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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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树曾折枝镇长调岗位
牌照不吉利武警提赃物
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卞州回来，因为没有特别紧要的工作要做，就没有回到镇里，在家里休息两天。凌晨两点多钟，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自从政以来，对于夜里突然响起的电话，总是很警觉。一般地，只要这个时候来电话，若不是坏事儿，就是紧急事儿。
电话是灌河镇招待所所长郑留喜打来的。他这个人说话有时有点慢慢腾腾的。
“这时候打搅书记很不好意思，因为出了点急事儿。刘镇长不让我对你说，我是偷偷地给你说一下，免得日后你知道了会怪我。”
“你说吧，卖个啥毬关子？这个时候打电话肯定出了大事，到底是啥事儿？”
“唉，这个刘镇长啊。天擦黑的时候，咱灌河下起了雾习习的小雨。因为招待所里没啥客，我把几个炊事员叫在一起，喝了点酒。散场后，马国保的儿子马小宾晕晕乎乎的，回去就睡了。他女人春英这个死妮子，大概是以为马小宾睡熟了，溜出大门到政府院去了。谁知，马小宾这小子是装作睡着了，春英前脚走，他后脚就跟着去了。跑到政府后院，见机关里没有人，只有刘镇长的里屋还亮着灯，他趴在窗外听了一会儿，没听出个啥动静，就回到了招待所。约莫有两三个钟头，春英回来后，马小宾审问她去哪里了，这妮很死嘴，只说出去逛了一会儿。马小宾虽然没有问出个啥名堂，却在春英脱衣服睡觉时，从春英的秋裤没有被袜子包着这一处露出了马脚。马小宾知道春英历来都是用袜子包着秋裤的。一时性起，打了春英一顿，问她到底死到哪里去了，春英只得承认是去找了刘镇长。开始，我和你嫂子听到他们两口子打打闹闹并没有在意，后来春英哭着来叫我，说马小宾掂着菜刀去政府院了，扬言要砍死老刘。我才急忙赶到政府，一看，马小宾正在刘镇长门前破口大骂，说要用刀剁死刘春亭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我让人把马小宾拉走以后，老刘才敢打开门，吓得哆哆嗦嗦的，一个劲儿地说，日他妈，没脸见人，没脸见人。他对我承认，已经和春英有过好几次了。我让他去给马小宾道个歉，他说啥也不敢去，叫我无论如何做好马小宾的工作，饶了他这一回。”
“这个事闹得大不大？知道的人多不多？”
“知道的人不会多，都已经十来点了，机关的人都睡了，后院的其他领导也都不在，要不春英也不敢去了。前院的机关干部有几个起来的，估计没有听清马小宾骂的什么，都以为他是喝醉了瞎胡闹。就因为这些，刘镇长才特意交代我，不让给你说，也不让小宾的爹马国保知道。”
我叹口气，交代郑留喜说：“老郑，你是个很会办事的人，我信任你。既然这事叫你碰上了，你就管到底吧。家丑不可外扬，千万不能扩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一早我马上赶回去，咱们见面再说，赶紧把事情捂住。这几天有啥动向，你要随时随地给我说。刘镇长既然不让你给我说，肯定是嫌丢人，我见了他，只好装不知道算了。不过，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好马小宾的工作，不能再闹了，再闹下去，于他、于春英、于刘镇长都不好看，太丑气！”
郑留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国保俺俩还是干亲家，我咋有法给他说哩。可是不给你说说，将来出了啥事，我可不好交代。我和你嫂子一直做他们两口子的工作，马小宾非要跟刘镇长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好说歹说才算认了，这一会儿刚睡下，我才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急忙赶回镇里。春亭见了我，脸红了一下，不像过去那样，紧接着汇报工作，而是钻到他屋里不出来。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心想，你不给我说，我也不问你。俗话说“自古劝酒不劝色”只要是隐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挑明了，等于没事儿找事儿，有时朋友的情分都会失去。于是，我就采取了暗中保护他的办法，只要必须去招待所陪客，我就和春亭一起紧傍着，唯恐马小宾出来给他一下子。
以后的十几天里，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纸里包不住火，这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从机关到社会上，很快就传开了。班子里的同志到我屋里，说着说着就往这上头扯，我尽管不喜欢听这些闲话，可架不住大家天天说，渐渐地也听出了个大概。
