
刘:这些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双轮集团发了财,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他们的能力不如我,这是肯定的。
《廉政周刊》:但是靠着你,他们都很快成了千万富翁。
刘:对,有好多个千万富翁。
《廉政周刊》:所以要给你送钱作为回报?
刘:这些原料供应商都是个体的,他们看到酒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了。不过,他们要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板,也许不会给我送钱,或者送的金额也很少。
《廉政周刊》:原料供应商什么时候开始送钱的?
刘:1994年春节,有个别客户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钱。随着企业的发展,客户的业务也在发展,于是他们就利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两大节日,以这个名义来给我送钱。
《廉政周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钱?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刘:收了10万元钱。起初也是比较有顾虑的,怕以后有事,但又侥幸认为能避免。那时的确存在侥幸心理。
《廉政周刊》:这些人为什么向你行贿?
刘:一个是要发展业务,另外一个希望资金周转得快一些。
《廉政周刊》:从来不拒绝吗?
刘:一般不会拒绝。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周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刘:你让他赚那些钱干啥?他已经赚得够多了!
《廉政周刊》:有索贿的情况吗?什么情况下会索贿?
刘:索贿现象也有,都是在一起办事,觉得关系不错,就提出来了。
《廉政周刊》:不会是因为缺钱吧?
刘:缺钱是不缺钱,但我不管钱,一般都交给我妻子张兆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张兆侠要钱能方便吗?不方便。
《廉政周刊》:跟这些有业务往来的人提出要钱不怕被拒绝?
刘:他们不会拒绝,因为都是长期客户,他们要依靠我,有求于我。
《廉政周刊》: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频频收钱,甚至索要?
刘: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认为钱多了将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总以为财富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想积累点资金将来退休以后干自己的企业,这是第一。第二,我没能战胜自己,也就是说没能战胜自我膨胀的私欲。
《廉政周刊》:你收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了?
刘:钱我一般都交给家属,有的存起来,有的投资。个人投资也是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自己退休以后做打算。
《廉政周刊》:总的有多少钱?
刘:我也没认真跟家里算过账,不知道有多少钱。
《廉政周刊》:这么多钱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给我带来了罪恶。我本身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里用得到钱。
《廉政周刊》:那等于你受贿的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
刘:在我受贿这段时间内,家庭和我个人都没用上这些钱。因为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
《廉政周刊》:在你受贿过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收的钱交给她存起来,她起到收钱的作用。她单独收的情况也有,那是因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来的。我犯罪对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廉政周刊》:你受贿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刘:咋不产生影响呢?本来我是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的。如果不收这些钱,可以让下属部门压低他的原材料价格,收了钱价格就压不下去了。价格压低了至少可以缩小客户的利润空间,比如一个酒的包装盒子赚5角钱,我可以让他赚三四角,这里面有弹性。如果是我个人的企业,我肯定会想,你给我送这些钱干啥,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受贿50万元,包括保管员也收钱,凡是关口的都会收钱。
《廉政周刊》: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贿行为,那企业还能很好地发展吗?
刘: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行为对企业产生恶劣影响的结果。我对不起酒厂干部职工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对不起他们。
《廉政周刊》:你觉得他们是受你影响?
刘: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没有认真地去管理这些人,至少是放纵了。我也明白,客户肯定会给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周刊》:你能管得住他们不收钱?
刘:肯定能管住。这个厂是在我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部是见证人,这个威信还是有的。
当时在干部会上我不止一次地讲过,衡量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企业是倒退了还是发展了;第二,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第三,职工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廉政周刊》: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你的确曾经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却被查处了,有没有想不通的?
刘: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查我,对我个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是挽救了我。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将更大。如果企业的销售额达到10亿元以上,这些客户送的钱不更多嘛!
