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章镇守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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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种人，西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迁至此，挤走了塞种人，其后原居住于河西一带的乌孙。
为了摆脱匈奴的羁绊，也向西迁徙到此，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区，称大月氏，少部分留下来，称小月氏，乌孙有六十三万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种人和月氏人），他们与匈奴同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准噶尔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师控制，姑师后来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前国一带土地肥沃，农业相当发达。
从玉门关到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鄯善），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另一条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至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焉等国。西汉文帝初，匈奴的势力扩展到西域地区，在这里设置了“僮仆都尉”一职，对西域诸国进行监视，向它们征收繁重的赋税，并把西域作为进攻西汉王朝西北部的战略基地，对西汉构成极大的威胁。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战争时，为了截断匈奴右臂，曾于建元三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八年），派汉中人张骞赴西域联络大月氏，欲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的矛盾，与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张骞虽因大月氏不愿东返而未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
漠北战役之后，匈奴单于退往漠北，河西走廊也为西汉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当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汉与西域的交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与西汉共同对付匈奴，仍未达到目的。
但张骞派出的各位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这些国家与乌孙都派出使者入汉答谢，使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
西汉王朝每年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臣既担负着政治使命。
同时也携带着许多西汉物产，与西域诸国进行经济交流，西汉以丝织品为代表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西域诸国也经常遣使入汉，匈奴统治者极不情愿看到西汉政府和西域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他们或派出军队，或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一些西域国家，劫掠汉使，遮断道路，竭力破坏汉与西域的联系。
为了确保西域通道，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西域都护府的历史意义：一、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
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二、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自此天山南北各地进入中央王朝有序的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一九五三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西域都护府组织和统领西域各地对匈奴侵袭的抗击，还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减轻当地各民族的经济负担，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西域都护府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域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加快。
三、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如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
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南边有安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唐代西域概况，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唐代初年，唐朝军队在消灭回纥、突厥势力时，向触角伸向西域，除高昌不服统治被消灭以外，西域各国均臣服唐朝政府，不久西域统治交由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进行处理，在西域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将西域划归陇右道，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设立碛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自此新疆地区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唐朝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再次出现半独立政权。
直到元朝、明朝以及一七五九年清朝干隆时期，中国再次控制了相当于西域的地区，并且于清朝后改名为新疆，从此新疆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
元、明时期西域的情况，一二零六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被尊奉为“成吉思汗”（“拥有四海的君主”），不久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次子察哈台，建立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汗国，四大汗国中，元帝国即元朝居于宗主国地位，元朝皇帝被尊为“大汗”
与此同时，唐朝后期（九世纪中期）起从蒙古高原西迁到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的一支高昌回鹘。
除了已经与当地原住民（属于白色人种）以及部分吐番人、契丹人融合，并于十世纪起改信伊斯兰教并译为“畏兀儿”之外，如今又吸收了蒙、汉、藏等民族成份，逐渐发展为近代维吾尔族，十四世纪初期，察哈台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今天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建立后，西域即今新疆仍然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一五一四到一六七八年）。
直到清朝初年才被由瓦剌演变而来的漠西蒙古所灭，所以，明朝时期，西域地区并没有直接归明朝中央政权管辖，但却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一支统治之下。
元、明时期对西藏的管辖，众所周知，元朝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是西藏正式纳入我国版图的开始，元朝还在西藏直接建立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并驻有军队，进行人口调查，派遣繇役，征收赋税，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所以西藏不但从元朝起就是我国的正式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而且明朝时对西藏的管辖还进一步加强了，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制兀良哈三卫，永乐七年（一四零九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从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可见明朝对于东北地区也一直进行着管辖的。
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种人，西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迁至此，挤走了塞种人，其后原居住于河西一带的乌孙。
为了摆脱匈奴的羁绊，也向西迁徙到此，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区，称大月氏，少部分留下来，称小月氏，乌孙有六十三万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种人和月氏人），他们与匈奴同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准噶尔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师控制，姑师后来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前国一带土地肥沃，农业相当发达。
从玉门关到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鄯善），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另一条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至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焉等国。西汉文帝初，匈奴的势力扩展到西域地区，在这里设置了“僮仆都尉”一职，对西域诸国进行监视，向它们征收繁重的赋税，并把西域作为进攻西汉王朝西北部的战略基地，对西汉构成极大的威胁。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战争时，为了截断匈奴右臂，曾于建元三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八年），派汉中人张骞赴西域联络大月氏，欲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的矛盾，与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张骞虽因大月氏不愿东返而未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
漠北战役之后，匈奴单于退往漠北，河西走廊也为西汉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当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汉与西域的交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与西汉共同对付匈奴，仍未达到目的。
但张骞派出的各位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这些国家与乌孙都派出使者入汉答谢，使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
西汉王朝每年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臣既担负着政治使命。
同时也携带着许多西汉物产，与西域诸国进行经济交流，西汉以丝织品为代表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西域诸国也经常遣使入汉，匈奴统治者极不情愿看到西汉政府和西域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他们或派出军队，或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一些西域国家，劫掠汉使，遮断道路，竭力破坏汉与西域的联系。
为了确保西域通道，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西域都护府的历史意义：一、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
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二、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自此天山南北各地进入中央王朝有序的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一九五三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西域都护府组织和统领西域各地对匈奴侵袭的抗击，还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减轻当地各民族的经济负担，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西域都护府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域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加快。
三、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如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
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南边有安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唐代西域概况，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唐代初年，唐朝军队在消灭回纥、突厥势力时，向触角伸向西域，除高昌不服统治被消灭以外，西域各国均臣服唐朝政府，不久西域统治交由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进行处理，在西域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将西域划归陇右道，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设立碛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自此新疆地区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唐朝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再次出现半独立政权。
直到元朝、明朝以及一七五九年清朝干隆时期，中国再次控制了相当于西域的地区，并且于清朝后改名为新疆，从此新疆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
元、明时期西域的情况，一二零六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被尊奉为“成吉思汗”（“拥有四海的君主”），不久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次子察哈台，建立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汗国，四大汗国中，元帝国即元朝居于宗主国地位，元朝皇帝被尊为“大汗”
与此同时，唐朝后期（九世纪中期）起从蒙古高原西迁到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的一支高昌回鹘。
除了已经与当地原住民（属于白色人种）以及部分吐番人、契丹人融合，并于十世纪起改信伊斯兰教并译为“畏兀儿”之外，如今又吸收了蒙、汉、藏等民族成份，逐渐发展为近代维吾尔族，十四世纪初期，察哈台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今天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建立后，西域即今新疆仍然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一五一四到一六七八年）。
直到清朝初年才被由瓦剌演变而来的漠西蒙古所灭，所以，明朝时期，西域地区并没有直接归明朝中央政权管辖，但却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一支统治之下。
元、明时期对西藏的管辖，众所周知，元朝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是西藏正式纳入我国版图的开始，元朝还在西藏直接建立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并驻有军队，进行人口调查，派遣繇役，征收赋税，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所以西藏不但从元朝起就是我国的正式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而且明朝时对西藏的管辖还进一步加强了，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制兀良哈三卫，永乐七年（一四零九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从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可见明朝对于东北地区也一直进行着管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