原来春亭的脾气倔，只是对于男同志，对女同志从来很和顺，他有这个毛病由来已久。据说他刚下到瓦房店乡当副乡长时，就与鸭阳的一个年轻女人经常在一起。到灌河后，那个女人还来过，他说是他的表侄女，一住在他屋里就是几天。听说那个女人怀孕了，春亭让人家打了胎，赔人家了一些钱，来往才稀少了。
春亭到这里当上组织书记后，国税所调来一个女孩，二十郎当岁，鹅蛋脸儿，长得很漂亮，来政府办手续时，他听说这个妮儿的父亲在税务系统工作，就说认识人家爸爸。那妮儿本来举目无亲，一听说他与自己父亲熟悉，张口叫他叔叔。他给这女孩交代，要人家常到他屋里玩，有啥事儿需要帮助就说一下。随后这个女孩有时过来走动一下，看一看春亭叔。更多的情况是，春亭经常要到国税所去看这个女孩，表现出少有的关怀。
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孩先到机关前边楼上，找到同在国税所上班的一个女人说：“大姐，俺春亭叔说他有病了，打电话让我去看看他，请你等一会儿去叫我一下，就说有人找我。”足见这女孩虽然年轻，也工于心计。
谁知她去后不多久，还没有等她大姐去叫她，这女孩就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回到大姐处，急扯白脸地对大姐说：“这人真不要脸，我去了，他让我进到他的里屋。他睡在大床的里边，要让我给捶捶背，我说够不着，他要我上床去，没办法我刚跪到床沿上，他就撕撕拽拽地抱着我要亲我。”说着说着，气得哭了起来。果然没有几天，这女孩的爸爸就来把她接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把她调到了其他乡镇。
随后，又传来消息说，刘镇长和春英的事情，被春英的老公公马国保知道了。这个佛崖口的村支书非常恼火，要到镇里找姓刘的王八蛋算账：“我日你个妈，你到我家，老子对你宾客相待，你却搞我的儿媳妇，这不是骑在人头上拉屎嘛！”
接下来，马国保的兄弟叫马二保的，是个有名的无赖。他在街上做生意，天不怕地不怕，这一段，一连几天到政府机关转悠。看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要出大事儿。
正在这时候，春亭嫂子来了，见了我们笑得很勉强，进了春亭屋里就合上了门，不大一会儿，只听得屋里传出了“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中午通信员把饭给他俩端过去，又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下午，没有停就走了。
到了这个时候，春亭仍然非常存气，闭口不对我说。第二天中午，又是在招待所陪客，郑留喜给我捎信说，马国保下午要来见我。吃罢饭，我同着大伙儿对春亭说：“哎，刘镇长，忘了给你说，县里通知你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正好，你就凑司法局的车回去吧。”要说刘春亭不聪明是假的，这一回他心领神会，连机关都不回，搭上人家司法局的车就进城走了。
下午，我和马国保、郑留喜三个人坐了很久，马国保气得脸皮铁青。我劝他不要大闹：“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不要往自己脸上抹屎。”
马国保说：“贺书记，我知道你们官官相护，老子也不准备咋他，就是要见见他，问个明白，老子咋得罪他了，他这么欺负老子！”
我对他说的“官官相护”和一口一个“老子”在肚子里直笑，你既是老子，他就是你的儿子，不过就是弄了一下你的儿媳妇，又不是米面罐儿，挖点儿少点儿，值得生这么大的气，连我也捎带进去？我看郑留喜总是给我使眼色，就知道这小子可能要图点银子，就同意和郑留喜一块儿进城，见一下刘镇长，当面说个清楚。
当下，我们就回城。先把马国保、郑留喜安排在招待所，我就一人去找春亭。到了他家，他说，有人给你嫂子打电话，硬说我在灌河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她去闹了一场，回来就气病了，正在睡觉。
我猜他还没有给他女人说清楚，给我装蒜打哑谜，就拉他出来，来到城外一个僻静处，和他单独谈话。
开始，我一直抽烟，就是不开腔，憋了他半天，他忍不住催我：“贺书记，有啥你请说吧，这事儿出来以后，我嫌丑气一直没有敢告诉你。现在你既然知道了，咋批评都行！”
我说：“春亭啊，咱们弟兄俩说话间也相处一年半了，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最可气的是你竟然不信任我，不然出事以后，你谁都不用说，也应当给我说一下。说了以后，你就可以站在一边，我出面给你摆平就是了。可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这事才越闹越大了。现在马国保来了，要找你算账，我让郑留喜陪着他。我先问问你，你看这事儿咋办？”