《廉政周刊》:被查处以后这么长时间,想没想过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刘:随着企业发展,各种荣誉和光环都接踵而至,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思想上轻浮了,也陷入了飘飘然。另外,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比如拜金主义也在影响着我。看人家发财,自己不能发财,就有想法。所以当时思想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未完待续)
通过研究,王国庆认为,凡是由绿变红、由红到紫、由紫而黄(败)的风云人物,必有一个大同小异的人生拐点。
在刘俊卿案发后,不论是从外地调任的新干部,还是涡阳本地工作多年的干部,都说:刘俊卿是个罕见的经济能人。
多年前,高炉酒厂就如同遍地开花的小酒厂一样,卖点小酒,挣点小钱,温饱无忧,发财无望,既不会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也不会让职工无钱养家。然而,刘俊卿很快就让县财政欣喜若狂了。1993年6月底,刘俊卿从县印刷厂调任高炉酒厂任厂长。一位涡阳县老干部向记者回忆说:当年,酒厂上交财政从200万元一举跃升至1700多万元;第二年3500多万元;第三年7000万元;第四年便突破亿元……
连续多年,酒厂是涡阳县无可争议的第一利税大户,并占据县财政的70%。有人说,在酒厂鼎盛时期,每10个涡阳县城人,就有3个人直接或间接为酒厂工作;每10个干部的工资,有7个人要靠酒厂的效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式酒厂,一下变成当时安徽省排名第二,中国白酒业排名第八的企业。各种个人荣誉接踵而至:“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领导大会小会表扬个不停,全县经济工作会差不多快成酒厂经验总结会。报纸、电视台铺天盖地大谈刘俊卿的先进事迹。
知情人讲,刘俊卿与当地官员来往密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一步步打通。”
据说,刘俊卿与王怀忠的关系也不一般,“好到深夜可以喝茶”。在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刘王相逢,爱开玩笑的王怀忠戏言:“俊卿,你的名字很有诗意。我的名字就很难听,人家都叫我‘坏种’。”
知情人透露,近四五年内,检举刘俊卿的信像雪花般投递到各级纪检机关,但刘俊卿仍安若磐石。而在王怀忠落马后,据说也曾查到刘。纪检部门只是把刘叫去核实情况,仍没有动刘。
经此一役,刘俊卿变得更为气壮。知情人透露,2003年,在一次会上,刘放言:“你们扛着大旗,都不能摆平我。中纪委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但是,刘俊卿最终还是失算了。
刘俊卿在任职的后期,终日借酒消愁,有时甚至从中午一直喝到次日凌晨。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并出现亏损,昔日的王牌企业,落到了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职工的养老保险也无法凑齐,职工上访不断。
安徽省当地的一位白酒界老总惋惜地说,从酒界巨匠到阶下囚,刘俊卿的堕落着实让人心痛。
王国庆注意到,刘俊卿的堕落由他的心理失衡开始。
前几年,尽管刘俊卿把高炉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在几年前的一次县政府召开的“全县企业家表彰大会”后,刘俊卿“再次贪杯了”,在饭桌上醉意朦胧地大谈自己的“创业心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趁刘俊卿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发问:“请问刘总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刘俊卿顿时“酒意全醒”,“满面通红”,甩袖而去。
该知情人士慨叹,“这让刘俊卿时常难以舒怀,心灵上的天平开始倾斜。”
面对企业蒸蒸日上,刘俊卿却心理失衡了。刘俊卿认为,没有他,就没有双轮集团的今天,也就没有那些供货商、经销商的巨额效益,收点钱、拿点礼,就像礼尚往来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后到底收了多少钱,收了哪些人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刘俊卿本人都说不清楚。他大肆收受工程承包商、材料供应商、产品经销商所送的钱物,同时长期包养*。
下面是王国庆看到的一份记者在狱中对刘俊卿的采访片断。
《廉政周刊》:个人待遇怎么样?有奖金吗?
刘:我的工资一年不到1万元,但政府每年都会给一定奖励,我这10年的奖励加起来大概有200万元左右。
《廉政周刊》:这个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
刘:这个收入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政府给我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干部,甚至比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党委是对得起我的。
《廉政周刊》:你认为这些收入和你的贡献成比例吗?
刘:不成比例。但是从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现状看,这个标准是不低的。
《廉政周刊》:和与你打交道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比呢?