他吭哧了半天说：“老弟，你看着办吧，你说咋办就咋办。”
我说：“咱们去招待所见人家一下，让人家骂，给人家道歉赔不是。他想要钱，破财免灾，我叫郑留喜从中协调一下，尽量少出一点。这事过去后，你就以上党校学习的名义在家里休息，好好劝劝嫂子，等过一段时间平静以后，再回去上班。”春亭当然同意这种安排，感激地说，老弟，全靠你了。
于是，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和郑留喜回避，让马国保他俩谈去。在隔壁房间里，我们只听到马国保一个人，高一声低一声地连说带骂，春亭一直没有吭声。谈了一个多小时，马国保仍然恼怒着喊了我们，说让他滚吧。我知道这晚饭肯定吃不到一块儿，就让春亭自己走了。事后，经过郑留喜和马国保反复磋商，决定由春亭出五千块钱“遮羞费”了事。
回来后，我叫财所先给春亭垫了钱，事情才基本得到平息。谁知，越想了事儿却了不了事儿，县委吴书记打电话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正要汇报说没有什么了，吴书记说：“不用说了，明天我去你那里再细说。”
吴书记来了以后，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他汇报了一遍，吴书记说，你看这事咋办？我说：“吴书记，我建议，一是这个事情不要查，因为前头有个孟镇长，现在又出了个刘镇长，都是这号脏事儿，查来查去，道子越描越黑；二是对春亭不要处理，级别不能降，找个地方把春亭安排了，就别让他在这里活受罪了。”
吴书记很疲劳，说：“行啊，中午别喊我，我啥时候醒就啥时候开饭，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吴书记这一觉差点比上陈抟老祖了，从上午不到十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起来吃饭喝酒后，又回了县城。我与春亭通了电话，说了我对吴书记讲的意思，对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换环境不是坏事。”
调整干部也不是件容易事儿，我们一直等了三个多月“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句话再一次被两个结果所验证：一是只要那棵老柏树折一个枝子，就会有一个镇长在任上出事；二是春亭又以加括号的正科级身份，当上了他的前任孟镇长当过的那个局的副局长。我后来见了广远，我们俩人说起这段往事，对出现的巧合大笑不已，广远连说，真他妈的怪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计生办的切诺基开了半年，张家口武警部队来了一拨人，直接去到计生办，先把车给扣了，然后他们的领导在招待所订了房间，把去北京买车的几个同志叫去分别谈话。
这些情况当然很快反馈到我的耳朵里，我不了解内情，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请我过去，说是给镇党委书记汇报一下。我说，别讲什么汇报，你们大远来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倒是安排了一桌，要请我这个地方上的最高领导人。
这期间，来人拿出许多正式手续，郑重地告诉我，他们是张家口武警部队的，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西城区军事法庭委托，专门来提走这辆切诺基的。
原来，这两年，北京卫戍区部队里，有几个已经退役的老兵，利用军队的特点专门偷部队的车辆，形成了偷、销、运一条龙。他们张家口武警部队刚买了这辆车不久，一个团职领导坐这台车去北京武警总部开会，车子就停在开会地方的大院里，司机锁好车出去办事，回来不见了车辆。为此，那个司机受了处分，一直被闲置在部队里。因为北京卫戍区屡屡丢车，有关部门花很大代价才破了案，抓到了偷车的一伙人，他们把这一台切诺基给供了出来，武警部队接到军事法庭的通知，专门来提赃物。所以，特地请示镇党委书记，准许我们把车带走。
我一听是这个情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赃物这东西谁用谁该倒霉，人家要提走，是拦不得的事情，不追查你销赃、窝赃就算不错了。人家对我这么客气，八成是副书记井春跃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他们不甘心让人家顺顺当当地把车提走，安排司机把车捣鼓得开不动了。“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没有办法，才向我求助。于是，我很大方又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好说好说，这个这个，这个咱们是军民共建的友好乡镇，人民子弟兵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安排他们，马上放车，让你们顺利提走！”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话说得很有点文不对题，或者叫做驴唇不对马嘴。人家反正要的是效果，大家吃吃喝喝，吃罢喝罢，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给泯了。
送走人家以后，这场不光彩的“请吃”酒啊肉的，好像长了骨头，棚架在我的喉咙里咽不下去，火起来下去，又蹿到了脑门子上，我就把春跃和飞鸿他们几个叫到我的屋里，狠狠地熊了一顿。
我说：“你们几个咋毬整的？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手续都不齐，你们竟然胆敢往家里提车！回来后还弄个假牌照糊弄人！人家来提赃了，给人家就是了，还要生门儿坑人家，给我弄了个没有一点面子的吃喝！真是把咱灌河镇党委、政府的人丢尽了！”
春跃和飞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震怒，吓得一个个脸上寒煞煞的，唯唯诺诺，反复给我解释说，实在不知道这车的来历，当时想着和军队打交道是最保险的，再说还有战士亲自把车送到门内，哪里会想到出这样的事情？
我说，算毬了，就此打住，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反正，你们以后别再想买车的事儿了。
在机关里和社会上，总有一些思想和嘴巴都闲不住的人，他们马上传开了一种说法：“政府的两辆车牌照很不吉利，书记坐的是16160，就是‘越里越里穷’，计生办的是16169，就是‘要弄要弄走’嘛。”
对于这些传言，我本来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也不敢过于麻痹。想到我刚来上任的前半年，有人就传言：“怪不得贺书记爱喝高度酒，原来高度酒都是好酒！”我马上叫郑留喜买了“北京二锅头”和“尖庄”两种五元钱以下一瓶的高度酒，一半放在招待所，一半放在我的床底下。有了尊贵一点的客人，就从床底下拉出来几瓶往招待所拿，虽然酒次一点，让客人感到从床底下拿出来是一种特殊礼遇，照样喝得烂醉。坚持了一段时间，才把口风给刹下去。这一次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就叫司机小勇赶紧把车过户到鸭阳，通过熟人选了个吉利号：豫x56619。回头想一想，当时那个心细劲儿，有点女人味。
正是：人人都有软嘴巴，家家都有难念经。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柏树曾折枝镇长调岗位
牌照不吉利武警提赃物
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卞州回来，因为没有特别紧要的工作要做，就没有回到镇里，在家里休息两天。凌晨两点多钟，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自从政以来，对于夜里突然响起的电话，总是很警觉。一般地，只要这个时候来电话，若不是坏事儿，就是紧急事儿。
电话是灌河镇招待所所长郑留喜打来的。他这个人说话有时有点慢慢腾腾的。
“这时候打搅书记很不好意思，因为出了点急事儿。刘镇长不让我对你说，我是偷偷地给你说一下，免得日后你知道了会怪我。”
“你说吧，卖个啥毬关子？这个时候打电话肯定出了大事，到底是啥事儿？”
“唉，这个刘镇长啊。天擦黑的时候，咱灌河下起了雾习习的小雨。因为招待所里没啥客，我把几个炊事员叫在一起，喝了点酒。散场后，马国保的儿子马小宾晕晕乎乎的，回去就睡了。他女人春英这个死妮子，大概是以为马小宾睡熟了，溜出大门到政府院去了。谁知，马小宾这小子是装作睡着了，春英前脚走，他后脚就跟着去了。跑到政府后院，见机关里没有人，只有刘镇长的里屋还亮着灯，他趴在窗外听了一会儿，没听出个啥动静，就回到了招待所。约莫有两三个钟头，春英回来后，马小宾审问她去哪里了，这妮很死嘴，只说出去逛了一会儿。马小宾虽然没有问出个啥名堂，却在春英脱衣服睡觉时，从春英的秋裤没有被袜子包着这一处露出了马脚。马小宾知道春英历来都是用袜子包着秋裤的。一时性起，打了春英一顿，问她到底死到哪里去了，春英只得承认是去找了刘镇长。开始，我和你嫂子听到他们两口子打打闹闹并没有在意，后来春英哭着来叫我，说马小宾掂着菜刀去政府院了，扬言要砍死老刘。我才急忙赶到政府，一看，马小宾正在刘镇长门前破口大骂，说要用刀剁死刘春亭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我让人把马小宾拉走以后，老刘才敢打开门，吓得哆哆嗦嗦的，一个劲儿地说，日他妈，没脸见人，没脸见人。他对我承认，已经和春英有过好几次了。我让他去给马小宾道个歉，他说啥也不敢去，叫我无论如何做好马小宾的工作，饶了他这一回。”
“这个事闹得大不大？知道的人多不多？”