刘:这些私营企业老板原来都是穷光蛋,他们都靠我发了财,也靠双轮集团发了财,最后都变成了几千万元的富翁。酒厂的发展也带动了他们的发展,酒厂的生产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从这个现象来讲,我在心理上确实有些不平衡。他们的能力不如我,这是肯定的。
《廉政周刊》:但是靠着你,他们都很快成了千万富翁。
刘:对,有好多个千万富翁。
《廉政周刊》:所以要给你送钱作为回报?
刘:这些原料供应商都是个体的,他们看到酒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要想办法打通关系了。不过,他们要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板,也许不会给我送钱,或者送的金额也很少。
《廉政周刊》:原料供应商什么时候开始送钱的?
刘:1994年春节,有个别客户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钱。随着企业的发展,客户的业务也在发展,于是他们就利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两大节日,以这个名义来给我送钱。
《廉政周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钱?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刘:收了10万元钱。起初也是比较有顾虑的,怕以后有事,但又侥幸认为能避免。那时的确存在侥幸心理。
《廉政周刊》:这些人为什么向你行贿?
刘:一个是要发展业务,另外一个希望资金周转得快一些。
《廉政周刊》:从来不拒绝吗?
刘:一般不会拒绝。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周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刘:你让他赚那些钱干啥?他已经赚得够多了!
《廉政周刊》:有索贿的情况吗?什么情况下会索贿?
刘:索贿现象也有,都是在一起办事,觉得关系不错,就提出来了。
《廉政周刊》:不会是因为缺钱吧?
刘:缺钱是不缺钱,但我不管钱,一般都交给我妻子张兆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张兆侠要钱能方便吗?不方便。
《廉政周刊》:跟这些有业务往来的人提出要钱不怕被拒绝?
刘:他们不会拒绝,因为都是长期客户,他们要依靠我,有求于我。
《廉政周刊》: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频频收钱,甚至索要?
刘: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认为钱多了将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总以为财富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想积累点资金将来退休以后干自己的企业,这是第一。第二,我没能战胜自己,也就是说没能战胜自我膨胀的私欲。
《廉政周刊》:你收的这些钱都怎么处理了?
刘:钱我一般都交给家属,有的存起来,有的投资。个人投资也是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自己退休以后做打算。
《廉政周刊》:总的有多少钱?
刘:我也没认真跟家里算过账,不知道有多少钱。
《廉政周刊》:这么多钱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给我带来了罪恶。我本身在厂里什么都可以报销,哪里用得到钱。
《廉政周刊》:那等于你受贿的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
刘:在我受贿这段时间内,家庭和我个人都没用上这些钱。因为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
《廉政周刊》:在你受贿过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收的钱交给她存起来,她起到收钱的作用。她单独收的情况也有,那是因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来的。我犯罪对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廉政周刊》:你受贿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刘:咋不产生影响呢?本来我是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的。如果不收这些钱,可以让下属部门压低他的原材料价格,收了钱价格就压不下去了。价格压低了至少可以缩小客户的利润空间,比如一个酒的包装盒子赚5角钱,我可以让他赚三四角,这里面有弹性。如果是我个人的企业,我肯定会想,你给我送这些钱干啥,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平均受贿50万元,包括保管员也收钱,凡是关口的都会收钱。
《廉政周刊》: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贿行为,那企业还能很好地发展吗?
刘: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行为对企业产生恶劣影响的结果。我对不起酒厂干部职工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对不起他们。
《廉政周刊》:你觉得他们是受你影响?
刘: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没有认真地去管理这些人,至少是放纵了。我也明白,客户肯定会给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周刊》:你能管得住他们不收钱?
刘:肯定能管住。这个厂是在我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部是见证人,这个威信还是有的。
当时在干部会上我不止一次地讲过,衡量我的标准有三条:第一,企业是倒退了还是发展了;第二,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第三,职工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廉政周刊》: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你的确曾经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却被查处了,有没有想不通的?
刘: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查我,对我个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是挽救了我。如果再过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将更大。如果企业的销售额达到10亿元以上,这些客户送的钱不更多嘛!
《廉政周刊》:被查处以后这么长时间,想没想过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刘:随着企业发展,各种荣誉和光环都接踵而至,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思想上轻浮了,也陷入了飘飘然。另外,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比如拜金主义也在影响着我。看人家发财,自己不能发财,就有想法。所以当时思想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