“知道的人不会多，都已经十来点了，机关的人都睡了，后院的其他领导也都不在，要不春英也不敢去了。前院的机关干部有几个起来的，估计没有听清马小宾骂的什么，都以为他是喝醉了瞎胡闹。就因为这些，刘镇长才特意交代我，不让给你说，也不让小宾的爹马国保知道。”
我叹口气，交代郑留喜说：“老郑，你是个很会办事的人，我信任你。既然这事叫你碰上了，你就管到底吧。家丑不可外扬，千万不能扩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一早我马上赶回去，咱们见面再说，赶紧把事情捂住。这几天有啥动向，你要随时随地给我说。刘镇长既然不让你给我说，肯定是嫌丢人，我见了他，只好装不知道算了。不过，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好马小宾的工作，不能再闹了，再闹下去，于他、于春英、于刘镇长都不好看，太丑气！”
郑留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国保俺俩还是干亲家，我咋有法给他说哩。可是不给你说说，将来出了啥事，我可不好交代。我和你嫂子一直做他们两口子的工作，马小宾非要跟刘镇长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好说歹说才算认了，这一会儿刚睡下，我才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急忙赶回镇里。春亭见了我，脸红了一下，不像过去那样，紧接着汇报工作，而是钻到他屋里不出来。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心想，你不给我说，我也不问你。俗话说“自古劝酒不劝色”只要是隐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挑明了，等于没事儿找事儿，有时朋友的情分都会失去。于是，我就采取了暗中保护他的办法，只要必须去招待所陪客，我就和春亭一起紧傍着，唯恐马小宾出来给他一下子。
以后的十几天里，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纸里包不住火，这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从机关到社会上，很快就传开了。班子里的同志到我屋里，说着说着就往这上头扯，我尽管不喜欢听这些闲话，可架不住大家天天说，渐渐地也听出了个大概。
原来春亭的脾气倔，只是对于男同志，对女同志从来很和顺，他有这个毛病由来已久。据说他刚下到瓦房店乡当副乡长时，就与鸭阳的一个年轻女人经常在一起。到灌河后，那个女人还来过，他说是他的表侄女，一住在他屋里就是几天。听说那个女人怀孕了，春亭让人家打了胎，赔人家了一些钱，来往才稀少了。
春亭到这里当上组织书记后，国税所调来一个女孩，二十郎当岁，鹅蛋脸儿，长得很漂亮，来政府办手续时，他听说这个妮儿的父亲在税务系统工作，就说认识人家爸爸。那妮儿本来举目无亲，一听说他与自己父亲熟悉，张口叫他叔叔。他给这女孩交代，要人家常到他屋里玩，有啥事儿需要帮助就说一下。随后这个女孩有时过来走动一下，看一看春亭叔。更多的情况是，春亭经常要到国税所去看这个女孩，表现出少有的关怀。
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孩先到机关前边楼上，找到同在国税所上班的一个女人说：“大姐，俺春亭叔说他有病了，打电话让我去看看他，请你等一会儿去叫我一下，就说有人找我。”足见这女孩虽然年轻，也工于心计。
谁知她去后不多久，还没有等她大姐去叫她，这女孩就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回到大姐处，急扯白脸地对大姐说：“这人真不要脸，我去了，他让我进到他的里屋。他睡在大床的里边，要让我给捶捶背，我说够不着，他要我上床去，没办法我刚跪到床沿上，他就撕撕拽拽地抱着我要亲我。”说着说着，气得哭了起来。果然没有几天，这女孩的爸爸就来把她接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把她调到了其他乡镇。
随后，又传来消息说，刘镇长和春英的事情，被春英的老公公马国保知道了。这个佛崖口的村支书非常恼火，要到镇里找姓刘的王八蛋算账：“我日你个妈，你到我家，老子对你宾客相待，你却搞我的儿媳妇，这不是骑在人头上拉屎嘛！”
接下来，马国保的兄弟叫马二保的，是个有名的无赖。他在街上做生意，天不怕地不怕，这一段，一连几天到政府机关转悠。看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要出大事儿。
正在这时候，春亭嫂子来了，见了我们笑得很勉强，进了春亭屋里就合上了门，不大一会儿，只听得屋里传出了“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中午通信员把饭给他俩端过去，又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下午，没有停就走了。
到了这个时候，春亭仍然非常存气，闭口不对我说。第二天中午，又是在招待所陪客，郑留喜给我捎信说，马国保下午要来见我。吃罢饭，我同着大伙儿对春亭说：“哎，刘镇长，忘了给你说，县里通知你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正好，你就凑司法局的车回去吧。”要说刘春亭不聪明是假的，这一回他心领神会，连机关都不回，搭上人家司法局的车就进城走了。
下午，我和马国保、郑留喜三个人坐了很久，马国保气得脸皮铁青。我劝他不要大闹：“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不要往自己脸上抹屎。”
马国保说：“贺书记，我知道你们官官相护，老子也不准备咋他，就是要见见他，问个明白，老子咋得罪他了，他这么欺负老子！”
我对他说的“官官相护”和一口一个“老子”在肚子里直笑，你既是老子，他就是你的儿子，不过就是弄了一下你的儿媳妇，又不是米面罐儿，挖点儿少点儿，值得生这么大的气，连我也捎带进去？我看郑留喜总是给我使眼色，就知道这小子可能要图点银子，就同意和郑留喜一块儿进城，见一下刘镇长，当面说个清楚。
当下，我们就回城。先把马国保、郑留喜安排在招待所，我就一人去找春亭。到了他家，他说，有人给你嫂子打电话，硬说我在灌河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她去闹了一场，回来就气病了，正在睡觉。
我猜他还没有给他女人说清楚，给我装蒜打哑谜，就拉他出来，来到城外一个僻静处，和他单独谈话。
开始，我一直抽烟，就是不开腔，憋了他半天，他忍不住催我：“贺书记，有啥你请说吧，这事儿出来以后，我嫌丑气一直没有敢告诉你。现在你既然知道了，咋批评都行！”
我说：“春亭啊，咱们弟兄俩说话间也相处一年半了，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最可气的是你竟然不信任我，不然出事以后，你谁都不用说，也应当给我说一下。说了以后，你就可以站在一边，我出面给你摆平就是了。可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这事才越闹越大了。现在马国保来了，要找你算账，我让郑留喜陪着他。我先问问你，你看这事儿咋办？”
他吭哧了半天说：“老弟，你看着办吧，你说咋办就咋办。”
我说：“咱们去招待所见人家一下，让人家骂，给人家道歉赔不是。他想要钱，破财免灾，我叫郑留喜从中协调一下，尽量少出一点。这事过去后，你就以上党校学习的名义在家里休息，好好劝劝嫂子，等过一段时间平静以后，再回去上班。”春亭当然同意这种安排，感激地说，老弟，全靠你了。
于是，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和郑留喜回避，让马国保他俩谈去。在隔壁房间里，我们只听到马国保一个人，高一声低一声地连说带骂，春亭一直没有吭声。谈了一个多小时，马国保仍然恼怒着喊了我们，说让他滚吧。我知道这晚饭肯定吃不到一块儿，就让春亭自己走了。事后，经过郑留喜和马国保反复磋商，决定由春亭出五千块钱“遮羞费”了事。
回来后，我叫财所先给春亭垫了钱，事情才基本得到平息。谁知，越想了事儿却了不了事儿，县委吴书记打电话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正要汇报说没有什么了，吴书记说：“不用说了，明天我去你那里再细说。”
吴书记来了以后，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他汇报了一遍，吴书记说，你看这事咋办？我说：“吴书记，我建议，一是这个事情不要查，因为前头有个孟镇长，现在又出了个刘镇长，都是这号脏事儿，查来查去，道子越描越黑；二是对春亭不要处理，级别不能降，找个地方把春亭安排了，就别让他在这里活受罪了。”
吴书记很疲劳，说：“行啊，中午别喊我，我啥时候醒就啥时候开饭，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吴书记这一觉差点比上陈抟老祖了，从上午不到十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起来吃饭喝酒后，又回了县城。我与春亭通了电话，说了我对吴书记讲的意思，对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换环境不是坏事。”
调整干部也不是件容易事儿，我们一直等了三个多月“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句话再一次被两个结果所验证：一是只要那棵老柏树折一个枝子，就会有一个镇长在任上出事；二是春亭又以加括号的正科级身份，当上了他的前任孟镇长当过的那个局的副局长。我后来见了广远，我们俩人说起这段往事，对出现的巧合大笑不已，广远连说，真他妈的怪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计生办的切诺基开了半年，张家口武警部队来了一拨人，直接去到计生办，先把车给扣了，然后他们的领导在招待所订了房间，把去北京买车的几个同志叫去分别谈话。
这些情况当然很快反馈到我的耳朵里，我不了解内情，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请我过去，说是给镇党委书记汇报一下。我说，别讲什么汇报，你们大远来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倒是安排了一桌，要请我这个地方上的最高领导人。
这期间，来人拿出许多正式手续，郑重地告诉我，他们是张家口武警部队的，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西城区军事法庭委托，专门来提走这辆切诺基的。
原来，这两年，北京卫戍区部队里，有几个已经退役的老兵，利用军队的特点专门偷部队的车辆，形成了偷、销、运一条龙。他们张家口武警部队刚买了这辆车不久，一个团职领导坐这台车去北京武警总部开会，车子就停在开会地方的大院里，司机锁好车出去办事，回来不见了车辆。为此，那个司机受了处分，一直被闲置在部队里。因为北京卫戍区屡屡丢车，有关部门花很大代价才破了案，抓到了偷车的一伙人，他们把这一台切诺基给供了出来，武警部队接到军事法庭的通知，专门来提赃物。所以，特地请示镇党委书记，准许我们把车带走。
我一听是这个情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赃物这东西谁用谁该倒霉，人家要提走，是拦不得的事情，不追查你销赃、窝赃就算不错了。人家对我这么客气，八成是副书记井春跃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他们不甘心让人家顺顺当当地把车提走，安排司机把车捣鼓得开不动了。“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没有办法，才向我求助。于是，我很大方又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好说好说，这个这个，这个咱们是军民共建的友好乡镇，人民子弟兵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安排他们，马上放车，让你们顺利提走！”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话说得很有点文不对题，或者叫做驴唇不对马嘴。人家反正要的是效果，大家吃吃喝喝，吃罢喝罢，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给泯了。
送走人家以后，这场不光彩的“请吃”酒啊肉的，好像长了骨头，棚架在我的喉咙里咽不下去，火起来下去，又蹿到了脑门子上，我就把春跃和飞鸿他们几个叫到我的屋里，狠狠地熊了一顿。
我说：“你们几个咋毬整的？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手续都不齐，你们竟然胆敢往家里提车！回来后还弄个假牌照糊弄人！人家来提赃了，给人家就是了，还要生门儿坑人家，给我弄了个没有一点面子的吃喝！真是把咱灌河镇党委、政府的人丢尽了！”
春跃和飞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震怒，吓得一个个脸上寒煞煞的，唯唯诺诺，反复给我解释说，实在不知道这车的来历，当时想着和军队打交道是最保险的，再说还有战士亲自把车送到门内，哪里会想到出这样的事情？
我说，算毬了，就此打住，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反正，你们以后别再想买车的事儿了。
在机关里和社会上，总有一些思想和嘴巴都闲不住的人，他们马上传开了一种说法：“政府的两辆车牌照很不吉利，书记坐的是16160，就是‘越里越里穷’，计生办的是16169，就是‘要弄要弄走’嘛。”
对于这些传言，我本来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也不敢过于麻痹。想到我刚来上任的前半年，有人就传言：“怪不得贺书记爱喝高度酒，原来高度酒都是好酒！”我马上叫郑留喜买了“北京二锅头”和“尖庄”两种五元钱以下一瓶的高度酒，一半放在招待所，一半放在我的床底下。有了尊贵一点的客人，就从床底下拉出来几瓶往招待所拿，虽然酒次一点，让客人感到从床底下拿出来是一种特殊礼遇，照样喝得烂醉。坚持了一段时间，才把口风给刹下去。这一次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就叫司机小勇赶紧把车过户到鸭阳，通过熟人选了个吉利号：豫x56619。回头想一想，当时那个心细劲儿，有点女人味。
正是：人人都有软嘴巴，家家都有难念经。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